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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衰败罪在谁？——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争
文/罗敏
自1931年汤山事件后，蒋、胡分道扬镳，水火不容。汤山之被囚，无情地粉碎了胡汉民的党治梦想，其对蒋之独裁本性的认识从此刻骨铭心。九一八事变获释后，胡旋即南下，成为西南反蒋势力的政治屏障与精神领袖。
蒋介石对胡汉民反对“约法”之举也始终耿耿于怀，事过三年多之后，蒋依然恨意未消。1934年6月9日，他在日记中记曰：“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独立之效，而必起五院斗争之端；未得五权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胡汉民不明此理，专以私心自用，竟致党国衰败而无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岂足食乎！”
蒋对胡政策之转变发生在1934年底。11月，蒋借红军西撤之机，一面积极部署入黔制桂，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为政治解决西南问题，蒋决心“对胡礼遇”。11月28日，蒋接见了南下说合的代表王宠惠和孙科，表示要“对胡妥协，使其出洋”。为表明合作诚意，以示形式郑重，蒋自1931年汤山事件后，第一次主动提笔函胡问候。
落笔之际，蒋显然斟酌再三：“致胡汉民函，既决妥协，则当以至诚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
函曰：
展堂先生尊鉴：久疏音问，无任系念。前日亮畴先生北来，敬悉起居胜常，欣慰之至。兹请亮畴、哲生两同志代谒左右，商承党国大计，祈与详洽一切，并恳早日命驾莅沪，俾得面罄所怀。诸希察照，不尽缕缕。专此奉候。
经过王、孙说合后，蒋、胡虽然互通音讯，但双方的疑忌与成见已积重难返，很难轻易化解。蒋得知会晤结果后，在日记中痛责胡汉民“负气，要面子，书生用心可耻也”。在表示主动交涉姿态后，蒋认为“吾人之意已尽，从此或以轻缓淡视之为宜”。在胡看来，蒋之独裁本性丝毫未改。他在致友人的密函中称：“对门（蒋介石，引者注）当认为是一个狠（很）大的恶势力，故门之存亡，策对原则应无所变”；“须知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者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打消方剂（什么内施外消），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蒋、胡之间僵局的打破要待到贵州局势尘埃落定之后。粤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汉民对西南局势陷入绝望之中。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胡汉民对陈济棠已是无望可失，“出师事，只不遽形推翻，使人尚有话可说算了罢”。在胡看来，陈之为人殆为学蒋“具体而微者”，“只是一种自利作用，而什么人亦要供其利用”。既然无论身处何地，皆无力摆脱大、小军阀的操纵与利用，向来性格顽强乃至倔强的胡汉民不得不开始改变自己，“似乎我辈常常头痛，皆责任心太重为之也”，“我人太负责任，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于是精神上深受影响。其实黄老之学最合卫生，无意无必，孔二先生尚且如此矣”。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胡汉民这样“在野”政治人物的出路实在身不由己。虽自认代表三民主义之正宗，欲借舆论之力转变天下之视听，成为国人之导师。但党化舆论体制下，“清议力量，全不能表现于政治”。胡倾注一生心血的激扬文字，只能变作西南一隅的“自说自话”，“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轨道上的辩争既遭钳禁，武力抗争更无可能，所谓的“和平运动”无非敷衍与拉拢，像汪精卫、孙科那样卖身求荣又为个性所不齿。胡汉民于失意苦闷中，身心俱损，只得以易地疗养为由，放洋远走。
