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讲述 郑树 整理 朱瑾
医学院的女生占位方式很有特点，而且十分有效：我们会放一小块人体骨头在桌上。
我叫郑树。父亲给起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活了103岁，后来都是我照料他的，他是个幽默的人，跟我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郑家的树龄好像都比较长，我今年85岁了，也算是80后了，和年轻人没有代沟。
金庸先生也是一个幽默的人，用我的名字写了八个字给我：郑人高义，树木树人。现在这幅字装了镜框，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
我从小在杭州长大，父亲是小学校长。当初城里的天长小学和郊区的茅家埠小学摆在父亲面前，父亲选择了去茅家埠小学当校长。
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来过广济医院，也就是浙二的前身，具体什么事已经忘记了，只是觉得“医生很了不起”。后面半个多世纪我都待在了这家医院，像树一样地扎根下来。孔子说，名，命也。用在我身上倒是挺合适的。
我是1949年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考进了浙江大学医学院，校长是竺可桢。
当时没有全国统考这样的事，各个学校自主考试招生。医院方面，当时就有北协和，南浙大的说法。浙大医学院已经办了两届，学生每届在二三十人左右，到了我这一届，人数最多，达到70人。学制六年，前三年学习生物，后面再进入医学，分预科和临床两个阶段。
教生物的是和浙大校长一样鼎鼎有名的谈家桢教授，三年之后，要有谈先生的签字才能转入医学阶段。谈先生刚从海外归来，生物教材全英文，开始觉得跟不上，但时间一长，很锻炼人。
因为这届学生人数陡然增多，骨骼一类的教具就不够用了，男生会去当时的乱坟岗松木杨挖骨头。女生去图书馆占位的风气解放初就有了，只不过医学院的女生占位方式很有特点，而且十分有效：我们会放一小块人体骨头在桌上。
当时工科理科医科都在一起学习，这对我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我甚至学会了使用“工程字”这种独特的语言。
素质教育，金字塔要高的话，底子一定宽。许多年以后，在开办医学本硕七年制时，我向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提议重视通识教育的问题，这才有了浙大医学院学生前两年在浙大本部免费学习综合学科的决定，这对学生的认知和思维方法都有帮助。
三年之后，我在老浙大后面的田家园进入预科和临床的学习。田家园和医院很近，可以经常去医院观摩，医院里有什么大事，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所以我也一直建议医学院的临床学习最好要靠近医院，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保留下来的可贵经验。
检查出黄体，一定是因为怀孕有胎儿导致的。
当初的70人只有42人最终毕业，说是六年，其实花了五年半的时间。因为下一届的学制是五年，我们这一届学生便压缩了寒暑假，早了半年完成学业。
1955年2月，正赶上浙二建肿瘤外科，要人，就去了。
当时即使到了肿瘤外科，却一点也不清楚肿瘤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多只是学校里翻翻书页看来的东西。所以在1956年底，听说上海市立镭锭医院（现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正在举办卫生部肿瘤病理学习班，我就去报名，遇到了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顾绥岳教授。
报名的时候已经晚了，而且前面报名的九个人都是资历比我要高的医生，但顾教授还是接纳了我。我自己带着一个显微镜，去上海学习了一年半。这个放在黄色长木箱子里的显微镜我保留至今，作为终生难忘的纪念。
在顾教授那里，我学会了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
学成回到浙二肿瘤科已经是1958年初的事了。“文革”期间，医院的年轻人大多搞串联去了，人手一少，切片化验都得自己做，也练了一身看片的绝活。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开始发力。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都与子宫肌瘤有关，与孕妇黄体有关。
一个是30岁的女病人，肚子里有块状物不断移动，被诊断为子宫肌瘤，要手术切除，最后被我发现体内有黄体存在，判定是个孩子，才得以保全下来。为什么孩子会在身体里到处游动？结论是子宫比较软。
第二个是50岁的女病人，从来没生过孩子。1965年医疗队下乡永康时发现正躺在手术台上要动手术切除比篮球大的子宫肌瘤，包在外面的血管也有指头一般粗了。
我还是通过黄体判断这是一个孕妇，如果手术切除结扎血管，孩子肯定没命，于是和麻醉师一道切开血管手术，产下一个男婴。因为出血太多，孕妇一度失去心跳和血压，靠着输血和麻醉师的拼命按摩捡回一条命。
过了半年，这个女病人来医院和医生说自己胸部有两处突起，以为是肿块，结果发现是当初按摩师按得过重，病人断了两根肋骨，是其中的软骨突起。如果没有断骨，可能病人的心脏再也无法复苏。
