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5-12-26 02:00:00)
毛泽东也给中国带来了“超常增长”
中国在毛泽东治下取得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
为免引起误解，笔者有必要事先在此作出说明，笔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而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而且，笔者曾在本人所著的《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邓小平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框架对比研究》以及诸多文章中分析了个中原因。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中国在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社会成就，作出客观评价。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二是西方一些人对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中国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也亦步亦趋紧跟西方步伐妖魔化毛泽东。但如下文所述，事实显示，1949-1976年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注意，此处我用的是“社会”而非“经济”这个词。正如下文的数据所示，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而是对国际数据作过量化比较后，才审慎选择的这种说法。
西方试图掩盖中国1949-1976年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社会成就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扭曲手法，即以一些个例扭曲整体形势。比如，著有《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的荷兰学者冯克（FrankDikotter）就据此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人间地狱”，但事实证明，现实与其说法截然相反。正如下文所述，人类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如中国1949-1976年所做的一样，如此快速地提高其社会地位。
我们此前已经比较分析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尽管如此，如果不了解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所取得巨大的社会成就，我们仍可能会被误导。事实上，这些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由一个大国在类似时期内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提高数量众多且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这是以往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做到的。毫无疑问，这为全面分析改革前的成就提供了决定性的阐释，并针对中国历史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中国内部发展动力的特征。
预期寿命与人类福祉
判断一个国家社会和环境条件总体影响的最全面标准是预期平均寿命，因为预期寿命是经济、社会、环境、卫生、教育等发展趋势的正负两个方面综合影响的加总与平衡。因此，预期寿命是比纯粹的人均GDP更为充分的社会福祉衡量指标——两者同样重要，虽然人均GDP是决定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于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概述：
个人收入无疑是决定其生存与死亡，以及更多地，一个人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因素。然而，收入仅是影响我们享受生活的诸多变量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可能是表明一个国家实际平均收入的一个良好指标，但人们实际得到的收入还将取决于这个国家收入的分配模式。此外，个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其个人收入，同时还取决于各种物质和社会条件……医疗卫生的性质和医疗保险的性质——公共和私人——也是决定一个人生存与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社会服务也一样，其中包括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秩序和人们所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因此，还有许多攸关人们生死存亡的因素没有纳入个人收入范围。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的长期发展：比较中国与另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印度的预期寿命趋势，如下图所示。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当时该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32岁。中国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预期寿命为35岁——比印度高出3岁。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前的最后一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67岁，印度为55岁——差距扩大到12岁。差距明显加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表现糟糕——预期寿命在32年中增长了22岁，而是因为中国的表现极为出色——预期寿命在29年中提高了32岁。这意味着，在改革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增加1岁多——年均增幅高达2.3%。
通过比较，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一成就的真正规模。需要指出的是，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在1949年后的30年中的预期寿命增长率是最快的。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在1880年后的30年中，美国每年预期寿命增幅为0.9%（主要是受内战后恢复的推动，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急剧增长）。
在1871年后，英国的预期寿命出现了一段快速增长时期，其每年增幅不到1.0%。
日本预期寿命的增长较为显著，而且是在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在1947年后的29年中，预期寿命的年均增幅为1.3%。
因此，中国在1949-1978年期间所取得的2.3%预期寿命增幅远高于这些国家按照正常标准计算得出的结果，它的表现是前所未见的出色。
预期寿命何时开始提高？
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这段时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人们也开始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清楚地表明“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每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略高于9个月。印度在此期间的表现可以与中国媲美：1947-1960年之间，每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略低于9个月。印度的这一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1978年，这段时期的年均预期寿命提高略低于9个月。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提升。在1960-1970年间，中国每年的预期寿命增长高达1岁9个月。在整个1960-1978年期间，中国每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幅为1岁3个月。
