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人物素材积累 高考作文素材积累——人物篇(国学大师)来源：学优网1065225 _图文

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 驳斥英国孙子

10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 维护儒家学说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十一、[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 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最终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实现了“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

他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十二、[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为梅曾臣长子。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清华百年的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 14 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位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

他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心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心系故园

梅贻琦离开北平以后一直心系故园母校。他一生历尽“筚路蓝缕”、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不论他在哪里，心却一直系念北京清华故园。1942 年他与顾毓琇酬答诗中有言：“??廿载切磋知不足，五年飘泊泪由衷。??回首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其中的“堂前古月”，即指北京清华园古月堂和堂前的古松。这期间，他还曾与校友们相约，一定打败敌寇，最后相聚于清华园。在台湾期间，他心系故园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深切、感人。

十三、[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他是中国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并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 性情心智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师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 爱国情怀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 评价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十四、[大儒无声——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 最高学位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 布衣情怀

季老住院期间，每天下午，是他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有时秘书李玉洁老师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

医生来换药了。季老的腿上打了两个洞，把塑料小管子生生地杵进去，才能打药，有时还得在肉上动刀子剪子。看得李玉洁老师心“嗵嗵”跳，连护工都跟着直冒汗，可是每回老爷子都谈笑风生。等医生们走了，李玉洁老师颤声问：“先生您真不疼 ”老爷子回答：“不疼是假的，但又何必给大夫增加思想负担哪？”

高考作文素材积累——人物篇（国学大师）

一、[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 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接受清华邀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但要辞职需找个相当资格的人代替，赵元任与系主任都觉得，只有陈寅恪有资格接替他，便给远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写信征求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 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 1925年，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回国。这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 评价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二、[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1901年赴日本留学。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 靠不住的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他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他不附和，也不驳难。

◎ 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在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但是，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

宁静无悔的选择，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内心深处的一种恬然吧！

三、[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

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章太炎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没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

◎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袁世凯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四、[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 才思敏捷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 爱国救国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 真诚宽容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 笃信科学

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生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

四、[陈垣]

陈垣（1880—197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着；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 信有师生同父子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两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 赤子之心斥败类

抗战期间，陈垣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

五、[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８岁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04年春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 聪明过人，记忆惊人

刘师培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有一次，冶春后社诗人程善之从上海购得新出版的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邀请刘师培、方地山二人共同浏览。时近晌午，佣人来喊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刘方二人。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还缺十数个地方。程善之不解其意，直等到方地山也来吃饭时，程问为何姗姗来迟。方答曰：“我刚才默记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一张蒙古全图有千把个地名，而且个个佶屈聱牙，仅一两个时辰，怎可能记住？简直是活说大三光！方说：“我方某人不敢自夸能全背下来，但我保证刘师培绝没有多少误差。”

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块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而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授课不带片纸，信手拈来。“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一笔烂字不成书

刘师培以“一笔烂字”出名。据说当年他考秀才时，被主考官形容为“字如花蚊脚，丑细不成书”。在北大当教授时，他的字被公认为倒数第一。

有趣的是，刘师培对自己的字却自我感觉良好，说：“我书之佳趣，唯章太炎知之。”有一次与同为国学大师的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哭起穷来，觉得当教授没劲还不如下海卖字算了，还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想刘师培的书法实在

不敢恭维，又不好意思黄他的面子，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先生只要签刘师培三个字，就有人肯出钱买了。”

六、[黄侃]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学校任教授。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干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 孝子

黄侃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 穿布衣“钉鞋”的教授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它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 未出版任何著作的大师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着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着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七、[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 专门利人不为己

顾先生作为史学界名家，为了提携青年，在不厌其烦反复修改他们的稚嫩论文后，还凭借自己的声誉与青年们联名发刊。经提携的青年成名后，顾先生则悄悄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如今成为著名学者的童书业，当年仅是一名校对员，没有学历文凭，顾先生读了他的文章后怜惜其才，邀来身边工作学习，按月从自己工资中分出一部分作为他的薪水。致使自己的生活到了捉襟见肘地步，校方拨出一笔款救助他，顾先生却把这笔款用来做奖学金，资助4名交不起学费的学子。有人对顾先生的做法不理解，顾先生则云：“但开风气不为师，一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能倡导风气，拔擢人才，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 卑柔下的桀骜

“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 否定儒学第一人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八、[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被尊为一代开宗大师、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 怒斥“神汉”

有一年，熊十力回乡时患了重感冒，一连睡几天。因他不让人请医生，两个乡友便劝他去试试“鸡神菩萨”。他强打精神跟着乡友来到一座破祠堂里,只见神汉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上坛请“鸡神菩萨”显灵。可那神汉扶的“神鸡架”乱晃一气，竟一个字也划不出来，神汉急得团团转，便搪塞道：“你们来的人多，响声大，惊动了‘菩萨’”。熊十力勃然大怒：“骗人的东西，愚弄百姓！”说罢，一脚踢翻了“供案”。

○ 白日掌灯

熊十力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一次，有个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的学生再三请他赴宴，他只好答应。赴宴当天，晴天朗日，熊十力先生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在门口迎接他的学生感到很奇怪，就问：“先生，您何故白日打灯笼？”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不白日掌灯？”那学生哭笑不得。

○ 批判与继承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

○ 坚持“孤往精神”

熊十力的学识，引起了蒋介石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九、[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

○ 恃才自傲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在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 尊重学问

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介石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

○ 违背承诺，该打

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

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后来他说：“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十、[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 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 幽默的回击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 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辜鸿铭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他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

不仅如此，老爷子还老对医护人员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差不多就行了。”

在季先生心中，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不关心自己。护工也是家庭成员，不但照付工资，和颜悦色，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

○ 人格魅力

李玉洁老师对季先生简直敬如天人：“虽然照顾老先生从体力上确实累,因为我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可是从灵魂深处体验到特别的幸福，觉得生活在他身边是一种享受。”有人问享受什么。李玉洁老师回答：“首先是人格魅力。老先生在做人上，从来是克制自己，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坚持平民立场，对人没有等级观念，大官来了也是这样，平民来了也是这样，越是被人看不起的人还越平等相待，就说医院里的勤杂工吧，差不多都跟季爷爷聊过家常。”

季羡林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古称布衣精神，亦即圣贤精神。这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树上开出的灿烂花朵，是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竹林七贤??无数布衣知识分子薪火传承下来的高贵文脉。这个文脉讲究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是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立国之本。

○ 心系家国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

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 宽人严己

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季先生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

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还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

什么叫“大师”？作为“大师”，至少他必须是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应执守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先生都做到了。

○ 三辞桂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 存真求实

季老在其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一文就这样说道：“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2009年1月30日《京华时报》）

○ 良人已逝，良知犹存

季羡林先生走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显示出了可贵的毅力与真诚。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 经典语录

1、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2、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3、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4、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5、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6、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7、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8、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9、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10、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11、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12、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3、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4、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15、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十五、[寂寞大师——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被冠以“钱学”之称。他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

● 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面对《管锥编》，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钱钟书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钱钟书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 童心苍老，智慧不老为神话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60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 博闻强记，当代学人第一人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

钱钟书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着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 兢兢业业，为人治学树立楷模

钱钟书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1938年，钱钟书先生留学留学英、法结束时，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

“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 经典语录

1、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3、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

4、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5、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6、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7、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

8、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

9、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10、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11、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12、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13、文凭就好象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包羞遮丑。自己没有了文凭好象精神上是赤裸裸的，没有了包裹。

14、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15、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好的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16、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

17、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

18、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19、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20、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21、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22、科学跟科学家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越老越可贵，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23、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会来；请它，哄它，千方百计地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

24、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25、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十六、[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画家朱耷的别号）

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原为明朝王孙，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

1人物概述

八大山人，名朱耷，江西南昌人，为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清初画坛“四僧”之一。

明灭亡后，国毁家亡，朱耷心情悲愤，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又用过雪个、个山、个山驴、驴屋、人屋、道朗等号，后又入青云谱为道。

通常称他为朱耷，但这个名字用的时间很短，晚年取八大山人号并一直用到去世。其于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

书画特长

朱耷擅花鸟、山水，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 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

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他的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又上窥黄公望、倪瓒，多作水墨山水，笔墨质朴雄健，意境荒凉寂寥。亦长于书法，擅长行书、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等，以秃笔作书，风格流畅秀健。

2生平事迹

朱耷为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朱耷的父祖都善书画，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

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

顺治末年，当他三十六岁时归南昌，回到青云谱（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坐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

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

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

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孤寂贫寒地度过了晚年。

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3款识字号

八大山人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青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所书“八大山人”含意深刻，“八大”与“山人”紧联起来，即“类哭之、笑之”作为他那隐痛的寄意，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

4风格特点

八大山人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

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

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

在书法方面，其善用淡墨秃笔，犹尽流畅，含蓄内敛，圆浑醇厚。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其诗文多幽涩古雅。 5成就影响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怪异晦涩中隐含着痛苦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还有，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

然而，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 ，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

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郑板桥评价八大山人的画“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不多泪点多”。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 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八大山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

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

【水墨写意画高峰的代表】

八大长于水墨写意，这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水墨画写意大师，八大为其划时代的人物。

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书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共画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其远笔的圆润则有着董、巨和黄公望的遗踪，墨法参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树石的组合形式，显然取自倪瓒。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八大山人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使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

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

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

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

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 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6存世作品

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以及《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莲花鱼乐图卷》、《杂花图卷》《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

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 近年部分八大山人作品艺术品投资市场拍卖情况：

《竹石鸳鸯》，2010，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1.187亿。

《个山杂画册》，2008，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2352万元。

《山青水碧鸟语花香》，2008，佳士得拍场，成交价3426万元。

《鹭石图》，2008，北京万隆拍场，成交价3300万。

《瓶菊图》，2008，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3136万元（不含佣金）。

《仿倪云林山水》2009，北京匡时春拍古代书画专场，最终以8400万元的成交价（含佣金）落槌，创造了中国书画拍卖价格新的世界纪录，这幅《仿倪云林山水》也由此成为了史上最贵的中国画。

7款识字号

后做道士，居“青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

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

8八大山人传（部分）

八大山人①者，故前明宗室,为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不数年,竖拂称宗师.

住山二十年，从学者常百余人.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独自徜徉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其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

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亦喜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翛然无画家町畦②.人得之，争藏弆③以为重.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喜饮.贫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饮，辄往;往饮,辄醉.醉后墨渖淋漓，亦不甚爱惜.数往来城外僧舍,雏僧争嬲④之索画；至牵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馈遗之,亦不辞.然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绫绢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袜材."以故贵显人求山人书画，乃反从贫士,山僧，屠沽儿购之.

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饮益甚.或招之饮，则缩项抚掌,笑声哑哑然.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愈哑哑不可止,醉则往往欷?#91;泣下.

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属北竺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见，至日大风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顷之,澹公持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惊喜趣乎笋舆，冒雨行相见,握手熟视大笑.夜宿寺中剪烛谈，山人痒不自禁,辄作手语势.已乃索笔书几上相酬答，烛见跋⑤不倦.

赞曰：世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浡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喑,隐约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

【翻译】

八大山人,是前代明朝的宗室，获得"诸生"的资格,世代居住在南昌.年轻时遭遇变故，离开家逃到奉新县的山中,剃去头发做了僧人.不几年，手持佛尘被称为高僧.

（八大山人)住在山中二十年,跟随他学习的曾经有一百多人.临川县令胡亦堂听说他的名声，请他到官衙.一年多后,他心中空虚恍惚不得意，于是就发作疯病,忽而大笑，忽而整日痛哭.一天晚上,撕裂了自己的僧服，焚毁它,跑回了会城(南昌).他独自在集市中徘

徊，常常戴着旧布帽,披着破长袍，鞋子破烂,露出脚跟，甩开袖子,像跳舞一样轻快地行走.市中的人跟着观看嘲笑他，没有人认得出他.他的侄子认出了他,就留他住在自己家.很长时间，病才确实好了.

山人擅长书法,行楷学习大令，鲁公(王献之,颜真卿),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写的狂草非常怪异而有气势.也喜欢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野鸭),自由自在而不受画家规矩的约束.人们得到了他的画都争着收藏，把它看得很贵重.他喝酒不能喝完二升,但是喜欢饮酒.贫困的读书人或普通百姓，宰杀牲畜的,卖酒的邀请他喝酒，他就去;每次去喝酒总是喝醉.喝醉后创作时墨汁淋漓,也不很爱惜(自己的作品).八大山人多次到城外僧舍去，小和尚争着纠缠他索要画作,甚至于拉扯他的衣袖衣襟，山人也不拒绝.朋友中有人赠送他财物,他也不推辞.然而达官贵人想要用几两银子换一张水墨画，也得不到；有人拿绫绢来,他就径直接受，说:"我把它当作做袜子的材料."因此,达官贵人求他的书画，竟然反而要从贫困的读书人或和尚僧众,宰杀牲畜的，卖酒的那儿买到.

一天,忽然在他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哑"字，从此对人不说一句话,然而喜欢笑并且更喜欢喝酒了.有人请他喝酒，他就缩着脖子,拍着手掌"哑哑"地笑.又喜欢游戏猜拳，赌酒胜了就"哑哑"地笑,输得多了就用拳打胜者的后背，更"哑哑"地笑个不停.喝醉了就常常叹息抽噎落泪.

我客居南昌,一向仰慕八大山人，就嘱托北竺澹公约山人前往山寺相见,到这一天，刮大风下大雨,我料想山人一定不会出门，不一会儿,澹公拿着短信说："山人天刚亮就已经到了."我又惊又喜，急忙叫了一顶竹轿,冒着雨前去见他，握着手相视大笑.夜里在山中住宿,点烛交谈，八大山人犹如身体发痒忍不住地想要与人交流,就借助手势进行表达.随后竟然索要笔在桌上写字来酬答我，直到蜡烛尽露出烛根也不知疲倦.

我认为:世上认识八大山人的人很多,却竟没有一个真正了解他的人.山人心中情感愤激郁结，另有无法自我排遣的原因.如同巨石阻挡了泉水,如同湿絮阻遏了烈火，无可奈何,于是忽狂忽哑，潜藏玩世之态,而有的人看待他，说是狂士,说是高人，他们对山人的了解真是太浅了呀！可悲啊!

9人物年表

明天启六年(1626年)丙寅 1岁生于江西南昌，姓朱名耷。为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九世孙。

明崇祯六年(1633年)癸酉 8岁据陈鼎《八大山人传》、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所述，八大自幼聪明，八岁即能作诗。开始涉猎书法、绘画、篆刻。 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 20岁

清兵攻占南昌。离家隐遁江西奉新山中避难。清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 23岁剃发为僧。 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 28岁在南昌进贤介冈灯社拜弘敏禅师为师，法名传鉽，号刃庵。期间与弘敏、寂容、饶宇朴唱和。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丙申 31岁在进贤介冈灯社继任住持，潜心研究佛学与艺事。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 34岁在进贤介冈灯社为京庵作《传鉽写生册》十五开。是为存世最早作品。

清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 41岁在湖西精舍为橘老作《墨花图》卷。 清康熙十年(1671年)辛亥 46岁为孟伯书《题画诗》轴。始见署“个山”。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壬子 47岁秋，离奉新，游新昌，看望裘琏，裘琏作诗相赠，并结识胡亦堂。师父弘敏禅师在耕香院圆寂。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 48岁秋，由新昌返回奉新芦田。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 49岁端午后两日，在奉新芦田耕香院，黄安平为绘《个山小像》，上有友人饶宇朴、彭文亮、蔡受等跋三则，自题六则。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 52岁年末，离开进贤，南下临川。二月，胡亦堂到任临川知县，过从甚多。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 53岁在临川发病颠狂。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 54岁在临川参观宝应寺等古迹，游览当地名胜，凭吊古代名人。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庚申 55岁在临川发病癫狂后，哭笑无常，撕裂僧衣并焚之，步行到南昌。在市肆间佯狂行走，为族侄认出，将之收留于家。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 56岁居南昌。病愈还俗，与方士礯交往。五月作《绳金塔远眺图》轴，为目前所见最早有明确纪年之“驴”款山水画。辛酉至甲子署款多作“驴”或“个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 57岁

