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学林出版社
从黑土地走来
“上山下乡”是历史烙在一代人身上的深深烙印。《从黑土地走来——边境插队落户生活纪实》 一书作者张亮是当年69届初中生，也与同龄人一样，作为学生骨干，满怀豪情奔赴黑龙江省爱辉县插队落户，在北大荒黑土地参加开垦种地，在边境线上放哨站岗，经历了人生的极度艰辛，也感受了东北的特色风情，耳濡目染了大量的边境故事。
《从黑土地走来》作者以其大量真实、鲜活的亲身经历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痛楚和回忆，正如一资深专家评价的：“那是‘50后’流泪的故事，‘80后’不了解的历史！”每个小文章讲述一个故事，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青春的豪情和革命理想主义光辉，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在漂泊中坚守希望。书中有大量时代特点的图片：当年的介绍信、乘车证、会议通知、电影票等，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全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社会学家、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联袂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了本书
青春记忆
叶 辛
《从黑土地走来》，仅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描绘知青经历的书。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叙述他们曾经的青春岁月。去过海岛的知青回忆他们在椰林里的生活，西双版纳知青的文章里总会提到红土地上的胶林，延边知青的人生中少不了朝鲜族的阿妈妮，内蒙古知青一提到茫茫的草原，说话的语气都会变。就是在近十天里，我就收到了两本反映知青人生的书，其中一本，还是我所插队的贵州省安顺市编撰的知青文录，厚厚的一大本《苍茫岁月》，足有500多页，我津津有味地翻看了几个晚上，这么大的篇幅，还有无数的老照片，几乎把当年安顺土地上知青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正如书的封面上所注明的，这是“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正因为是群体的记忆，参与写作的人就特别多，把贵州安顺知青15年的来龙去脉都写到了。
张亮同志的这一本《从黑土地走来》，其最大的特点是，厚达400多页，开本又如此大气，配发的照片又这么多，全是他个人的插队落户纪实。
翻开他的这一本文录，我感觉到一位黑土地上的老知青在用深情的语言向读者倾诉他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敞开一个知青的心扉和灵魂，叙述那些往事。从第一章的“北上插队去”，我读到了那一小节“迁户口”，相信每一个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都会记得这一小小的细节。在后来的人生中，多少知青为了这当年几分钟迁走的户口重新迁回，经历了怎样的折腾。在张亮这本书中，类似这样的章节，都能唤起同时代人无数的回忆和共鸣，诸如：“出工走了两个小时”“如厕难”“半年多不见肉”“三年没吃饱”……仅仅只要读一下这些小标题，就能让读者朋友们感受到，生活在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们，曾经在边塞农村，度过了一段怎样的岁月。另外一些章节，则更能透出知青生活的时代特征，唤起人无尽的感叹、感伤、感慨。比如“未婚先孕”、“偷鸡摸狗”、“恶搞病退”、“张铁生事件”、“被咬百多个疱”、“副统帅题词邮票”……至于还有一些读来让人触目惊心的章节，可能是张亮插队的黑土地上独有的了，像“人被狼吃掉了”、“零下51℃”……读完“人被狼吃掉了”这一节，我沉吟了很久很久，半天没回过神来。
通过本书，同样曾为知青的我，进一步了解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满腔豪情的青年男女们是怎样一腔热血，来到边境黑土地，度过了那贫瘠与寒冷的岁月。张亮在书中叙述了他组织“北上战斗队”，与一批同龄人赶赴东北农村的遭遇。我想说，在张亮的笔调之下，艰苦的农村生活同时也闪烁着火热的光辉，这正是当年知青们的信仰之光，它照亮了漫漫长夜，温暖了冰冷的严冬，让青年男女们在辛苦中寻找到乐趣，在飘泊中坚守着希望。
黑土地，多少知青刻骨铭心的记忆；北大荒，多少知青奋斗过青春的场地。在张亮的笔下，一页一页被鲜活地还原。书中的故事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个独立成篇的生活实录。既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又富于特色独具的传奇色彩。张亮是知青点负责人，又是中苏前线的民兵连长，丰富的经历充实了他的笔触，洗炼的文字又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当年的场景，进而他将视野延伸，观照了作为一段历史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人唏嘘不已。
这场曾经被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照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左右了1700万城市青年男女的命运，其间发生了多多少少让人听来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张亮以一个老知青的名义，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用他的真诚和朴实无华的语言，把他人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的是让人们“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个年代”！
本文为《从黑土地走来》序
一、一路高歌
一千多人的专列，我们十六人是组织最为严密的一个集体。我们每人身上背红色小包，内装毛主席语录。专列离开上海不久，我们就开始唱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手握一杆枪，身披万道霞光，我为伟大的祖国站岗……”
“我站在高高的望塔上，守卫着祖国的北疆……”当然全是当时的革命歌曲，而且主题突出，都是有关保卫边疆、上山下乡的，我们确实唱得认真、整齐、富有感情，引得同车厢的、外车厢的伙伴们又好奇、又羡慕，有的来打听我们的学校，有的来跟我们套近乎，有的干脆和我们一起唱。
几十号人除了晚上睡觉，竟然就这样在火车上连续唱了好几天，一直唱到了黑龙江。可以说69届毕业生中其他批次的下乡大军及69届前后各届下乡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切身感受和经历的。
当时我以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大革命”把我们从枯燥、死板、讨厌的课本中解放出来，在我们十六七岁时就让我们独立生活，让我们选择祖国四方，让我们长途旅行“振翅高飞”，男女志同道合者可以自主集结、欢聚一堂，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感觉不要太好呦! ”当然，我们当时的这种集结仅仅是前途方向、兴趣志向的集结，还没有考虑到为了成家立业而集结的程度。后来的经历才使我感悟到，当时的想法多么幼稚、荒唐、可笑!许多东西一旦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专列感受
“轰隆隆隆、轰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越过峻岭越过河，欢乐歌声冲云霄，嗨，欢乐歌声冲云霄……”我们和着火车行进的节奏唱这首脍炙人口的“童歌”，别有一番风味，大家仿佛回到了童年，本来就没有多大嘛!但大家并不知道这“车轮飞”的火车要跑多少时间。
漫长的铁路，上海到北安，越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出关后又过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东北三大省会城市;再向北行几乎一天一夜，路程好几千公里，你在地图上看看，这距离是个什么概念!然而我们这个所谓专列实际上是计划外的“大篷车”，全部是硬座，而且不设餐车，又经常临时停车以让行其他正常运行的列车。所以这趟长途列车拉着我们整整跑了四天三夜。人人吃不好、睡不好，上车时的亢奋后来变成了硬撑。特别是始终一种姿势地坐着，不少人腿脚肿得非常厉害。
车厢里人多行李多，活动不开，大家就利用频繁的临时停车，请列车员打开车门下到站台上去活动活动。
车上的感觉和地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踏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心里就感到踏实，短暂的活动，“伸展运动”改变不了脚肿，但心里都觉得都舒畅了些，反正后来许多人的鞋子都穿不进去了，脚都肿得大了好几码。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后来我们唱起了鼓劲打气的歌。
列车停靠哈尔滨站，当地组织了数百中学生来迎送我们。我近日翻了当年的日记，回忆起了当时的细节，这些哈尔滨市第18中学的70届中学生半夜11点集合，冒着大雪来参加这一活动，这是我们到了黑龙江省的第一次深深的感动！这专列，不好受！但我们心里好感动！
北安龙镇到了
四天三夜后的上午，专列吐着白气儿，终于慢慢停了下来。作为知青专列，它可是永久地停下来了。因为后来这样大规模长距离的专列运送插队落户的知青的情形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车上颠了10个小时，终于到了村里一千多名知青把不大的 “龙镇站”挤得水泄不通，加上当地来迎接的各级干部、长龙般的大客车，小镇就像过节一般。有人将爱辉三队的徐队长向我作了介绍，难为他专程来北安接我们。
没来得及观看周围的景色，根据指引，每拨学生分别被引上了几十辆大客车。发车前，每人又领到了四只当地产的大面包。随即，大客车载着学生，按各自的目的地驶去。真是没想到，这一开就是整整十个小时!
