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初恋塔玛拉
她所有这些特点全都使我心醉神迷——
我第一次遇见塔玛拉——给她一个和她真实的名字有同样色彩的名字——的时候，她十五岁，我比她大一岁。地点就在圣彼得堡以南崎岖而美丽的乡间(黑色的冷杉树，白色的白桦树，泥炭沼，草田，以及荒漠)。一场遥远的战争久拖不决。两年以后，那传统的解围之神，俄国革命，发生了，导致我离开了那难以忘怀的景色。事实上，那个时候，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隐约的预兆和幕后的议论、难以置信的动乱的炽热气息都对所谓的俄国诗歌的“象征主义派”产生着影响——特别是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歌。
从那年夏初和上一年整个夏季，塔玛拉的名字在我们的宅第中(禁止入内)和奥雷德兹河对岸我舅舅的庄园里(严禁入内)各处不断意外地出现(以命运在认真时典型的故作天真状)。我会发现它被用小棍写在园林里大道的发红的沙地上，或者用铅笔写在刷白了的边门上，或者新刻在(但是没有刻完)某张古老的长凳的木头上，仿佛大自然在给予我塔玛拉的存在的神秘预告。那个寂静的七月下午，当我发现她一动不动地(只有她的眼睛在动)站在白桦树丛中的时候，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在那儿生下的，在那些警惕的树木之中，具有神话中显灵的无声的完美。
她啪的一声打死了她正等着它落下的那只马蝇，然后去追赶在呼唤她的另外两个不如她漂亮的姑娘。不久，从河的上方一个有利地位我看见她们步行过桥，高跟鞋发出轻快的咔嗒咔嗒声，三个人都把手塞在海军蓝外衣的口袋里，因为有苍蝇，她们不时地晃动着系着丝带插满了花的头。很快我追踪着塔玛拉到了她家在村子里租的不大的dachka(避暑别墅)所在之处。我会在附近骑马或骑自行车，常常在一阵突然的炫目的爆炸感中(然后我的心脏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落到的地方回到原处)，在路的这个或那个乏味的拐弯处遇见塔玛拉。但是直到八月——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九日，以彼得拉克式的准确说法，那个季节里最晴朗的一个下午的四点半钟，在有七彩玻璃窗的那座亭子里，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了我的擅入者进来了——直到那时我才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她说话。
透过仔细擦拭的时间的镜头，她面貌之美仍然是离得那么近、那么光彩照人。她个子不高，稍趋丰满，但是非常优雅，有修长的脚踝和柔软的腰肢。些许鞑靼人或切尔克斯人的血统也许是她快活的黑眼睛的眼角稍稍上翘，以及她容光焕发的脸颊皮肤微黑的原因。轻柔的汗毛，和在扁桃类水果上能够看到的那样，以纤细明亮的边缘勾勒出她的身影。她埋怨自己深棕色的头发老是打理不平整，让她烦恼，并扬言要剪短它，而且一年以后确实把它剪短了，但是我总是回忆起它最初的样子，紧紧地编成一根粗辫子，成环形扎在脑后，用巨大的黑丝带大蝴蝶结系牢。她可爱的脖子总是裸露着，即使在圣彼得堡的冬天也是如此，因为她设法得到允许，免掉了俄国中学女生校服上那令人窒息的领子。每当她讲了句有趣的话，或者从她记得的大量二流诗歌中背诵一首重复简单韵律的诗歌时，她会鼻孔微张顽皮地轻轻哼一声，非常动人。然而对她什么时候是认真的而什么时候不是，我从来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她随时发出的荡漾着的笑声，她快速的话语，她卷小舌音很强的“r”音，她下眼皮上柔和湿润的闪光——确实，她所有这些特点全都使我心醉神迷，但是不知怎的，它们不是暴露出她这个人，而往往是形成一幅艳丽的面纱，每次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她的时候，就会被缠在面纱里面。当我对她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末我一毕业就结婚的时候，她总是平静地叫我傻瓜。我设想她的家的样子，但是很模糊。她母亲的名字和父系的姓(这是我对这位女性所知道的一切)具有商人阶级或神职人员的意味。她的父亲，我得出的印象是，对家庭几乎毫不关心，他是南方什么地方一个大庄园的管家。