胡汉民之出洋，为蒋、胡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充分的转圜空间。胡出洋后，邹鲁自告奋勇，负斡旋之责。据陈融（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向胡汉民报告称：“衣翁（邹鲁，引者注）合文者（居、孙、于、孔等等）、武者（粤、滇、湘、桂、张等等）为整个之进行，其理由：一、相离政治不宜太久；二、处此时间急迫之下，上策不行，则不得不思其次……衣意此举成败固不可知，即事之错否亦渠一身担当，而与兄无涉。此语最漂亮。”对邹鲁之计划，胡汉民拿捏不定。为此，陈融曾致函劝解称：“衣之进行似亦不必阻止之，以灭其高兴，大约此举亦非确有把握。”
邹鲁的妥协计划，在南京政府内部倒汪政潮的推波助澜下，一度进行得有声有色。华北事变后，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成为众矢之的。汪因不堪忍受中央要员的讥讽与辱骂，于6月30日，称病赴沪，7月15日，转赴青岛。因反对风潮难以平息，汪遂以退为进，于8月8日，坚决请辞。
这次反汪政争与以往历次最大之不同，据王子壮的观察，一是“关系方面极广，为近数年来最伟大之政治斗争也”。据王的记述，立法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都参与其中。“如此则政府大半数为汪之敌，汪之地位亦极可危，故不得不以病为由，毅然表示去职也，同时为对抗起见，行政院所属各部，如铁道部顾孟馀、侨委会陈树人、实业部陈公博、教育部王世杰，外次唐有壬等相从表示辞职，以示与汪同进退，于是壁垒森严，旗鼓相当，以抗争至极端矣。”另一显著特征，是以蒋之直系分子戴季陶与陈立夫为中心。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素以聪明机警著称，此次何以如此积极？”这一疑问让当王子壮“颇费测度”。
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汪去还是胡来，最终的决策者是蒋介石本人。自汪6月底称病，至8月初提请辞职为止，蒋除电令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出面调解外，始终静观势态变化，未做公开表态。
蒋之态度变化发生在8月中旬。当他得知日本国内发生内讧，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现役军官刺死后，“决计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也”。14日，即永田案发生的当日，蒋回复中央党部称：“灰电（10）悉，汪先生请辞职，中央应即予以恳切慰留，催其即速回京主持，以免中枢涣散，愈弄愈坏，尚希转达中央同人为荷。”次日，中常会根据蒋之复电，对汪决议慰留。“如此巨案，可谓片言而决”，亲历这一幕的王子壮不禁在日记中感慨系之。
8月21日，汪屈从蒋之旨意入京，22日，与蒋一同出席中常会。会中，汪以体力难支为由，继续请辞。蒋当即起立声言：“汪先生病渐好，稍养可痊，中枢责任仍请汪先生担任，无论如何六中全会马上来到，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会以前不再言辞。”汪精卫虽然复职了，但蒋“以六中全会为限期”一语表明，届时汪之地位将再次面临考验。
王子壮观察称：汪先生之复职，经蒋先生亲自来京劝勉敦促，已不成问题，故于昨日（24日）飞赴成都。汪已决于明晨（26日）到院视事，一场风波得告一段落。然于常会之倾，蒋先生曾有无论如何希望汪先生主持至六中全会一语，于是对于此语有不同之看法……汪先生方面之人色然为忧，而反汪者于此次运动失败之余，得闻此语亦稍有希望，以为六中全会之际可以达此目的也……目前两方各有运动，一为继续于六中全会达倒汪之目的，一为作种种防御，正属“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也。蒋之本意乃欲利用日本内讧之机，“决议留汪”，缓和对日外交。然而，树欲静风不止，日本军方的侵略步伐稍作调整后，很快便重新卷土重来。