十月，作《古梅图》轴，仅以天干纪年，题诗有“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句，又有“苦泪交千点”句。约于是年始至戊辰，行草书作品渐多。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 59岁最迟于是年，蓄发谋妻子。七月朔，作《行楷黄庭内景经》册十二开(王方宇旧藏)。始见“八大山人”四字署款，其他名号弃之不用，直至逝世。五十九岁至六十九岁署款“八”写作“”。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 60岁六十岁至六十九岁，署款“八”字有篆书遗意。首见使用“八大山人”朱文无框屐形印。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丙寅 61岁居南昌，常驻足北兰寺。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 62岁移居南昌城西埠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 63岁是年前后，南昌屏画盛行。时有委知县求作屏画四幅，八大只作三幅，并谓之云：“江西真俗，挂画四幅。若非春夏秋冬，便是渔樵耕读。”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 64岁与方士礯往来密切，书信不断。是年，有贵人招饮，八大不愿与之交往，坚辞不就。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 65岁邵长蘅客南昌，相晤于北兰寺。邵作《八大山人传》，为研究八大山人之重要文献。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 67岁约于本年前后，在江西境内游历。继续与方士礯书信往来。四月，在北兰寺，作《行楷书》轴。七月，作《莲房小鸟图》轴，始见签署“天心鸥兹”(或释作“忝鸥兹”)。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 68岁五月，为舜老作《书画册》十六开，始见签署“个相如吃”花押。夏，作《山水册》八开，第二开题：“昔吴道元学书于张颠、贺老，不成，退，画法益工，可知画法兼之书法。”阐发书法兼画法的观点。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 69岁五月至六月，为退翁作《安晚册》，始见签署“十有三月”花押。自是年至乙酉的闰年中，所作书画可见此花押。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 70岁七十岁至八十岁署款“八”字作两点。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 71岁约于是年前后题石涛《疏竹幽兰图》，云：“石尊者画兰，则自成一家也”。六月，在芙山房书《桃花源记》卷。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 72岁与活跃于南昌文坛上之诗书画家交往频繁。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 73岁夏，黄砚旅收到八大所作《山水册》，“展玩之际，心怡目眩，不识天壤间更有何乐能胜此也。”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 74岁为聚升作《书画合装册》十六开，以润笔费低，因有“河水一担直三文”之叹。岱老请作《古树苔石图》，石涛补画水滩红叶并赋诗一首。是年与石涛合作《幽兰竹石图》轴。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 75岁是年至乙酉使用“真赏”朱文方形印。约于是年定居南昌寤歌草堂。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 77岁与罗牧、徐煌、熊秉哲、彭士谟、李仍、蔡秉质、闵应铨、齐鉴、朱容重、吴雯炯等人组织东湖画会。是年，始见署款“拾得”及“何园”。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 79岁冬，游览江西南部宁都县、崇义县聂都乡罗汉洞，并墨书题诗于内壁。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 80岁约于是年八月，因大风感染风寒，呼吸困难，浑身无力，后逝世。

10作品欣赏（略）

11八大山人纪念馆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青云谱)】

八大山人纪念馆位于南昌南郊十五华里处的梅湖定山桥畔青云谱。青云谱是一座极具江南特色的园林。园内，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楮树、罗汉松青叶苍干，繁荫广被，覆护着青砖灰瓦白墙红柱的殿宇，显得格外静谧。密叶筛过的天光洒在小径上，明暗闪烁，野趣横生。一弯荷池清澈明净，倒映着笼笼修竹，鱼儿嬉戏，花影摇曳。园外清溪蜿蜒，溪畔农田阡陌纵横，农舍炊烟袅袅，恰似人间仙境。

青云谱前身是一座道院，相传早在2500余年前，周灵王之子即在此开 基炼丹。西汉为“梅仙祠”；东晋始有道教净明派，建“太极观”。唐为“太乙观”，宋为“天宁观”，至清初定为“青云谱”。遗址现存大门、二门石建筑，大门石额刻有“青云谱”三个大字，二门前后额分别刻“净明真境”、“众玄少之门”字样。道院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一气贯通的三个院落为主体，衔连左右“三官殿”、“斗姥阁”、“圆峤”，更有两庑内室“黍居”、“鹤巢”簇拥着。300余年间，道院几经兴废，解放初已是庭院荒芜，残破不堪了。后经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于1959年成立了国内第一座古代画家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座落在历史修久、风景优美的青云谱内，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之子王子晋到此开基炼丹。西汉末年，南昌尉梅福曾弃官隐钓于此，后人建“梅仙祠”祀之。东晋年间许逊治水至此，始倡道教“净明派”，并建“太极观”，唐大和五年易名“太乙观”。宋至和二年复易名“天宁观”、至清顺治十八年始定名“青云圃”，后易“圃”后“谱”。谱内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三殿逐次递 进，曲廊相通，甚是幽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九年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陈列八大山人书画作品。

八大山人纪念馆是一纪念性博物馆，集收藏、陈列、研究、宣传为一体，藏品丰富。原殿堂辟为展厅，有系统地陈列八大山人书画作品及生平史料，并经常展示当今画坛高手佳作。园林中，森森翠竹掩映着以石刻方式展现的八大山人艺术精品的书画碑廊。人们置身于这古色古香、曲径幽幽、别具逸

趣的环境中怎不心旷神怡！

以八大山人名义制作的字画复制品、陶瓷、毛笔、石砚、明信片、纪念卡和出版的专辑将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回忆。

八大山人纪念馆具有丰富的藏品，馆内现设有书画展厅十座，陈列八大山人生平史料及其珍品八十余件，其中代表作有：“墨荷图”、“鸟石阁”、“松鹤阁”“柘木立鹰图”、“寿鹿图”以及牛石慧的代表作品“猫”、“鸡”等。同时，掩映在杨柳竹中的江西第一座古代画家书画碑廊以精湛的石刻艺术展示了八大山人一百多幅书画精品，新开放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摄影展也以高超的摄影技巧向观众提供了寻觅仙踪贤迹的启迪。

青云谱原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道院。自古以来就是游客瞩目名胜之地,现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相传在公元前六世纪，周灵王之子晋在此开基炼丹。西汉末年，南昌县尉梅福曾弃官隐于此，后人建梅仙祠祀之。晋朝许逊治水至此，设坛讲道，建太极观。唐代大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奏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易名为天宁观。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太祖乐途游民部落五周年2007西藏圣地婚礼航空旅行白皮书黄金周出游全攻略朱元璋十世孙朱耷（号八大山人）来此隐居，取“吕纯阳驾青云来降”之意，改名青云圃，后又寓义为青云传朱明家谱，改圃为谱。从此，青云谱便与八大山人的坎坷生涯及其书画艺术联系在一起了。

明亡之后，八大山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为僧为道，有时还装疯作哑，不和人来往，也不和人说话。他的名字很多，“八大山人”四字连写起来，有时像“哭之”，有时像“笑之”，分别表达了他写字时的心境。八大山人从不为清廷的权贵画一花一石，而农民贫士却容易得到他的作品。康熙十七年（1678年）胡亦堂任临川县令，曾笼络他为清廷效劳，他竟假装疯癫，撕毁僧服。

清初的画坛，八大山人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现在的青云谱建筑群，规模和风格与清朝光绪年间重建的道院大抵相同。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殿宇中部为方丈堂，三殿逐次递进，曲廊相通，甚是幽静。

青云谱旧大门在围墙西端，是一座雄伟的石牌坊，上悬“青云谱”石匾，门后是八大山人手书“众玄少之门”。二门门楣上刻有“净明真境”四字。方丈堂左名“黍居”，右名“鹤巢”，壁悬他的手书对联：“啖吐趣中皆合道，文词妙处不离禅”。前后三殿和芫右边的斗姥阁，是八大山人和他弟弟朱石慧的书画陈列室。从南耳门出陈列室，便是七巧借地势、因形造景的亭台、水榭、假山、小桥、花木、溪流、错落有致，相得益彰。

在纪念馆，游人还可到八大山人衣冠冢和雕像前凭吊。

十七、[梅贻琦](补充百度版）

梅贻琦，（1889（己丑年）-1962（壬寅年）），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生平简介

梅贻琦，天津人，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天津市人。毕业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熟读史书，喜爱科学。初起研究电机工程，后转为专攻物理。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他的学生曾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校友很高的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1]

2个人经历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留学归国。

1915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新竹清华，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

1962年2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2]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个人成就】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 “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社会评价】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3往事略集

【思乡家书】

1909年，清朝外务部首次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 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此后外务部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校园建成以后，外务部又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为了便于举办庆祝活动，清华大学将校庆日定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这封回信由梅贻琦二弟梅贻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这封家书是用毛笔书写于当时流行的“八行信笺”，共有6页，共计1200余字。

梅贻琦在家书起首处问候了父母康健之后，说到了“金仲藩兄现居义思韩朴顿，距此处约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见，惟以信通音问，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县人，少年时在天津严修家塾与梅贻琦同学。严修家塾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又发展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金仲藩在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森林学，1914年毕业，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北京国立农业学校校长等职务，1920年曾任清华学校校长。金仲藩当时所在的“义思韩朴顿”，今写作“东汉普顿”，与梅贻琦写信时所在的格罗顿中学同属美国马萨诸塞州。 梅贻琦在信中写道：“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贻琦是长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与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称“五哥”。此处提到的“六弟”是梅贻瑞，实际是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生于1893年，京师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教20余年，1971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8岁。书写此信时梅贻琦20岁，梅贻瑞16岁。

梅贻琦写道:“运动一节，兄颇著意练习，惟不敢涉险， 望转禀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贻琦在美国学业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学业，才能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体育运动，但是又不赞成有危险性的高难度运动，因为学生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后来梅贻琦在1926年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基础。

梅贻琦1909年赴美留学时是清朝宣统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政局动荡。梅贻琦关注国内局势，所以他在信中提出：“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梅贻琦信中提到，赴美启程之前托人带回家中的茶叶，是同学邢契莘所赠的家乡特产。邢契莘是浙江嵊县人，他的家乡号称“茶叶之乡”。邢契莘于190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与梅贻琦同学，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留美学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学习，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等职务，执教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抗战胜利后历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长等职务。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台湾。

梅贻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过三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为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致赞誉梅贻琦校长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还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他写道:“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梅贻琦1908年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先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次年才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所以梅贻琦在信中说：“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 梅贻琦提到的留学生监督是广东新会县人容揆，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之侄。容揆12岁时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赴美国留学，19岁高中毕业时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国继续求学，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94年与昔日高中的美国同学玛莉结婚。容揆在清朝驻美国公使馆任职参赞兼留学生监督，负责梅贻琦等47名留学生在美国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学校事

宜。梅贻琦说容揆“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

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自幼喜爱国学，后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与兼职教学的鲁迅过从甚密。他在来信中劝告梅贻琦在美国不要荒废汉文。对此梅贻琦答复说：“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3]

【梅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

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嗜酒君子】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 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自喻“王帽”】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

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4教育思想

【概述】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内容】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5德育观念

【基本简介】

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年—1948年）。梅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先生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重视教师】

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先生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先生和蔡先生一样也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重视体育】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先生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先生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认为这是人格培养的重要手段，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

【群育】

群育则是梅先生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梅先生所述群己间的辩证法，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有力弘扬。

【评价】

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

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6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7评说一二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陈寅恪

梅贻琦主持的演讲

抗战期间，不少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来西南联大参观访问，梅贻琦作为联大的三个常委之一，经常接待来访贵宾。从梅贻琦的日记中可以得知，他主持了不少名家的演讲。

1942年12月8日上午11点，T、W二君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来到西南联大。因为日程临时发生变化，梅贻琦未能带领他们参观联大校舍。他们在梅贻琦的办公室稍事休息，然后就到联大露天广场进行演讲。

梅贻琦向学生们介绍了三位来宾，然后请W君演讲，W君向联大的学生们介绍了三年以来英国人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情况。应在场学生们的要求，顾维钧“略致数语”。 在场的学生约有二千数百人，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晕倒，“盖体力太差而拥挤亦太甚也”。学生在听演讲的过程中晕倒，估计是联大学生的伙食太差、营养不足所致，不少学生都饿着肚子学习。而演讲的时候，已接近午饭时间。

午宴设在云南大学的教室里，共5桌，无演说。下午4点，梅贻琦至工学院主持钱乙藜（钱昌熙，当时好像负责国防科技事物）之演讲。钱演讲了一个半小时，详细谈了中国工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以及1932到1942年资委会事业推进的情况。

1943年3月1日上午10点，梅贻琦主持国民月会，请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讲演，讲题是“科学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李约瑟博士演讲完后，梅贻琦和联大的学者在西仓坡宴请他。参加宴席的有英国领事休士，以及去英国留学的四位联大的学生。

十八、[《我与地坛》作文素材提炼]

【热点素材1】

史铁生：不屈的灵魂

2005年，饱受疾病折磨的史铁生以《病隙碎笔》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他在颁奖后说：“困境的本质对于人的伤害是一样的，如果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没有意义。”史铁生21岁因病致残，在轮椅上度过了30多年，却写出了知青题材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哲理性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后来患肾病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这个顽强的汉子时刻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写作变得极其困难。这次获奖的《病隙碎笔》，前后写了4年，有时一天只能写几行字。在一般一看来，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一定是痛苦而悲伤的。但史铁生却非常乐观。他说：

“把悲观认识清楚了就是乐观。”这时，支撑他创作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意志，因为他意识到：“不能放下，否则可能就彻底放下了。”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走了……自称“职业是病，业余在写作”，坐在轮椅上的他，曾以一支笔教会我们思考——他留下了一本本厚重的著作，包含着思想的火花，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健全而又丰满的思想。当然，这些用汗水和心血凝成的文字，不会因作家的逝世而丧失价值。

素材解读：

【立意角度1】 从史铁生的遭遇中，可以立意“磨难”“挫折”“坎坷”。

【立意角度2】 从史铁生的创作中，可以立意“坚持”“顽强”“意志”“命运掌

握在自己手中”

【立意角度3】 从史铁生的生活态度中，可以立意“乐观”“良好的心态”“精神”

【立意角度4】 从史铁生给后人留下的著作中，可以立意“贡献”“宝贵的财

富”“人生价值”“生命的意义”

【立意角度5 】 从史铁生战胜病魔，坚持写作的情况来看，可以立意为“信

念”“人生支柱”“目标”等

【立意角度6】 从史铁生坚强活下去的情况，可以立意为“热爱生命”“坚

强”“困境与人生”

【立意角度7】 从史铁生关于生于死的论述来看，可以立意为“生与死”“人

生”“思考”

话题1 生命的价值

“对于心灵来说，人奋斗一辈子，如果最终能挣得个终日快乐，就已经实现了生命最大的价值。”史铁生如是说。他也是这样做的。由于疾病，他一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三次，由于贫血、缺氧、没有力气，他有时觉得自己可能写不了了。这时，支撑他写下去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意志，因为他意识到：“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是的，不能“放下” ，甚至不能休息，只能坚持，就像那雪山上疲惫的攀登者，只要想坐下来稍做休息，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在面对死神的时候，任何退缩或逃避，都无异于自杀。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意志和正确的抗争方式。史铁生的选择是写作，因为写作是他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

评论：先引用史铁生的名言，然后结合史铁生的事例来阐述，从而达到使素材充分论证文章中心的作用。

话题2：敢于正视压力

史铁生年纪轻轻就残了双腿，曾经无奈过，曾经失落过，也曾经一个人摇着轮椅在“那座废墟的荒园”中虚度。 做人的压力如同巨石般压在心口，压得史铁生喘不过气来，也曾对生命不抱任何希望了。然而，后来史铁生认识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给自己折了一只名为“写作”号的船，将自己从压力的深渊时摆渡出来，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正是由于敢于正视压力，史铁生才坚强地从压力的深潭里挣脱出来解救了自己，然后，驾着“写作”号大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评论：先举出史铁生的事例，从事例中得出结论，水到渠成地诠释主题。

21岁时，史铁生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生龙活虎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苦难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

史铁生说：“生命的磨难是一种必然。”于是他瘫痪中挺了过来，为了深爱他的母亲可以舒心，更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他选择了写作来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他做到了，他凭靠顽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的病体艰难的写作。他战胜了苦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他看来，苦难并不可怕，只要跨越了它，苦难就会给你送来一笔丰厚了财富。

话题1：热爱生命

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写道：“是卓别林的话救了我，他说：‘死，着什么急啊？’我一想，对，死是早晚的事！不死，该怎么活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生命的热爱就成为了史铁生的心灵支柱。虽然史铁生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已经为世人塑造出了一个热爱生命的崇高形象。因为，热爱生命的人，无论是牌何种环境，总能扬起生命的风帆不断向前，向前！

评论：引用史铁生的原话，解读他的心灵轨迹，表达热爱生命的主题，增强了说理的可信度。

话题2 坚强

史铁生的信念只有两个字：坚强。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这么一段话：“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一桩比较简单容易的事，而只有生活用铁环把你紧紧箍起来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事情。”是的，坚强就是有打击却永不颓唐，有挫折却永不服输，有失败却永不妥协，有碰壁却永不迂回，有伤痛却永不呻吟??

