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孟筱澎自述揭露了一个惊人秘密：王任重、张体学等“河北、河南派”推行极左，饿死荆州人十万，却平安无事，后来还升官——“大战荆州”饿死10万人的直接责任者薛坦，在一度降为副书记后，又官复原职（据说因为河南饿死人更多都没有处分干部，所以让其复职了）。1980年薛坦又升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对极左人祸干部的宽容与重用，可见一斑。而反对极左饿死人的“山东派”孟筱澎、李金玉，却因“右倾”一再遭到残酷报复，相继降职、撤职，戴上了“反党集团”帽子。孟筱澎因属中央管的干部而在改开后情况好转，而李金玉因属于省管干部，始终不能平反复职。
李先念“南干”的宗派隐患
——洪湖县委大院的隐喻之五
朱健国
1、从孟筱澎看“南干”宗派之争
2、薛坦“大战荆州”饿死10万人
3、从李金玉看“南干”的“瓜蔓抄”
4、李金玉临终前谈被整内幕
1、从孟筱澎看“南干”宗派之争
从洪湖县委和荆州地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籍贯中可见，执政湖北的“南下干部”（“南干”）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毛泽东说过“党内有派”，因而在鄂之“南干”，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河）北（河）南派”和“山东派”两个地方宗派。
从洪湖县委和荆州地委来看，鄂之“南干”的这两个地方宗派中，山东派出比较务实为民，而河北、河南派多唯上唯书。这只要看看来自山东的两个“南干”孟筱澎、李金玉的兴衰，便可知大概。
孟筱澎是山东省聊城县人，1947年8月南下到湖北，1952年7月－1960年7月在荆州地委当了8年地委书记。但随之受到河南派的挤兑，在河南派张体学省长的组织的“三战荆州”中，降为省委农办副主任。改革开放后才复职任武汉市委副书记。
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汉市委大院采访了八十五岁孟筱澎老人。
访谈结束时，孟筱澎给我一份他亲自写的《我的主要经历简史》（2001年3月记于家中），其中有他南下的细致自述（1万余字）。
孟筱澎，山东省聊城县东北孟家营村人，1917年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独生子，一岁时丧母。阶级成分属于“下降的富裕中农”。聊城中学毕业时为全省会考第九名。后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1939年8月入党后，任聊东工委组织部长。1946年7月，任聊城县委书记。1947年8月，接到调南下支援解放新区的通知。
孟筱澎自述说，当时北方干部并不愿意南下——
“1947年8月，正在工作紧张之际，接到调南下支援解放新区的通知。在我思想上是一次震动，因解放新区是提着头干革命。经过考虑，决定服从调动。在告别县委领导同志后，即到地委集中。当时聊城县被调干部三名，全地区共计调南下60名左右，组成南下干部中队，决定我为指导员、党支书，梁久让为中队长。”
孟筱澎自述描述了南下途中的艰难——
“南下行军都在夜间，每次都在百里左右。在刘邓大军的十二纵队掩护下，过黄河、过陇海铁路、过沙河、过淮河、过信黄公路、过平汉铁路、过府河，于1947年，12月中旬到达湖北省京山县的平坝镇。行军、修整约计三个月时间。其中以过淮河和信黄公路，从下午六时到次日十一时进入大别山区最为艰苦，过淮河淌水齐腰，过公路两边打炮。在进入大别山区后，改为走水田小路、山路，很不习惯。幸而组织批准，县级干部可以带一匹骡马、带通讯员和一支短枪，我是靠骡子度过了这一夜的行程。幸而全部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在红安县的七里坪山包周围，参加一次大会，听李先念、陈大姐等领导人的讲话，主要介绍湖北的概况，鼓励大家安心工作。在住地三里畈，对中队干部进行工作分配，只我一人被分到京安应中心县委。”
孟筱澎自述显示，当时的南下干部并没有马上升官。
“1949年春，江汉区党委在胡集召开一次县委书记、县长会，主要是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当年5月6日武汉解放，全民皆大欢喜。接着，湖北新省委成立，各县归建。6月间荆州地委在应城开会，正式决定我去地委任宣传部长。在京安县委交接后，即同新地委同志西行去荆州。走到高桥时，地委让我去接收潜江县（原属襄南地委），即由半个班保护，坐木船顺西荆河到达熊口（当时县委所在地）。适值县委正在开会，同县、区委同志见了面，过了两夜，即坐木船回荆州（即江陵县城）。当天夜里，住在湖中陆地居民家。蚊虫真多真大，群众谚语‘蚊虫大似鹅，咬死个，太婆’”。
孟筱澎自述透露，当时李先念经常与林彪一同出席会议（中南局机关当时就设在武汉），林彪对湖北省委的工作似乎很关注——
“1949年7月至1949年9月，在（荆州）地委任宣传部长。地委书记文敏生同志曾让我起草一个指示。当年8月同文书记去（武汉）新省委参加第一次党代会，与会人员均住旅社。会上听了林彪、李先念等同志的讲话。当时交通困难，坐卡车，最后在长江阜坐船，经过两天到达武昌司门口一带住下。”
林彪关心湖北省委的工作，可能与其关注家乡亲戚有关。据《李先念年谱》载：1950年10月的一天，李先念“听取汇报林彪家乡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土改问题的情况，并同林彪交换关于其堂兄土地、房屋土改问题的意见。林彪同意将堂兄接到武汉，其土地、房屋按土改政策处理。”（《李先念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154）
孟筱澎自述显示，南下三年，他仍然是县委书记——