9月24日，日本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宣言，公开鼓吹“华北五省自治”。据宋哲元手下负责与日方交涉的萧振瀛分析，多田宣言之“精神要点”为：“日本为彻底倒蒋计，于两个月内在华北成立同盟自治委员会，完全与南京脱离关系”。在日本军方的压迫与利诱下，宋哲元、韩复榘等开始酝酿成立组织。宋哲元认为：“华北在日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宋拟推阎锡山为首，韩复榘副之，以“分治合作”的名义自治自保。
华北岌岌可危，西南伺机蠢动。“永田”案后，李宗仁、陈济棠为逼蒋让步，积极策动华北生变。8月29日，李宗仁致电胡汉民称：“军政部因永田案及西南迟缓，由外务对宁……暂行妥洽”，“陈济棠昨嘱中（陈中孚）北上，鄙见只有促华北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为了打击粤桂实力派，有意搁置与实力派交涉，开始转向“从文人入手”。此时，元老方面虽欲“斯文”解决，与南京政府内部的倒汪势力暗中结纳，但是不愿放弃主动进攻姿态。为争取讨价还价的主动地位，西南元老旧事重提，要求将1934年所提之“齐”“有”二电列为大会议题。元老们接二连三致电中央，将提案问题吵得响遏行云。因西南之反对如火如荼，五全大会前景暗淡。10月2日，蒋于日记中判断两广形势不容乐观，“应准备其开会反抗”。
面对南北动摇、内外夹攻之危局，蒋对华北危机的处置，与之数月前任由汪独负全责相较，由置身事外转为亲自参与其中。蒋认为华北局势之所以危急，“其病尚在内部之将领不明利害，不知廉耻与轻重也。”蒋决心从稳定内部入手，“以图挽救于万一”。10月5日，蒋“对韩复榘晓以利害毁誉与轻重之理”，并“明告其倭对华以‘不战而屈’之战略，吾人必以‘战而不屈’战略应之”。自10月7日起，蒋由成都飞临西安、洛阳巡视，于13日入晋会晤阎锡山。
蒋之北上，对华北地方实力派而言，无疑起到威慑作用。为维持华北局势之稳定，蒋一面“对华北各省明告其方针与各人之地位”，同时明确表明中央之态度：“中正在中央一日必负责到底，不令华北将领作难。”蒋同阎锡山会晤后断定：“晋绥决不可为日方威逼利诱所能屈，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但彼决无领导华北之意。”阎锡山不仅明确表示拒绝华北自治，并面允入京出席五全大会。阎之态度，今非昔比，大大出乎蒋之意料，令其大感安慰，认为“此实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
蒋对华北危机之态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转变为挺身负责，与西南形势的好转密不可分。蒋巡视华北后，负责与华北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
在具备了一定抵抗基础的前提下，蒋开始思索转移日本外交方针之道：“倭态缓和之主因，全在于我之自强而不在彼也。外交之欲转移对方方针，可以我而致之，若求人与惧人，则被动而陷溺矣。” 10月24日，日方因上海与福冈间的通航协定为中方所拒，“咆哮恫吓”。蒋不为所动，“惟一本主动决心与之周旋”。汪精卫则认为因拒绝通航与日方闹僵，似乎太过。蒋对汪之建议不以为然，认为“彼实不知领土丧失尚限于一部，而中部领空丧失一点，则全国受其控制，可立而致亡也，以此说明彼当能瞭然乎？”此时，蒋对由汪精卫、何应钦负责的对日交涉已忍无可忍，于日记中痛责谓：“汪、何当倭事，已失其常态，似无常识。事事丧权辱国，为人所贱。思之刺激疾首，岂国之将亡，而由其人先变卑劣而害及其国乎？”
随着汪之“助力”作用逐渐丧失，蒋之迎胡计划水到渠成。10月26日，蒋于日记中记道：“粤方中心在胡，赤匪中心在俄，如为釜底抽薪计，应于此中心与背景下手也。”同日，蒋致函远在欧洲的胡汉民表示希望“早日命驾回国，共肩艰巨”。这次，蒋不仅顾全胡汉民的面子，表示派戴季陶赴粤，“往迎粤中全体中委”；更有实质性的让步：“关于大会诸问题，凡有洽商，只要以团结为前提，则无不可解决之事。下届中委人选，弟以为上届之中委，皆须设法当选，以示团结之精诚。此弟等可负责筹措。至南中同志如有意见，弟以为不必向中央常会议辩难。不如与弟等个人间事前洽商，俾得情理兼顾，公私两全。”