回想这两个病例都会让医生害怕，三五十岁的女人要生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可如果误诊为子宫肌瘤则会使她们永远都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有关黄体，是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上课学习过的病理知识。黄体是妇女排卵之后由卵泡迅速转变成的富有营养的蛋黄样结构，是胎儿前五个月的营养物质。检查出黄体，一定是因为怀孕有胎儿导致的。可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生理与病理知识如何去应用，并且解决实际问题，却是每个从医者都要考虑的问题。
直至今天，我还会给学生讲这两个病例，强调生理与病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外科一做就是几十年，现在回头想想，有两件事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外科生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是体格好。读大学时就喜欢打篮球，后来每年脱产一两个月进行训练和比赛，外科手术是个力气活，身体不好坚持不下来；
第二个也和篮球有关。打到后来我做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做队长让我学会大气，容忍，具有全局观念，能团结人，这让我在多年的从医经历中能保持好的心态与人缘。
六十年代末，医生是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做事，就怕出个医疗事故。
前面提到1965年我们浙二医疗队到永康下乡，我看见田里好多鹅和鸭，一个四五岁的矮个小男孩拿着竹竿在那里赶啊赶。
在城里，四五岁的小孩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绝不会让他小小年纪吃这样的苦。我忽然想到：作为医生的我们给农民看病，农民杀鸡宰鸭千恩万谢；而我们每天都吃农民种的菜养的家畜，心中却没有谢意，这是不是太不公平？！对于病人有求于我，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父亲所说的要有责任心呢？
在乡村，甲状腺病人最多，也就是大脖子病，他们的脸很长，下面是甲状腺肿，一般是让病人吃腆剂，等肿块缩小了开刀。
整天要开刀，手术条件不好，没有输血的情况下，还得病人脾脏自身输血。经常没电，要用电筒照着，也容易出事。六十年代末，医生是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做事，就怕出个医疗事故。
人命关天，不管派别斗争搞得多厉害，抢救病人从来没有两派。所以医生得十二万分地全神贯注，为提神，当时我就拼命喝茶，现在能喝很多的茶，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习惯。
下乡回来一年半，有一个永康来的中年妇女找我，拿了一包东西，我推不掉，打开一看，是双布鞋。她的女儿患先天性肠黏连，发病的时候痛得要命，不发病的时候跟平常人一样。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怕开刀，女孩子都装痛，我只有偷偷躲到女孩的床后观察她怎么痛，然后给她动手术治好了病。
女孩的妈妈去江西，路过杭州，特地到医院来找我，我这才想起，给女孩看病的时候，妈妈蹲在她旁边，用手在我的脚边比画来比画去，原来是要给我做鞋啊。
我让她别走，急匆匆地去医院对面买了一包糖，等我回到医院，女孩妈妈早已经走了。
我胆子小，给病人开完刀后要经常去看，就怕病人出意外，这件事从病人一方来看，就是一个好医生的表现。那么到底怎样才算一个好医生？
我有自己的看法——好医生不仅仅只是技术高，而是要解决病人的问题。治病的时候病人什么话都跟你讲，医生不仅要医好病人身体上的疾病，也要替病人作心理上的疏导，这就是解决问题。
医生的成长不要忘记病人对我们的教育。怎么说呢？有时遇到自己没有遇到过的病例，完全是现学现卖，这个过程中难道不是医生从病人身上学到了知识？
病人生一次病，就是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医生应该怎样对待？
病人的信任和依赖要让医生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医生只有把病人的病当作自己的病，才能对得起这份信任和依赖。
有的年轻医生认为老医生就是要有范，要端架子。我看到过一个实习医生，很受病人的欢迎，他早晚只要有空就会去看他们，还会去老虎灶打开水给病人，所以好医生并不是摆出来的。
病人肚子里腹水整整装满了两个铅桶，肿瘤都有菜花的形状。
1970年，我认识了一个叫杨凤英的病人。当时是部队一军代表介绍过来的大肚子，大小便已经困难，转了好多家医院，都没法治，有家医院的医生说，这病只有浙二郑树能治。
20岁的女病人右下方的瘤子已经将肠胃顶到了身体的左上方去了。卵巢癌。当时肚里腹水太多，怕一下子卸掉之后，腹压下降太快，影响心肺功能。我们绞尽脑汁想出办法，动手术的时候用床单绕着病人胸廓下缘一圈，床单两头各吊一个沙袋，在手术时随着腹水导出，床单会自动绕紧些，使腹压缓慢下降，减少对心肺功能影响。
病人肚子里腹水整整装满了两个铅桶，肿瘤都有菜花的形状。