我把我可爱的姑娘带到树林里所有那些秘密的地方，我曾经如此热烈地幻想在那些地方遇到她、塑造她。在某一片特别的松林中，一切都实现了，我撩开了想象编织而成的东西，我尝到了现实。由于那年我舅舅不在家，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在他那巨大的、茂密的、已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园林中漫游，它的以一座中央喷泉为中心呈辐射状的主路和迷宫似的曲折小径上，有长了绿苔的传统的跛足者石雕。我们按乡间的样子“甩着手”走路。我沿着沙砾车道边为她摘下大丽花。我总是送她回家，或到家的附近，或至少送到村子的桥头，这时我们就不觉得那么安全了。我记得在某扇白色的大门上把我们俩的名字以奇怪的昵称连在一起的粗鲁的涂鸦，以及和村里的白痴的涂写稍微隔开一点的那句用我熟悉的粗硬笔迹写下的格言“谨慎是激情之友”。有一次在日落时分，在橘红色和黑色的小河附近，一个手里拿着一条短马鞭的年轻的dachnik(度假者)经过时向她点头致意；因此她像个小说里的女孩子那样脸红了，但只是强烈地嘲笑了一句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骑过马。还有一次，当我们在公路的拐弯处出现的时候，我的两个妹妹由于狂热的好奇心，差点从拐向桥去的家用红色“鱼雷”车上掉下来。
我们的爱情没有能够经受住巨大压力
我们在公园树木环绕的大道上覆盖着冰雪的白色树枝下漫步。我们在冰冷的长凳上紧紧偎依在一起——先拂去上面的一层整洁的积雪，再脱下我们外面结了一层雪壳的连指手套。我们在博物馆中出没。在工作日的上午，博物馆里面了无生气，人很少，非常暖和，与寒冷的薄雾和悬挂在东窗口上像一轮发红的月亮般的红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我们会找安静的偏僻的房间，没人看的临时性的神话集，蚀刻画，勋章，古文书学的展品，印刷术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可怜东西。我想我们的最佳发现是一个存放扫帚和梯子的小房间；但是在黑暗中突然开始滑落倒塌的一批空框子吸引了一个过分好奇的艺术爱好者，我们急忙逃走了。圣彼得堡的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了很好的偏僻角落，特别是在底层的某个大厅里，在装着金龟子科甲壳虫的陈列柜间，在卜塔的祭司长纳纳的石棺背后。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中，有两个收藏着令人反感的传统绘画风格的希施金(《松林中的空地》)和哈拉莫夫的(《青年吉卜赛人的头像》)作品的大厅(在东北角的第三十和三十一号厅)，由于有一些放着图画的架子，提供了些许不受干扰的场所——直到一个口出恶言的土耳其战役的老兵威胁说要叫警察为止。就这样，我们逐渐从这些大博物馆到了比较小一些的博物馆，例如苏沃洛夫博物馆，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最为寂静的房间，里面满是旧盔甲和挂毯、扯破了的丝质的旗帜，还有几个穿着绿军装、头戴假发、脚蹬厚重的靴子的模型人为我们站岗放哨。但是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几次之后，总会有这个或那个满头白发、老眼昏花、穿着毛毡底靴子的管理员心生怀疑，我们就不得不换个地方偷情——到教育博物馆、宫廷马车博物馆，或一个很小的、甚至连导游手册上都没有开列的旧地图博物馆——然后再度进入寒冷，进入某条有着巨大的门和嘴里衔着圆环的绿狮子的小巷，进入在那些日子里我如此深爱的“艺术世界”，MirIskussatva——具有多布津斯基、亚历山大·贝努瓦风格的雪景之中。
后来，在她少有的忧郁时刻，她声称我们的爱情没有能够经受住那个冬天的巨大压力；她说，出现了裂痕。在所有那些月份里，我一直在写诗给她，为了她，关于她，每周两三首；在1916年春天我发表了由这些诗汇集成的一个集子——当她让我注意到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留意到的东西时，我感到无比震惊。就在那里，那同样不祥的缺陷，那陈腐空洞的口气，轻易地示意既然我们的爱情再也不可能重新捕捉到那最初时刻的神奇感受、那欧椴树在雨中的沙沙涌动、风雨交加的乡野间的同情，便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但是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诗歌是很幼稚的东西，没有什么优点，根本不应该拿来出售。这书该当受到几个注意到它的评论者在无名杂志中对它的猛烈攻击。