值得注意的是，蒋之再度迎胡，相较于1928年的蒋、胡首度合作与1932年的蒋、汪联手，已是今非昔比。当年的蒋介石作为军事将领，需要借助胡汉民与汪精卫的政治声望，来确立统治的正当性。曾几何时，蒋已于内忧外患中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领袖。1935年8月，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称：“蒋先生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的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随着其领袖地位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蒋对胡之依赖自然大为减少，妥协之限度亦随之大打折扣。10月5日，西南元老邹鲁电邀孔祥熙南下斡旋，称：“庸之兄即日南来，团结必可成功……此为最后一着，过此则大局不堪问矣。”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因有意出长行政院，颇欲乘机南下，将解决西南之功揽为己有，为自己捞得政治资本。蒋因不愿为了“团结”耗费过高，电劝孔祥熙勿赴粤：“如兄去粤，至少必须准备二千万元，为其兑换北伐时钞券，而其他要求尚不知其数也。弟意此时以开会期近，无暇赴粤复之，何如？”
蒋不仅吝惜经济成本，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坚决反对双方派员在沪会商。粤方代表黄季陆、刘芦隐等希望重新上演“上海和会”时双方派员赴沪“对等协商”的一幕，坚持先决大会一切问题，否则粤方代表决不入京。当年蒋因受制于双方事先对等协商所达成的先决条件，被迫下野。四年后，蒋在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前提下，坚决打消对方“对等协商”的企图。10月26日，蒋致电孔祥熙称：“双方派员在沪会商，弟极端反对，决照昨日函意派季陶兄赴粤往迎中委，顾全公私也。”
蒋之对胡妥协，迎胡入京，是欲借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以全会作为政治手段，一方面可以促成党之复合；同时更可釜底抽薪，彻底解决西南问题，增进国家的统一。“团结非两广问题，而注重在兄（胡汉民）”，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对蒋之“团结”意图的转述可谓一语中的。蒋将团结重心转向元老的同时，有意冷落两广实力派。此时，陈济棠欲通过孙科“重开谈判之门”，蒋指示仅以“普通应付之语复之”。蒋在以全会为政治手段，向西南开放权力的同时，还预留了“收束”的后手。10月23日，蒋于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党制先求开放而后收束”。但具体做法如何，蒋未予宣明。胡汉民之秘书刘芦隐前往上海“细视形势”后，分析认为：“蒋对西南以政治上种种迁就做成统一，再以实施宪法结束党治，准备自取总统。如此则西南机关存废问题，目前虽表示退让，将来亦皆画饼。”
胡汉民在经历了遭蒋囚禁的“说不尽从来积惨”后，对于再度入京与蒋合作，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1928年，胡汉民携《训政纲领》自欧洲归国。当时的胡汉民深信可以通过党权来限制军权，帮助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基玛尔”。对于友人的担心，胡汉民信心十足地表示：“假如这人要做袁世凯，我将绝不犹疑的反对他”。七年后，胡汉民对于蒋之主动来电“是否算数”，已不敢轻信，对于是否回国，亦顾虑重重。胡判定蒋“势将乘此尽揽一切”，但反对先于宁方发表取消党治的投机做法，坚持“回复有主义之党，改造有责任之政府”的政治主张，“否则无异蔽罪于党治，步斗官之后尘，腾笑天下，他日亦无从纠正”。此时，胡汉民虽依然标举“党治”，但其初衷不是为了制衡蒋之军权，而是消极自保，昔日的豪情已被现实之无奈消磨殆尽。