黑河地区的公路可不比城市平坦的柏油马路，全部是粗沙石路面，且不时有一个个坑，大客车活像在刚打完仗的被炸公路上行驶，车子跳得厉害，人坐在车上，一颠就蹦得几尺高，只见车厢里面包乱飞，原来大家根本吃不下干粮，都把面包插在前座车椅靠背后的扶手上，车子一颠，面包可不全飞起来了？
我照例坐在车子最后一排，平时根本不会晕车的我，在不断地被抛上跌下、在连续被颠了七八个小时后，竟也难受得直想吐，往日我的那股潇洒尽头荡然无存。
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小村子，大家浑浑噩噩、惯头惯脑、麻木机械地下了车。
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终于到了!
大花新被子
离开上海时，大家的行李箱等大件都是集体统一托运的，物品总要比人到的慢，所以我们人到了生产队，可行李、铺盖均还没到。好在生产队安排得很周到，也许是上海和当地县里知青办公室的要求，动员农民拿出家里的被子来供我们使用。
贫下中农成了我们的亲人和老师于是到了农村的第一夜，我们盖着几乎全是新的、乡味十足的大花被子（东北农民特别喜欢那种红底大花被面饰），特别是躺在南方人没有见过、没有睡过的土炕上，暖烘烘的，实在是太舒服了，上海话讲“老惬意格”。
几位年长的农民，特别是脸长得凹凸分明、眼睛很大、很有特色的兰大爷（其实也就四十多岁），仔细关照:“睡觉前蜡烛要吹灭了，不然蜡烛燃至木板会引起火灾的。 ”
我听了很是感动。如今时隔已有40年，但当时、当地、当夜的情景、那些感人肺腑的话语我还记忆犹新。这就是农民的淳朴、热情、赤诚。
托运的物品
我携带物品的清单去一个新的地方落户，而且说是要一辈子，那么把必需的生活用品托运过去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有关部门早已经介绍过黑龙江的生活情况和条件，但作为家长，总放心不下远行的儿女，“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凡能想到的物品尽量给装箱、打包，多多益善。于是蒸面、卷子面、炒麦粉、白糖、香肠、辣椒、酱油、味精、罐头等五花八门的应有尽有，而且想出了许多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予以多装的技巧来。如把白糖装入热水瓶内，以充分利用瓶胆内的空间。但事与愿违,结果运到了地方时发现许多热水瓶破了，碎瓶胆片和白砂糖混在一起，那可怎么办?让人一筹莫展!
扔是绝对舍不得的，大家知道带了八千里路的不易，分拣也是做不成的，没有那个本事，那也难不倒我们，大家想出了“废物利用”的招，即用混着瓶胆碎片的白糖冲泡糖开水，等碎胆片在水中沉淀后再喝，于是那几天，糖开水管够。还有更显父母舐犊之心的，有一位由南二龙村转到我们生产队的朱姓女同学，当时不但带有煤油炉、煤油，还带了若干煤饼（蜂窝煤），甚至还有几十斤煤球!
因为当时下乡知青托运行李全是免费的，不受数量、重量限制，凡想得到、弄得到的你就可以托运。天哪!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二、老松树
瑷珲古城唯一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棵约一百五十年树龄的松树了，现在所有人都称之为“老松树”。这棵松树就在我们爱辉三队的村头，离江边也就数百米。
老松树的周围是一些低矮的杂草，一片空旷的土地，更显得凄凉和孤独。它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在古城数次成为废墟瓦砾的磨难中依然耸立，体现了中华民族宁折不弯、不向强权势力低头弯腰的可贵品质，老松树如今仍然孤傲地挺立在原地，充分展示着它的品格和精神。后来我负责设计建造知青宿舍，我把宿舍造在老松树的附近，目的就是能天天看见老松树，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
老松树离我们宿舍不足百米。
签订瑷珲条约的“魁星楼”早已毁于战火，以前的城墙、阁楼均不复存在，只有老松树百年如一日地直指苍穹，似乎在诉说着历史，倾诉着辛酸，展示着伤痕血泪。壮哉，老松树!
古城有宝
那年我当生产队革委会副主任，即政治队长，有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村庄的规划，就是把村庄建成“井”字形的格局。名义上是“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是批 “儒家”、学“法家”，搞“井田制”。于是家家户户出劳力，把村里的乡间小路拉直，路两边挖沟，一来可排水、二来挖出的土可填高路面。
古城地下出土的铜钱、铜镜我用一张丈量土地的木制三角大弓（类似于圆规，只是不能伸缩，每弓是一米），给每个村民分挖土的责任段。
青年农民阎润宇三兄弟负责挖十来米长的边沟，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几镐头下去竟然有“叮当”金属声响，再继续深挖，竟挖出了成串的铜钱!
当然，穿铜钱的绳子早烂没了，但铜钱却是好好的。结果三兄弟把铜钱装了半麻袋，卖给供销社得了一百二十元，把他们乐得几天都合不拢嘴。
当时没有文物保护、将地下无主埋藏物归国家的概念，谁挖到了就是谁发财。第一生产队有个姓刘的会计，在自家菜园子里翻地，竟也刨到了一个瓦罐，里面满满的金银首饰，也卖了好多钱。家住生产大队部边上的老周头，在江边沙堤上发现一个洞，一挖，竟也是成串的铜钱，装了几麻袋!我倒没鸿运高照遇到什么金银财宝，但十分喜欢枪的我曾在田地里挖到一把德国造的小六轮子手枪，撞针烂了，可轮子还挺顺溜，我如获至宝，悉心收藏。
这一切可见当时古城之繁华发达的景象，也可想见战火激烈之场面，令今日人们想起也不觉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水宝地啊，想什么得什么!
出工走了两个小时
到生产队后集中学习了三天，熟悉了村庄和有关的人员，我们便正式成为农村劳动力了，开始跟随农民“正规军”下地去了。这时我们才真正了解了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
早晨四、五点起来（农忙时绝对是四点起床），吃完早饭便扛着锄头跟着走，哪知道这一走竟走了两个小时，整整十八里路!