史铁生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骤然之间沦落到要在轮椅上困度终生，这种不幸降临到谁的身上都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所以史铁生经过拉锯式的思想斗争后，选择了坚强的活着，且以骄人的成绩坚定着自己的追求。

《热爱生命》

史铁生1969年自北京去延安插队落户，1972年——美好的21岁——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请设身处地地想想：一个刚过20岁的青年，正是做着各种各样美梦的时候，疾病突

如其来像海啸般袭击了他，从肉体上毁了他，在心理上折磨他，在些后的30余年中或卧病不起或置身轮椅，命运不仅剪断了他飞翔的翅膀，还要让他时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他的每一个昼与夜又岂是一个“愁”字或一个“苦”字了得？

但他选择了坚强，选择了继续在人生之跟上行走，因为他——热爱生命。

【母爱拓展】

故事一：快80岁的著名影星秦怡，有一个50多岁的残疾儿子，秦怡不仅料理他的生活，还让他学绘画。一个西方著名的电影制片人知道了大为感动，收藏了她儿子的画，并说，他收藏的不仅是一幅残疾人的画，更是一个残疾人的母亲的伟大人格。

故事二：香港弱智儿瘐文瀚走失，下落不明，其母花费巨资四处寻找，两年多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故事三：武汉20岁的武警战士方超追击歹徒，被歹徒的子弹击中大脑，成了植物人。母亲每天在他耳边呼唤他的名字，讲他儿时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唤醒了他，这是母爱的奇迹。

总结：残疾人的母亲，她们比平常的母亲更为痛苦，更为不易，她们注定没有回报的，她们是一辈子的苦役，所以她们的爱更加无私，更加超功利，更为伟大，更为崇高，因而更具有人格美，人性美，是人间爱的极致，美的极致。

十九．[高考作文素材——季羡林篇（部分）]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一位世纪老人，在前天从容走完了大德大智隐于无形的淡泊人生。

而在无数后来者心里，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

季羡林。等同于国学大师。等同于文学大家。等同于百科全书。等同于世纪证人。 他却淡然，兀自抱定一条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所谓宠辱不惊。所谓桃李不言。所谓人淡如菊。

【由季羡林“三辞”想到的】

5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执教６０周年暨９５华诞庆祝大会在北大举行。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医生不允许他来参加大会。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７０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季羡林：君子如水，大智大德隐于无形】

近来，很多人都把几位文化老人的近况挂念在心上。8月6日，是季羡林老先生94岁的寿辰，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亲切地看望了这位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我们看到，季老的精神和思维都很好，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日读书写作。

这位国宝级的长者很健朗，人们就会很宽心，似乎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在日月如梭的时光中，那些的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还在。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一个‘真’字示人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两份生日礼物

有两件生日礼物已经为季老准备好了，都是书：一部是由华艺出版社重组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它在2000年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两篇新作《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二是由王树英撰写、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这是第一本季羡林传记，不仅图文并茂地详述了老人卓尔不群的一生，还附录了季先生有关印度方面的主要著作目录，以及印度、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撰写季先生的文章。

《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中写道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

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十年留德之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且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正正经经地上课。

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再一个十年及后来

十年文革， 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这十年中，季老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以自省之笔，纪录了所经历的一切，且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这两个十年之后，他辛勤著述，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要活到108岁

目前季老先生还在医院住着，由于腿部实行了手术，走路不便，所以一直没有出院。季先生是个一天也不能不工作的人，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书房，每天读书、听读报纸、写作，一点儿也不闲着。

季老对温家宝总理说，“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只要活着，脑筋就要天天不停。”

●文摘语录

“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二月兰》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清塘荷韵》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留德十年》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

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

【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

【季羡林：大儒无声亦有声】

在北京三○一医院，季羡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一) 季先生从6岁起即开始读私塾，9岁开始学英语，12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15岁学德语，17岁开始发表小说，19岁发表翻译作品，23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30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35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37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人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比如最让人震惊的是2001年9月10日，季先生去参加政协会议。发言时，他突然讲起在21世纪，中国和亚洲一定会上升，东方文化将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潮；而美国则早晚要倒霉，因为它一天到晚做国际警察，哪儿的事都要插手，太霸道了，谁跟着它跑谁也要倒霉。季先生预言，尽管美国最富有和强大，但是当今世界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而美国必然要走下坡路，多行不义，人家都联合起来干你还不容易??

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就从美国传来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季先生家的电话没完没了响起来，许多昨天还认为他讲话不沾边的人都深表佩服。而人们更想起早在二十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所以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当时他还援引歌德曾经怎么怎么说，恩格斯曾经怎么怎么说，梭罗曾经怎么住到瓦尔登湖简单生活，等等。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切为经济大发展让路的阶段，和谐与环保在中国根本还没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公然表示不耐烦，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现在，时间驾着巨翅轰轰隆隆地飞到而今，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再三，“老马之智可用也”(《韩非子》)，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我自己也有过两次亲身体验：一是去年中秋节时候，我受命请季先生为本报的“中秋专版”写一段话。在电话中，季先生边思考边问希望写些什么?我随口答，中秋节，就是图个团圆图个吉祥，比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了。没想到季先生却不同意，说是家还没和哪。我立刻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台湾还没有回归

祖国的怀抱哪——哎呀，多么睿智、多么博大，而又反应多么机敏、头脑多么清醒的大师啊!

还有一次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散文界大力呼吁散文革新，“新论”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当时已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又一篇，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让我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季先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直接手把手教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独特的真知灼见，使我猛醒，无论对我的审稿、编稿还是个人写作，都有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多年来，每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他都是佛像一般的平静。老人本来就话不多，对于没有意义的话题更是沉默缄口，简直木讷得像一棵老树。但是，你要是认为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事佬，是只会哈哈笑的弥勒佛，是只会唱赞歌的拍掌派，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季先生是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批评，只不过他不是采取怒目金刚的方式，而是绵里藏针，微言大义，让你自己省悟。比如他在《纪念郑毅生(天挺)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我于1946年来北大任教。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设什么副校长。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决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

这是典型的“季式文笔”，大师自有大师的风格，不是“噼噼啪啪”就砸过去了，先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再说；而是提醒，是劝解，是循循善诱，帮助你自己提高认识，慢慢把弊病改掉。季先生是对的，小到一个人来说，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绝没有一早晨起来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整个地球哪儿都是一片灿烂阳光的。

(二)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一医院引起轰动。各个科室病房，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议，显出很激愤的样子。然而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时，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是外省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报撰文，严厉批评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

这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说：“不用演戏了。”又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然后解释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

有人胡说八道，对认识自己也有好处，无则加勉嘛。就怕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吹捧，人就晕了，分不清好赖，就不可能前进了!”

待自己如此严，季先生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厚，太有长者之风了。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每天下午的读报读书，当听到有熟悉的作家学者又写文章了，他都格外注意，还高兴得要命。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过目不忘、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又有文采又有思想又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过了好些日子，李老师还纳闷地跟我说：“诗是我给老先生念的。我念完就完了，一点儿都没怎么着，而老先生竟然就背下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90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

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请允许我引在这里：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至少，我每每固执地认为，他必须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有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

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周庆安）

【季老远去，我们还有大师吗？】

季老走了，人们怀念，回忆，追思；大师生平，历历在目，大师学问，深不可测，大师品格，高山仰止。虽然季羡林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但我们还是称他大师，一是显得我们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二是让外人知道：你看，我们还是有大师的。

大师走一个，少一个，大师有减无增，这叫人着急的。这和泱泱大国的气派不符，跟GDP世界前三的盛世气象不符。

虽然，我们可以钦定大师，“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一挂，“大师”往牌子前面一站，让照相机、摄像机一阵猛拍，大师就诞生了。

渴望大师，可以理解，但如此猴急地制造大师，是对大师的轻慢，甚至是侮辱。这种时候，真正有大师气度、大师品格的人，恐怕就要害怕自己跟“大师”有瓜葛了，要设法与“大师”划清界限了。“大师”日见众多之时，季老曾郑重声明，不接受人家给他戴上的“大师”帽子。

季老的走，至少让人明白一个道理：越想当大师，越是以大师自居，人家越不承认他是大师；越是不想当大师，公众越是认你为大师。

季老远去。我们从大师的背影收回目光，我们惘然：哪里还有大师？我们还有大师吗？

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师？是装点盛世？是显示政绩？是用大师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还是借大师的名声光耀自己的门楣？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大师，那就从无声的土壤开始。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就从爱泥土开始吧，就从清理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开始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我们自己愿意做泥土吗？没有名声，没有报答，没有所谓“成功”的光环，只有默默付出——我们有这个耐心吗？我们甘于寂寞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奢谈爱大师。

喧嚣只能制造小丑，而不是大师。■戎国强

【季先生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季先生走了，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著作，更给我们留下了无形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表达了他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国学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 “桂冠”的愿望，以便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这使我浮想联翩。

（一）在浮躁盛行、争名夺利的今天，季先生这一愿望的意义，不在于他或别人谁有佩戴这三项“桂冠”的资格和三项“桂冠”的标准，而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

个淡薄名利的榜样、一个谦虚的榜样、一个冷静的榜样。也是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奉劝。

（二）“国学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本是善良的人们对季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台讲演或表演的经验，当几十个灯泡照在台上，几个聚光灯同时打向你的时候，不论多冷的天，都会使你顿时感到热血沸腾，稍后就会头脑发热、头晕目眩，有一种过去人们常说的“架在火炉上”被烤的感觉。所以说，头上过多的光环对正常人来讲，并非么好事，会使人头脑发热、头晕目眩、胡说八道。

（三）我们常讲，社会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这是很贴切的比喻。但很多人不论多热的天，都希望多戴上几项“桂冠”。有时在接过某些人的名片时，你看不清他的单位和联系方式，横在你眼前就是那不下十几个大小虚实的各项“桂冠”，这个会的理事、那个家的会员，要么就是名誉主席、顾问等不一而足。刚拍几部电视短片，就敢印上“著名影视编导”、明明是一个科长，还要加上一个括弧，副处级??我每每在看到这样的名片时，并无半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而是鄙视和蔑视。其实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这些称呼来确定的，一个人越需要化妆，说明她越丑；一个人冬季穿得越多，说明他身体越差；一个人越没文化，越需要假文凭来招摇撞骗；一个越没有钱的人，才越怕别人说他没有钱而冒充大款??

（四）中国人喜欢给别人戴帽子，也希望别人给自己戴帽子。有时给别人戴帽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等别人也给他戴上一顶或几顶“桂冠”。

（五）上帝为何只给我们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会太热，两个太阳轮番上阵我们则不得休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人和事就好了，不必为自己多戴几项“桂冠”，更不必嫌一个太阳少而给自己再加几个太阳。不论是两个太阳同时出现，还是两个太阳轮番上阵，这都是自寻烦恼。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太阳，那就享受好这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我们自己。

（六）季先生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三顶 “桂冠”，也是深知一个人头上的太阳不能过多，每一项“桂冠”都像是紧箍咒，使人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身”。这是一种境界，需要自信和实力。当你不需要“太阳”，躲在小屋内做好自己的人和事的时候，太阳就会主动地破墙而入，照到你的头上。

（七）季先生的“桂冠”没有谁发过文，所以他的“请辞”也不必谁来批准，对一些人是有所启示和领悟，还是看到了新机会?这三顶“桂冠”不需要想“学雷锋”的人来拾遗补缺，而是宁缺勿滥。

季先生走了，他的“自辞三项桂冠”，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者：西南偏南南）

【大师后继乏人忧思】

钱钟书、费孝通、巴金??，近些年来，每逝去一位民国时期即已名满天下的学人，人们都会在无限缅怀中感叹大师的凋零和后继乏人。季羡林先生的故去，则再一次让这个话题延续。

季老是全社会公认的大师。媒体评价说，季老辞得去国学大师的名号，却辞不去人们对他的尊敬。这不像时下某些人，虽被冠以大师的名号，却倍受质疑和批评。 在季老过世后，有网站登出“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有国学大师么”的问题，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季老逝世，中国再无国学大师”。

可见大师之难得，非寻常人，实在难以承载这名号。从每一位大师的成长历程看，也可谓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历经传奇而成大师。

像季羡林，他出身寒门，后求学清华，有幸受到陈寅恪等人教诲。1935年留学德

国后，恰遇二战，只好留德苦学，但这十年，他得以亲炙世界级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

的权威，他回国已成学术权威，被陈寅恪引入北大。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师的，却是他归国后的经历：先被关进牛棚批斗，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然而，这段时间他却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并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

坎坷的经历中，季老为人为学都有足以传世之处。他的安贫乐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让人称道。“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就曾在《负暄三话》中评价道：“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他后来以副校长的身份却被新生及其家长当成“老工友”而为他们守行李的故事，更为“永远的大师”平添了一段传奇。

张中行评价季老的三个“难能”，每一个在现时代都是稀缺之物。季老学问精神，源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信条，但在今天，这样的信条却早已被各种粗制滥造和学术抄袭、剽窃所淹没。而且，近来人们发现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还频频闪现出校长、院长和著名教授的身影。

而为人朴厚和有深情的为人之道，在当下，却滑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近日陈丹青在一个名为“中国梦”的论坛上有精妙的点评，那就是滑向了怎样做官。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充满“官污染”的学术生态下，想要看到灿若繁星般的大师，几乎没有可能。一个真正的学人，只有避开浮躁和流俗，秉承前代大师的精气神，在坎坷中前行，在磨砺中坚持，在学问精深的同时坚守为人之道，也许慢慢的，他就成了大师。

二十、[萧子升]

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1.个人履历

萧子升(1894—1976）——“升”字原作“升”，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升”——字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

2.人物生平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留洋教师萧岳英 的儿子，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相识】

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解散前】

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青年团组织。由于意见不和，信仰不同，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最终，他们分道扬镳。

【与毛泽东分手后】

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

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谈话】

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瑜曾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谈话。

毛认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作家庭的私产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的，夸大国家的观念和夸大家庭的观念一样是有害的。

毛认为萧对子女的观念有些奇怪，并认为国家应高于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儿童将由国家扶养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有趣的是两个风华正茂，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年青人，谁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未为此而翻脸。两人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崭新社会，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让内受军阀涂炭，外受异族凌辱的中华民族好生扬眉吐气了一回。

萧也贸然走上了一条自选的无政府主义的荒郊小道，既反对国民党，也未因好友的辉煌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一生流落于欧洲、美洲。让人感叹不已。

【盗卖文物案】

源于国民政府当时内部权力斗争的构谄，此案当时影响很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误信了报道。后来的调查证明，所谓盗卖文物纯属诬陷，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了冤屈。 3真相编辑

【一段旧事】

详述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围绕故宫博物院的废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终因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和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继一番慷慨陈辞，故宫博物院终得善果。

其实，就在此后不久，故宫博物院里又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事件。而这场不光彩的闹剧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这位张继。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消息后，极为悲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深切怀念。20年代，易培基曾任处理故宫事物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委员。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单。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煜瀛）为理事长，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张继（溥泉）内定为副院长，他们都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

思。”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芥蒂。张继是河北沧县人，1902年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参与了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开除党籍。1926年张继作为西山会议派头目在上海主持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成为国民党内三足鼎立的一方。1927年9月国民党内三派在反革命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张继于次年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太太崔振华在国民党上层社会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 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张继为故宫文献馆馆长，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

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着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000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亲往经办的，于是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对李更加极为不满。

凭着张继的资历和在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多项职务，在故宫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致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满与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 崔振华起诉易院长李秘书长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 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临时监察委员会开会申述下列原则：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此后临时监委经常开，在具体处分物品步骤上议定为先药材次食品、再绸缎皮货。 不过在绸缎作价的操作上，当时为了鼓励多销，还规定了优惠价，凡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书长第一次买了两、三百元的皮货，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为了贪图小利，真的这样做了，结果授人以柄，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为易案的第二号被告。张继夫妇和

郑烈在易培基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之时，企图利用故宫售物事件，贿买人证指控易、李。不想行事不密反被易培基抓住，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各报刊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反诉崔振华、郑烈联合舞弊的呈文。该文长达5000余字，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举证据说明崔郑勾结陷害自己的行为，报纸同时刊印出旁证材料的照片两帧。这份呈文是针对同年5月份崔振华控告易培基私占故宫古物的反诉；又呈文政府行政院和司法部，请求郑烈回避关于此案的一切审理过程。 然而，文人出身的易培基在这种场面哪是官场老手张继的对手。易的反诉非但没有在南京得到反应，相反，时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张继举荐的原古物馆馆长马衡代理院长，李石曾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 与此同时，崔郑一方面继续制造舆论、编织耸人听闻的“盗宝案”，一方面也意识到原来的起诉状只是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琐事，份量不够；欲彻底打垮对手必须将该案扩大为新的盗宝案，必须将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该案的审理。

【决心回击】

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刘崇佑作辩护人。了解到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起诉权。易本计划1月28日从北平动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从南京打电话给易，告知一切都办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听信其言，2月3日没有到庭，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自动放弃申辩在客观上给外界以心亏理屈的印象，各报纸均登载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们纷纷推测，看来易确有把柄，无颜以对法庭。这一回合，崔振华等不战自胜。 但张氏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们又操纵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 由此，易案由处分物品、购买折扣以及会计帐目不符600元的鸡毛小案，又演绎成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其涉及的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身任公职的故宫官员竟然如此目无国法简直难以想象，真该千刀万剐——公众舆论倒向不利于易的一边。易有心辩解已无申诉机会了。 “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未能立时到案”，“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此时，张氏夫妇仍不罢休。易去世后，崔振华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诉，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三人。诉状列举该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发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没”，还列出“侵占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珠宝，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 此时，易案从1928年到1937年积非成是。而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着，态度畏缩，不敢力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强加于人的罪责，掩盖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而此时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4友谊

【老家】

是湘乡萧家村桃坞塘，他比毛主席小8个月。他和毛主席都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现东山学校）读过书。他前脚毕业，毛主席后脚进东山学堂。

【父亲】

叫萧岳英。萧岳英是湘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在省里也有名。萧岳英留过洋，人很开明，有人喊他假洋鬼子。他1907年到东山学堂教书的时候，把他儿子也带到东山了。东山学堂是新式学堂。

【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毛主席的表哥文运昌介绍进去的。还有种说法是毛主席自己强烈要求进去的。他到东山小学那年是宣统元年（1909）年，刚好萧子升毕业。

毛主席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弟弟萧三关系很好。对毛主席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世界大英雄传》就是萧三借给他的。

毛主席和萧子升这个时候，应该就互相认得了。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

毛主席给萧子升兄弟各写了篇文章，考进湖南一师。这是不对的。萧子升比毛主席早三年进一师。萧子升进一师的时候，一师还是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1913年毛主席考进第四师范，读了半年的样子，第四师范合并到一师。毛主席和萧子升又成了校友。

