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凤凰读书陈徒手专栏故国人民
可以这样说，1973年是周恩来拼搏一生的实际谢幕年，困境中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绝唱，蕴含他的不甘和不舍，也隐藏着多少个人与国家的难堪和凄楚。 （图：1973年中共十大上的周恩来。）
1973年周恩来连续下达紧急指示之后
1973年夏季之后，中国政局进入了一个复杂微妙的拉锯之战，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两年间竭力反极左思潮的一系列举措遭到拦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有拦腰截断之势。但在8月底党的十大召开前后，周恩来连续发出几条重要指示，却在北京市掀起一番少有的检查督促浪潮。细观指示下达之后的情势，可以放大般地看到局部的权力效应和北京市当年困窘的环境状况。
周恩来针对北京市下达的工作指示，主要围绕首都社会治安、交通秩序、财贸服务等专题，分别在该年7月初、8月25日、9月6日，从现有开放的档案查看，均没有公布指示的具体文字内容。这些指示在北京市贯彻力度很大，波及面甚广，产生较大的垂直效应。但好奇的是，查阅《周恩来传》、《周恩来的晚年岁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当代北京大事记》等书籍中均没有这些指示及执行情况的记载，造成一个明显的“空窗期”。
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格外关注北京的环境卫生、服务质量等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日益担忧，批评的口吻不断加重。譬如3月17日北京市召开“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周的指示：“发展工业都要注意变有害为有利，综合利用是大问题，要立志赶超世界水平。”4月19日周出席塞内勒窝内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后，对北京饭店服务员服务态度不好的现象作出严厉的批评。9月8日在国家计委“三废治理”座谈会上，周严肃指责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军代表在向外宾介绍污水治理时说了过头话。10月3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部花坪二万多株花被近千人哄抢，周认为市委、市公安局制止、追查不力，对此大为不满。（见《当代北京大事记》）
转眼到了1973年，面临年内即将召开中共十大、筹备四届人大、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赛、法国总统逢皮杜来访等大事，周恩来对北京的软硬件建设不甚放心，不得不亲自主抓此项事宜。北京市委于7月4日召开动员大会，强调全市要在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改进服务态度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下大功夫，要求认真研究、部署，迅速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7月23日至25日市委抽调一百七十多名干部，由各大组、委负责人带队，分赴东城、西城等五个城区检查。市委办事组据此报告说：“各区委和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很重视，广大群众对全国和首都的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认识到搞好首都的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改进服务态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映了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关系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见1973年8月3日市委办事组《关于检查首都社会治安、交通秩序、财贸服务工作和市容卫生的情况》）
文革运动发展至此，由于工作重点的偏移和管理水平的下降，北京的城市面貌日益显现粗鄙化，市容建设严重滞后。周恩来看到的一件材料中称，北京的不少城区居民和干部在宿舍养鸡、养鸭、养鸽、养狗、养兔，有碍城市卫生。鉴于周的过问，市委7月31日下发通知，其中一条即是“城区和使馆附近地区以及吃商品粮的居民户一律不准养鸡、养鸭、养鸽、养狗、养猪等”。(见市委《关于加强首都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改进服务态度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通报》）文革期间，首都日常生活用品一向供应紧张，中心街区许多居民借管理松懈，纷纷在自家院落中饲养鸡鸭，在房顶搭建鸽笼，个别大胆的甚至圈养猪仔。在外国驻华使馆区，有的外交官能听见相邻民房传来的鸡鸣声，看见草丛里私养的鸡鸭群和随处遗留的动物粪便，外电对此时有报道。
