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1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这仅仅是开始，之后日本很快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表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份”，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2日上午，日本第8师团3000多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9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00，日军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6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5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7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尚可，率第41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逼近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逃离承德。3月4日下午，日第8师团骑兵第8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满洲国国土。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的沦陷使得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一片声讨之中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左起朱庆澜，张作相，张学良，宋子文，汤玉麟。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29军宋哲元、第17军徐庭瑶、第32军商震、第35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北平城陷入混乱，故宫文物开始南运。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义勇军 大刀队 图为日军占领北古口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谈判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抛出了停战协定，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35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35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的百米成绩达到了10秒7，这一纪录保持了长达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我们只能四处漂流。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雷鸣般的呼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振报》白逾桓汉奸社长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到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由于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随后的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29军132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29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随后的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外交人员”对东北的“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人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下一步的挑衅行动就碰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做绥远。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部分。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蒙古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是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态度。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35军，后来在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此乃后话。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的11月20日，一直贯彻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35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了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军人为国家而战乃其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广西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就在不久之后的12月12日，张学良伙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中央政府、苏联、中共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居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