东北农村的一个生产队，有三四千亩土地，那里一般不叫亩，而叫垧，十五亩为一垧，一块地四十垧、六十垧，大得很，你人在地这头根本望不到地那头。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村庄通常是建在田地中央的，土地面积也往往有限，人们出工种地时往东南西北任何一面走，一般都不会太远。而靠界江的东北边境农村，均依江而居，依江成村，界江在村子的东边，大片的土地均在村子的西边，那么从村这头走到最远的地那头，可不得两个小时？
到了地里，我们这些根本没有吃过苦、干过体力活的上海学生几乎都已没了力气，东倒西歪地全躺倒了。那怎么行啊，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可是思想政治问题，是原则问题。于是大家老不情愿地硬撑着爬起来，依样画葫芦地学着刨坑、下籽，种起玉米来。
当时，大家还在身上背着装有毛主席语录的小红背包，还指望在田间地头学语录呢!好像是读过几次，可没坚持多久，实在是太累了，倒下就“晕”过去了，骨头散了架子，哪有读语录的劲了。
农民只讲收成，不讲空洞的理论和谁也闹不明白的形势!收成是硬道理!
早上吞掉了午饭
因下地路途遥远，中午是回不来的，农民都是自带干粮出工下地。
我们和农民一样，也带干粮出工下地。刚开始这几天，走到地里已是又累又饿了。当时还有上海带来的瓶装辣酱之类的，便蘸着大饼子（玉米饼）吃，胃口大开，管他三七二十一，早早（也就是八、九点）就把当午饭的玉米大饼子吞下了。干到中午休息，农民就打开干粮袋，手持大葱沾着大酱，美滋滋、香喷喷地啃起干粮来，我们可倒好，什么都没有了。饿着肚子看人家吃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馋”不忍睹!
真可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这个镜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上海人的死面子还是要撑的，遇到老乡善意、恶意的问话“要不来点”？大家都说不饿，不饿，强忍着，闭眼装睡。
又一个下午的强劳动，到晚上八、九点太阳下山才收工!回家的路程可两小时不够了，反正走得最慢的几个女知青回到宿舍大约过了半夜十二点。
我们所处的地方在北纬50多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地区，凌晨一点，天就放鱼肚白，天边开始有了亮光，四、五点钟天便大亮了，太阳下山则要到晚上九点，所以农活忙时早五点，晚九点，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真要上海人的命呦!
那时我刚十六岁零四个月，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样“硬撑”过来的。人入苦海，苦不堪言!
没有水喝
下地，一般每人带个水壶，军用的那种。可夏天地表绝对是五十度以上的高温，十几个小时烈日下的劳作，一壶水够吗?显然不够，半天便喝干了，接下来的半天那口渴得决不亚于上甘岭。那时我们望眼欲穿，多想盼来一场大雨啊，如果地上有泥汤水，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趴下身去喝的。真的有一次，看到雨后一低洼处有积水，水中有漂着的小虫、孑孓，知青们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将脏水灌入空水壶，喝!有的自欺欺人，用手帕裹在水壶口上，算是过滤，然后仰脖对着水壶喝上一气，反正眼不见为净，解渴就行。倒也奇怪，从没有人因此生病、拉肚子的。
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我和队里何队长合计，用一只柏油桶，横过来，在上面开个方口子，灌上井水，派一个残疾人，牵一匹瘸腿马，配一辆破旧车，每天专向地里送水。古人有道：“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我也自嘲：“残人、破车、瘸马，脱水人在田野。 ”（“野”，上海话发音也同“涯”）
瘸马，功德可是无量啊!
有时我们也派人用牛车拉水，两三个小时送到地里，正赶上歇气 （休息），大家饱饮一通，倒也爽快，尽管水桶里有不少铁锈、浮尘，红红的沉淀在里面，可谁管它呢。再后来，我想出来更怪的主意，每次在井水里放点糖精和盐疙瘩，倒也有点汽水的味道，也令人新奇了一阵，但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水喝了对人体有什么害处没有。
珍贵的水!
三、没地儿躲雨
北大荒，北大荒，天作被子地作床，大雨倾盆当淋浴，狂风刮来赛乘凉！
我们那儿是广阔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条沟，没有一间房，连一个草棚子也没有。每天下地，午后在烈日下稍许休息时，大家就在脸上盖块毛巾，遭遇大雨便站着任其浇淋灌透，因此我们是经常一会儿湿透、一会儿烤干，有时突然来一阵狂风可把帽子刮出一里地远，类似如今的“沙尘暴”，令人全身上下满是灰尘，包括眼睛、鼻子和嘴巴。那种日子真苦啊!但那时的我们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真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相对应地，凡是不下地的工分活，如造房子、打石头、赶马车、种菜园、做食堂、放养猪等都是令人羡慕的好活，至少不用日晒雨淋，不用费大力，能够吃上热菜热饭，如果有机会去，个个像中奖似的兴奋，一般都是争着、抢着去。
现在一些农村姑娘在城市宾馆、饭店打工，晒不着、淋不着、饿不着、冻不着，还有空调，跟我们当时比，那就是在天上了!城乡就是有差别!
如厕难
我们那里的广阔大地，无边田野，地势平坦，天地宽广，一望无际。特别是到了秋收季节，麦波稻浪，看着也舒服，大有毛泽东《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气势。可在播种、锄草季节，还是土地颜色大大盖过禾苗的颜色，空旷无际，一览无余。那问题就出来了，女知青如厕难。
这一望无际的地方，没有背阴之处，众目睽睽之下，谁也难以宽衣解带，真的是“活人要让尿憋死”。
队里也研究过，在田地里搭造些个茅楼啥的，但是实在不现实，地太大，你布不过来，便也不了了之。
怎么解决呢？ “吃喝拉撒睡”，人生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能用穷法子对付的了!
于是如厕时，几个女性一道成行，三四个人围成圈子，中间一人则蹲下方便，依次轮流进行，男性也自觉背转个身，反方向看风景，不使他人难堪。反正也就这几个月，等禾苗长成了青纱帐，那问题便解决了。
“在那高高的密林里，到处是我们的宿营地”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作词曲的《游击队之歌》中的一句名句，此刻我们情不自禁地将其改成了“在那密密的庄稼地，到处是我们的方便地”。
农村的艰难，城市里的人应时常对照一下，自己有多幸福!至少“方便”真方便!
饥不择食
在下乡头三年那最困难的日子里，什么都没得吃，可什么都想吃，得什么吃什么。我吃过生的辣椒、大葱、茄子、土豆、包菜、窝瓜、西葫芦，因一时没条件烧，就对付着生吃。有一次，在山上挖土，知青赵百兴挖到一条蛇，便把蛇皮剥了，一口吞下蛇胆，肉也生吃了。
有一年，我们宿舍不知谁弄来了一杆气枪，你两下我两下，打了十几只麻雀，也烧了吃了，甚至有的知青捉到了乌鸦、弄来了猫都有煮了吃的。所以，我内心深处刻骨铭心地一直感到，人生最苦的是什么?没得吃!人的第一需求是盼吃饱!
时隔几十年，我仍然是有什么吃什么，如今各种应酬、聚餐多如牛毛，我坚持凡是吃不了的坚决打包，决不浪费!因此有人说我小气、“悭”，我绝不在乎，我经常公开宣称：“我是农民出身，看不得浪费。 ”
小时候老人们也常说，浪费粮食是要遭雷劈的。
你知道了种地的辛苦和不易，就会珍惜盘中的颗粒!那每一个颗粒都是“汗珠滴八瓣”啊!