在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之后，北京市马上组织基层部门下基层检查，报上来的统计结果让人大为吃惊，在八个城近郊区、使馆宾馆区和吃商品粮的居民户中，饲养家禽家畜高达二十一万多只。市委当即以强硬的手段开展“动员处理家禽”的工作，以“国际国内形势大局为重，喜迎党的十大”为由，派人逐个院落入户反复宣传，施以政治高压的氛围，让党团员在家庭中发挥劝导作用，逼迫居民在短时期内予以宰杀。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总算在国庆前夕，城区范围已处理十六万只家禽家畜。（见1973年9月28日市委简报第65号《全市卫生大检查情况》）剩下的五万多只家禽大概都属于难啃的钉子户，区及街道一时难以“消化”，这也让市委领导头疼不已。反而是平民居住较多的崇文区进展较快，已处理的家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使得市委、市革委会特地在全市党政系统通报表扬一次。
1973年，周恩来接见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参赛运动员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开幕，会期五天。8月25日至9月6日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与十大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两个对外对内意义都十分重大的活动叠加举行，这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格外谨慎，十大开幕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上午，在繁忙的会务之中，他突然对北京市做出关于进行一次安全和防火、防盗、防特以及服务态度、卫生工作的大检查的指示。此次要求检查的对象是特定的，实际上涉及了广泛的城市主要生活层面。
北京市委上午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没有一丝拖延，立即决定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市委办公厅分头电话通知各区、局、大专院校、工厂，要求各单位负责人放下手头工作，马上赶赴市委办公大楼开紧急会议。三百多位市属单位领导大都知道十大开幕之事，不知又发生什么情况，从全市各地搭车焦急赶往台基厂，市委大院一时车满为患，嘈杂一片。在市委大会议室，从十大会场临时回来的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忠、万里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指示内容较为简单，也就是概括性的几句话，这对于四处辛苦赶来的各单位负责人来说，传达时间略嫌过短，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但他们都确切地感受到总理此番布置的任务之重、责任之严。
吴忠、万里要求把总理的指示连夜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并立即行动起来。市委办公厅简单上报一份材料，里面提及与会者的表态：“自七月四日市委召开大会贯彻总理的指示以来，这几方面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决心乘这次传达总理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抓下去，一直到国庆节，努力把这几方面的工作做好。”（见1973年9月6日市委简报《关于贯彻总理八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情况》）
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权力影响始终是全国垄断性、独一无二的，在具体执行程序中，平常很难见到其他中央领导“挑头布局、波及广泛、地方呼应积极”的场面。但是，在1973年8月这个特殊时间段，却少有地看到周恩来指示下达之后的热闹景象。
8月25日下午市委紧急会议很快结束，市领导要求与会者赶回各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研究，“连夜向下传达贯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总理指示的重要意义”。各层级内部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仅仅依靠念读记录稿的方式，25日晚上，各区、局所属各单位的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工厂和街道群众就已经听到了传达，到了26日上午，全市已基本传达到广大群众，一天之内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有中央领导的特殊指示，地方就必有响应、执行的反馈机制。市委笔杆子们从亚非拉乒乓球比赛筹备入手，拟定向上汇报的基调，文字间还是有一定的套话模式，重要的是适度地摆好“主席和总理”的相应关系，在字词运用之中做到“滴水不漏”，有不少可以玩味的地方：“大家认为，总理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是对北京市工作的关怀和鞭策。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来了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说明我们国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做好总理指示的几方面工作，是首都人民光荣的政治责任。大家表示，一定不怕苦，不怕累，认真把工作做好，让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