“1949年9月至1950年9月，我当时觉得地委工作不多，便要求到基层工作，经过省委批准，我去荆门县委任书记兼部队指挥部政委。当时的荆门县委，是由原来的荆北和荆南县委合并组建，张苍洲任县长，郭实为副书记。……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建党、建政、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19）50年8月，我同郭实同志去省委参加党代会。在会议结束时，地委书记顾大椿，开会决定调我去天门任县委书记，并当面转了党的关系。散会后我同天门副书记梁久让（孟筱澎老乡）同船去天门，……在天门除正常工作外，主要是搞土改试点，同时搞‘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套锣鼓一齐打’。1952年春全党动员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根据材料，经地委批准，由我代表地委宣布（天门县）公安局长何墨臣停职反省，这次运动震动很大，对于干部素质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孟筱澎自述证实了一个民间传说，当时南下干部流行离婚——
“经过通信，我办了离婚手续。经过介绍，经地委批准，于1950年春同黄桢同志结婚。”
直到1953年7月他才升官，当了五年荆州地委书记——
“1952年7月调我到（荆州）地委任办公室主任兼秘书长（文件这样写的）。9月间同地委书记杨锐去省委开会，接着又任（命）我为第一副书记。1953年7月地委书记阎钧调武汉市委工作，由我任地委书记。”
孟筱澎这次升官，与李先念有关。1951年9月初，孟筱澎曾写信向省委书记李先念反映：上级文件表格太多，基层不堪重负。李先念于1951年9月12日“复信孟筱澎并中共湖北省天门县委：省委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并派刘建勋检查了人民武装部的工作。当时，检查出表格二十多份，都是由上级机关发下来的，他们不得不照转。如何减轻下面的负担，我们正在考虑，并计划召开一次省委会议讨论研究。”1953年5月25日，李先念又致信给升任荆州地委第一副书记的孟筱澎：“转来移民群众的控告信，必须认真组织人去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李先念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237、442）此信的第一收信人是荆州地委书记阎钧。通常，写给一把手就够了。但李先念加上孟筱澎共阅，说明了对孟筱澎的特别亲近与重视。果然，两个月后，孟筱澎就升任为一把手——荆州地委书记。
2、薛坦“大战荆州”饿死10万人
然而，1954年5月21日李先念离鄂进京后，孟筱澎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以王任重、张体学为代表的河北、河南派，不断批评指责保守亲民的“山东派”，对“合作化”、“三面红旗”、“大跃进”不积极，由此派出四个大员：王良（省委常委，河北人）、王树成（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人）、薛坦（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河北人）、王延春（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人），轮番“大战荆州”——到荆州组织批判孟筱澎的会议，孟筱澎在1958年4月降为副书记。四大员中虽然有一个山东人，但真正用力拿下孟筱澎的，是三个河北人——
“1958年4月，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兼任地委书记，时间仅一年。王主要抓大办钢铁。我为书记处书记，主持后方工作。1959年春，薛坦主持地委工作（王仍谦任书记），他同梁久让在石首蹲点，抓早稻下秧，提倡越早越好，口号是‘一早百早’。当年早稻烂秧，粮食大减产，到1960年春，全区饿死人约计10万之多。1960年7月初，省长张体学派三个书记来‘大战荆州’。王延春在县委会上讲话，题目是‘荆州人不认识荆州’。省委早已通知调我去省委农办，在会议结束之后，即随王延春到省委报到。”
孟筱澎自述揭露了一个惊人秘密：王任重、张体学等“河北、河南派”推行极左，饿死荆州人十万，却平安无事，后来还升官——“大战荆州”饿死10万人的直接责任者薛坦，在一度降为副书记后，又官复原职（据说因为河南饿死人更多都没有处分干部，所以让其复职了）。1980年薛坦又升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中共对极左人祸干部的宽容与重用，可见一斑。而反对极左饿死人的“山东派”孟筱澎、李金玉，却因“右倾”一再遭到残酷报复，相继降职、撤职，戴上了“反党集团”帽子。孟筱澎因属中央管的干部而在改开后情况好转，而李金玉因属于省管干部，始终不能平反复职。
“北南派”和“山东派”斗争的根源是极左与“右倾”的斗争。孟筱澎在《我的主要经历简史》中说出了这一隐情：
“1957年后，在毛主席推行大跃进，搞左倾路线后，我是受压抑的人，不过是说我偏右。在省委中王任重同志跟得紧（左），检讨也快。张体学有时右得很，有时又左得很，作风不正派，他曾写打倒王任重的文章，登在湖北日报上（有报纸可查）。王延春于1955年从广东来湖北，一直搞左的一套，‘大战荆州’王是急先锋，后台是张体学。王于1961年调湖南前的一个晚上，要我去他家打麻将，两次被我谢绝了。王缺乏同志间的感情，王也曾要我给他送沙湖盐蛋（这是一种蛋黄中有油的名特产），我一直未完成任务。”这一记述表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因为是山东人，虽然奉命来查办孟筱澎，却并没有整孟筱澎。痛下杀手的是“北南派”。可见“湖北南干”中确实存在以老乡划线的派系“北南派”和“山东派”之争。