粒粒皆辛苦!
缺乏常识
上海学生到东北农村当农民，确实对农村的一些基本常识是一无所知、一窍不通的。
知青小陈，根本缺乏起码的农村常识，还特别固执和不服输，坚持把小麦说成青草、把瓜秧说成豆角。经常出现“乱点鸳鸯谱”的笑话。
离我们十八里以外的小兴安岭的山坡上有几家煤矿，时常有小火车在吼叫，远远传来的汽笛声若隐若现。也不知是有意无意，小陈特别犟，竟然一定说山里是“人”在叫。再笨的人，你想想，十八里以外，人的叫声能够听见吗？有人给他指正，给他讲解，他坚持己说，就是认死理，没办法，整个儿一个犟种！于是“民愤”大起来了，大家一致要治治这个“一根筋”。不知谁想出了一个软招，编歌词嘲弄他。于是大家就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曲调齐声高歌：“天上飘着的白云多啊，白云多，不如地上的羊群多啊，羊群多。”换上歌词嘲笑他：“地里种的不是小麦、是青草呀，是青草……”
“藤上爬的不是黄瓜是豆角，是豆角，哦哦……”
“哎、嗨、哦、呦……哎嗨、哎嗨、哦呦……”
“山里不是火车叫，是人叫、是人叫……”
“哦、呵、嗨、嘿……”
集体发泄不满、幸灾乐祸、调侃戏弄着瞎唱还真好听。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满足，在那枯燥乏味的环境里，真不失为自寻乐趣的调节方法。自己找乐子!
闹出笑话
东北农村和其他农村一样，是动物的世界，有牛、有马，当然更多的是有猪、有狗等当时在上海不多见的动物。
在农村都是见多不怪的事情，但对上海知青来说，许多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次，一匹公马骑在母马身上进行自然交配，真有上海知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知青小艾见状觉得新鲜，拉住老农好奇地问:“罗大叔，那边的马在干什么啊?”
罗姓老农一愣，涨红着脸，憋了好久憋出一句话:“那、那马累了，背一会儿。 ”
生产队革委会开会，老农和队长严肃向我提出:“你们上海知青耍流氓，一个女学生，怎么不害臊，向她父亲般年龄的人说这样的话……”随着说话，他们的胸脯竟气得一鼓一鼓的，太伤自尊了。
我作为生产队革委会知青委员，据理力争:“上海学生真的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形，是真的，我敢保证，她是无意的，是真的不懂。 ”
“不对! ”老农据理力争。
“你们上海不是有动物园吗?”老农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上海动物园里圈养的是太监马、公公牛，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我都没见过，我也不懂，只是我没有说出来。 ”我极力争辩。
“……哦，真是那样，这事儿就拉倒吧，看来是真不知道。 ”老农开始通情达理。
风波终于平息，回去我也没对大伙说，越描越黑嘛！人家还要在队里呆下去的，但在村里有一些人时不时地把这些事拿出来调侃上海人。
这类尴尬的笑话在上海知青下乡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生。
四、东北农村过年
每到过年，年三十夜这顿一年中最重要的“年夜饭”，我们知青都被分到各家农民家里去吃，体现农民对知青的关怀和情谊。农民是赤诚的，每家每户都是真心实意的尽情款待，没有勉强或怠慢的，你的动作要稍慢一点，农民还常叫上孩子来喊你、领你去，那时那刻，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农民家的年夜饭十分丰盛，更何况我们是个富裕队。讲究点的家庭，会弄个三十道菜，主要是肉菜，没有鱼，本来他们世代就不捕鱼，也不好吃鱼，时值冬天封江，也无鱼可见。
于是只有在肉上翻花头。东北人一般荤菜均以红烧的为主，不吃也不烧清蒸的鸡、鱼。就一个肉圆，当地叫肉丸子，就有“煮丸子、烧丸子、蒸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煎丸子、四喜丸子”等十多种，花样百出，但实话实说，入嘴的味道是一样的。
其他主要是：豆腐粉条、白菜土豆、小鸡蘑菇、木耳金针、溜肉段、地三鲜（土豆、茄子、辣椒）、木须肉（鸡蛋炒木耳）等东北传统的标志菜。
我们村离江近，离山远，故山货极少。当时打击投机倒把，没人敢贩运，家禽鸡呀、鹅呀，主要用于生蛋，又受上面“割资本主义尾巴”圈养数量的限制，一般不舍得宰杀，鸭子一般是不养的。
过年是一年中最清闲开心的日子，早上可以睡个懒觉，白天吃吃玩玩，各家串串门，晚上可以喝酒到半夜。但好景不长，心里总存有阴影了，老惦记着马上又要受苦“累筋骨”了，因为快开春了。噩梦般的“炼狱”日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叠道梗子、杠稻种、铲地、割小麦、撅黄豆、打场挑屁股将接踵而来。
那时害怕春天。
无所不用其极
豪爽、大气、粗犷是东北农村的特色，与小里小气的上海人具有天壤之别。东北人上菜历来使用的是大盘子，无论你几个人吃饭，几乎都是尺把宽的盘子装菜，往往吃掉的仅仅是几分之一。
2000年秋，与我一起出差黑龙江的同事吴大畏原来说好陪我去爱辉的，结果第一顿饭就把他吓着了，东北人的白酒太厉害了，不敢陪我去爱辉了，就一个人留在黑河等我，他在饭店点了两菜一汤，盘子端上来被吓了一跳，他用手给我比划了一个大圆圈：“那么大！ ”“我吃掉的不到十分之一啊！ ”
过年的时候，东北农村家家装菜用的都是脸盆，当然往往是几天的量，厨房里可以看到满满的一溜装满菜肴的脸盆，甚至有时直接把脸盆端上桌子来，那气派夸张得简直令你夹不动筷子。
东北农村也和上海人一样，有做油条、卖油条、吃油条的爱好，上海人自己是不会做的，买了吃。东北人把油条称之为“大果子”，上海人是一次买一根、一顿吃一根，也就半两;东北人是一次买一斤、买几斤，一气可以吃一斤！每根二三两！
东北人上街、进县城，再冷的天也有冰棍卖，上海人历来是买一根或人均一根，而东北人历来是买十根，如果是两个人，那就一定是买二十根，人均十根！常常见到一些女孩子拿个大缸子，里面插满冰棍，边吃边走，气度非凡！
把吴大畏吓着的那顿饭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2000年秋，我们自俄罗斯边境城市访问回来，同行的其他人先去沈阳了，我和吴大畏多留一天准备去爱辉的。晚饭过后，原来也是我们爱辉大队的当地青年，当时在黑河市检察院工作的老刘来电话：“张局，我是刘志东，现在我喝多了，无法马上来看你，我半夜十二点来接你，到时咱们再见面! ”
我跟吴大畏说:“别管他了，到时能不能醒过来还成问题呢!我们休息吧。 ”
哪知到了半夜十一点四十五分他电话来了：“我车在下面，快下来吧。 ”刘志东带了个同事把我们拉到一家饭店，我开始感觉非常好，以前黑河一到晚上是一片漆黑，现在是灯火通明，通宵饭店连片成堆。
四个人叫了四个菜，每盘肯定是大得惊人的，要命的是他又叫了四瓶高度白酒，我们两个都不善酒，这可就把吴大畏吓坏了，第二天说啥也不跟我去爱辉了。
东北汉子大气得简直可以吓死你!