【萧子升】

萧子升有个外号，叫萧菩萨，是毛主席起的。大概是讲萧子升的性格好，人温良些，像菩萨一样。

他们都到一师后，经常玩在一起。他们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另外呢，他们又都 好学，都关心时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萧子升从一师毕业，是1915年。开始是在修业学校读书，徐特立介绍的。第二年又应聘到了楚怡学校。从萧子升毕业那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毛主席给萧子升写了13封信。这些信我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上看到过，大多数是谈论时事政治的。不过也看得出他们朋友间的感情蛮深，我记得有些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日来思念甚殊”，等等。

他们还一起去打过秋风。打秋风就是游学，跟讨米差不多，从这里到那里，一分钱都不带，拜访一些读书人家。从长沙出发，去了宁乡，益阳，安化，沅江。在宁乡，去了何叔衡屋里，去了密印寺。

好多书上讲，新民学会是毛主席创建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新民学会，应该讲，是毛主席和萧子升一起创建的。

刚准备创建的时候，萧子升取的名字是“新民会”。 “新民会”的名字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大学》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么一句。毛主席取的名字是“新学会”。他们两个名字综合起来，就是“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是在蔡和森屋里，长沙河西刘家台子（现在的新民小区）。萧子升的威信比毛主席还要大些，所以，开会选举，萧子升是总干事，毛主席是干事。解放后有些人讲，是毛主席让萧子升，应该不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萧子升、毛主席、蔡和森一起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缺少劳动力。最早发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蔡元培是华法教育会会长，李石曾是副会长。他们看中了萧子升的才华，要萧子升做秘书。

萧子升做了华法教育会秘书后，和毛主席他们一起组织了五百多个学生去法国。萧子升和他弟弟萧三也去了，他妈妈把陪嫁的田卖掉给他们兄弟做路费。

蔡和森也去了。蔡和森到法国后，受苏联革命影响，希望中国向苏联一样。萧子升呢，是个改良派，希望靠教育改造中国。他们都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的想法和蔡和森的一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和萧子升有了矛盾。

1920年9月，萧子升从法国回来。第二年春，他喊人在老家桃坞塘的祖山上栽了很多杉树。栽完树，到长沙。从3月到7月，经常和毛主席争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萧子升写的书上看到，共产党开“一大”，毛主席和萧子升是住在一起的。毛主席每次开完会，会上讲了什么，都给萧子升讲。他想把萧子升拉过来，也信得过萧子升。

1921年年底，萧子升又去了法国。3年后回来，在国民党北平市党委编《民报》，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那边做事，不过和毛主席还是经常有信件往来。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李大钊排第一，萧子升排第 二。

国共完全闹翻后，他们就没来往了。不过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抓起后，萧子升想办法救过，没成功。

一九三几年到抗战结束，萧子升又去了几次法国，后面一直在国外。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子升是馆长。这个图书馆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

1976年，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

二十、[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是一部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

1内容简介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 夫的许多事迹都是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作品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的穷音乐师家庭里。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公爵的乐师，但此时家庭已经败落。老祖父很喜欢小克里斯朵夫，向他灌输了不少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这使他从小就产生了要当大人物的想法。

克里斯朵夫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习音乐，他早熟的音乐天赋引起了祖父的注意。祖父暗地里把他随口而出的片断缀成乐曲，题名为《童年遣兴》献给了公爵。小克里斯朵夫被邀请到公爵府演奏，被夸赞为“在世的莫扎特”。11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

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眼看孙子有了出息，祖父在欣慰中去世了。然而，他的家境愈发败落了，父亲整日酗酒，养家的重任过早地落到了他的肩上。克里斯朵夫在附近的一家豪宅找了一份教钢琴的兼职工作，并与和他年纪相仿的学生弥娜之间相互产生了好感，但在遭到弥娜母亲的一番奚落后愤然离开。此时，父亲也去世了。克里斯朵夫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克里斯朵夫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他的心绪烦乱，意志更见消沉，整天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酒馆里泡。在这个时候，自小就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的舅父再一次指引他走出了情绪的低谷，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有一次，克里斯朵夫去听音乐会，他忽然感觉到观众都是百无聊赖，而演奏也是毫无生气。他回到家里，把他所景仰的几位音乐大师的作品拿出来看，竟发现其中同样充满了虚伪和造作。桀骜不驯的克里斯朵夫随即发表了对大师们的反面意见。结果可想而知，他失去了公爵的宠爱，把他所在的乐队和观众也全部得罪了。一个星期日，他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时替一位姑娘打抱不平，和一帮大兵发生冲突闯下大祸，他只好逃到巴黎去避难。

在巴黎，克里斯朵夫陷人了生活的困境之中。最后，他终于在一个汽车制造商家里找到了一个教钢琴的工作。制造商善良的外甥女葛拉齐亚对他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克里斯朵夫继续着他的音乐创作，他用交响诗的形式写成了一幕音乐剧。然而，他拒绝一个声音庸俗肉麻的女演员演出自己的音乐剧，又给自己惹了麻烦，演出被人捣乱搞得一团糟糕，他气愤得中途退场。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音乐会，他教课的几份差事也丢了，生活又一次陷入窘境。深爱他的葛拉齐亚因无法帮助他而伤心地离开巴黎回到了故乡。

在一个音乐会上，克里斯朵夫结识了青年诗人奥里维，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住到一起。不久，克里斯朵夫创作的《大卫》出版了，他再次赢得了“天才”的称号，生活也出现了转机。但不谙世故的克里斯朵夫仍被人利用，卷人一个又一个是非之争，逐渐身心疲惫，狼狈不堪，幸得葛拉齐亚的暗中帮忙，他才又—次脱身。然而，在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中，他的好友奥里维死于军警的乱刀之下，他出于自卫也打死了警察，最后不得不逃亡瑞士。

在瑞士，克里斯朵夫思念亡友，悲痛欲绝。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外出散步时与丧夫的葛拉齐亚不期而遇，两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然而，由于葛拉齐亚的儿子仇视克里斯朵夫，二人始终无法结合。

岁月流逝，克里斯朵夫老了，葛拉齐亚去世了，充满激情与斗争的生活也遥远了。当克里斯朵夫从瑞士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时。他的反抗精神已完全消失，他甚至和敌人也和解了，并反过来讥讽像他当年那样反抗社会的新一代。晚年，他避居意大利，专心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不问世事，完全变成了一个世故老人，进入了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

2人物介绍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为追求真诚的艺术和健全的文明而顽强奋斗的平民艺术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气概。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经历和刻苦学习的经验，养成了他坚强的意志和生活的力量；平民阶层[1]

的社会地位使他接近人民，勇于对抗封建等级和门阀精神魅力以造福人类。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对沉寂的历史条件，又导致他对统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对人民的力量表现出一定的轻蔑态度，对艺术家的使命超政治估价，以及晚年对斗争的厌倦心理和对恶势力的妥协倾向。

所有这些矛盾性，都打下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他的道路，反映了十月革命前，西欧具有民主思想和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从叛逆、追求到动摇和幻灭的过程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他所属的时代和阶级的英雄，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这种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已越来越失去其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反动的斗争中，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正义和艺术的执著追求以及他的顽强的生活意志和斗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有着启迪和教育的作用。

3创作历程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心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心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名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引导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 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 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

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番。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他没有看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 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 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

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做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

4点评鉴赏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仿佛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该书描述了一颗坚强刚毅的心是如何战胜自己心灵深处的怯懦卑鄙的阴暗面，由幼稚走向成熟，它是描述心灵历程的史诗。叙说了一个真诚的音乐家是如何反抗虚伪轻浮的社会，从而在与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升华自己、完善自己，它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它又是一部音乐的史诗，作者用他对音乐精神的深刻理解，描述了病态堕落的艺术与健康奋进的音乐之间的斗争，歌颂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理念。该书同时又通过音乐折射了不同民族精神的融和与冲击，把二十世纪初叶那一代人的奋斗与激情，用宏大优美的艺术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这部书歌颂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上的经历，它不仅仅是写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故事，它也是千千万万颗心灵历程的写照，是直正的英雄的描述。它赞扬着这样一种精神：光明最终将战胜黑暗，尽管其间要经过众多曲折，但光明必将胜利。

从这著名的最高学府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当过中学教师，终于得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这一段学术道路尽管相当漫长，走下来颇为不易，但他却很早就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7译介情况

《约翰克里斯朵夫》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首先译介到中国，傅雷先生翻译的版本也是公认的最优秀的译本。傅雷先生面对中国面临的内存困境，在抗日时期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用心良苦。克利斯朵夫追求真理、光明的热忱, 给当年处境险恶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光明，影响了一批知识青年的命运。傅雷先生良好的音乐素养，为其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奠定了伟大的基础，出色地诠释了这一音乐小说的开山之作。傅雷先生为该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题。这种聚会当时被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爱默生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超验主义的领袖。

1835年，爱默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特买了一所屋子，很快就成为城中最重要的市民之一。他在那里亦娶了第二任妻子利迪亚·杰克逊。他称她为利迪亚人而她称他为爱默生先生，俩人生下的孩子是华都、艾伦、伊蒂丝和爱德华·爱默生。艾伦是以他前妻的名字命名，这是利迪亚的建议。

2文学生涯

1835年9月，爱默生和其他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创立了“超验俱乐部”，直到1840年7月，爱默生用化名出版了他在1836年9月创作的第一本小品文《论自然》

（Nature)。当作品成为超越论的基本原则时，很多人立即认为这是意大利的作品。 1837年爱默生以《美国学者》为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辞，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告诫美国学者不要让学究习气蔓延，不要盲目地追随传统，不要进行纯粹的摹仿。另外这篇讲辞还抨击了美国社会的拜金主义，强调人的价值。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一年之后，爱默生在《神学院献辞》中批评了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提倡靠直觉认识真理。“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合适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尔在《爱默生传》所说，爱默生与他的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

1838年他获邀回到哈佛大学神学院为毕业典礼致词。他的评论立刻震惊整个新教徒的社会，因为他说明了当耶稣是一个人时，他并不是神（当时人们宁愿没有听到这样的言论）。因此，他被谴责是一名无神论者，并毒害了年轻人的思想，面对着这些批评他并没有作任何回应或辩护。在之后的40年，他没有再被邀请到哈佛大学演讲了，但在1880年代中期，他的立场规范成为一位论派的教义。

【论文集】

1840年爱默生任超验主义刊物《日晷》的主编，进一步宣扬超验主义思想。后来他把自己的演讲汇编成书，这就是著名的《论文集》。《论文集》第一集于1841年发表，包括《论自助》、《论超灵》、《论补偿》、《论爱》、《论友谊》等12篇论文。三年后，《论文集》第二集也出版了。这部著作为爱默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思想被称为超验主义的核心，他本人则被冠以“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之美誉。

1842年早期，爱默生的长子华都因罹患猩红热而夭折。爱默生在他的两部名作：一首挽歌和他的小品《经验》（Experience）中呈现了自己的悲痛。在同一年威廉·詹姆士出生，爱默生同意成为他的教父。

爱默生成了新英格兰及美国南部外其他国家著名的讲演者。当他不能如期出席某些演讲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会代替他。爱默生会的演讲有许多不同主题，很多他的作品内容都是摘自于他的演讲。

爱默生与纳撒尼尔·霍桑以及亨利·戴维·梭罗是友人关系，并常在康科特与他们散步。爱默生激发了梭罗的天资。梭罗在爱默生居住的杰克逊郡 (科罗拉多州)华登

（Walden），也建了一座屋子。当梭罗住在华登时，爱默生提供了食物，并雇用梭罗完成一些工作。当梭罗在两年以后离开华登时，爱默生也因要四处旅行去演讲而离开了，当时梭罗便住在爱默生的家。他们友好的关系却因梭罗出版第一本书《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时爱默生给了粗劣意见后而破裂了。本书没有很广泛的设计，而爱默生却带他去见自己的代理商，这让梭罗得承受出版此书的成本和风险。本书读者不多，这梭罗开始背负债务。最后，他们二人调和了一些分歧，但梭罗在私下仍谴责爱默生逐渐偏离了他最初的人生观，而爱默生开始将梭罗看成是一个厌世者。爱默生对梭罗于19世纪时的颂词给了负面评价。

爱默生虽是个抽象而深奥的作家，但他的演讲仍然有很多人来听。爱默生的作品，是以其日记中对针对事物观察后的意见为主，在他还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已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些日记都被爱默生精心地编好索引。他把自己的经验及想法写在日记中，并带出一些有意义的讯息，并与他密集且浓缩过的演讲精华相互结合。后来他修订并润饰演讲内容，好放在他的散文及一些其他作品中。

他是当时被视为大演说家之一的人，以低沉的声音令听众着迷，他相当具有热忱，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且重视听众。他对废除黑奴主义的直率和不妥协的立场，使得他在之后一谈到相关主题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反对及嘲弄。他继续发表激进的废除黑奴演讲但并不会考虑人们是否喜欢。他努力试着不加入任何公开的政治运动或团体，并常迫切地要独立自主，这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立场。他常常坚持不要拥护者，要成为一个只靠自己的人。晚年时，人们要他算算他的著作数目，他仍然说自己的信念是“无限的个人”。

爱默生早年拜读法国散文家蒙田的作品，并受到其很大影响。他从这些作品中领悟到个人风格，并开始降低他对神的信任。他从不读康德的作品，但他却读柯尔律治对德国先验观念论者的解释。这令爱默生不相信灵魂及上帝。

【影响】

爱默生过世之后，被葬于马萨诸塞州康科特郡的斯利培山谷公墓。在2006年5月，也就是爱默生发表了“神学院致辞”168之后年，哈佛大学神学院宣布了UUA（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的创立。

爱默生收录在《Collected Essays: First (1841) and Second (1844) Series》的很多散文，都被认为是100本巨著之一。爱默生的《论文集》赞美了人要信赖自我的主张，这样的人相信自己是所有人的代表，因为他感知到了普遍的真理。爱默生以一个超验主义

名的口吻，平静地叙说着他对世界的看法、超验主义结合并渗透了新柏拉图主义和类似加尔文教派的一种严肃道德观和那种能在一切自然中发现上帝之爱的浪漫派乐观主义。 爱默生喜欢演讲，面对人群令他兴奋不已，他说他感觉到一种伟大的情感在召唤，他的主要声誉和成就建立于此。他通过自己的论文和演说成为美国超验主义的领袖，并且成为非正式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哲学精神表现在对逻辑学、经验论的卓越见解上，他轻视纯理论的探索，信奉自然界，认为它体现了上帝和上帝的法则。

除《论文集》之外，爱默生的作品还行《代表人物》、《英国人的特性》、《诗集》、《五月节及其他诗》。爱默生集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他的诗歌、散文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而没有过分注重词藻的华丽，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且有典型的“爱默生风格”。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文字“爱默生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某种神秘主义......一个人能在一篇文章中塞入那么多的警句实在是了不起的，那些值得在清晨诵读的句子为什么总能够振奋人心，岁月不是为他蒙上灰尘，而是映衬得他熠熠闪光。

3爱默生名言

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爱默生说：“人不是在自然里，而是在自身中看到—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世界非常空虚，它却从这种虚饰的外观中得到好处，使灵魂骄傲地得意洋洋。”爱默生默生赞美了人的伟大，他说：“每个真正的人都是—个事业、一个国家和—个时代；他们需要无限的空间、无数的人和无限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子孙后代似乎像一排门客，跟随在他的身后。伟人凯撒，他是为后来时代而生的，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罗马帝国。基督出生了，成千上万的人紧紧依附着他的才华成长起来，人们认为他就是美德，就是人存在的原因。制度是一个人的身影的延长。”

爱默生在《自信》一文中对自知与自爱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是正确的，对所有的人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天才。说你潜在地有罪，是有普通意义的；因为最内心的东西在适合的时候会成为最表面的东西，当末日审判来临时，我们最初的思想复归于我们。正如心灵的呼声属于每个人，我们认为最高的功绩属于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他们蔑视任何书籍和传统，讲的不是人们的想法，而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一个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自己内心深处闪烁的微弱的光亮，而不仅仅是注意诗人和圣贤者辉耀天空的光彩。他也不可忽视自己的思想，因为它是他自己的。在天才的每个作品中，我们都会看到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想法；但当它们回到我们这里时却带上了某种陌生的崇高感。艺术的伟大作品并不会对我们有更多的教益。它们教导我们，当所有喊声都在另一方时，要心平气和地、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而明天一个外乡客会非常高明地说出恰恰是我们一宜想到和感到的东西，我们会被迫为我们的意见来自他人而感羞赧。”

对于经验，爱默生认为：“在我看来，没有神圣的事实，也没有不神圣的事实。我只是试验者，我是个永不停息追索者，在我身后永远不存在‘过去’”。

关于所有权的问题，爱默生说；“当人人权利都平等的时候，从道德、理智上讲，人们在财产方面则是非常不平等的，—个人拥有衣服，另一个拥有一片土地。”

爱默生对法律的看法有一种近乎嘲讽的意味，他说；“法律只不过是—种备忘录。我们很迷信，并多少有点尊重法规：它以活着的人的资格所具有的活力就是它的效力。该法规一直在那里说，昨天我们同意如此这般，但你如今认为这一法规如何呢？我们的法规是印上我们自己的相片的通货：它很快就变得无法辨认，经过—段时间将返回造币厂。”

在《书籍》一文中，爱默生为读者提供了三点可借鉴的原则：“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