胡汉民出处的另一阻力便是汪精卫的在位。这对少年时以薪釜共喻之至友，自1925年廖案后，便分道扬镳。1932年汪背叛与胡“绝不入京”的约定，转与蒋合作，出任行政院院长。至此，胡、汪之间已水火不容，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胡虽不齿于汪之为人，但因秉持反蒋军事独裁的政治理念，一度反对单独倒汪。胡曾批评热衷于倒汪运动的西南驻沪代表称：“集中去汪，已非本旨”，“我来汪去，何异前年之挟汪去孙？我何能蹈汪覆辙！最高不过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岂我辈所屑！”然而，随着自身政治资源日渐枯竭，胡汉民不得不降低政治目标，退而求其次，希望借倒汪之成功为自己谋得政治出路。旅欧期间，胡对国内倒汪形势的发展非常关注，致电询问称：“南京同志既多数锄奸，何尚不决？”并勉励李晓生、何世桢等人“努力奋斗”。
西南方面将“迎胡去汪”列为同意出席五全大会的先决条件之一。10月27日，邹鲁通过国民党元老谢持向蒋转达四点具体要求：“此间目的在确定抗日方针，迎胡去汪，及保存西南二机关”，“除此四点外，一切皆可商量”。 “迎胡案”与“劾汪案”由黄季陆携至上海，拟约请京沪中、监委员加签后，提交六中全会。南京内部的反汪势力虽主迎胡排汪，但坚持胡来汪去，不肯先去汪，“劾汪案”致无签字可能。西南与中央间的团结进程因此前途未卜。10月31日，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前一日，萧佛成、邹鲁等指示赴京出席六中全会的粤方代表：“不管宁沪有无中委签名，亦即提出六中全会，如果六中全会不将二案通过，或协商无效时，即将铣、齐二电提出。” “铣”“齐”二电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惩戒丧权辱国之军政大员”即：不只要求去汪，更主张蒋下野。这表明，西南为实现迎胡去汪之既定目标，大有非此则拒绝参加五全大会之势。
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当日，汪精卫之突然被刺，成为蒋、胡和解的“助力”。汪之遇刺，为蒋、汪合作的终结蒙上一层极具戏剧性的悲剧色彩。汪于血泊之中，尚希望蒋能回心转意，“犹以余两人之感情有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蒋对汪之遭遇，虽然“心滋悲戚”，但一切均为时已晚，昔时的合作已成明日黄花。面对“血流满面”的汪精卫，蒋只能“对泣无语”。蒋所能做的，是为了避免刺痛汪的心，对“迎胡”的方式稍加掩饰而已。据王子壮记称：“第一次大会中有一足记者，即电胡汉民先生事。先是主席团开会时，蒋先生主张将汪先生受伤情形报告广东，并请各位来京，并电告胡汉民、王宠惠两先生。此意提出大会后，李烈钧提议：对胡先生除报告汪先生病状外，亦应请其回国。会中颇有赞同，议遂定。迨发电时蒋仍不欲对胡电中加请其回国语句，盖果以全会出此，有以痛汪先生之心也。故卒经叶先生决定，将此语删去，同时向广东各委说明已去电邀请，但不示以原电，此亦叶先生不得已而出此也。”
汪精卫被刺后，西南之去汪计划不战而胜。西南与中央间的“团结精神”转之增进。11月4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南京市长马超俊奉命南下邀驾。西南没有再唱高调，接洽顺利进行。关于五全大会迎胡问题，西南同意改由主席团负责提出；对于宪政问题，“我人不争”；“主席如仍旧无权，则我人不问”；“海陆空只可听其自然”，因为“虽争亦无用”。放弃掉不切实际的高调主张后，西南“最后恳求四事”：“一、政治改善，政府充实。二、若中央选举增加人数时，则西南名额亦比例增加。三、两机关保存。四、海外党部暂时保存，徐图统一”。为了防止对方反悔，西南将双方所商定的条件缮具书面，由戴、马二人签字作为信守。
戴、马二人签字担保后，西南虽然推定邹鲁、林云陔、林翼中、刘纪文、黄旭初、陈耀垣等重量级人物出席五全大会，但合作前景依然不容乐观。蒋虽致电陈济棠表示要“扫榻以待，竭诚相与”，但粤桂地方实力派在未取得实际的地盘与名位之前，对是否入京出席五全大会，态度持重。胡汉民则意态游移，行止未明，仅笼统地复蒋表明“注重恢复有主义的本党，改造无责任的政府”。蒋对戴季陶与西南间之接洽结果“甚赞成”。获悉西南将派代表出席五全大会后，欣喜地表示：“此次大会盛况圆满，当为本党第一次表现之好现象”。但这一形式上的“好现象”是否会转化为实质性的“美满之结果”，因为西南内部形势依然复杂异常，蒋并无把握，只能祈求“天父不负苦心人”，同时提醒自己“须慎之又慎”。
选自社科文献出版社《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由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