我的中学俄国文学教师弗拉基米尔·希皮乌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第一流的、虽然有点难懂的诗人带了一本到课堂里，对我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起班上大多数同学的狂笑。他的著名的堂姐妹在文学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请求基金会的主席、我的父亲告诉我，我永远、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作家。一位善意的、贫困而没有才华的、有理由感激我父亲的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热情得难以置信的文章，约有五百行文字，漫溢着过分的恭维；文章被我父亲及时截了下来，我记得他和我在读这份手稿的时候咬牙呻吟——我们家的人在面对低级趣味的东西或某人的失态时采取的习惯表示。整个事件永远地消除了我对文学声名的任何兴趣，并可能是我对评论的几乎病态的和并不总是有道理的冷漠的根源，这种冷漠在后来的岁月中剥夺了我身上的据说多数作家都经历过的那种感情。
整个四月份，她的母亲不断在究竟再次租用那座小别墅，还是省点钱留在城里之间动摇。最后，在某种条件之下(塔玛拉以汉斯·安徒生的小美人鱼的坚忍接受了)，租下了小别墅，一个壮丽的夏季立即笼罩了我们，她就在那里，我快乐的塔玛拉，踮着脚尖，试图把一根总状花序的枝条往下拉，好摘下它皱巴巴的果子，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树木在她欢笑的眼球中旋转，由于她在太阳下所做的努力，在她举起的手臂下面，她的黄色天然柞蚕丝绸的连衣裙上出现了一片黑影。我们迷失在长满青苔的林中，沐浴于童话般幽深的小湾里，以花冠发誓永远相爱，她和所有的俄国小美人鱼一样，非常喜欢编织花冠。初秋的时候，她搬到城里去找工作(这就是她母亲的条件)，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她，我全神贯注在自己认为一个高雅的littérateur应该寻求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经历上。我已经进入了一个过度多愁善感和追求感官享乐的时期，将延续大约十年之久。从我现在所在的高塔上来看，我看到自己同时是一百个不同的青年男子，全都在追逐着一个多变的姑娘，产生了一系列同时发生的或相互交叠的风流韵事，有的愉快，有的肮脏，从一夜风流到旷日持久的瓜葛和掩饰，所带来的艺术方面的效果也是十分贫乏的。不仅这种经历本身成问题，所有那些迷人的女子的影子在我现在重组自己的过去之时对我毫无用处，而且它造成了一个令人烦恼的散焦作用，无论我如何反复摆弄记忆之螺杆，都无法回忆起我和塔玛拉是怎么分手的。这种模糊不清可能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在那之前分别的次数太多了。在乡间那最后一个夏季，在夜的流动的黑暗中，在被遮蔽了的月亮和雾蒙蒙的小河之间的老木桥上，我们在每一次幽会后常常是长久的分别，我会吻着她温暖湿润的眼睑和被雨水浇得冰冷的脸，然后立刻回转到她身边再一次告别——然后是漫长的、摸黑的、摇摇晃晃的骑车上坡，我缓慢吃力地蹬车的脚努力想压下拒绝待在下面的力量无比强大并且富于弹性的黑暗。
不过，我确实是清晰得令人心碎地记得一九一七年夏天的某一个黄昏，经过一个冬天的难以理解的分离以后，我在一列郊区火车上偶然遇到了塔玛拉。在两站之间几分钟的时间里，在一节摇摆着发出刺耳的嘎嘎声的车厢的连接处的过道上，我们并排站着，我处于强烈的局促不安、感到极其后悔的状态下，她在吃一块巧克力糖，有条有理地咬下小小的硬块，谈论着她工作的单位。铁轨的一侧，在微带蓝色的沼泽的上空，泥炭燃烧时的黑烟和残留的已经失去了光芒的日落形成的一片巨大的琥珀色混合在一起。我想，已经发表的记录可以证明，甚至就在那时，亚历山大·勃洛克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我看见的那泥炭烟，以及那残留的天空。在我生活中后来有一个时期，我可能会发现，这和我看塔玛拉的最后一眼是有关联的:她在梯级上转过头来看看我，然后下车，走进了一个充满茉莉花香和蟋蟀欢叫声的小站的黄昏之中；但是今天，没有任何在异国所做的旁注能够减弱这份痛苦的纯洁性。
选自《说吧，记忆》上海译文出版社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王家湘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