《我的信仰》中的“我们长期以来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天将会被某个陌生人一语道破。”在《少有人走的路》25周年纪念版序中被引用。

廿二、[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1简介

梁漱溟（liang shu ming）（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梁漱溟，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与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年至1935年）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大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2人物生平

【简历】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2]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1]，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学术地位】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2]

【学术定位】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 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

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2]

【政治主张】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 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

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著述】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专著】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3年表

【少年时期】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

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青年时期】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

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壮年时期】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

4评价

【伟人评价】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认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名家评价】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儿子眼中的他】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 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最新评论】

今年，是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由其长子梁培宽编选的《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出版，次子梁培恕写完父亲传记的第二部，尚待付梓。

梁漱溟生于北京，24岁入北京大学任教，7年后辞职，投身农村，在广东、河南、山东辗转开展乡村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又创办勉仁中学；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95岁人生，他的身份有：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等等。身后二十五年，这些身份都已经如浮云消散，留存下来、可供流传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是他作为儒者为农民四处奔走，为家国奋力呼吁的行动家的身影。

这其中，梁漱溟孜孜以求的两大问题，时至今日，仍然不过时。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最终，儒家学说缓解甚至解决了梁漱溟的人生问题，他发现了中国式的人生意趣，不再认为“人生是苦”，而是抱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个问题，“中国问题”，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没能真正得到解决。建设中国耗尽了梁漱溟的一生，也耗尽了更多人的一生，同时，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行动致良知 】

1924年春，梁漱溟到山东曹州高中演讲，提出“农业立国”主张。同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探寻中国出路，付诸实践。1927年，梁漱溟应当时“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李济深之邀，远赴广东，希望在那里实践乡治计划。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许纪霖说。

【承担时代的使命 】

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认为当务之急，为“改造农村，开发民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和各地乡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他后来创建的乡建提供经验、教训，坚定了他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

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践行者，欧宁非常重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他觉得，乡建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非梁漱溟莫属，“他有各种深入的论述，有理论与行动的结合”。“我觉得任何社会运动，都要有论述，要把行动、思想通过论述来和人们分享。这一方面，梁漱溟做得最棒，我也学习过。”说这番话的时候，欧宁正在自己开展乡建项目的地方安徽黟县碧山村。

2011年8月，欧宁和他的小伙伴们发起举办首届“碧山丰年祭”活动，“丰年祭”本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他们借用这一仪式名称，冀图恢复和重建这种由来已久的乡村公共生活，赋予它新的社会文化内涵。不过，“碧山丰年祭”举办了一届即告夭折，去年活动开始前被迫取消。

“现在，我们的乡建活动变得日常化，不再有大型活动，没有什么外来人参与，只是和村民开展内部学习、交流对话。”欧宁说。

【启蒙与启明 】

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三个机构，分别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制定有关计划、方案和政策；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乡建人才；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交通方便、自然条件理想的邹平县为实验区。邹平确定为实验县后，该县的全部事务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梁漱溟等人提名，山东省政府按照提名任命。

除了组织管理权，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还有治安权。在挂有梁漱溟手书“行其所知”书法条幅的住处，梁漱溟长子、今年88岁的梁培宽幼时曾住在邹平，他对记者回忆道：“那时候，研究院从地方上挑选年轻人，加以训练，组成民兵队，这样，每个村都有自己的 保卫力量，土匪就只好去隔壁县了。”

这些行动都让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许章润颇为感触。上世纪80年代，许章润曾面见梁漱溟，并提问。他对记者说：“现在讲乡村建设，是要解决农村凋敝的境况，比如怎么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把乡村建设当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像梁先生那样，要传达价值理念。”

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让农民能在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但这种温和的改良，需要时间，可惜未得时代之允许，被迫中止。因此，梁漱溟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种国家建设的路径，并留下了可待延续的传统。

在邹平，梁漱溟致力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他曾论述道：“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要做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做，社会团体可以做，必皆亦本地人自作为归。”

欧宁认为，从乡村文化的内部着手，是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时和晏阳初的差别所在。也就是说，晏阳初在定县举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从教农民识字入手，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这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邹平乡建运动历时七年，其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经验推而广之，至1937年，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已经超过70个。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乡建运动被迫结束。对于这七年，梁漱溟后来认为：“??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同时，他也坦承：“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许章润看来，乡村建设要解决中国问题，正反映出梁漱溟儒者的特点，“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儒者是要实践儒家学说，要身体力行，有一种宗教般的救世情怀，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天天在说我是一个儒者，说完可能就唱卡拉OK去了。”

实际上，梁漱溟确实有一种救世情怀，在一篇题为《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短文里，他表示：“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采访时，许章润对记者说：“梁先生从来都是家国天下这个大框架里来思考具体问题，你们写文章，要把这句话一定要写进去。没有这个眼界、眼光，瞎嚷嚷有什么用？但这正是一般人忽略的问题。”许章润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就是国家建设。马勇也认为，这种本土的乡村实践，是梁漱溟在转型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他给出了一个路径。 对于这一场乡建运动，学界持论不一，有人认为它以失败告终，有人觉得只是“未完成”。梁培宽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赞同：“如果一项运动要开展20年，但只进行了7年，成功或者失败谁能说得清楚，如何来评估？”

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也是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乡村建设运动之外，梁漱溟同样挥洒着他的儒家入世情怀。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许纪霖认为，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谓托天命，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梁漱溟的儒者之狂，可以从他遭遇的危险经历中找到解释。1942年2月，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

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并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这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 这些话，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很多人的讥讽。

这封寄给两个儿子的长信，写于1942年初。次年7月，梁漱溟又在信后附有一则简短的“后记”，最后一句话写着：“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说到这一则轶事时，许纪霖会心大笑：“很多人觉得他狂，实际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承担了中国文化天命的人。”许纪霖认为，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受到阳明学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关怀，不是政治，是文化”。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梁漱溟这种儒者之狂，如今来看，饱含着一种时代的忧伤。“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许纪霖说。

5其他

【轶事】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 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佛学修养】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 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

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

【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

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

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与毛泽东交往】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

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最大乐趣】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 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 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6名言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我认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适当的地方去活动。

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是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廿三、[陈寅恪]（补充百度版）

陈寅恪（读音：chén yín kè），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人物生平

【生前经历】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待考证，参考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

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夫妻情深】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凄惨离世】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当原中南第一书记、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自然受到株连，遭受更残酷的批判。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加以介绍。）

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应了他十几年的悲怆预言，做了“共产之鬼”。[2-3]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被誉为“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撒手人寰。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艰难归葬】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画家黄永玉题）。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三十四年后终于入土为安。[4]

2家世生平

【家世】

陈寅恪先生，江西修水人。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乙酉。当寓居湖南长沙周氏蜕园，为唐诗人刘蜕宅地。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先生生值寅年，为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行字)。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归。有散原诗集、散原文集。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来刊)。寅恪生时，值祖父宝箴赋闲侨居。其年秋，始授湖北按察使。蒋天枢先生曾以字请，陈先生语之日：“忆阐余初生时，适九十老人熊鹤村来，先祖拟以鹤寿字余，然此字未曾使用。”蒋先生又从吕贞白处听说：闻诸彦通，先生字规庵。但是陈寅恪本人并没有提及过。生平以名行。修水县旧名义宁州，学者或称义宁先生。[5]

【求学时代】

幼年居湘时，家人为聘湘人周大烈（字印昆）为塾师，光绪一十四年八月，祖父宝箴罢免湖南巡抚，家属也离湘返南昌。当时陈寅恪九岁，则在私塾当甚短暂。后来周印昆移家北京，兄师曾与周时有往还。光绪十八年壬寅(1902)，十三岁，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嗣以假期归，又与兄隆恪同考取官费留日。十七岁时以病回国疗养，次年插班考入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夏，复旦公学毕业(时复旦公学相当高中程度，后迁校江湾，始办大学)。时年二十岁。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l932年(民国元年)旧历春，以资用不给，由瑞士暂时归国。曾晋谒父执夏曾佑。次年春赴法，就读巴黎大学。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阳历八月，欧洲大战起。)春，仍在巴黎大学，江西省教育司(即厅)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l915年(民国四年乙卯)春，至京，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时袁世凯方筹谋称帝，其《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1916年(民国五年内辰)阳历八月．总统黎元洪特任谭延间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为散原老人旧交，以故，延聘陈寅恪至湘，任职湖南交涉使署。

陈寅恪先生自民国四年寓京，继又至湖南，在此期间写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三词，发表在《东方杂志》（十三卷第十一号文苑栏，民国五年十一月发行，后又转载民国廿五年出版之《词学季刊》三卷二号。两刊相较，可正误字）。1917年（民国六年）冬，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后来又继续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1921年（民国十年），三十二岁，同年秋，离开美国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民国十二年癸亥迄次年甲子（1923、1924年），仍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在德生活至为艰苦。当时，毛子水、傅孟真、俞大维等均在柏林。1923年（民国十二年），赵元任先生拟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回国，须觅一哈佛出身者代替，函请陈寅恪意见，陈复书云“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见杨步伟《杂记赵家》）。这年下半年，赵夫妇也到德国，《杂记赵家》说：“到了柏林，值战后德国马克正低，书呆子们大买各种书籍，并还流传着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5]

3人物评价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4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5主要著作

【文集】

《陈寅恪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总的编辑指导思想是：力求准确、完整地反映作者的治学风格和学术品质，充分尊重并依从当年蒋天枢先生遵照作者嘱咐而实行的工作思路与做法。另一方面，新版《陈寅恪集》也尽可能地吸收了上海古籍版出版以来，近二十年间海内外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陈寅恪集》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这就是出版《陈寅恪集》的意义和价值。

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计十三种十四册，含专著、论文集、书信、诗作、读书札记、讲义、备课笔记及其他杂著，目前所能找到的作者全部著述均已收入其中，总计约三百五十万字，另附各类图片一百四十余幅，全面呈现了作者平生的著述。[6]

6人物故居

陈寅恪故居，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中山大学校区内东南区二号2楼。此楼楼高两层，坐北朝南，为美国麻金墨夫人1911年所捐健。原是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葛理佩住宅，其后王季思、杨国荣、容庚、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寅恪教授一直居于此楼的二楼。《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就是在此写就。现里面陈设为陈寅恪居住时的摆设以及所使用的书籍等。

远远望去，陈寅恪故居坐南向北，顺着校道来到陈寅恪故居东侧，只见一排及腰高的木护栏，一扇木篱笆门半开，一条白色的小路直伸到故居门前。护栏旁立有茶褐色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陈寅恪教授故居”以及其生平简介。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只能略辨光影，陶铸探望他时问他有什么需要，大师说：“我的眼睛不好使，出入不方便，帮我把门前的小路涂成白色的吧。”于是学校为他铺设了这样一条白色的小路，还在故居旁的路边加木栏以策安全。

来到故居后方仰望，可见二楼是一排五扇大窗，窗下是蓝色的通花瓷雕；一楼相对应的是两边各有四扇大窗，而中间是一扇同样宽的大门。和二楼不同的是一楼的门窗都是拱顶的，门的正上方还有一盏旧式的路灯，加上红墙、绿瓦、蓝通花，隐隐透出一种难能的古韵。 踏上与正门一样的三级台阶，便触手可及经锈迹斑斑的铁门。铁门前的三棵米兰随风舞动，挂在铁门左上侧的新路牌上写着：“中大东北区309”。

廿四、[南怀瑾]

南怀瑾，1918年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区地团乡地团叶里（今翁垟街道地团社区桥头村）。谱名南常泰，祖上世代居住在柳市南宅殿后村，其父在地团叶经商搬迁至地团叶。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中国当代国学大师之一。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福利系肄业。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筹边屯垦。返蜀后，执教于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旋即潜心佛典，遁迹峨嵋大坪寺，阅藏三年。后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

赴台湾后，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及其他大学、研究所等教授。1960年，胡适读了《楞严大义今释》，表示赞许。1966年，南怀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下，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论语别裁》1976年出版，香港、新加坡也争相翻印。在港、台及居美时期，曾创办东西方文化精华协会总会、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方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一直关心家乡建设，1990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并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做为老幼文康中心，且为厦门南普陀寺修建禅堂，倡建金温铁路，做出巨大贡献，众所皆知。于儒、释、道三类国学当中拥有广泛著作，其成就造诣凸显于《周易》易理的详解上，因博学广闻而被众多学子尊称为“南师”。

1人物生平

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大学微言、老子他说等，及佛、道两家数十种著作，又经英、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韩国、罗马尼亚等多种语言翻译流通。其门生博士，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奖学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嘉惠研究师生等举。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有禅学大师、国学大师、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等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为重续中华断层文化心愿，致力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读经及中、英、算并重之工作。又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作科研工作之先声，不辞劳瘁，不避讥嫌云云。

南怀瑾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是偏激、片面、盲目的，并未真正理解儒家学说（本观点南怀瑾所著书《论语别裁》中有详细介绍），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能历数朝甚至外来统治仍不亡，乃是中国文化不亡所致。 故近几年来大力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希望能将读中国古书的基础往下扎根， 以挽回中国人几乎对中国自身文化毫无认识的大断层。 惟其儿童读经运动，以推动“中、英、算”三者并进，非独厚中国国学也。 而所注重之读经部分，又以四书五经为主，尤以四书为重， 冀能为中国孕育出经世济民之材，而非诗词歌赋之材也。 国学大师南怀瑾于2012年9月29日下午4时于苏州太湖大学堂安详的与世长辞，享年95岁。

温家宝在唁电中说：“先生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令人景仰，切盼先生学术事业在中华大地继续传承。”

1918年3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柳市；

国立艺术院第二期毕业；

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

金陵大学研究院社会福利系毕业；

1943年春，虚云老和尚赴重庆弘法，南怀瑾得见虚云老和尚。

1945年，前往四川、西康、西藏参访。期间在峨眉山中锋大坪闭关三年。（为了修学） 离藏后赴昆明，讲学于云南大学，后又讲学于四川大学。

1949年春前往台湾，相继受聘于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讲学。 1971年创办《人文世界》杂志。

1976年到1979年闭关于闹市三年。

1985年旅居美国，成立弗吉尼亚“东西学院”。

1988年移居香港。80年代末，南怀瑾开始筹资兴建中国国内第一条合资的铁路金温铁路（1992年开建）。

1993年应妙湛长老之邀到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南禅七日——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 1998年6月11日，金温铁路正式通。

2000年由南先生任理事长的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将“儿童中华文化导读”活动向祖国大陆及华人世界全面推广。

2004年移居上海。

2006年在江苏吴江的太湖之滨，创建太湖大学堂。

2012年9月29日下午4时于苏州太湖大学堂与世长辞，享年95岁。

2学术作品（略）

3生平经历

1918年，一代奇才兼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生于浙江乐清柳市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十七岁时，先生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每得其精髓而以为乐焉。这位孜孜以求的好学青年，为深入探究宇宙人生的奥秘，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访求多位岩穴高隐之士，虚心求教，学到了许多不传的法门和秘学。

【负笈求学】

抗战军兴，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入川任教于中央军校，报效国家。在川时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院，专研社会福利以便服务社会大众。当时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只以资禀超脱，不为物羁，每逢假日闲暇，辄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访尽高僧奇士。复又辞去教职，弃隐青城灵岩寺，再遁迹峨眉山中峰绝顶之大坪寺，学仙修道云云。”

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有一家著名的灵岩禅寺，南先生至交传西法师在此住持。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穆等均住在寺内闭关静修，大居士盐亭老人袁焕仙先生也在寺里闭关。袁老先生乃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德，他散尽亿万家财，行脚遍天下，求法忘躯，大彻大悟，潜心内典，栖志心宗，亦睹明星以悟道，见拈花而破颜者矣。先生悲大道之沉沦，众生之颠沛，乃以如来家业、孔老薪传，立己立人而及国家天下，与虚云大法师并世弘法，法镜高悬，宗风耀烁，一时影从之名流学者不惜千里跋涉而就教于先生。

南先生于休假闲暇亦时常往来于青城山，在寺里小住，有缘结识了袁焕仙老先生，晤谈之下，遂为忘年之交。袁先生闭关期满，下山到成都成立了维摩精舍，南先生追随左右，遂拜门墙，成为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潜心修道参禅，多有会心之处，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教官之职，而师生情谊甚笃，有如父子焉。南先生其时正值二十五岁华年，已深得袁老先生真传，并随袁老先生赴重庆参访虚云大法师，亲聆教诲，随老师到潼南玉溪口过冬，更得老师亲炙，心得更非同一般。其后，南先生为求深研佛法，便悄然离开成都，奔赴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

峨眉山是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为普贤菩萨道场。中峰的大坪寺由明末避世的得道高僧松月法师开山，地处悬崖陡峭的孤峰之上，只有猴子坡、蛇倒退两条崎岖的山路可通，山上无水，所用仅靠雨水和冬季的冰雪，故人迹罕至，确为闭关静修的好去处。由于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经，又有挚友印华法师的提议及普钦大法师的首肯，南先生便选定此处闭关了。

三年闭关阅藏，南先生穿上僧衣，于青灯古佛旁斋戒素食，日夜苦读经、律、论三藏十二部五、六千卷佛家经典，以经为法，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致终生受益无穷。其间，袁焕仙先生特地上山看望这位心心相印的弟子，并在大坪寺为僧众举行了一次禅七，又欣然题笔为大坪寺作了一幅禅意隽永的对联——“此地即普贤道场，来天末雁，看岭外云，数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一亘；何处见秀头和尚，饮赵州茶，读慈明榜，历画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轮。”

