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顾苏联的特权制度
苏联的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林时代。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享受贵族待遇，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罗兰在《莫斯科日记》里写道：苏联已出现 “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 “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攫为己有”。
法国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于1936年访苏归来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深刻地揭露了苏联的特权制度。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高层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以及诸如此类。”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苏呼米附近有一家高官招待客人的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赚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起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
二战后，特权又重新开始扩大，免费占用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的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休假时月薪照发）等等。当时特权表现最突出的是“钱袋”制度。由于无限制的提高干部的工资不妥，于是想出了另外一种巧妙的出路。所有负责干部每月除了领取自己的无法保密的工资以外，还得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
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有过多次谈话，其中谈到过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这些钱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严厉处罚。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而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迅速膨胀起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队伍的尊重”，理论家苏斯洛夫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一切成功的保障”。
那时，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
那时的苏联，有一种秘密商店。这些按级别设立的商店比普通商店货物齐全，物美价廉。另外还有特殊服装店、特殊理发店、特殊食品店等等为特权阶层提供供应和服务。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设置的内部商店，专门向高级干部们供应紧俏商品；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政府的副部长、州委书记、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以上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高级官员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是为较低级别的官员购物设立的。许多的政府机关发放给官员们“特殊配给卡”，这种卡既是出入特殊商店的凭证，同时卡上标明可以购买东西的金额，级别越高的人可购买商品的金额越多。
为了削尖脑袋钻进特权阶层，买官卖官也多了起来。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在我看来，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逻辑。在苏维埃体制之下，最高层的行为逻辑必然是为了收买下属的忠心（“要保证对干部队伍的尊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下属特权，奢侈享受。直到一个国家的干部群体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与人民决裂，对立，最终政权被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