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继承乏人的皇位危机这一客观原因。

清王朝自天命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帝溥仪,共计12帝。这12位皇帝子女的多寡,与大清王朝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道光及其之前的七位皇帝,子嗣最少的是雍正和嘉庆帝,也有14个子女,被称之为“多子翁”的康熙帝甚至有55个子女。而到了咸丰帝,一生仅有2子1女;同治、光绪和宣统帝,竟然一生子女皆无。这就使道光以前各帝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选择余地较大;而自咸丰开始的三位皇帝,少子或无子,几乎丧失了选择余地或可能,出现了皇位继承乏人的危机。
清朝最后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光以前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了24岁外,其他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三十几岁。
如果清帝寿命较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如雍正帝继位时已是44岁;道光帝继位时是38岁;咸丰帝继位时也已19岁。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君继位后马上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皇位继承人年龄较小,学业未成,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积累和政治经验,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思维和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借重于朝廷重臣,或依赖于亲近太监,或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太监弄权或母后外戚专政之类太阿倒持的朝局。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或多或少地引起朝局与政局的多变与混乱,导致皇权的旁落。
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三次垂帘,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评价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并没有迥异于常人的政治见解或才能手段。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难分上下的,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只有两宫太后权理朝政,才能够防范臣下专擅朝政。
在以后对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訢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1865年(同治四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等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訢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訢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甘拜下风,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二千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君臣关系进而成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董仲舒曾说,“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后来则更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观念。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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