对于这一段生活，南先生留有深深的记忆，“长忆峨嵋金顶路，万山冰雪月临扉。”对提议他到此处闭关的印华法师，南先生心中更是时时感念。印华法师为当时川西尼众翘楚，南先生闭关期间，她是虔诚发心供养的外护之一。南先生在一首忆印华法师的诗中写道；“印心促膝记当年，定起绳床月满天。几点腊梅花欲蕊，经窗相对两无言。”对当年的修持生活作了精细的描述，亦对同道至交表露了深挚的友情。

后来，南先生从峨眉山又来到乐山竹根滩五通桥多宝寺闭关静修，由于闻讯而来访者日见其多，遂移至弟子张怀恕家书楼之上安居，禅修打坐外，便埋头于书丛之中，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所获甚丰。

1945年，南先生在神通俱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风了和尚为其护法并安排行程，满空法师担任藏语翻译，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谢子厚大居士则供养他红教、白教、黄教、花教等多种秘藏法本。许是由于南先生拥有当时西康行辕公署少将参议的头衔，因此他能在康藏一带得到顺利的安排，并有得以参透密宗各派奥秘的方便。在此期间，南先生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多位上师印证，承认南先生为合格的密宗上师。后来，贡噶活佛还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为南先生传授了显秘大小戒律，并亲手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交付南先生。

在川九年，南先生虽历尽艰险曲折，然终于修得大成，岂非前世因缘？南先生有词云：“云水萍飘岂偶然，九年足迹遍西川。管他鬓到秋边白，落得人间月似烟。肠空转，事难全，又入阎浮欲界天。樽前酒醒荒唐梦，君向潼南我向滇。”是即将离川的惘怅，还是哀民生之多艰，抑或是若明若暗的禅语，或许是三者兼而有之吧！

【至台化雨】

南先生取道重庆，离川赴滇，讲学于春城云南大学，其间又短期回到蓉城，讲学于四川大学。1947年，先生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杭州天竺，细细披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避乱世于江西庐山天池寺结茅棚清修。1949年春，先生经波历险，始来台湾。

南先生初莅台湾，受朋友怂恿，一时兴起，与友人合作经商，然适逢时变，加之友人经营失误，竟至本利无归，陷于困顿。然先生未加责怪，反于友人多方抚慰，并备酒肴款待，闻者无不感佩。斯时，先生栖身基隆海滨一陋巷中，阖家六口挤在一小屋内，瓦可漏月，门不闭风，子女尚在髫龄或襁褓，生活甚为清苦。先生自己形容当时之境况：“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然先生素来超然物外，坦荡洒脱，故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满面春风，并在此困厄之中完成了他在台的第一部巨著《禅海蠡测》，就禅宗要旨、公案、机锋、证悟、神通及与丹道、密宗、净土诸法之关系，钩玄剔要，精微阐述，为求证无上菩提大道者，架设一条登堂入室之梯。

不久，先生迁居台北龙泉街，寓于一处菜市场中，环境喧闹，污秽堆积，虽身居五浊陋室，仍每每右手执笔疾书，左手抱着幼子，双脚还要不停地蹬着摇篮，以防其中的孩子哭闹，又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传世之作。“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前者探寻人生宇宙真理之本原，乃步入佛门、悟证真空妙有的一部奇书，更是抱本修行、闭关悟道、直至证果均须臾不可离身的修持指南。后者解析唯心、唯物之矛盾，列有一百零八个人生思想哲学问题，堪称佛门唯识学宝典。“楞伽印心”，禅宗五祖宏忍，即以此验证学人是否开悟。在此困顿坎坷境遇，南先生不得不“著书多为稻粱谋”以“煮字疗饥”，但先生自奉甚俭，恬淡为乐，虽有在陈之厄，仍安贫乐道，收詹阿仁等弟子悉心指导，以弘扬大法。先生虽三餐不继，见邻居无米为炊，却“人饥己饥”，趁邻居夜半入睡之时，悄悄将偶得之米袋放在这户人家门口，令人有米为炊，免于饥馑，如此嘉言善行，亦不胜枚举云。

几年后，先生相继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执掌教席，且应邀到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舌耕笔耕收入渐丰。其间，先生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以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面对当时学术界对禅学与道家的诸多误解和歧见，先生挥如椽巨笔，写出《禅宗与道家》一书，正本清源，全面阐释禅宗宗旨与宗派源流，深刻剖析了禅宗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影响。该书亦以翔实史料纵论正统道家及隐士、方士、内丹、外丹各派源流变迁及其修炼要旨，使学术界耳目为之一新。该书一经问世，各界读者若久旱之望云霓，迅即畅销岛内外，南师之名遂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1969年，南先生以“熟读经书徒论议，实行道义太伶仃”，不忍中华传统文化日趋式微，发愿“欲为天心唤梦醒”，巍然自拔，振臂而起，创立“东西精华协会”，意欲为台港工商社会注入中华文化之清泉，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取精用宏，俾服务于社会与大众。

东西精华协会坐落于台北市青田街，虽为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却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厅中悬挂着南先生亲笔题写的两幅对联“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海纳百川，龙奋风雷开宇宙；天容万象，鹏飞窅冥启东西。”其气势自是非凡。难怪莘莘学子、各界贤达深深为之感奋，捐资出力，共襄胜举。

协会会务繁忙，先生讲学范围又极广，除深入浅出讲述儒、释、道三家之学外，尚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堪舆、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名流学子，贩夫走卒，靡不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南先生或青衫布鞋，或西装革履，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众每有所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东西精华协会会务发展，影响日大，三迁其址于台北信义路二段之复青大厦。其间，南先生不殚劳苦又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写文稿四、五篇，皆为通宵达旦之作。杂志一期期面世，其中连载的长文《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引起众多读者的热列反响。先生此文融合儒、释、道三家静坐原理，参以中西医学学术成果，对数千年来各家修道者的修持经验，予以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解答，揭示了几千年来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和先生对历代禅门祖师公案予以新解的《禅话》相继刊印了单行本，以解学人之渴。

接着，先生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后更名为“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创立了“大乘学舍”，后更名为“十方丛林书院”，并出版发行《知见》杂志。虽日见繁忙，然先生矢志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夜以继日，挥毫写下系列传世之作，《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历史的经验》、《新旧的一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什么》、《圆觉经略说》、《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原本大学微言》??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学生整理的先生讲学记录。与此同时，南先生整理出版了与袁焕仙老师合著之《维摩精舍丛书》、《定慧初修》，出版《金粟轩纪年诗初集》和《金粟轩诗词楹联诗话合编》??真是著作等身，蔚为奇观。南先生将毕生心血结晶尽数贡献给了社会大众，如先生者，今世能有几人？

【发展壮大】

1986年11月14日，台北《中央日报》有一则新闻称，澎湖马公市有一对男女青年，男的叫张建胜，女的叫陈淑子，他们以骑马迎亲，按古礼仪式举行婚礼。当双方互赠信物时，新郎以《论语别裁》赠予新娘，新娘则以《孟子旁通》回赠。两书均为南先生著述，先生于台湾青年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台北一家刊物将南先生赫然列入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十位人物排行榜。

南先生的讲演录《论语别裁》，长达67万字，系先生以渊博学识，旁徵博引、拈提古今而成，对《论语》原文作了翔实、准确、生动的讲述，并以经解经，阐发原文意旨及所涉人文掌故，且对原文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寓意深远而妙趣横生，实为解读

古圣的上乘佳作。尽管先生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然自《人文世界》杂志和《青年战士报》慈湖版连载及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连播后，引起极大轰动。1976年5月，该书由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面世，迄今已印行数十版之多，香港、新加坡等地亦争相翻印，“洛阳纸贵”，信不谬也。

南先生以其等身著作，空中授受，教化人间，受益者启迪心智、增广学识、修养身心、博大襟怀，从东到西又何止千万？而那些追随南师左右，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者，更是殊胜有加，何其幸运！

东西精华协会与十方丛林书院在南怀瑾先生主持下，会员学员无分老幼尊卑，无分在家出家，皆为同窗道友，如兄弟，似手足，俨然一个和睦兴隆的大家庭，而南先生便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家长。在众多的学生心目中，身材不高，率常总是身穿一袭青衫、脚踏一双布鞋的南老师，既是骨格清奇、神采飘逸、眉宇间隐现着智慧之光的仙佛中人，又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博大精深的学界泰斗，还是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永远宁静超脱且情意醇厚的仁慈长者，但更是永远微笑、呵护备至、较亲生父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师慈母。

宅心仁厚的南先生，素来轻财好义，慈悲为怀，每每舍己为人。协会会员的会费始终是新台币20元，虽然会员们一再提议增加，但总被先生否决。协会经费尽管十分拮据，但每年仍要捐出不少资助清寒学子的奖学金、救济金，鼎力赞助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有时还要供养一些出家人的零用金，所须经费便全靠先生历年在各大学研究所任教的薪金及讲学、著述的收入来维持。至于先生以密宗上师身份为弟子们灌顶所收受的供养红包，从不打开看，遇有来访的小朋友，随手打开抽屉便拿出来送人。先生之博爱襟怀，素以天下父母为自己父母，以天下儿女为自己儿女，然对亲生子女庭训甚严，其子女可孟、圣茵、一鹏、国熙均天真活泼，聪慧过人，大学毕业后，即训练他们自立。如今，他们在海外自我奋斗，均已卓然有成。

“友天下士，读世间书”的南先生颇具古侠义之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收账的先生，南师也要让他们吃完饭再走。凡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四、五桌，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小碗红薯稀饭，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酒几乎是点滴不沾。而南师每日的工作却异常繁忙，讲学、会客、教拳、礼佛、诵经、参禅、打坐、处理会务及往来信函，夜晚还要巡视全楼，待夜深人静时，方能坐拥书城，阅读写作，常常是“未眠人在书斋里，寂寞银灯晓色临”，匆匆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先生嗜书成癖，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名人传记、世界经济、外国史地、哲学论著、各国政论、中西医药、当代科技，甚至中外美术、音乐、武侠小说??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先生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令人叹为观止，诚天纵之资，非常人所能及也。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引起各国人士瞩目。美、英、法、德、日、韩、加拿大、比利时、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男女学生，仰慕中国文化，崇敬南师的人品学问，纷纷登门拜访、学习。南先生总是以诚、以礼相待，倾心传授，不讲求代价，更不要求回报，因而不少从南师学习或交往的西方人士，受中国文化熏陶，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与南师有若家人父子。一位德国来的学生学成归国时，更向南师行中国的跪拜大礼辞行，起来时仍泪眼婆娑，依依不舍。加拿大学子文颢儒从师先生门下，不到一年，竟比不少中国人还中国化，他谦恭有礼，敬业乐群，好学不倦，文质彬彬，堪称西方儒者，受中国孝道影响，求学期间他还设法将寡母接到台湾观光。学成归国后，文颢儒出任加国文化部专员，公余之暇，将《论语别裁》译为法文，以广教化。委内瑞拉学者达易理擅长禅意书画，对易学兴

趣尤深，他专程来台从师研习易经，经先生亲炙及严格考试后，获先生亲自签署之适任海外易学教授证书一纸。达易理欣然返国，执教于委内瑞拉国立大学，专任中国周易课程。 出身纽约时报名记者的美国禅宗巨子卡普勒，法号大心净圆，其弟子遍及五大洲，为寻禅宗之根，卡普勒率弟子贝克先生及般森女士特来参访禅宗大德南怀瑾教授。两夕彻夜长谈，卡氏心悦诚服，受益良多，临行紧紧拥抱南师，激动地一再说“我不能不再来”。回国后，卡普勒极口称赞南师是一位现代难得的开悟者，一位了不起的当代禅宗大师，并常介绍他在欧美等地的禅门弟子，不断到南师处访谈求教。

以一部《中国科技文明史》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对道家学术极为推崇，在写这部巨著时，曾专程赴台访求有关道家学术方面的学识和资料。陈立夫先生陪同他来南怀瑾教授处访谈，相见之下，晤谈甚欢，谈了三个多小时仍兴致盎然，庆幸自己如入宝山，迭获宝藏，终不虚此万里迢迢之行。

1985年盛夏时节，南先生应邀乘上赴美班机，抵达华盛顿，成立了“东西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弘扬中华固有之学术凡三载。旅美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访，其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亦有日本人、埃及人和美藉华人、旅美侨胞??多数为学者、教授，也有将军、议员、政要及工商钜子，他们不但来请教中国文化和佛学方面的知识，话题亦时常涉及经济、哲学、宗教及国际关系等等，来时虔诚、尊敬，走时喜悦、满足，倾心于先生的学识、修养和无穷的魅力。来看南先生的还有一些小职员，小餐馆的老板、做临时工的黑人等等，南师与他们欢坐一堂，妙语迭出，笑声不断，他们说：“听老师讲话真开心，我们在听笑话中便懂得了许多道理。”春风化雨，百草沾恩，南师教化凡五十余载，其著作惠及当世，亦将泽被后人，有幸衔法乳之惠者，又岂可以数量计？

【风靡大陆】

旅美三载，南先生未尝一日不思念中华故土，岁在丙寅，中秋月圆，先生夜不能寐，口占一绝以慰思乡之情；“江山今古一轮浑，海外中秋月在门。百万龙天齐问讯，何时回首照中原？”其实又何止是旅美期间，先生旅台三十六年，因“书剑飘零，不见慈颜”，常常是“几回好梦到家乡”，每逢生日从不言寿，而遵佛陀教诲，将生日称为“母难日”，每届此日，均有诗感怀，如“丁巳母难日并闻旱象”诗云：“思亲飞梦到家山，手自焚香泪自潸。化作慈云功德水，春雷普覆护重关。”思亲恋乡之情发于五内，感人肺腑。就先生而言，对父母的思念和对故土的依恋是统一和谐而不可离分的，久而弥深，老而弥笃。

在美期间，南先生在台门生络绎于途，而留美的大陆学子亦纷纷拜于门下，先生关怀爱护青年，使其无不如沐春风。浙江温州市领导人知悉先生在美情况，遂专程拜访这位乡贤前辈，并欢迎先生返乡贡献心力。先生对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早有认同，对邓小平先生重视农业之举尤感欣慰，并认为改革开放须避免“向钱看”等弊病，而应实实在在投入资金，引进先进科技，确实达到淑世济民之目的。

1988年，南先生移居香港，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等来访，亟盼先生倡导、推动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提及的金温铁路，以利浙西一千四百万百姓。金温铁路自1915年浙江省长公署向北洋政府提出建议起，到1984年浙江省向全国人大提案修建该路，并获邓小平先生批示，七十年间几次“胎死腹中”，却因山高水急，投资过巨而搁浅。先生以苍生为念，为造福桑梓，振兴中华，不避艰险，竟发大愿心，慨然应允，挺身作了金温铁路的催生者，旋与弟子成立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并撰《对金温铁路的浅见》一文交浙江省及温州市负责人参阅。不久，经大陆多层机构审批，中外合资之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正式注册登记，联盈公司1286万美元亦分期提前注入。

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举行开工典礼，十万民众自动涌来参加，人人额手称庆，大陆、港台传媒亦纷纷报道。铁路施工建设中，虽困难重重，然先生矢志不移，迭献

良策，鼎力支撑。1997年8月8日上午7时零5分，金温铁路全线铺通，1400万浙西南人民企盼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终于成真。在万民欢腾的喜庆中，国务院发来贺电以示热烈祝贺。

此刻，无限欣喜的南先生立即决定功成身退，还路于民，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地方，并赋诗一首，诗曰：“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此刻，南先生想得更多的是北宋大儒张横渠先生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要在物欲横流、浮躁不安的现代工商社会重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为世道人心铺设一条和谐有序、健康发展的坦途。

几乎与催生金温铁路同时，南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不胫而走，热潮迭起。继北京团结出版社率先于1989年推出南先生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1990年，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不甘人后，隆重推出先生的三部权威著作《论语别裁》、《禅与道概论》与《历史的经验》。后者亦为先生讲演录，该书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经》精华，参以历史兴亡成败之实例，精辟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并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逐句串讲，辅以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供读者经史合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处世之真谛。此数部著作出版后，迅即引起轰动，几经印刷，仍供不应求。

1991年冬，上海佛学书局恢复伊始，便推出国内信众早就向望的南先生五部佛学专著《如何修证佛法》、《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个学佛者的信念》、《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书局负责人周家俊先生在序言中介绍出版缘起时敬称：“南教授对佛学书局素有好感，有深缘。闻悉今夏上海佛学书局恢复，生大欢喜心，即委托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向上海佛学书局联系出版事宜，以大法施供养有缘，以示对书局的庆贺和支持。上海佛学书局为满足广大信众的需求，为著弘扬正法，利益人生，亦努力促成此举。正是因缘殊胜，功德圆满，谨录数言，聊以为序，共沾法益。”

南先生《如何修证佛法》等重要的佛学著述在大陆印行后，深受僧俗大众及佛学界人士欢迎，多次加印而仍难购求，往往一书在手尚未读完，而亲朋好友已有十数人等待于后。有鉴于此，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93年再授权有影响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如何修证佛法》，出版后不到一年，又发行三万余册。

《如何修证佛法》原名《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为避免与其他经论混淆，才改为较为浅显的书名。本书系南先生于1978年春在台北闭关静修期间，抽暇为海内外弟子们所作的系列讲座，共二十八讲，对实际学佛修证的步骤，有精辟讲解和具体指引，是绝对的过来人语。尤为难得的是，本书对修持路上的迷惑、歧路，以及不自觉的错误，都一一点破，并将楞严经所讲五十种阴魔境界所蕴藏的修行解脱的大秘密和盘托出，对学佛者确是弥足珍贵。

该书于1989年在台正式出版，迄今已印行十余版之多。1990年，该书即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美国翻译界有名的两兄弟之一杰西·克里瑞立即著手将其译成英文在美出版。杰西·克里瑞的弟弟汤玛斯·克里瑞则翻译了南先生的《禅与道概论》，并已付梓。汤玛斯在给南师门生、《如何修证佛法》英译本序言的作者包卓立的信中，谈及他们兄弟从1980年便开始阅读南怀瑾教授的著作，认为南氏学术博大精深，融通各家，既有理论，又有实证，为当代所罕见。

在大陆“南怀瑾热”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了《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则出版了南先生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更隆重推出了南先生系列著述，将大陆“南怀瑾热”推向了新的高潮??