冻柿子
黑龙江边境广袤的大地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是无法种植水果的。
小兴安岭山上有野果子，如“榛子”，一种类似杭州小胡桃的坚果，应该不能算水果;还有如“菇鸟”的，淡黄色，小胡桃大小，含有水分的果子外面包有一层像纸一样的衣，如今在上海偶尔也能见到有叫卖的;最著名的叫“都柿”，就是有点类似葡萄的模样，紫色的，吃起来有点甜味，一次吃得太多会让人产生醉意。其实就是现在城市里到处做广告的 “蓝莓汁”饮料中的蓝莓。
蓝莓的药用价值非常高，据说还有抗癌和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可惜我们当时不知道。
但小兴安岭离我们村子大田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里，除了偶然上山去砍柴可以顺便采点吃吃，但是砍柴多在冬天，夏天农忙一般是不上山的，因此平时是见不到、吃不到的。当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因此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采了后进村来卖的，我在那里这些年，仔细想想也就吃到过一两回而已。
我们那里的水果只有在冬天才能够见到，整个公社唯一的供销社会采购一些来，但品种非常少，当然也都是内地运来的，一般只有冻柿子、冻生梨。道理很简单，我们那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什么样的水果都将被冻坏。
那柿子、生梨怎么可以在冬天进入高寒地区呢？那就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适者生存的科学方法。
柿子、生梨在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里肯定被冻得硬邦邦的，简直就像是铁疙瘩。但吃起来却丝毫不影响质量和口味。当然，如何吃是有讲究的，吃前，把冻柿子或者冻生梨放入冷水中浸泡，大概用不了一个小时，它们就变软了，这时你会发现，它们的外面像是被裹了一层玻璃罩，当拿掉这个像玻璃罩似的冰块，那就可以像新鲜的水果那样吃了，别有风味。
实践告诉我们，生活是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就水果而言，有的被冻了，就变质了，如苹果、橘子等，有的冻透了，反而好吃了，如柿子、生梨、香蕉等，香蕉冷冻时间不能太久，十分钟为好，吃起来就像香蕉口味的冰激凌。
东北高寒地区的冻豆腐也是这个道理，豆腐被冻透了，烧出来的味道特别诱人，你看，如今上海的东北饭店，家家都有冻豆腐做的菜，往往碰到内行的，不是冻柿子
冻豆腐还不要那，吃火锅放冻豆腐也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吃法。
但任何蔬菜和东北特别多的土豆是经不起冰冻的，那一被冻就糟尽了。
早已回到了上海，我有时瞎想想，买点柿子、生梨放入冰箱冷冻室，无论冻上几天还是几个月，要吃了，拿出来放在冷水里浸泡，一个小时左右，剥掉外面的冰壳子，那就是当年黑龙江冬天吃冻柿子、冻梨的风味了。冻的柿子比不冻的柿子更好吃!
五、沁人的气息
除了壮观气派、永不停歇的黑龙江；除了宽阔无比、略有起伏的田野，村子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坑坑洼洼的土路、低矮陈旧的土房、到处可见的土疙瘩，就是极其普通的农村。
但有一个特别的气息却是我三十多年来始终萦绕脑海、难以忘怀的。这种纯天然的氧吧效应，我们这里农村可比比皆是。
那是盛夏的北国农村，中午时分气温在37°C左右，我因公社有事被从十八里外的田间叫回村子，当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踏进村口时，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闻所未闻的绿色清香气息扑鼻而来!整个人像是被一种热烈的、沁人心扉的气浪所包围，我就是感觉好像到了地球以外的地方，那种氛围，令人陶醉，大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之意。
那时的村子是一片寂静，屋外没有一个人，不见一只动物，连知了也闭上了嘴，只有烈日下各种绿色的植物在默默守望。家家种的辣椒、茄子、大葱、蔬菜等等，它们争相散发着交响乐般的那种混合气息，特有的绿色气息几乎让人能够醉昏过去，真可谓“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那个清香、纯真、幽静;那个浓郁、浑厚、天然，我当时真的从内心感到农村大地太神奇了!
可以说，在我离开农村以后的人生路途中，再也没有遇到、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的纯天然的气息意境了!天地合一的大自然的造化。
当地没茶
东北农村没有茶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北方不适合种植茶叶，所以当地的农民们世世代代也没有喝茶的习惯。
无论是久居的居民，还是内地“闯关东”来的移民，都不喝茶。我以为，除了没有这个习惯以外，主要的原因还有，一是不得闲，农活相当繁忙，没有时间慢慢品茶;二是相当穷，没有支付购买茶叶的能力，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把钱花在喝茶上;三是长期以来，他们都是以喝凉井水解渴，一般进门就到水缸边拿起勺喝上一气;四是相当多的人好酒，他们不喝水，往往以白酒解渴，所以在东北农村看到水壶千万不要以为里面盛的是水，往往是低档白酒。
以上的理由也不尽然，比如福建、广东的农民，有的地方也特别的贫困，但他们再穷，喝茶是每天、每时的必需，家家户户都有一套喝茶的专用桌凳和茶具，现在就连那里的许多机关、部队在会客室甚至办公室里都安置了这么一套东西，进得门来先喝茶。
但与我们一江之隔的苏联，现在叫俄罗斯，他们那里十分喜好喝茶，而且比较喜欢喝红茶，尤其喜欢喝浓郁的红茶。俄罗斯民族比较豪爽、粗犷，他们还特别喜欢喝烈性的酒，如60度以上的伏特加，喜好喝啤酒的，一气可以喝上二三十瓶，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无论在个子上还是在喝酒上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情。
扭秧歌
1975年夏秋，东北农村逐渐出现了传统的扭秧歌。
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扭秧歌被当作“四旧”禁止了多年，但仍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架势，这是民意对尚未结束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抗争。
农民们脸上化着浓妆，穿着夸张的大红大绿的衣袍，拿着扇子、帕子等，随着唢呐声，一步三摇，缓缓前进，煞是有趣!
那不是“四旧”吗!一些知青想不通，想去阻拦，但当地农民对秧歌的痴迷绝不是几个人能阻挡得了的。
平时那看着不起眼的老头老太一扭起秧歌来，像换了个人似的，生龙活虎精神焕发，犹如一根根枯萎的老藤绽开了光彩鲜艳的花，秧歌的神奇魅力令人惊叹!