然后，我就下乡去了。等到六个月回来，女孩的父亲来找我，说是女儿大小便都没问题了，但又出来一个瘤。我就用当时的技术给她化疗，用塑料管一头做尖然后循着静脉导入药水，癌痛居然变小了。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块就像一个椰子，有厚厚的外壳，所以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里面的肿块剥离干净，留下外面那层皮。
之前已动过手术的女孩已经瘦得像床棉被，我把她抱进三楼的手术室。手术很顺利，一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等候在手术室外面的女孩父亲在那里大哭，时间太短了，以为女儿没法进行手术了。没想到手术很成功。
后来，我和杨凤英就成了多年的好朋友。杨凤英后来成了服装方面的质检专家，我自己和朋友要出国，急着置办服装，来不及就找她做。
筛查结果发现，经常吃红烧鱼的人比少吃或者几乎不吃红烧鱼的人大肠癌的发病率要高。
我也吃红烧鱼，只不过提倡大家不要多吃，一个星期不能超过两次。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当初我为了做这个比较研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大肠癌发病人群的项目。为了证明油炸动物蛋白质食品与大肠癌的发病有因果关系，美国人研究油炸鸡食品，而中国相对来说没有对应的油炸食物，所以就想到用红烧鱼作一个对应的研究。
筛查结果发现，经常吃红烧鱼的人比少吃或者几乎不吃红烧鱼的人大肠癌的发病率要高。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大肠癌，现在有100多个硕士博士研究生。我和学生说，前三年，是实验室的动物为你服务，而后面你就要从服务病人中进行学习，不能把前期的方法拿到后期来用。
七十年代末期，嘉善海宁地区的大肠癌发病率很高，我们在海宁排查了整整二十四万人，用15厘米长的直肠镜找出4000多个大肠癌高危人群，并做了肿瘤或腺瘤等的切除手术。
本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我觉得没完，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每隔两三年，我就和自己的团队再对这4000人复查一次，一查就是二十多年，后来这些人中有500多人复发，个别人复发达5次，可以归结到基因问题。
这二十多年的努力使海宁的直肠癌的发病率死亡率下降31%，大肠癌则下降了17%点多，这是多年来癌症两率下降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例子。
海宁之后是嘉善，筛查人群与未筛查人群做对比，从此建立了适合中国人的大肠癌筛查方案：初筛用问卷和粪便样本，然后建议其中15~18%的高危人群作肠镜检查。
这个方案经过不断优化，目前开始在全国大中城市共15个点推广。根据筛查与未筛查人群比较，发现第三年开始发病率有明显差异，五年后发病率又逐步靠拢，由此确定了三到五年的一个筛查周期，从而使得大肠癌早治早筛查成为可能。大肠癌每年以4.2%的速度递增，女性发病率排名第三，男性排名第四，筛查确实很重要。
1984年开始，我在浙医大做了13年的校长，根本也没想到要去做校长，做校长就是做人，当年做女篮队长的经历派上了用场。
我做校长基本就是在不停地要钱，为学校建设邵逸夫医院建设以及科研项目讨钱，申请经费。
老院长二话不说，就在床边做了这个手术，等到我赶进病房，老院长已经把事情搞定了。
浙二的老院长余文光的女儿和我同年，他可以算是父辈的人物了。余文光是外科专家，从英国人的广济医院留任下来，爱国一样地爱病人，对医院很忠诚，技术也高超，１９５３年在国内施行了第一例胰腺头癌手术。
老院长是浙二的灵魂人物与精神所在。
我和老院长最出格的一次交道居然是纠错。当时老院长给一个病人动手术，切除了肠和部分膀胱之间的肿瘤。我肉眼一看，说，这不是肿瘤，只是炎症引起的黏连肿块。
老院长刚从手术台上下来，还没得休息，就被人说自己搞错了，当然有些不高兴。我也是年轻不懂事啊，不知道委婉一点，当场驳了老院长的面子，也不考虑人家手术台上下来已经累坏了。不过，后来老院长也没记仇，因为他爱护年轻医生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
1982年老院长去世前，我刚完成美国两年的学习，打算乘飞机回国。上飞机之前从大门口信箱中，收到了回国前的最后一封信，是老院长写来的。
我在机舱里看了他的来信，让我赶快回来，接他的班，做院长。
老院长过世之后，骨灰一部分撒在当时医院在建二号楼的地基上。老院长就是这么一个以医院为家的人，在浙二的医生中间威信一直很高。
老院长的威信来自于以病人为重的责任心，有两件事情是我亲眼所见。
一是“文革”期间，70多岁的老院长靠边站，居然被派活去打扫卫生。有一次一个抢救病人血压没有了，要把静脉切开，插管子进去。这本来是个小手术，可当时其他医生下乡的下乡，串联的串联，都找不到人。老院长二话不说，就在床边做了这个手术，等到我赶进病房，老院长已经把事情搞定了。还有一次老院长发高烧，有一个病人的手术医生做不下去了，请他来，他二话没说就上手术台进行抢救。
看似小事，其实这反映了浙二医生之间没有等级观念，但有等级责任。小医生下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请教上一级的医生，上面的老医生就要对此负责，一定得拿出解决方案。所以，威信不是装不是摆出来的，是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责任。不管医生之间有天大的分歧，对待病人的责任是一致的。
（本文最早刊于红旗出版社《相信》一书，见报前，作者稍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