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然观，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从古至今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假说的形成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古希腊的宇宙论或自然观方面的理论与著作，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具体地说，没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的“中心火学说”就没有近代哥白尼的“日心说”;没有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没有近代的天文学;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就没有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没有希波格拉底和盖伦的医学，就不会有后来的西方医学。为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智慧大加赞美，指出：“在希腊人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1]另外，即便是对18、19世纪以来取得的最新自然科学成果，恩格斯也从自然哲学层面追溯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比如他在谈到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的伟大发现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实际起作用之前很久，哲学就得到了这种认识，所以很容易说明，哲学为什么比自然科学整整早两百年就做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借以做出这个结论来的形式，也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些。”[1]492
如果说，恩格斯还主要是站在哲学高度，赞美和强调了理性思维，以及从辩证法高度研究自然哲学和自然观的重要性，那么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一书中，则直接阐明，只有从辩证法或理性思维的高度，将自然科学家的经验性发现上升为抽象的和辩证的理论，才可谓是真正的科学。为此，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进化说和流射说，指出：自然界中“永恒的神圣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方向的流动。两个相反方向完全相会为一，贯穿在一起。进化只不过是对退化的扬弃，因此进化也即退化”。他在论述地球的整个形态形成过程时，也没有重复时髦的地质“垂直运动说”或“沧海桑田说”，或“将今论古说”，而是认为陆地的南北分裂是由于地球自转的水平运动和洋流从西向东的冲刷作用。这实际上比 1912年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早了将近一个世纪就发现了地壳的水平运动。至于他对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的批评，更加证明辩证法的高超和英明。他说：“认为光按照直线传播的牛顿理论或认为光按照波状传播的波动理论，像欧勒的以太或声响的振荡一样，都是一些物质观念，它们对于认识光毫无裨益。”[2]8黑格尔的这段论述，显然比1922年德布罗意提出的波粒二相性概念早了100多年。至于他的另一段高论：“当创世记十分天真地说，某天产生植物，某天产生动物，某天产生人时，这也还算最好的说法。人不是从动物形成的，动物也不是从植物形成的，每种生物一下子就完全是其所是的东西。在这样的个体身上也有进化，当它方才诞生时，它还不完全，但却有现实的可能性，成为它会变成的一切。”[2]390这实质上是阐明了一种物种起源的多元论和机制上的突变论。那么，为什么自然观会对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有如此重要的指导意义、启发意义，甚至直接就是各种科学理论的前身或雏形呢?
这当然主要是由于人类始终是生活在能够生养它的自然界中，并从未间断与自然界的斗争，即始终处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使得自然哲学或自然观总是内在地包含着科学性、真理性，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强有力的判断和推理能力;使得哲学尽管属于思维领域的学问，但并不能脱离外部对象而单独存在，而是必然涉及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和规律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从古至今的自然观研究的都是整体的、运动的和变化的自然，是将各种具体和个别领域都包含于其中的有机的自然。自然观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仅是一般和特殊、普遍和个别、整体与局部、共相与具相的区别。因此两者的同一性、一致性和类似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由各种要素、各种层面、各种结构和各种子系统所构成的整体系统中，既决定着系统的整体性质，也受制于系统本性的制约。
也正是整体和局部、一般和个别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以致在加拿大的科学哲学家邦格看来，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在本体论层面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并指出：“每一种广泛的科学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都可以称作为科学。”[3]事实上，不要说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有大量的论著和理论，使得我们很难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划分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就是眼下出版的许多著作，也都同时具有科学和哲学的性质，比如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时空的未来》、保罗·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原子中的幽灵》、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爱德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普瓦德万的《思维旅行》、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等，都是有关自然观或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著作;而且这些著作还大多都是出自英、美国家那些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或宇宙观或时空观等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之手。
这些著作不单是从宏观上全面、系统地探索了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从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组成生命的基本单元等方面加深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且开辟了新领域，运用了新方法，创造了新概念，提出了新范式，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极具开导和引申价值。比如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理论，不仅在于他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之后，发现生存斗争在物种存在和起源上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在自然观上，他接受了威廉·佩蒂的《生物的层级》思想，威廉·劳伦斯的“生命历史观”，以及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拒绝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学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类似的例子，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源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界的齐一性”原则，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受到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则的影响等，都证明将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在地包容于一身的自然观，不只是过去，就是未来也仍然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今后自然科学在基本性质和功能上的重大转变，将会更加凸显自然观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当代科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宏观进入宇观和微观，从可见世界进入不可见世界，从物质世界进入反物质世界，从单一客体进入综合客体，从具体存在进入整体存在，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从经验世界进入虚构世界。它的研究主体，已经从专门领域的研究者变成多种领域的研究者，从专家变成思想家和学者，从专门的科学家变为哲学家、艺术家、发明家、技术人员联合作战的团队。它的研究成果也从实用进入审美，从真实进入虚构，从理论回归假说，从逻辑进入实用，从绝对真理进入概率真理或相对真理。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导致的最大后果，就是科学真理或客观真理隐藏得愈来愈深，再用往日的观察和实验根本不足以发现原创性的理论和成果。另外，当代科学已经突出了科学的预测功能。因为莫大宇宙，无奇不有，它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着各种因素制约，任何人都不可能左右规律。再者，在人类面前也决不存在一个确定不移、只服从必然规律的未来。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宿命论。此时，只有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科学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人类预见未来，而且“我们越是能够清楚地认识未来，就越能够创造一个生动而丰富、合乎心意的未来世界”[4]。因为科学的职责和功能就是考察运动着的事物，把脉历史进程，发现宇宙规律，构思未来前景。科学的这种功能不仅已经取得许多伟大成就，如发现了引力定律、遗传学定律、星体演化规律、生物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生命和思维重演规律，以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而且在今后要为人类做出更多的整体性和趋向性的重大预测和预言。这样就更加需要抬升自然观，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