25日晚整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有关单位负责干部连夜行动起来，亲自在第一线督促。譬如市建委主任到北京饭店工地，部署防火安全措施；市计委领导火速组织力量，到供电局、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等重点单位进行了检查；市供电局局长带领工人到体育馆配电室值班，检查供电线路，观察电力运行状况。
基层的忙碌更是异乎寻常，在周恩来下达指示的当晚涉外单位自发免去夜间正常休息，集体在工作岗位上操持。德胜门牛奶站在乒乓球邀请赛期间负责每天供应两千磅牛奶，支部书记听到传达后当即带领五十多名工人连夜突击，把车间的水泥地冲洗一遍，对冷排、机器重新消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时；新侨饭店一向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当晚二百五十多名干部、职工清理了院子里二十多吨堆煤、积土，对庭院一百一十个沟眼喷了药；工人体育馆担负比赛任务，负责干部赶忙组织值班人员，对内部保卫系统彻底进行清理，并配合卫戍部队加强了民兵值班巡逻。
十大开幕，正是党内事务高度集中的时刻。周恩来着眼于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面对京城的杂乱街景和服务不良状况，心存忧虑，8月25日下达指示后，在北京城引发了群体喧闹，一座日常管束严厉、夜晚近乎静谧的城市在数小时之内沸腾起来。
动员人数最多的当属东城区，当晚共出动居民四万六千多人，清扫了六十多条大街和一百多条胡同。朝阳区当晚从各单位抽调两千一百多名工人民兵，上街巡逻值勤。北京饭店洗衣厂连夜洗毛巾、床单、工作服等七千多件。东、西两个城区饮食、副食行业一万二千多名职工，进行了室内外大扫除，整顿了菜摊、水果摊，既显示了商品丰满，又改善了环境卫生。百货行业广大职工，连夜摆布商品，做到丰满整齐。远在郊区的长辛店镇第八、十八两个居委会的退休老工人、红小兵和居民一齐上阵，连夜填平了两条积水沟。（见市委简报第45号《关于贯彻总理八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情况》)在8月26、27日，以“遵照总理指示”为由，市委要求市各口和城近郊区党组织加大检查力度，不得松懈，继续深入本系统、本地区的基层单位，务必查实查严。
为了让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及时知悉北京市响应指示的情况，市委决定启用《中共北京市委会简报》的格式，这个简报只在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临时用过，曾每次上报中央30份，再送公安部李震、中办警卫局杨德中各一份，公安部两份，市委书记们各一份，田中访华结束后即被弃用。考虑到亚非拉乒乓球比赛、法国总统到访所具备的外事性质，市委办事人员觉得使用这种工作简报较为简便及时，建议恢复使用，以便让总理通过这个渠道知晓下情。（见市委周荣国1973年8月26日致王磊、贾汀手写信）
随之而来的简报专题大都是围绕时间更为急迫的亚非拉乒乓球赛，针对总理所关注的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简报突出了这几个领域的整治内容，一反原本的套话空泛话，汇报材料特意增多感性的细节，读之印象深刻。譬如1973年8月29日市委简报第46号，名为《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就注明了详细的项目名称、数目，运转过程中的工作状况和人的精神状态一目了然：
承担“邀请赛”外宾食宿的友谊宾馆，在“邀请赛”期间，领导干部轮流值班，并组织了四个检查小组，分别对餐厅、厨房的食品、食具卫生和锅炉、水泵、配电、高压、冷冻机房等机器的运转心脏车辆安全，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过去对购进牛奶、肉食等食物，没有严格的押运和交接制度，这次确定由干部分工负责、专人押运、接收和保管，各个环节都有人负责。
首都洗染厂为“邀请赛”外宾洗烫衣服每天都在两千件左右，工作量比过去增加了三倍。他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工作时间每天延长到二十个小时，保证了按时交活。最近几天，他们从外宾洗烫的衣服中，先后发现有美金、金戒指、钢笔等财物十九起，都通过接待单位及时退还原主。
从现存的当年逐日上报的简报中，好人好事的比例在增多，可以看到对外交往中基层单位所遭遇到的新奇事例，譬如东城区八面槽体育用品商店专门为乒乓球赛运动员和官员服务，从8月16日到24日，共接待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二百三十七人，服务方式五花八门。冈比亚乒乓球代表团抵京较晚，又未带运动服，该店只好连夜为他们赶制运动衣裤二十四套，按时交给他们使用。
从服装到饮食、旅游，北京市各服务单位为满足各国运动员的诸多要求而费尽心思。来京的一些国家所谓的运动员专业水平有限，有的应邀来华就近乎“拉郞配”，简单应付比赛，凑足赛事面子。但却因中方事前过于热情的态度，答应全盘满足他们的需求，因而致使他们在北京的个人生活项目格外繁琐，弄得接待方疲于奔命。
1973年，北京机场，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时的周恩来与王洪文
最让周恩来操心的是北京市容的脏乱差，他觉得关乎到新中国的荣誉和形象，必须到了狠抓快抓的地步。当时，在首都的主要马路两旁到处都是堆物堆料堆土，尘土飞扬，居民行路困难。离天安门广场仅隔数百米的前三门慢车道工程，建造多年，进度缓慢，出土不能及时清运，“严重影响观瞻和交通”。(市委简报语)