1949-1978年间的这一惊人、史无前例的社会成就不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分析，与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判断也不相抵触。但它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那些试图全面否定中国1978年之前社会成就的观点——如“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西方出版的一系列企图将改革前的中国视为一场社会灾难的书籍及其观点，是在公然篡改历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去世（1976年）的这27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1岁，也就是说每年增加超过1岁。相比之下，在印度取得独立27年后，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只增加了19岁。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非但不是负面的，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之一。
外国人可以不去捏造事实和杜撰神话，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在中国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原因——抛开诸如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等问题，而只是从生存这一事实来考虑。如果有人能够让你多活31年，那么毫无疑问，他值得你尊重！
与随意篡改历史的那些人不同，邓小平——他与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客观，他坚决反对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是着眼于这段时期的整体发展轨迹——证明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毫无疑问，忠于历史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中国在1978年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极为罕见，但我们不应低估改革前所取得的惊人的社会成就。习近平非常准确地评述了中国1949年后的这两个发展时期：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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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因为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外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压迫与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他也在人类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历史与国际比较显示，人类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如中国1949-1976年所做的一样，如此快速地提高其社会地位。这是西方与中国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试图借历史虚无主义，抹黑中国1949-1976年间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原因。因此，像我这种不认同毛泽东经济政策，坚定支持邓小平经济政策的人，有责任站出来阐述事实，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个客观的评价。
淮海战役：毛主席下了多大的决心
淮海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场大决战。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毛泽东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
时为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后来说：
战役开始仅一周，我华东野战军参加攻歼黄百韬兵团的几个纵队，伤亡人数均在5000人右。20天内，毛主席两次发来电报，要我们准备以10万到20万人的伤亡代价，去夺取决战的胜利。为推翻蒋家王朝，他下了最大的决心。我们前线指挥员咬紧牙关，一拼到底，66天的决战，仅华东野战军就伤亡了10多万人。
毛泽东除准备“10万到20万人的伤亡代价”外，在其他物资支援等方面，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华东野战军转而围歼被包围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杜聿明30万大军。但是，参战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经超过40天，甚为疲劳，时常吃不到油盐，需要及时补充，才能恢复与保持体力。为此，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张震等人联名签发了一份特殊的电报，建议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即：平均每人发5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一次会餐。提出这个建议后，粟裕等人因为参战部队达到60万人之多，还不包括民兵，担心数字太大，上级即使答应也有困难，心里还是有些扑通扑通，担心这个要求太过分，给后方支前部门压力太大。
这个电报转发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专门给粟裕发来了一份电报：
“前方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粟裕他们提出每人半斤肉，毛泽东提高到了一斤，且还对不抽烟的人提出了考虑办法。“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却不是一个小数字。粟裕收到电报后，感动地说：“想不到毛主席如此关心我们前方。近百万斤的猪肉，不是一个小数啊！要办成，比打赢这场战争还难啊！”
然而，后方支前机构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布置，很快就完成了。结果，在解放军战士吃着香喷喷的猪肉时，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官兵饿得挖地三尺寻找老百姓藏起来的粮食，开始尚能挖到一点，后来怎么也挖不到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结果，草根吃光，树皮剥完，只好把老乡盖在茅房上的陈年稻草抱下来，煮着吃。结果，解放军战士一头猪肉，半块猪肉，就能招降饥饿中的国民党一个连、一个营。
在淮海战争中，解放大军的军需和粮食供应，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在战争硝烟的后面是一系列令人乍舌的数字：
各个解放区（主要是山东）共动员“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达到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比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比3的概算。
陈毅元帅后来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与英雄文化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群星灿烂，英雄辈出，谱写了一幕幕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凝聚成光照日月的英雄文化。英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对其英雄们的地位和业绩的历史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孕育英雄、激发英雄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土壤。毛泽东同志是开天辟地的一代英杰，不仅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情怀，还大力推进英雄文化建设，培养造就了许多英雄。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之际，探寻毛泽东同志的英雄业绩、英雄情怀，学习毛泽东同志对英雄的关爱态度，会对我们复兴英雄文化、提升民族精神大有裨益。
毛泽东同志是英雄文化的主动参与者