【传播不倦】

南先生移居香港后，居处顿成热点，在台、美时的门生故旧往来如梭，大陆政商界重量级人物亦不时来访，世界各地的参禅修道者更是函电交驰，时时请教。先生一如往昔，不辞辛劳，热诚相待，有函必复，其情其景，甚为感人。虽然在台时，蒋经国先生曾向先生有所请益，台北政要如王升、马纪壮、肖政之、崔之道、刘安祺、廖祖述等都曾拜于先生门下，然先生绝口不谈政治，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已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身体力行，以利益天下众生。

1993年农历正月初三，厦门南普陀寺的节日气氛比往常更浓烈，许多大陆人士从各地纷纷赶来，还有不少人士从美国、加拿大、法国、台湾和香港等地专程前往，参加这里举办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禅修实践活动。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此次禅修活动的主持人南怀瑾先生，在南普陀寺方丈妙湛老法师的再三邀请下，首次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土。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之学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人体生命科学的内涵，如何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始终是中国文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南先生已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此次禅修活动，即是南先生以现代科学精神结合古代佛教禅七形式所进行的一次修持实践。对于此次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自致函祝贺，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为此举办了大型欢迎宴会。与此同时，南先生将他关爱的目光投向了直接关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2004年10月中旬，清华大学在上海举办高层经理人研讨会，特邀南先生前往演讲。一连四个小时，南先生以古喻今、妙语连珠，对中国当代社会走向及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应对方略，南先生的真知灼见令全场与会嘉宾叹为观止。

2005年9月28日，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纪念日，这天，南先生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了精彩演讲，话题仍是中华传统文化。演讲中，先生口若悬河，诙谐幽默，既深入浅出，又引人深思。先生精辟地指出，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事业”，其中，“事业”的定义在《易经系传》里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那就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他解释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在座的工商界老板生意做的很好，赚钱很多，要讲事业那还差得很远。”对先生鞭辟入里的论述，与会工商巨子赞不绝口，都说到今天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事业”。一位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感慨道：“我是负责光彩事业的，查过《辞海》，竟然找不到‘事业’这个词。今天听南先生讲中国文化，才幡然大悟。”

2006年8月4日，南先生为《文汇报》、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讲座又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的主题演讲，对当今新闻与出版业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文化人首先要建立一个人生目标，要为社会负起责任来，新闻出版不应称为媒体，而应是文化先驱。他强调出版应有精品意识，“但得流传不在多”，而教育的目的是教做人，人做不好，再好的理想目标也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在演讲中，先生鼓励现代人要读历史，要独具慧眼，读懂文字背后的东西，要对社会多些善意的建议，他指出，恶意的批评很容易，善意的建议很难，可行的建议就更不容易。先生长达四个小时的讲演，令与会二百余位海峡两岸新闻、出版界人士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人人皆感如饮醍醐。“在当今这个时代环境里，还有这样一位众所景仰的国学大师，奉献自己的全部心力，继续着孔圣、释迦文佛以来的伟大教化，薪火相传，永不止息??”

【安享晚年】

南怀瑾长住江苏省吴江市，并在当地设立太湖大学堂传道。据了解，南怀瑾月前因为感冒引发肺炎，住进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治疗，但这几天病情转为沉重，传出病危讯息。亲近他的弟子透露，约两周前，南怀瑾要弟子记录自己的生平，“这动作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有弟子要为南老记录，或写传记，都被拒绝”，“应该是南老知道时间到

了，要求弟子一一记录自己的故事”。著名国学大师、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于2012年9月29日下午4时在苏州太湖大学堂逝世，享年95岁。

4习武缘起

太极拳协会会长“立法委员”韩振声先生，曾经以“太极拳与道功”这个问题来问我，所以就我个人年轻时学拳的经验提出来与他切磋研究，我们一致以为学太极拳到最后阶段，应该以走入修道的途径较为圆满。由于那次相谈得很投契，后来又应他的邀请于“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十一月十一日，假立法院第二会议室做了此次讲演。当天报纸刊出的新闻，误以我为国术家相称，实在不是事实，只是觉得国内的武术精神，与日俱衰，令人忧心，正如今日中国文化之亟亟待兴一样，而返观太极拳在欧美各国则日益流行，每回看到国外寄来的拳姿照片，却又不免有“橘逾淮而枳”的感慨，因而藉此次讲演的机缘，贡献个人一得之见，以就教高明，并以阐述我中华文化中武艺精神内涵之一斑。

【童年】

我自幼个性就好动，并嗜读武侠小说，刚在十二岁时即开始习练种种武艺。此前在六至十余岁时期则因体弱多病而日与药物为伍，且目患近视、常私自贪阅武侠小说而躲在楼上书房按图瞎练，父母固不知情。因心慕飞檐走壁，自亦练学跳梁倒挂，有一天，不慎从梁上跌落到地，声震一室，家父听到巨大声响上楼察看，才知道我在偷偷习武，当时他老人家并没有对我责怪，反而聘延武师到家教我武艺，这时起我才正式开始习武。当时在家乡浙江乐清一带盛行所谓的“硬拳”，与今日一般练拳情形相差不多。起初，随师习练时，固然不知道以我衰弱之躯而学此刚猛之拳是否适当？又不能分辨拳艺的优劣，每回习拳之后却有头脑昏昏之感，莫知其所以然？但以从小志慕侠客义行，所以也就勉强自己而照练如仪。

【访师】

其后负笈四方，人事接触渐广，以心喜武术道功，乃不计耗资，不论宗派，凡遇有一技之长的人，或具神通，或有道，或有武功，即顶礼叩拜为师。因此到二十岁前，所拜的师父，各门各派，积加起来亦多达八十余人。所学范围包括南宗、北派，长拳、短打，乃至十八般武器，至少亦习弄过十四件左右，外加蒙古摔跤、西洋扑击等，真可谓：“样样统摸，般般皆弄。”有一次，中央国术馆张清江先生，于杭州国术舘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我亦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而获冠军。抗战前，各县市普设国术馆，都有专人负责，武风维扬，盛极一时。然我私自反省所习武艺实未精到，各路各派，亦不过略窥其门径而已，乃决心继续寻师访道，亲近高明。

【剑仙】

当时听到杭州城隍山上有一老道，传说系满清王室公子出家者，这位老道须眉皓白，童颜鹤发，神釆奕奕，据传已成剑仙；得此消息，心中万分兴奋，即行前往拜谒数次，都未得见面。（想起当时访师求道之诚恳，见面即跪，而今日朋辈相访，谈玄说道等，甚或有人还以此过访谈道为对主人的—种施惠，算是看得起对方，今非昔比，想来颇多感慨）。听说这位道长当时逢人来求皆推称不会剑术，若欲习画他则教人画梅。几番周折后，我终于见到了他，即向他再三恳求学剑，只学此项，不求其他。因为我意诚心坚，终于获得进一步约谈。

他见面一开头就问：“曾习何剑？”我答：“学过青萍、奇门等等。”于是道长即命我当场试练所习。我练了一阵以后，他批评说：“这真的只是儿戏，不可再练，徒费光阴，还是以读书为好”，又接着说：“你所听说一些小说书上说的白光一道，口吐飞剑，这类的话，在世界上并无其事。剑仙虽有，但并非如同小说上所描述的那样；今天你暂且试练一下，每天晚上把门窗紧闭，房间内不点灯，使内室漆黑，仅点香一枝，尝试用剑劈开香

头，手腕着力，而臂膀不动，等练到一剑迅下，香成两半时，才进入第一阶段。第二步再把豆子掷向空中，用剑劈在空中成两半，功夫能练到这里，再来见我，再为你解说剑路。”

当时听了以后，心想这实在太难了，虽然心知天下无难事，这样练剑，也不是不可为，但因当时立志学文兼学武，俾能经世济时，而诸事分心，惟恐心不专一则反而一事无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遂作罢。放弃作剑仙，然而对于学拳仍旧勤劳，每日凌晨三时，必起床练拳，两三小时后，再沐浴更衣。当年杭州西湖一带，武师甚多，我亦朝夕浸润其间，跃马佩剑，臂缚铁环，腿绑铁砖，也相近于那时的“太保学生”了。一笑!以后访遇僧道甚多，皆各有专长，然所说与城隍山老道大抵相同。总之，我在那段学拳时期，练习武功，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入川

抗战前二、三月，我即只身入川，其后一些朋友也随政府辗转来到了陪都四川，相遇时都说，我有先见之明，固不知道我想到峨嵋学剑的心愿。记得那时一路访道，到汉口时，曾遇到两位异人，一道一俗，道者红光满面，俗者跛其一足。手中均捻弄铁弹，笑容霭然，我竟不觉尾随其后，自黄鹤楼前绕到后山，他两人一直走亦不稍回头。翻山越岭，直到下坡时，才回头问我：“奇怪!年轻人你跟我们到这里干什么?”我本想把访师求道的心意告诉他，忽然感觉到天下骗子甚多，倘若在湖北只身遇骗，那就麻烦了，于是说是游山。他们又问我将往何处去，我说打算到四川，道人仔细看了我一回，然后说：“好的!你应该入川，我们后会有期，但是今天你不要再跟著我们了。”他并留了以后见面的地址给我，就此分别。至今回忆起来，该二人神态举止都很奇异，令人回味无穷。后入川，遍访青城、峨嵋仙佛观寺，一路亦未有些时中断过。

四川名胜鹄鸣山，为东汉期间道教祖师张道陵隐居之地，山上住有一位名号王青风的道士，是四川境内传说的剑仙，我曾经上山寻访他，多次以后，终于见到面，他亦是一位奇人异士。他说：并无飞剑这种事，但剑仙却是有的。然而他的说法又与杭州城隍山老道所说稍有不同。他说剑为一种“气功”，所谓以神御气，以气御剑，百步之外可以御敌。又说剑有五类，大别之为有形、无形。他知道我羡慕“金光一道”的剑术时，告诉我需铸备一寸三分长金质小剑，再以道家方法习练。一如道家练丹之法，可将黄金炼化成液体，并可服饮，若中了毒，道家并有解此毒的药。当时私自想到，到了科学昌明，枪炮及炸弹等威力无比的利器皆已发明了的时代，还去苦练这种剑术干什么?如果是为了强身，则个人已经知道的许多方法，就足以保健，何必浪费时间在这方面。就因这样想法，意志始终未能专精坚持而放弃了。

后来请王青风老师表演，那时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深厚，所以他就特允了我的请求。一次他站在山头上，用手一指，数丈外对峰上的一棵老松即应手而倒。我童心未泯，尚惊讶地问他何以无光。他说：“我早已经告诉过你并无此事，欲练至有光，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位所遇到的异人，在四川自流井，是由以“厚黑学”闻名之李宗吾先生所引介。李公学问、见识广博，道德亦高，世所罕见，其所著作的“厚黑学”，如其所说：“拨开黑的，让人见到真正的。”旨在讽世。我在自流井遇到他的时候，就说在附近赵家仑乡下，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是得到武当内家武功的真传，轻功已经到了“踏雪无痕”的境界，如果随他学习，只须三年的时间便可有成就。因为这位老人的师父籍贯浙江，所以亦欲授一浙籍弟子以报师恩。知道我是浙江人，故愿为引介。

于是我们坐“滑杆”下乡去拜访，相谈之下，连称“有缘”。老人见我对于飞檐走壁之事，心存怀疑，不大相信，他洒然一笑之后，即疾行一里多路，又快步走回来，这时刚好新雨初晴，地上泥泞，老人脚上穿的一双白底新靴，一趟回来后，鞋底一点也没有被泥染污，而且他在起步时，未见拿架作势，洒然来去自如。他又问欲见走壁的身手否?随即见他张臂贴壁，亦未有任何架势，人已离地拔高，笑说：“你现在相信吧!亦愿学否？”并

称说学这些功夫只有七十二诀，归纳成七十二字，一字一诀，一字一姿势，循序渐进，无需广场，仅楼阁之上，即敷应用，若愿住三年，即可示教。我当时考虑再三，复因恐怕自己志趣不专，弄得百事无成，故只得婉辞。后一路代觅可传的人，却没有找到，至今心中仍挂念遗憾。

【弃武学禅】

后来到了成都，遇到一位河南籍拳师，教我“十三大法”，即是太极拳衍变的十三架式，不刚不柔，然而每一个动作，招招可以致人死命。顿时感觉到倘使学这套拳的人没有道德修养，动辄要人性命，如何了得！所以从此弃拳不学，专志学禅，在峨嵋闭关三年，一直与拳绝缘。

太极拳种式颇多，陈家的双边以及杨家太极，都曾习练，勉强记忆的是杨家拳之姿式，若演练全套，则因荒疎已久，颇有勉强之感。我对拳术，一搁就是二、三十年，既不练习又不与人较量，可说一生从来未曾施用过，且越到后来越怕动手，愈厌习武。春秋法家韩非子之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人自古相轻，武人从来不服输。好勇斗狠，粗暴骁勇，有时令人难忍，因此以后与习武朋友也就渐渐地疏远了。武功的根源，首当追溯到我国五千年前深远博大的文化。古人造字，止戈为武，即已阐明武的原理。武功的目的是以武制乱，以求“和平”。

5个人语录

——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 ,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政治、军事、外交都是没有善恶是非的，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是非，都还是有因果的。

——光读正面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不太靠得住；而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却往往是真的。

——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道是天下人的公道。生命的意义不在肉体上，自性是光明的，不要被四大牵着走，不要玩弄四大。

6文化贡献

【讲学参禅设帐收徒】

1949年，南怀瑾辗转赴台，在家设帐授徒，讲授中国古籍经典，同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及文化大学教授。一些撤退去台的国民党大佬如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及杨管北等人都前来执经问道。

去台初期，南在台北设立"十万禅林台北道场"，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另在新竹县设"十万禅林峨嵋道场"，教导众生打禅。后来他在台北、北投、汐止、高雄等地多次举行禅七法会，杨管北、周宣德、叶曼、张尚德等名流均曾参与，主要功课是禁语、打坐、参禅、行香。

【倡导复兴中华文化】

1966年，南怀瑾配合台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伦理道德"。他和钱穆、胡适、林语堂、牟宗三、唐君毅等在台港两地往来阐述传统文化。后来，他又在台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教机构，传扬文史哲佛学说，提升民众文化水平。 1985年，南怀瑾离台赴美侨居，1988年移居香港，住在半山寓所，每日讲学不辍，当地慕名而来求教的学生络绎不绝。20世纪90年代初，他投资1.7亿美元在祖国大陆的家乡兴建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该工程1992年动工，1996年4月完工。南怀瑾成了铁路老板，本可借此赚钱发大财，可是却一文也不要。他有时到上海小住，闻名前来问道者不断，南所讲内容主要是中华文化及人生哲理，听道者各有所得，多满意而归。几年前，"老古文化公司"总经理郭姮宴在南怀瑾的指导下，在两岸推广儿童读经活动，大量印发唐诗、《四书》、《五经》及《老子》等书，资助幼教事业，广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为两岸贡献】

“饮水毋忘掘井人”

魏承思新著《两岸密使50年》。自1949年台海两岸分治以来，国共两党多次秘密接触，鲜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密使，甘冒风险，为两岸沟通、和解和统一，穿梭往来，辛劳奔走。有蒙冤铁窗的，有无功而返的，有痛失时机功败垂成的，也有施欺骗伎俩终陷两岸于剑拔弩张困境的。江丙坤正式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国共两党才得以公开握手。50多年来，为改善两岸关系默默奔走的密使们，是功不可没、值得怀念的。

李登辉接过蒋经国权力后，沈诚被“高检”以“涉嫌叛乱”罪名起诉，后虽被判无罪，却从此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这时，大陆选定蜚声海峡两岸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为居中牵线人，在香港开辟新的两岸秘密沟通管道。

然80年代中，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军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怀瑾不得已“避迹出乡邦”，离开了生活36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3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六天，南怀瑾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 有关负责人杨斯德与南怀瑾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是唯一合适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怀瑾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从1990年12月31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怀瑾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 、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

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如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分，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7人物评价

南怀瑾的著作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对中华传统典籍作了一个重要引导，南怀瑾的著作生动有趣、博大精深。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在传统文化方面代表作品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其中刊正了许多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在佛学方面如《金刚经说什么》、《圆觉经略说》、《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南怀瑾可说是密教准提法在台湾香港的重要推动力。

道家方面，南怀瑾的书籍在命理及中医学亦扮演不可缺的首阶，如《老子他说》、《庄子諵哗》、《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易经《出生时间与命运》等。

南师九月仙去，系心如此之深.