街道上堆积的物料土料成了首先清理的对象，动员人力急速运送到郊外。市委上报材料称：“传达总理指示后，群众发动面广，行动快。西城区月坛等四个街道，8月26日共出动五万五千余人大搞环境卫生。东城区五十条干线原有堆积物料、房渣土等二百一十一处，到二十六日中午已清除一百六十二处。”（见1973年8月29日市委简报第46号《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9月7日市委汇报出一个清理数字：“全市城、近郊区有九十多万群众大搞环境卫生，共运出积土十三万多立方。”（见市委简报1973年55号《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理九月六日指示》）到了9月28日，市委谨慎提到“全市市容环境卫生面貌有了改善”，“在这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单位和居民户都进行了室内外大扫除”，提到几个大扫除的醒目数字：“有一百九十八万多人次参加了整顿市容环境卫生的活动。清除了积土垃圾十四万多立方米，清理了街巷中的堆物堆料一千六百多处，整顿了三千二百多个垃圾站。”（见市委简报1973年第65号《全市卫生大检查情况》）
房管部门在主要的沿街房屋墙壁喷了灰浆，尽力使街面“呈现了整洁清新的面貌”（市委简报语)。在周恩来指示下达之后，市委紧急在全市布置了统一的灭蚊蝇活动，崇文区组织了三千多个捕蝇队，东城区也有两千多个捕蝇队，宣武区参加捕蝇的有十万人。西城区原有一百多个居民厕所长期无人管理，区委当即决定由清洁队管起来，普遍喷洒药物并修补门窗。宣武区细查一遍，辖区内有二百八十个公共厕所坏了门窗，赶紧要求卫生部门行动起来，几日之内突击修好了一百八十所。鉴于公共厕所卫生条件普遍恶劣，市里下了一个死命令：“多数厕所做到每天两扫一冲，定期打药”。
“总理指示”成了此时段频繁出现的专用词语。9月7日上午市委召集会议，传达贯彻总理九月六日指示，会后简报称：“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总理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总理亲自关怀和多次指示的推动下，自七月四日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以来，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北京的治安、交通、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保证了十大的安全，严守了党的机密，较好地完成亚非拉乒乓球友好赛的接待任务。”（见1973年9月7日《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理九月六日指示》）9月28日简报中介绍说：“广大职工以总理指示为动力，连续搞了三次清洁卫生大扫除，开展‘为什么说搞好卫生是个路线问题、政治问题’的讨论。区卫生部门还给基层干部和青年职工讲了卫生课，看显微镜，提高了认识，加强了领导。”（见市委简报1973年第65号《全市卫生大检查情况》）和平里新平饭馆过去卫生工作较差，“学习总理指示后，提高了思想觉悟，找差距，订措施，改变了卫生落后状况，规定生熟食品分开存放，专人负责保管，餐具随时消毒”，甚至改变“过去服务员在营业室聊天说笑”的不足。（见1973年9月15日市委简报1973年59号《财贸系统落实总理指示情况》）
奇妙的是，总理指示下达之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帮助改进工作”，北京市财贸部门一举改进存在多年的一些薄弱环节。譬如过去在马路尘土飞扬的情况下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9月初就规定送肉敞车全部加盖苫布，并积极改制帆布篷汽车；水产公司强令下属批发部，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西城区要求全区副食店大肉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坚持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制度；对那些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部位很近、有碍卫生的副食店，市财贸组准备着手调整。
为了保证蛋品质量，蛋品批发部规定，蛋品不经检验，不准出库，9月20日以前做到全市供蛋都要经过灯光检验。为此需提高照灯检验效率，照灯工人每人每天由照蛋六百斤，提高到九百斤，照灯设备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台，增加到一百四十台。当年由于接收、储备环节的落后，市场售卖的蛋品质量不够稳定。普通市民哪里想到，总理指示促使食品部门提高检验门槛，使他们长时间免掉买到坏蛋品之忧。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文革期间财贸服务、副食供应的劣质状况，处事粗糙，上下敷衍，在低水平上穷于应付，有事时还需要依赖高层的督促，甚至需要外事活动的额外推动，依靠一个造势来解决本是简单的经济服务、城市管理问题。譬如在举办亚非拉乒乓球赛之际，北京官方就开始重申和确定：不准在马路上任意堆土、堆物、堆料，不准在城区和三环路以内晾晒粪便和设积肥场，马车进城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进，并要戴粪袋。这些在现代国家难以想像的脏乱景象，竟要靠一场几年不遇的国际比赛来克服和限制。