“对党的多次运动，我是坦然的，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是按党性原则办事的。能忍则自安。对于‘大战荆州’（当然不止大战我一人），省委已在县委书记会上总结时平反了。王良去荆州检查工作，曾要我开地委常委会，把在家的地委委员集中两天，对我进行批评，我作了准备，但未达到目的，之后换了王树成到荆州任书记一年（王良调辽宁，“文革”中去世了）。1959年薛坦主持地委工作，当年秋他主持会议批判我和蔡云生同志，把每人发言记录送省委组织部，1960年7月我调省委农办工作后，把记录全部退还给了我，1962年省委办县委书记学习班期间，薛坦又找我赔礼道歉，我说‘事情过去了’。陈丕显来省委任第二书记时，在地、市委书记汇报会上，发我的脾气，我未当事，陈调中央前来市委道别，特别问了我的情况，同样有道歉的意思。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批斗，我未掉过泪。只是在听到广播周总理逝世消息时，我多次流泪，主要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直到1980年代，湖北的“南干”中的“北南派”日渐式微——张体学1975年9月病逝，王任重文革后调中央，孟筱澎才复职为武汉市委副书记，离休前升为副省级：
“在20世纪末，随着武汉市升为副省级市，我作为武汉市的正书记之一，才算是副省级干部。我在工作中未犯过错误，扣除“文革”时间，压抑我三十多年，近期丢掉了这一思想包袱。”
3、从李金玉看“南干”的“瓜蔓抄”
李金玉是孟筱澎的山东老乡和部属，孟筱澎任荆州地委书记时，李金玉是荆州地委办公室主任。1955年，因孟筱澎“合作化”来积极挨批，李金玉也贬谪为洪湖县委书记。但整倒了孟筱澎的“北南派”薛坦，没有就此放过孟筱澎的“山东派”余党，1964年开始借“四清”之机，给李金玉“再踏上一只脚”，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然而，“反党集团”头子李金玉却是洪湖百姓最留恋的“李青天”。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人祸”，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享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有关部门的悼词显示：
李金玉，山东掖县人，1922年6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1940年8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至1980年10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1980年11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1984年4月离休。
“南干河北派”薛坦是如何整“山东派”李金玉的？地方志中有所记载——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P24）
有关党史，对“南干河北派”薛坦整李金玉的“瓜蔓抄”，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P71）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对洪湖县新隄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定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P28）
4、李金玉临终前谈被整内幕
《清·乾隆荆州府志序》称：“荆州富于寓贡”；两汉时称荆州“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P878、P 3）。这样一个“无饥馑之患”的富饶之地，怎么会在新中国一下子饿死10万人？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从深圳来到荆州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李金玉首先说了一个怪事：他的冤案查无案卷——他至今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有关部门告知：因为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这真是杀人不见血的高招啊！在荆州地委举办的“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上宣布李金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又不留下任何定案材料！以至于后来“无反可平”！
于是以整人为业的“北南派”薛坦，在改革开放后可升官省委副书记，而百姓最留恋的“李青天”李金玉，却是由正处降为副处，且安排闲差，任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副处长。1980年，洪湖县许多百姓和干部联名要求李金玉复职洪湖县委书记，但薛坦等人坚决不同意。
李金玉与薛坦为何有这样大的矛盾？李金玉细细说出了原因——
（以下文字据现场录音整理。“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9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当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珍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李先念的“南干”对湖北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80年末代关广富任湖北省委书记。来自东北的南下干部关广富，崇尚空谈，喜爱报纸电台天天有自己的“长篇重要讲话”。其没有学到李先念的实干、苦干精神，却将薛坦等“北南派”的唯上、唯左和整人术发挥到极致，以致湖北民间至今在网上称其“祸害湖北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