一次大型的扭秧歌活动，我奉命调集民兵负责安全警卫，形式上好似在为行进的秧歌队武装开道。
几个知青民兵极不情愿的执行着这一与打仗无关的任务。我对他们说，扭秧歌究竟对不对我们管不了，群众的安全我们要负责，这才统一了思想，总算完成了任务。
现在想来，农民需要文化，需要娱乐，“大秧歌”、“二人转”这些历来令基层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潮流。
精确与不精确
上海人历来都有一种无名的自傲感，好像上海的一切都是好的、先进的，别的地方都是不行的、落后的，看不起别的地方的人和东西，至于东北边境农村的那些个情况就根本别提了。
有一个传说，北京人看外地人时是：“特忙，下面来人了”，上海人看外地人时是：“统统是乡下人”，广东人看外地人时是：“鸡歌嘛，都系北佬来的啦”。
其实，上海有许多的东西不如别的地方，甚至不如别的地方的农村，就语言而说，就没有东北边境农村来得精确。譬如，最常见的姓氏，上海人“王、黄”不分、“胡、吴”不分、“孙、沈”不分、“张、章”不分、“赵、曹”不分、“李、黎”不分、“刘、柳”不分，要继续举例下去，多得数不清!
而东北农村的农民们，在这些姓氏发音方面是非常准确的，听发音就绝对不会写错。上海人就不行了，光听后还必须问：“你是三横王还是草头黄”，否则就非常容易写错。
还譬如，上海人将“脚”的范围扩得很大，几乎肚子以下自分叉的地方开始，一直到脚底板都称之为“脚”。东北人就科学多了，他们把肚子以下的上部称之为“腿”，脚脖子以下称之为“脚”。所以，上海人如果讲脚痛，别人搞不清楚究竟是哪里痛，而东北人讲起来就明确多了，腿痛就是大腿、小腿痛，脚痛就是脚丫子痛。
还譬如，上海人将包子、馒头都称之为馒头，最多分类叫“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实心馒头”;而东北人非常科学地把有馅的叫“包子”，如“肉包子”、“菜包子”，无馅的叫“馒头”，分类绝对到位，上海人是自叹弗如的。
还譬如，上海人就凳子都称之为“矮凳”，最多叫 “靠背矮凳”、“方矮凳”、“圆矮凳”；而东北人将有靠背的叫“椅子”，没有靠背的叫“凳子”，泾渭分明，清晰无误。
再譬如，在空间位置的确定方面，通常在露天的状况下，“里”与“外”的确定，上海人是把靠有障碍物的一边称之为 “里”，相反称之为“外”，而东北农村不管露天不露天，均把左手称之为“里”，里手；把右手称之为“外”，外手，十分科学啊!
有一次，我为一马车牵引卸货的位置，我拉着马往前走，马车上的车老板叫我:“往里、往里”，我按照上海人的惯例把马牵向右面，因为那是靠墙的一边，不料车老板拼命急叫起来：“往里、往里。 ”
其实车老板是叫我将马朝左边牵，左边才是卸货的位置，结果完全搞反了，差点儿把满满一车粮食弄翻了。
自以为精确其实不精确。
六、露天电影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几年里，农村几乎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农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
我们大队在公社和边防站的所在地，借边防部队的光，我们时不时的还能看上电影。
部队的电影放映队是巡回放映的，几个月来一次，为了让当地老百姓都能看到电影，电影都是在露天放的。
部队放电影就在公社的大院子里，一般就在公社的大院子里拉上白幕布，院子中间架上放映机，我们爱辉一、二、三队就在附近，看电影也不太远，也就五六分钟的路，但周边大队的伙计们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他们听到部队在公社放电影，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有的骑自行车带个人来，有的赶马车坐几个人来、有的开拖拉机拉一群人来，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走路来的，那至少是十几里路啊，来回就是三十里以上，而且黑咕隆咚的，没有手电寸步难行。文化娱乐对农村是多么的重要，农民多么渴望精神食粮啊!
我们在露天看了老掉牙的旧片子：《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片子我至少都看过十几遍，当然，那时拍得也比较好，百看不厌。
比较好看的新电影是朝鲜的故事片 《无名英雄》、《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南江村的妇女》，里面的主角“马国泽”、“扫帚大叔”、“六百工分”、“顺姬”、“金姬”、“银姬”、“妇女队长”……都给我们知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电影结束回到宿舍大家还意犹未尽，往往要谈论许久，《南江村的妇女》中的主题曲非常好听，那个阶段高幼之等许多知青都哼哼唧唧唱个不停。
时隔四十年了，我在写此文时还能立即回忆起来，你看当时电影对我们的影响力!
露天电影也有遭罪的地方，夏天蚊子咬得厉害，得不断用巴掌、扇子、报纸等东西驱赶蚊子，广场上一片“噼噼啪啪”的击打声;冬天的晚上哪天不是零下四十多度啊，脚冻得要命，于是一旦换片子的空隙，雪地上一片“嚓嚓嚓嚓”的跺脚声！
难以忘怀啊！
东北农家女
黑龙江农村姑娘，质朴实在，吃苦耐劳，直肠直肚，很少有小肚鸡肠、花花肠子的。她们对上海知青十分友好，家有好吃的，如白瓜子之类（大南瓜，当地叫窝瓜的籽），时常会捎点来给关系比接近的知青分享。
我第一次尝到白瓜子就是一个叫大丫的农村姑娘递给我的。一吃，香得不得了，简直让人上瘾，那时肚里长期没有油水，油香的白瓜子真的没想到那么诱人，以后便一发不可收。
白瓜子油性真的是大，吃多了也会令人倒胃口，自一次次可劲地放开吃，终于有一天在吃腻后作罢，至今三十多年了我再没碰过白瓜子，甚至一看到就恶心，这就叫物极必反。
农家姑娘有个瑕疵，美中不足。她们守着清澈的江水，从不下江洗澡，再脏、再出汗、再埋汰也只是在家里用毛巾擦擦而已。
因此，东北农村姑娘们的脸是很白净、很水灵的，那里紫外线较弱，一般农妇没有南方农妇脸上常见的两块“乡下红”，可再往下看，可不敢恭维了，脖子可是楸黑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与非洲的分界线，黑白截然分明。真的可惜了!
退伍不回家
爱辉是个好地方，好在哪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可就贫困的人而言，那就是富，经济发达呗!
我们生产队自1971年自己核算以来，每年平均工分值均在两元以上，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干一天可以挣两元钱，一年挣个七八百是没有问题的。
部队边防站的兵，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山区的多，少数民族的多，地少人多的多，兄弟姐妹一大群的多。
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退伍的兵纷纷要求落户在我们生产队。有的在行将退伍、部队放其几天假时就来生产队帮助干活。
徐队长是个大善人，看到一些贫穷地区的兵孩子，都给他们说好话，动员队委会同意接收。
有一个来自四川山区的孤儿退伍兵，非常朴实，队委会批准他落户，把他留在了生产队，他劳动绝对是一把好手。
边防站张站长也把他在老家河北省农村的弟弟迁移到我们生产队落户，小家伙非常机灵，有点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大家老是开他的玩笑，我们离开黑龙江不久，“嘎子”参军去了。
农民很和谐!