古往今来英雄有千千万万，毛泽东同志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中的英雄，其文武功绩盖世，足以彪炳史册，其灿烂思想，必将辉映千秋。毛泽东同志幼年即胸有大志，崇尚管仲、乐毅、霍去病、李广、项羽、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于谦、林则徐、谭嗣同等英雄，立志将来要干一番英雄事业，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在离家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求学前夕,毛泽东同志提笔写了一首《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在投身革命后的几十年生涯里，他雄姿英发，叱咤风云，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英雄业绩，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学生时期，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长征路上，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重庆谈判，他以超人的大智大勇，深入龙潭虎穴，公开宣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指挥三大战役，他运筹帷幄，波澜壮阔，换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无论是战争时期他面对枪林弹雨时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还是建设时期他面对重重压力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他都淡定从容，宠辱不惊，文韬武略得到了充分发挥，英雄气质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革命一生，英雄一世，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有不凡建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也成了当代中国英雄文化的绝对主角。
毛泽东同志是英雄文化的积极践行者
毛泽东同志自己是英雄文化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英雄文化的积极践行者。作为英雄的毛泽东同志，一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高瞻远瞩又洞察秋毫，秉持独特而鲜明的英雄观，行英雄之事，建英雄之业，走英雄之路，开创了英雄文化的新局面。
在他看来，英雄来自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所以，他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英雄精神，保护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农民的英雄壮举叫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讴歌了农民的革命精神，批驳了社会上种种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批驳了片面抗战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群众路线成了我们党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传家宝。
在他心目中，英雄必须服务人民，报效国家，离开这两条，能力再强，本事再大，也不是真正的英雄。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真正的英雄首先应该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所以，他在北上抗日途中渴望“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他高度评价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他为捐躯战场的张自忠将军题写挽联“尽忠报国”。他还认为，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那种只为一家一姓奋斗的人。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是正义之师、英雄之师、胜利之师和文明之师的根源之所在。
在他眼里，英雄不问出处，没有高低贵贱，只要为人民利益做出了突出贡献，就是值得敬仰尊重的英雄。张思德是默默无闻的警卫战士，白求恩是救死扶伤的外国医生，雷锋是普通汽车兵，刘胡兰是朴实的农村姑娘，陈永贵是土的掉渣的山西农民，王进喜是石油工人，钱学森是科技人员，鲁迅是个杂文作家，徐寅生是乒乓球运动员，他们都非显贵，也无背景，从事工作也很平凡，但却都是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英雄怀有深厚感情，并给予他们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评价鲁迅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曾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同志听到白求恩去世的消息后，立刻撰写了《纪念白求恩》，表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精神，号召大家要向白求恩学习。尤其是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参加这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亲自敬献花圈，亲笔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而且历史上唯一一次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这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与行为。
毛泽东同志是英雄文化的有力推动者
毛泽东同志具有浓郁的英雄情结，也和英雄们惺惺相惜，他不仅崇尚那些历史上的英雄，更尊重、爱护、关心、培养当代英雄。并且，他不遗余力地大力宣扬英雄文化，推进英雄文化，开创了英雄文化的辉煌时期，在毛泽东同志时代，呈现了英雄辈出，群英荟萃的大好局面，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推动英雄文化首先表现在精神上对英雄鼓励，价值上对英雄肯定。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同志牺牲后，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陕北根据地开创者谢子长同志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三次为谢子长同志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并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为党和红军的团结立下了大功的张浩同志病逝后，毛泽东同志不仅为其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而且为其守灵，为其执绋抬棺。
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即提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为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十年来，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缅怀先烈、祭奠英雄的最神圣的丰碑，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瞻仰，缅怀英雄业绩，滋养英雄精神和增添着人们心灵的无穷力量。
其次，毛泽东同志推动英雄文化表现在对英雄荣誉上的褒奖。长征路上，彭德怀同志身先士卒，屡建战功，表现出了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特地赠诗鼓励：“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接见，还填词一首给予激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在当时的延安文化界引起很大轰动，对于争取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雷锋精神的肯定与宣扬，更是推动英雄文化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1963年2月到1965年8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先后六次赞扬雷锋,为学习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两次观看话剧《雷锋》、电影《雷锋》，并为雷锋同志的事迹擦眼泪。党的最高领袖如此高度关注一个普通的战士,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挥英模的榜样力量，提议并参加了历届英模大会，在大会致辞，亲切接见各界英模，为他们颁奖，与他们合影，招待他们吃饭，组织他们参观，极大地激励了英雄们再立新功的决心和斗志，也在全国军民中掀起学习英模努力工作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同志在自己家里就招待过王进喜、邢燕子、钱学森、董加耕等各界英模吃饭，热情为他们布菜，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对这些英模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再次，毛泽东同志推动英雄文化还表现在对英雄生活上关心，能力上培养。建国后，毛泽东同志虽日理万机，仍关心着那些英雄们的生活与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各级政府不仅专门建立了对英模的优抚制度，而且他还多次批示救济那些生活上遇到困难的英雄，有时还直接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接济生活困难的英模。