明知是梦先抽身，回首来处似海深。

幻化大千如实有，执迷小我起贪嗔。

无念无作如来智，非修非证菩提心。

南师一悟驾鹤去，西山从此柏森森。

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廿五、[朱光潜]

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1897～1986年），1897年9月19日生。支持马克思主义，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乡大关小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

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和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

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 《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 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

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二）往事略集

朱光潜，桐城市人。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 促下读私塾，15 岁上孔城高小（在今孔城镇桐乡书院内），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在桐中他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国文教师潘季野熏陶，而对中国旧诗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入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入学后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学教育。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应邀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编。编辑助手是当时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姚蓬子）。在吴淞时期，朱光潜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不问政治，与左派郑振铎、杨贤江，右派陈启天、李璜等都有往来。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

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入英国麦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民国十八年（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

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

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民国36 年复刊，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民国三十七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 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民国三十七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

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他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

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年3月，朱光潜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主讲“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实为他后半生的定论。

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周年纪念会。翌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

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人生趣闻

●朱光潜遭遇“朱光潸”

名美学家朱光潜早年出版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

过了不久的1936年初，朱光潜在写《文艺心理学》等专著之余，又写出一部 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时，将《谈美》封面附注上“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书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

不久，上海书摊上便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题目为“致青年”的书。书名接近，姓名几乎难辨不说，该书竟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与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副题只少一个“第”字，打眼看去，没有什么分别；封面设计也追踪摹形：书名字形，位置

相仿，连一些直线中间嵌一些星星都一样，所以，一位朋友寄这本书给朱光潜后，连朱光潜自己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

待看清楚后，朱光潜先生竟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首先，他请朱光潸原谅，说是自己误将此书认作自己的了。接下说：

“光潜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动，姿态，性格等等，为了以上所说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动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而写信给你，似乎有些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一个读者。如果这个资格不够，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写《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潜先生将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略作回溯。认为当时“稚气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台词，大约是告诉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就算一时得逞，也难免长久不被人戳穿，落得个不道德名。

这封信的落款也颇有意思：“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当然无法寄出，只好在《申报》上发表。

●朱光潜三立座右铭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美学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他一生曾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是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是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是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则是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不仅集中反映了朱光潜先生求学时的精神状态，而且贯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潜先生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先生兴趣广泛，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著名的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先生认真思索后，决定迎着困难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座右铭共6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先生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他80多岁时，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朱光潜先生三次所立的座右铭，由于环境不同，侧重点自然有异。第一次，主要是确立做人求学之志；第二次，侧重点是理想、事业的抉择；第三次，在学有所成后，对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从朱光潜先生三立座右铭中，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自我砥砺、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难道不应该获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启迪吗？

（四）编辑生涯

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报刊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是编者，就是作者。很多作家都当过报刊编辑，正是经过他们之手，一部部重要作品，从报刊走入读者。

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1897～1986）先后主编过多种报刊，尤其是他在抗战前后两度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最畅销的文艺刊物，每期行销都在两万份以上，读者印象极为深刻。

朱光潜是一个成功的报刊编辑家，1948年有人颂扬说：“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这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就其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朱光潜则无愧于“最庄重、最热诚”的称谓。综观朱光潜《文学杂志》的编辑实践，体现出如下特色。

1．追求刊物个性。

个性特色是报刊赢得读者、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没有个性的刊物，即使短暂生存，也难以发展。报刊的个性归根结底是编辑者性格情趣的体现。朱光潜在报刊编辑实践中，追求报刊个性风格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其工作始终。1935年年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该刊编辑徐讦于1936年春又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创刊前夕，徐讦两次写信请朱光潜为《天地人》写点儿稿子。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告诫他，不要把《天地人》办成和《人间世》、《宇宙风》相类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强烈追求新创刊物个性的设计思想。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创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明确宣称要创办出一种新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他赋予刊物独特的使命是：它应该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义务；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做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

编辑者的创造意识是锻造报刊个性的前提。朱光潜说编辑报刊与艺术创作具有同样的道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来做，则似乎大可不必。”任何一种好的东西，模仿的人多了，其结局必然是归于俗滥。刊物设计是一门艺术。创办报刊尤其是文学、文化报刊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文化状况予以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预测社会文化对拟办报刊接纳与拒绝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潜所说，“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在现有媒介之间发现空白和薄弱之处，从而打破现有报刊市场的平衡、静止状态，对期刊文化结构作出重新调整，对读者布局予以重新分配。报刊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创造的精神，对社会将会有直接的影响。报刊编辑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必然会给作者以一种暗示、一种引导。一个没有创造性的报刊，是无法引导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也无法向人们奉献出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

2．兼容并包，驳杂中见出统一。

朱光潜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受其文化思想的浸染，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他主张编辑不能把报刊办成个人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的工具。报刊编辑可以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文艺思想只应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张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朱光潜坚决反对报刊编辑“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他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编辑要真地希望能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甚至冲突斗争。冲突斗争是思想生发所必需的刺激剂。“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主编《文学杂志》的理想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凡是爱护本刊而肯

以好作品见投的我们都一律欢迎。”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还有很多左翼作家。萧军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潜的青睐。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向读者热情推荐：“萧军的《第三代》是近来小说界的可宝贵的收获，值得特别注意。”胡适热心创办《文学杂志》，也许有振兴京派的想法，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京派专有的田园。如朱自清和冯至并不隶属于京派，而他们却是《文学杂志》的核心成员。朱光潜曾剖析“文以载道”说的浅陋和“为文艺而文艺”说的不健全，反对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主张通过多多的 尝试，让不同的趣味和风格互相交流，从而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和积习，推动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3．理论与创作并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的文艺刊物往往只重创作，人为地割裂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出一种藐视文学理论批评的倾向。朱光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艺报刊编辑界存在的这种不足之处。他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实践，但又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文学发展趋向的有力因素。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留心过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排方法。因此他主编《文学杂志》时，就借鉴了欧洲文艺刊物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编排方法。《文学杂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约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并不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论的力度，意图让读者得到刊物以后，“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可见，理论与创作并重，这是他主编《文学杂志》时有意追求的一个编辑特色，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陆志韦的《论节奏》、知堂的《再谈俳文》、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朱东润的《说“衙内”》、迥之的《再谈差不多》等，共十一篇。这些论文或隐或显地凸现了京派的文艺观和文学史观。

朱光潜认为编辑的作用犹如一座桥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不能因为自己手中有发稿权，就以为能够对作者颐指气使，对读者居高临下。当然，朱光潜同时指出，编辑固然要在满足读者阅读需要和为作者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传播中的一个主体，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传播施加相应的影响。读者需要是复杂的，有的科学健康，有的消极低级，正确的做法是：编辑“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

朱光潜不以编辑家名世，但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不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的编辑思想是其报刊编辑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很多观点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五）治学精神

1、自我解剖 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 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

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当代，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 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

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今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

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

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

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

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

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

铭。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

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

获常识起见，现今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

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

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

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

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

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

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

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

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

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

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

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

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

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这

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

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

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

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

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

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

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

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

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

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

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

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

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

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

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

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

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

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

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

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

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

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断的知

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

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

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

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

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

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

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

系统化。

6美学思想

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 现代人文主义心

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

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

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

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

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朱光潜对文学更直

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

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

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

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

的独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来要求齐放争鸣，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占主

流地位的文艺潮流。

7畅谈人生

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利，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

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

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对于这个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饱食暖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

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

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 。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

灵。人既有肉体，即不能没有肉体的享受。我们不必如持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不近人情，

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肉体的享受不是人类最上的享受，而是人类与鸡豚狗彘所共有的。人

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

术、道德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

的境界。

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

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这番道

理本无深文奥意，但是说起来好像很迂阔。灵与肉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古老而不易化除的冲

突。许多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尤其是近代

人被物质的舒适这个观念所迷惑，大家争着去拜财神，财神也就笼罩了一切。

末了，我希望我们青年人都及早确定自己一生的使命，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终身工作。

8与黑格尔

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

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

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

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

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

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

齐直觉说，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朱光潜美学系统里产生了矛盾：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

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

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

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

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

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

主客观统一命题。不过，这里的“语言”客观性仍是在思想统摄下的，就 象黑格尔的“存

在”被思维统摄一样。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

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

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

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

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

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

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

9朱氏语录

①志气太大，理想过多，事实迎不上头来，结果自然是失望烦闷；志气太小，因循苟且，

麻木消沉，结果就必至于堕落。

②有些人天资颇高而成就则平凡，他们好比有大本钱而没有做出大生意，也有些人天资并

不特异而成就则斐然可观，他们好比拿小本钱而做大生意。这中间的差别就在努力与不努

力了。

③消遣就是娱乐，无可消遣当然就是苦闷。世间喜欢消遣的人，无论他们的嗜好如何不

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强旺生命力。

④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

难免误入歧途。

⑤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

⑥中国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制度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

⑦慢慢走，欣赏啊！

⑧不完美才是美。

⑨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

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人己最不容

易调协，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

⑩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10人物座右铭

恒、恬、诚、勇。——座右铭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座右铭

11写作理论贡献

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家，但在写作理论研究方面，朱光潜也颇有建树。虽然其提出的写作

理论均散见于其他美学著作中，并未形成专题性、系统性地写作理论专著。但其观点确为

真知灼见，为写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简洁是文章一个极可珍视的美

德”；“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

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我很相信说理文如果要写

好，也还是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人们一向把“作文章”称为写文章，

西方称作家为写家，作品为写品，这极易使人产生错觉，“写”与“作”有着“用手”与

“用心”的区别。”等。（参考《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6期《应用写作教学形象化初

探》）

廿五.[钱钟书]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

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

意大利文、希腊文、西班牙文等。[1]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钱钟书在文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

者甚至冠以“钱学”。代表作品《围城》。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

（1937年-1997年）。

1人物简介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

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 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

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

建树。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2]台湾著名作

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两岸三

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钱氏于中文一面，文言文、白话文皆

精，可谓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3]

2生平经历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名城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

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 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

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 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到清华后他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还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该时代的文学天才。[4]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摔了一跤，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5]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 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

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6]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 六十五岁。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 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 七十九岁。《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 八十岁。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 八十一岁。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3性格特点

痴气率真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7]

个性乐观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8]

淡泊名利

还会迷恋钱吗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别人告诉他会有很多的酬金以及曝光率。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8]

何必认识那下蛋的鸡

很多人不远万里从各地甚至国外慕名来拜访钱钟书，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不及。有位英国女士打电话说非常喜欢他写的文章，想到家中拜见作者。他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8]

从不侧身大师之列

文革后的学术界，对钱钟书的文学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钟书一如即往的平静安详。他谢绝一切记者和学者的见面，曾有人把他的行为误读为“自命清高”。但深知他的杨绛说：“他从不把自己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调的做学问。”[8]

4主要作品

5成就贡献

个人成就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 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贡献影响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

1、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

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

3、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

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4、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6人物轶事

少年生活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钟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9]

撰写围城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摘录：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钟情于书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掉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被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

目光睿智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柯灵曾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语连珠，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

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第一才子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该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爱国情怀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锺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

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锺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锺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绛先前曾问钱锺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锺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锺书的人宣传钱锺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锺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7个人语录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钱钟书，《围城》

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钱钟书《围城》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教训》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称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有些人，临睡稍一思想，就会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时胡思乱想，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 8社会评价

【作品评价】

《管锥编》

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他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

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此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

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10] 《谈艺录》

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

此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10]

《七缀集》

是文艺论集。此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此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10]

《围城》

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

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10]

《围城》的艺术特色：

（1）采取大跨度的横向移动式的结构间架，以人物行踪的三点双线来布设格局。

（2）与众不同的讽刺艺术——反仿、反讽、反论构成的机敏的讽刺。

（3）用心灵内在的表现手法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技术含量上更高一褚。

（4）运用环境渲染及后现代叙述手法，不断展现多重艺术讽刺形式或夸张或夸大或魔幻 《人．兽．鬼》

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

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

是钱先生自己选定、并由夫人杨绛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应该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宋诗选注》

人们习惯于并称唐诗、宋词和元曲，其实宋诗自有其独树一帜的创造和唐诗不可替代的地位，情文并茂的佳作也不在少数。历来的宋诗选本中，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最富

有影响的选本之一。钱氏对宋诗素有研究，在其40年代所著《谈艺录》一书中有关宋诗的评述已多创见，上世纪五十年代选注宋诗时，更在论述宋诗的特色与成就、评价诗人和诗歌流派及诗歌的注释等方面言人之所不曾言，提出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本书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中文学科指定书目。

《钱钟书集》

文集收录了钱先生的《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部分著作，书后附有钱钟书年表。

9相关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假以天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锺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10感情生活编辑

一见钟情

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11]

11后世纪念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这所宅第，系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的，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前后共两进，面阔均为七间。1926年钱锺书的叔父钱孙卿先生因子女较多，在征得其父同意

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三楹；之后又接建楼房一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先生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教授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就是以此塾为书名的，叫作《后东塾读书记》。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仅从本世纪以来，在“爱国、爱民、爱学习”的家风熏陶下，江南钱氏家庭中人才辈出。仅“钱绳武堂”一脉，有钱基博、钱锺书父子这样的文化学术泰斗，也有钱钟韩、钱钟教、钱钟鲁、钱钟泰这样的科学院院士、学者教授，还有著名工商人士钱基厚、钱钟汉父子。在迎接黎明的日子里，钱钟汉受父亲委托，代表无锡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先生过江到苏北解放区，同我党领导人洽谈迎接解放大军解放无锡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年仅22岁为革命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钱钟仪烈士。钱氏家庭的众多成员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有的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有的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上武装革命之路。他们按照自己的抱负，走各自的道路，但他们最后又都集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

【补充人物】

仓央嘉措：不负如来不负卿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与情

静坐在布达拉宫，他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他是世间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

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想要的，和凡人没什么两样------西藏民歌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门巴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乡情淳朴，崇尚自由，尊重爱情；门隅，树木参天，水草丰美，牛羊肥硕，人物风流：“转世灵童”仓央嘉措诞生了。14岁以前，幼年的他在山水间终日嬉戏，无拘无束，如同草原上空自由无羁的雏鹰；14岁，野草春花一般的年纪，真是春情萌动时节，在打打闹闹、懵懵懂懂之间，心花悄悄地绽放了，可，14岁之后，他被接进布达拉宫，坐床大典之后，从师五世班禅洛桑益西研习佛法（在西藏，达赖和班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达赖系统以拉萨为中心统领前藏，班禅系统以日喀则为中心统领后藏。历代班禅与达赖互为师徒。），几年如一日枯燥的读经、打坐，他被强迫由一个活泼好动的少年雕塑成面容苍白的泥塑，他成了为万民爱戴、至高无上的第六世活佛，成了金碧辉煌的圣殿里的一只“囚鸟”，成了西藏政治斗争这盘棋局中的一颗过河卒子。金色的笼子困住了鸟儿飞翔的翅膀，却关不住自由翱翔的心：布达拉宫比黄金还贵的酥油花，比不上门隅漫山遍野的野花；大殿上终日不息的梵唱嘹亮，比不上门隅的酒歌响亮；通往极乐世界的佛法奥义迷人，不如美丽的门巴姑娘情歌醉人；初恋情人的面容，一点点浮上少年的心头??从来缘浅，奈何情深！他化装成小酒馆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宕桑汪波，和心爱的姑娘达瓦卓玛夜夜相会，流连忘返??留下了一首首传唱至今的经典情歌。如：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日，我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摇动所以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柔 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轮回，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终究被一直苦心经营夺权“事业”的拉藏汗王发现并以此为借口拉下了位。可西藏人民，却尤爱这个有着凡人一般七情六欲的活佛，打心底里

爱。。。 就以仓央嘉措自己的一首诗作结吧：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罗曼罗兰：1.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间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宁可受尽世间的痛苦和灾难，也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2. 在你要战胜外来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自己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与堕落，只要你不断的自拔与自新。3. 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知道一半真理，也比人云亦云地知道全部真理要好得多。4. 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5. 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6.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三毛： 1、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地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

2、生命的滋味，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都要自己去尝一尝啊~

3、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是否痛快活过。

4.、“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追求自由的人）

5、路是由足和各组成的。足表示路是用脚走出来的，各表示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

6、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7、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

8、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所以，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都是意料中的。

9、戏，这么演，叫戏，那么演，也叫戏，这一场下了，那一场上来，看戏的，是自己，上台的，也是自己。 你是自由的，你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路。他人喜不喜欢你走出来的路，不是你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没有强迫任何人。

10、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毕淑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她太正常、太善良，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一个作品文采斐然的人。1.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绚烂的世界还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拭亮你幸福的瞳孔吧，就会看到被潜藏被遮掩被蒙昧被混淆的幸福，就如美人鱼一般从深海中升起，哺育着我们。——毕淑敏《幸福盲》

2.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从此注意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吗？——毕淑敏《提醒幸福》

3.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毕淑敏《我很重要》

4.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映的一个眼神。

5.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毕淑敏《造心》

林语堂：1、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3、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4、鲁迅还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的狗血淋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老舍 1.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若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2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3..生命是不容易得来的，也不能轻易地舍掉。

钱学森：1.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2.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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