天然洗衣机
黑龙江的水流湍急而干净，夏秋时节，我们都喜欢到江里去洗衣服、洗被子。这在江中洗衣物之类倒也别有风味。
我们是先把衣物浸湿，涂上肥皂，用手搓几下或用脚踩几下，然后将衣物放到江里，上面压上几块石头，由江水急流自然冲刷。待一二十分钟以后，拿上来铺在江边的沙石滩上，你可乘机晒个日光浴，睡上一觉，好好做个美梦。醒来，衣物早已干透，抖落一下叠起，带回即可。
除了涂肥皂，搓几下要动手，其余全自动，真是天然洗衣机。
洗衣服也有遭损的，衣物在江水的冲刷过程中，因为石头压得不够重量，湍急的江水急流便把衣服床单等给冲带走了，就是你看见了也追不上，水流太急了，只能自认倒霉了，这在贫困的日子里更是雪上加霜。可周围的人见了则幸灾乐祸，开心无比!
“活该哟！ ”
趟冰排
冰冻半年之久的黑龙江在每年的5月中旬开始融化。
开春以后，天气渐渐变暖，超级溜冰场似的黑龙江江面开始出现裂纹，一些江水漫上了冰面。
那时每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到“卡啦啦”、“卡啦啦”的冰面破碎、断裂的巨大声响。几天以后，江水逐渐多了起来，于是江水夹杂着巨大的冰块向下游趟去。这些破裂的冰块像轮船在江中起伏，起来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厚度大的竟然有四五米之巨!我猜，就是在大的冰块上站上个百把人也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黑龙江中的冰排没有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泰坦尼克号遇到的冰山那么巨大，但冰排的密度可比它要多得多!
有一次，一只不知是什么人养的狗跳上了看似连接岸边的冰排，结果冰排就在此刻断裂，离开了江岸，那狗就站在冰排上顺着江水向下游漂去，狗看着江岸汪汪乱叫，可此刻谁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了。
黑龙江上游的冰块也在这个时间争先恐后地向下游涌来，冰块与冰块撞击发出的声响大有振聋发聩之势，在空旷的江面上犹如一曲大自然绝妙的交响乐曲。
就这样，整个黑龙江的冰排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趟完，这段时期，我们只要有机会，一定站在江边看趟冰排，那是在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够看到的奇异景观。
壮哉!趟冰排!
七、大碗喝酒
东北人喝酒是闻名全国的，要喝就喝白酒。可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农村喝酒都是五毛钱一斤的低档散装白酒，没有名称，没有牌子，很少见有喝瓶装的。怎么体现东北人好酒呢?这么说吧：其一：农民下地，水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酒，累了渴了拿起来喝上一口。其二：每天晚上，总要倒上斤儿八两的，喝个晕晕忽忽，没有菜，最困难时用盐疙瘩在舌头上蹭几下。其三：一旦有团聚，那可是用大缸子大碗，酒倒得豪爽潇洒，反正满桌都是湿漉漉的酒。
喝酒也有习俗，经常是用一大茶缸子倒满酒转圈轮着喝，喝多喝少自己掌握，气氛十分热烈。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有的就敲起了杠子。所谓杠子就是双方各用一根筷子：“虫子，蚂蚱，老虎，杠子……”的一物降一物，输者喝酒。喝到较高程度，语言开始粗鲁，心眼变得狭窄，于是争吵对骂开始，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也有闹出人命的，有的喝大了，半夜踉踉跄跄回家时，跌倒在路边，夏天没事，可冬天零下几十度，又是黑咕隆咚，待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时，人早就冻成冰棍了。几年中，也听闻了好几起这样的惨事。
东北的人家
东北农村的居家有不同于南方农村居家的特点。
东北农村的房屋，屋里有几乎一半的地方是炕，所以施展的空间不大。吃饭就在炕上放上个一尺多高的小方桌子，人们就盘腿在炕上吃，哎，就是赵本山、宋丹丹、牛群的小品《下蛋公鸡》那样的情景。
这个炕就是整个家庭的重要场所，白天，家庭主妇就盘腿在炕上做针线活，客人来了就在炕上放上一只匾，里面是烟叶，供客人自己卷烟及喝水、抽烟;晚上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无论家里几口人、几代人则全部头朝外并排依次睡，万一家里来了客人，一样，在炕上腾个位置，依次睡。
应该讲主人夫妇、老人、成家的孩子（包括女婿或媳妇）、客人在一个炕上睡觉总有些不成体统，不够文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几乎家家都是那样的。个别屋子大一些的，也有两面炕的，拐角炕的，但总归是在一个屋里睡觉，极不方便。
东北农村人家一般是很少有家具的，比较一致的是炕上放一只炕头柜子，上面是镶着玻璃的柜子门，下面是两只抽屉，赵本山《刘老根》中有许多这样的镜头，确实是东北农村的真实写照。除此以外，没有城市里一般居家都有的大立柜、五斗橱、樟木箱之类，沙发就更不用说了。
东北人家都有一个厨房做饭，厨房的烟道连着火炕和火墙，一边烧火做饭，一边把火炕和火墙也烧暖和了。一个屋外的简易仓库放生产工具及杂物等，也称冷房。家家在屋后挖有一个三米深、四米见方的菜窖，贮藏过冬的白菜、土豆，就只能放白菜、土豆，因为别的蔬菜无法久藏，供长达半年之久的冬季的吃菜。因此，我们半年只有白菜、土豆的原因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东北农村人家如果要搬家，没有多少东西，一辆马车就可以全部拉走。东北人家是简朴的。
不识货
知青们从上海探亲回来，总想带些个上海的特产来慰劳慰劳平时对我们予以关照的老乡。
我就给每年春节请我吃年夜饭的郭大爷带了两瓶上海生产的白酒“七宝大曲”，结果在路上打了一瓶，拿到地方就剩一瓶了，郭大爷当然仍然十分高兴，喝了以后连声说:“好酒！好酒! ”当然，他们平时喝的都是五毛钱一斤的低档酒，这几块钱一瓶的“七宝大曲”在上海也有相当的市场，当然是好酒啦。
黑土地
但有的知青从上海费了好大的劲，带来了上海的特产——大圆盒装的“奶油蛋糕”，一路上不敢磕、不敢碰，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护着带到村里，当分给那些农村姑娘们吃、想看到她们欣喜吃惊的眼神、听到她们夸奖“上海的东西就是好”时，不料得到的是：“啥玩意啊？像雪花膏、棉花套似的，难吃死了！ ”气得知青们差点儿晕过去。
无独有偶，一些女知青喜欢吃零食，上海回来带来了许多什么 “话梅”、“橄榄”、“嘉应子”等自己吃，也给要好的农村姑娘们送一些，结果也是不讨好，她们放到嘴里后无一例外地立马吐了出来，说：“什么东西呀?那么难吃，像药丸子似的! ”
上海人的宝贝、稀罕物竟然得不到当地人的认同，这就是习惯、习俗、口味的区别。任何事情不能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小作坊
边境农村因为太靠边缘了，交通不便是个大问题，没有任何工业、手工业，这也是这个地方经济无法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当年镇上的小饭店每个村子，与工业能够沾点边的也就是一些少得可怜的小作坊，如:磨坊，进行粮食脱粒和磨粉;油坊，进行大豆榨油；粉坊，进行土豆制粉条。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工业或手工业，就是到了镇上，也只有一个小照相馆、一家小饭店、一家供销社（商店）、一家大车店（客栈）、一个农机站（修农业机械）。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那里的农村，就是没有人搞养殖业，没有养猪场、养牛场、养羊场，据说东北的紫貂质量非常好，但也没有人养，听说鄂伦春族那里搞了个养鹿场，养梅花鹿，经济效益应该是不错的，但地处平原的农村仍然没有人干。
如今，我去下乡时的故地重游，发现饭店多了几家，别的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说有，也就可能多了一些美容院、洗脚店之类的了。无工不富是硬道理。
大车店
在东北，特别是农村，在交通要道的一些特定的部位，在各个乡镇、县城都一定设有大车店。其实大车店就是供客人住宿的地方，其不同一般的客栈、旅馆之处在于，大车店的主要客源是赶马车的车老板们，以及那些流落在外一时回不了家的穷困潦倒的穷人们，大车店是他们避风取暖的歇息地。所以，大车店不但要有人住的大炕，而且要有停放大车（马车）的场院,还有要有让马休息的马棚，喂马的粮草。讲白了，就是供人和马吃喝拉撒睡的地方。