9月7日，市委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中报告一个喜事：“今年瓜果多，但患痢疾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三万。”但从数据上看，1972年患痢疾的病人有十七万多，而1973年减至十四万多。（见市委简报1973年55号《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理九月六日指示》）猛一看“减三万”是好事，但病人基数仍是在十几万之内，还是看出北京的卫生治疗条件依然令人担忧，对普通传染病的大面积控制还是略显吃力。
安保工作也是周恩来操心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文革中这样大规模的外宾群体罕见地出现在首都之际，高层一直考虑如何确保万无一失、不失颜面。实际上周恩来下达指示的当晚，重点地区就加强了巡逻力量，全市紧急出动工人民兵两千多组一万多人走上街头，三天之内共发现小偷、流氓、盲流、进京闹事等问题十七起。大量民警带领民兵、群众，对一些公共场所、大杂院、招待所连续进行清查，仅在8月26日深夜清查中，就发现反坏分子和危害治安人员六十二人，均已收留审查。（见1973年8月29日市委简报1973年46号《全市安全、卫生和服务工作大检查的情况》）
一些涉外单位及基层琐细的情况陆续上报：北京烤鸭店对防火设备进行了检查，发现有八个灭火器失效，当即做了调换，并增加新的；供电局已将“邀请赛”的场地、住地及有关活动场所的变电站、送电线路普遍进行检查，清除隐患一百多处；赵登禹路五十九号至六十号电杆间有坏人挂了一根五十公分长的铁线，及时做了排除，避免短路停电事故；对即将接待法国总统访华的一百三十七部外宾用车全部做了检修，对司机人员进行了政治审查和技术考核，对外宾的行车线路和参观点，部署了警卫力量，采取了安全措施；接待外宾较多的文物商店，特别制订外宾在场不谈与业务无关的事、不看地方报纸的保密制度。
市公安局汇报一些安全死角，譬如陶然亭公园有三百余上访人员在园中留宿，到处大小便，有的人赤身在湖中洗澡。天安门广场邮局前，也有一些上访人员夜间在门口露宿，白天在邮局营业厅逗留，在窗台上晒尿布，有的人和外宾纠缠，影响很坏。公安局称，这些问题正在设法解决之中。
对于9月6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安保、环境问题的指示，北京市委照例行动迅速：“9月7日上午，市委召开会议传达总理9月6日指示以后，各区、口立即召开会议，层层传达部署。8日，绝大多数单位已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群众。”（市委简报语）
北京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早已成了棘手的难题，公开报刊始终回避此敏感话题，但在党内已不成其秘密，实际上到访的外宾也可抬眼可见。1973年5月18日市委、市革委会致中央、国务院的绝密文件中称：
首先是水源污染严重。目前城近郊区每天排出废水一百多万吨，工业废水占百分之六十。这些废水不同程度地含有酚、氰、汞、铬、砷等有害物资，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即排入河道，污染了地下水。自来水公司现有二百三十口水源井中，三分之二的井含不同程度的毒物，有四十三口井含毒量超过饮用水标准（目前我国尚没有饮水水含毒标准，这是参考国外标准检查的），其中有二十三口井已经停止使用。特别严重的是石景山地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面积的地下水含毒物超过饮用水标准。由于水源受污染，个别地区已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
北京空气污染也比较大。全市有烟囱约一万三千个，百分之八十在城近郊区，大部分没有消烟除尘装置，每年飞出的烟尘即达四十万吨，排入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有十多万吨。石景山地区北辛安镇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高达一百七十吨，比清洁地区高出十六倍。铅、苯、汞等有害物资在局部地区污染也较严重。（见《关于北京市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报告》）
这些污染严重的情况被严格把控，相关数字不许外传。但如何根治在当时可算是天大的难题，尤其是工业污染、大烟囱烟尘几乎束手无策。市委报告只是含糊地表态：“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的教导，根据周总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指示，我们要努力把首都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争取在三年内基本控制西郊地区水源的污染，解决全市消烟除尘问题。”控制西郊地区地下水的污染，修建截流管，使清污分流，是为了解决中南海、什刹海、北海的水质问题。对于排放有害物资比较严重的单位，也仅仅说到“制定规划，限期解决，必要时停产治理，并有计划地迁至适当地方”。至于万根大烟囱烟尘的治理，则是一字未涉，只是笼统说到“研究大气污染规律，研究酚、氰、汞、苯等有毒物质的治理方法”。
亚非拉乒乓球赛结束之际，也是接待蓬皮杜总统来访的开始。市革委会提出“要从整个北京市就是一个大参观点出发，做好我们的工作”，再从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和服务工作中发现漏洞，及时解决。（见1973年9月5日市委简报1973年54号《关于蓬皮杜访华接待工作的准备工作情况》）市公安局派人到基层排查易燃、易爆和剧毒性危险品，却发现诸多令人后怕的险情，立即成了从中央到市里挥之不去的心头隐患。
