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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法庭上
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张春桥不语。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张春桥仍不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徐景贤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当庭投影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根据投影，我说：“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问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说：“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徐景贤退庭之后，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订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汇报了我们拟订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万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订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10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施尚英退庭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张春桥被带下去时，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阴森表情。
张春桥指挥的特务组织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和操纵了一个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即“游雪涛小组”。1980年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就此事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志道向被告人张春桥宣布：“起诉书中指控你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专门搜集情报，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现在，本庭就这一事实进行调查。”
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检察员王芳经审判长同意后发言。王芳说：“本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六条控告被告张春桥所犯的罪行证据确凿。被告人拒不回答，请审判长出示有关证据。”
法庭向张春桥出示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给他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的节录，同时进行投影和宣读。
游雪涛的材料中称：“从1967年8月到1968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100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当时批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
法庭宣读和投影游雪涛笔记本第24页：“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传达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
接着，法庭宣读“游雪涛小组”成员庄瑞云1980年9月6日的证词（节录）：“我原是上海××剧团的演员，1967年8月……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处工作……组里的情况绝对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永福路224号的地址、电话号码不能告诉任何人……不得到游雪涛的同意，不能随便带人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所采用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私自绑架、抓人’，利用群众组织搞情报。……像庄瑞云这样的外貌，到男同志那里了解情况方便多了……游雪涛搞了大量为他搞特务活动用的工具。”
对于以上证词，法庭审判员问：“被告张春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张春桥头也不抬，仍然沉默不语。
法庭接着又出示证据，证实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的其他犯罪活动。这其中包括游雪涛1968年3月16日给张春桥的信和《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这些材料都证实，张春桥指挥这个特务组织，诬陷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97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公诉人代表、检察员王芳发言：“‘游雪涛小组’又名‘扫雷纵队’，因为向张春桥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情报而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张春桥于1967年4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使游雪涛的活动合法化，用合法来掩护他的特务活动，设立特务据点，拨给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有专门的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特务活动的武器和工具。张春桥指挥的这个特务组织，编造了诬陷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并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直到九大召开以后，张春桥还布置游雪涛侦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上海的情况。这个特务组织在活动期间，制造了26起冤假案件，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有5人致死。这些都有确凿证据。”
我发现，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仍不说话，但他的头却慢慢地低了下去。
据《党史纵览》 口述/王文正 整理/沈国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