由于大车店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所以它一定是简陋、经济、杂乱、埋汰、粗俗的集散地，它就是与抽烟、骂娘、酗酒、斗嘴、臭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离的场合。当初，我就是属于穷困潦倒的那类人，所以我也住过大车店，虽然是外出给生产队办事，但钱不能乱花，住大车店挺合适。冬天，大车店的屋子中央有取暖的炉筒子，暖和是肯定的了。
大车店的屋内是一个大的空间，两边是各一通大炕，光一边的炕，人挨人的睡可以躺十几、二十几个人，两边加起来就是三四十个人，那汗味、脚丫子味、酒气味、大葱大蒜味可以熏死你！
如今的大车店，比以前的强多了但大车店的好处是绝对的便宜，住一个晚上就是三毛钱，加上停车、喂马也就是一元钱，有时还供应小米粥、窝窝头，个别情况下还有大果子（油条），吃饭是否另外收钱，我已经记不得了。后记
天地玄黄，星移斗转。
今天，2010年4月4日，是我离开上海赴黑龙江爱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整整四十周年。
我将几年前写的绝对真实版回忆录《那个年代》一书根据知青读者和关心知青的读者的要求进行了调整、补充和完善，增加了数倍以上的内容和三百张以上的照片，以崭新的面目《从黑土地走来》正式出版，以飨读者。
2006年我的《那个年代》第一版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竟然触动了同代人敏感的神经，令他们勾起了深深的回忆，许多人翻开封面后就欲罢不能，一气读完，有的读了三四遍，还有许多人把书作为自己“80后”子女的必读书，更多的是到处推荐，不满足自己的读了又读。
我的多年好友，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上海国际商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徐能先生将书作为员工的必读教材，并且积极推荐给社会活动中的各类朋友；著名企业家张政平先生特意提出，这本书再版时，一定要在封面上写上“80后，必读”，他认为这本书对下一代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资深编辑周河先生说，我当了几十年的编辑了，经手出书无数，按理说一本书叫我笑、令我哭是不可能的，但看《那个年代》三遍，我竟然哭了三次！
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导、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生张建军教授在飞机上读《那个年代》，引起了邻座一位男士的注意，便要过去看了几页，竟爱不释手激动不已，问书是哪里买的，原来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曾经也是下乡北大荒的知青，于是张建军教授把书给了他，受者感谢再三！
上海南汇监狱检察室主任顾丽辰先生、上海建工集团纪委钱三名先生、上海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党委书记祁建良先生手中的《那个年代》，被单位许多人借去阅读，最后竟然没有了下落，他们都说书写得太真实了，真得催人泪下，单位里许多同时代的人落泪了。
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导、教授，《潘汉年传》、《陈丕显传》、《张承宗传》作者，著名传记作家张云大校说，《那个年代》我们全家都在读，包括女儿、女婿，我们的下一代需要了解那个年代！
具有世界领先的“股骨头坏死”治愈技术的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导、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长青教授，交通大学医学院陈挥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官员严贯三先生，著名大律师海涛先生、王卫民先生，著名文化人王方平先生、谢天云先生，生肖文化研究者戴宝庆先生，职业培训专家周日快先生，著名企业家陈祖良、季卫国、孙平、江卫东、李金伟、李斌杰、王丛杰、杜志敏、徐光兴等先生都为本书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并在一年前就表示了购买本书赠送亲友、同事、部属的愿望！我深受感动！
离开那片黑土地也已整整三十四年了，可在那里生活、劳作、战备一幕幕始终在我心头萦绕，久久挥不去、久久忘不了！因为我把青春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考进大学、回到上海后，一有机会，就向我周围的人“摆忽”那个年代的人和那个年代的事。我讲得眉飞色舞，听的人也兴趣盎然，知青中的好事者怂恿我写些回忆文字，供大家回味，也可做个纪念，以对得起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付出、曾经的激昂！
2006年春，我终于下决心，把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写出来。我用了十几个夜间，每次写到凌晨三四点，有时也想细水长流，慢慢写吧，可回忆的思绪一上来，真的欲罢不能，恨不得一个通宵就把它彻底倒干净。
因为我还有本职工作，还兼着几所大学的教授，写书、授课任务很重，只能速战速决。还好，不出一个月，书有点像样了，但毕竟不是“慢工出细活”，难免粗糙，好在当初写出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给自己留住回忆、给亲朋好友权作消遣，也是对一直牵挂我的父亲以纪念，请父亲在天之灵继续保佑我！我决定，第一本书立即寄给在天堂的父亲！
正因如此，当初写这本书我也没什么大的包袱和负担，只期望给同样有遐想经历的朋友们一点岁月的感慨，给没有下乡经历的朋友们一点诙谐的感受。
书中所述，百分之九十为我亲历，我特意翻出几十年未曾动过的照片、书信、日记、诗歌以佐证，真实是这本书的特点。当然，人脑毕竟不是电脑，极可能有些时间、细节、过程有点出入，但也请朋友们宽容、谅解！
那个年代的一些话、一些事、一些诗，可能与现实格格不入，但为了客观真实反映，我均不做修饰、改动，保持原始状态，便于大家更深刻地俯视那个年代。
2010年4月，是我插队落户四十周年，在出版社的一再催促下，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倍的文字内容及照片，以《从黑土地走来》的书名正式出版。我特别增加了一些背景资料，以便“80后”的年轻一代也能比较容易看得懂、易理解。
再次感谢邓伟志先生、叶辛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的书写的含义深刻，意味深长，热情洋溢的序，我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感谢市委党校高级专家班的同学们对我书作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刘国清、魏玉琦、陈秋涌先生对本书的支持、关心与帮助。
本书的照片的收集得到了徐继武、许茵、徐桂兰、高幼之及曾下乡爱辉的许多知青朋友们的帮助，也有一些照片是黑河地区其他地方知青热情提供的，其中有我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通过本书的媒介，让我们原本不相识的成为相识、成为知音、成为至交！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过去！那里让我们魂牵梦萦！
本书的书稿打印、文字图片的编排得到了张馨元、许佳朝、卢双、杨晴晴、金婷婷的帮助，许多朋友们均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心血，在此深表谢意！
祝大家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勇敢生活！
谢谢你，终于看完这本书！
张亮
2006年7月15日第一稿
2010年4月4日修订稿
2011年4月4日最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