最大的麻烦是大量化学危险物品竟然露天堆放，而且工厂区域均在市中心附近。如化工三厂车间、道路堆放甲醇、辛醇等化学危险品五千多桶，化工五厂露天存放二甲苯、氯甲醚等易燃品一千八百桶。警方专家称，这些物品受热膨胀，发出响声，一旦遇火或击撞，即可爆炸起火。最为可怕的是，有的露天库区，汽车、马车随便出入，甚至没有围墙，有的在库内任意吸烟，搞“明火作业”。再则，易燃物品与易爆物品混放在一起，北钢汽油化工库存有化工物品三十三吨，油类四十三吨，没有分开储存。有机化工厂在一个仅二十平方米的库房里存放了三千四百斤化学危险物品，还存放了八百多支雷管。（见1973年9月5日市委简报1973年54号《市公安局检查易燃、易爆和剧毒性危险品的管理情况》）
面对这种大规模的露天“炸药库”，公安局与化工局紧急会商后也一时难有治理的良策，只能对相关单位提出采取临时防范的措施，将不同物品分类保管，强化防火、巡逻、值班等安全制度。同时由化工局拨给部份钢板，让化工三厂着手准备搞五个储量二百吨的储藏罐。这种举措短时期内都难于实现，可以视为应付上级追问的一种巧妙托辞。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前往河南洛阳访问。
1973年下半年周恩来已是病魔缠身，但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和外事压力，还是尽力出面解决事无大小的一些难题。不惜以总理之尊的职权来处理杂务，现在来看确实显示特殊时期国情的艰难和困顿，也显露周恩来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竭力维持局面的苦心，甚至有时反应略显过度。
1973年夏天，在北京市几个规格较高的宾馆内，几封内宾的信件相继被错投到外宾手里。为从根本上杜绝泄密，8月21日周恩来获悉后当即作出“把饭店区分一下，以利保密”的决定，市第一服务局党委学习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对总理指示必须抓紧贯彻，坚决执行”，经市委批准，新侨饭店、民族饭店全部安排外宾；北京饭店除新楼第三层接待内宾外，其余均安排外宾；友谊宾馆主楼、南工字楼、南北配楼安排外宾。（见1973年7月3日市革委会致周恩来《关于区分内外宾客住房的请示报告》）
这种有意隔开内外宾的住宿安排，实属当年领导体制下最为简单的做法。9月17日复查时，仍发现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等二人、上海市计委副主任等二人住在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有十九名出差人员住陪同人员用房，当天即要求各自搬离。市第一服务局为此检讨“督促检查不够”，并再三保证今后这些饭店“决不再接待内宾”。（见197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周总理八二一指示的落实情况》）
1973年10月下旬，朝鲜“鸭绿江”女子篮球队应中国公安部邀请来访，在北京与中国女篮进行了三场比赛，在一两个场次中出现了部分观众鼓倒掌、哄场的情况。周恩来对此颇为不快，批评赛场组织措施不力，并指示再借机比赛一场进行弥补。
市委11月10日召开相关会议，承认“事先对观众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深入”，“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为贯彻总理的批示，“要总结了发生观众哄场问题的教训，提出了改进意见和措施”。恰好朝鲜“鸭绿江”女子篮球队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后返回北京，经国家体委出面协商，11月29日同北京女篮补办一场比赛。
按照预案，这场比赛的观众是按单位分片包干、层层负责的办法组织的，各单位挑选政治表现和组织纪律性较好的群众出席观看，做到定单位、定人、定座位。比赛的当天，主办方将周总理的批示向观看比赛的群众再次作了传达，国家体委还在现场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一鼓四不鼓”（即进球鼓掌，错判、误判不鼓掌，运动员动作粗野不鼓掌，运动员犯规或罚下场不鼓掌，场上发生争论不鼓掌），结果秩序大好，“全场观众自始自终为双方、特别是为朝鲜战友的精湛球艺不断热烈鼓掌，没有出现倒掌等不礼貌行为以及擅自走动、迟到早退等现象。”（见1973年12月12日市委简报1973年74号《朝鲜“鸭绿江”女篮同北京女篮补行一场比赛，观众秩序良好》）
有趣的是，讨论周总理批示时，组织观赛群众事先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了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和大国沙文主义、锦标主义等思想”，上次观看比赛时鼓了倒掌的人还做了检讨。谈及学习总理指示的体会，一些群众表态说：“看国际比赛决不是单纯参加体育活动，而是受全国人民的委托去完成政治任务，去做友好工作，看球要想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一场“友谊”性质的比赛出了小差错，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花费精力并亲自布置去纠错，这看出他做事的周全和细致，也看出严厉、工于形式的时代特征。那时也是他政治上最为困难的时候，政治局的围攻还未结束，身心交瘁，使他的这些指示抹上无尽的悲情。1974年之后他已无力支撑病体，“总理指示”字眼已难于见到。可以这样说，1973年是周恩来拼搏一生的实际谢幕年，困境中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绝唱，蕴含他的不甘和不舍，也隐藏着多少个人与国家的难堪和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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