毛泽东同志还很重视对英模的培养和锻炼。他视察上海时，十分重视上海工人技术革新的典型经验，对王林鹤、朱富林、杨新富等劳模非常爱护，不仅宴请他们，交心谈话，还指示上海市委要把这些英模陆续送进大学深造，为工人群众“知识化”开辟了新途径，也为英模进一步发挥作用开拓了新的空间。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精神，全国许多英模都被先后送进高校深造，悉心培养，有不少后来都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李瑞环同志、郝建秀同志等。
还有花木兰式的战斗英雄郭俊卿、登高英雄杨连弟、射击英雄魏来国、爱兵模范王克勤等，劳动模范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王国藩、李顺达、耿长锁等，都被毛泽东同志关注并多次提到，有的还多次接见。不论形势怎样变化，时光如何流逝，毛泽东同志都始终关心着每一个英雄，因为他深知英雄的价值所在，无论战争还是建设时期，英雄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对英雄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英雄的心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对英雄文化的强力推进，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现实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与模式，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今天和将来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们不断战胜困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而英雄就是其中的亮点。英雄文化，造就伟大的文明，是充分显示英雄气质的舞台，也是培育英雄的沃土。历史一再证明，民族需要英雄，国家需要英雄，事业离不开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英雄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是要造就一个人人敬仰英雄，学习英雄，以当英雄为荣的社会氛围，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迎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好境界。
毛泽东以怎样的军事策略赢得了三大战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2月26日电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9周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做客人民网，探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张素华说，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毛泽东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不断地分析国内国际的形势，不断地分析敌我友的力量、敌我友的情况，然后分析对方是怎么想的。从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会议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会议，他老在那判断形势，在判断形势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一些决策。
张素华说，在打仗方面，毛泽东的策略是什么呢？第一，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打仗一定要有准备。第二，他虽然很浪漫，但是，即使有准备，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打。我一打就要取胜，一出手就要胜利。他非常注意掌握这些原则。毛泽东打仗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其不意，他打仗，打的对方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
张素华举例说，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一开始1948年9月，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国民党的部队还占上风，共产党的军队还比较占下风，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展开了战略进攻。这个时候，蒋介石在犹豫，是把东北的兵调到华北，还是怎么办，正在犹豫的时候，我们东北的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长春、沈阳，东北的国民党就已经比较孤立了，毛泽东看准了这个时机，下决心，从锦州打去，把东北的门封死，现在叫关门打狗，这是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
张素华补充说，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马上就要收拾华北的国民党军的时候，华北的傅作义，他估计咱们可能是从东边打起，我们恰恰是从西边打起。蒋介石估计我们东北解放军不会很快入关，结果我们悄悄地很快就入了关，都在他的意料之外。淮海战役也是这样。蒋介石以为咱们可能从西边打起，恰恰我们从东边打起，都是在他们的意料之外的。毛泽东打仗的特点，真是出奇制胜，攻敌不备，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要看解放战争他如何指挥打仗，真是指挥千军万马如同小鲫。非常了不起。
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又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诗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当今时代依然彰显其光辉和魅力，是常读常新、常悟常新的传世经典。
一、毛泽东诗词是满腔热忱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光辉典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寥寥数语，显示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绝非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抒发对黎民百姓身处疾苦的深切关注和忧虑，对人民群众获得福祉的无比喜悦和欣慰。毛泽东诗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和为民意识。其创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颂、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我”或“吾”字。“春来我不先开口”，“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些“我”是指作者本人。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不会沉湎于创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那种“小我”之情，而是要抒发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不懈奋斗的“大我”之情。“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这些诗句中，“我”已经融注于阶级和民族的“大我”之中，“我”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个人，也是大众。而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六亿神州尽尧舜”，“中华儿女多奇志”等诗句中，“小我”已经整个被人民大众的“大我”所涵盖，完全升华为“无我”之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注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才会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提升为“小我”与“大我”合一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用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了人民群众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劳动群众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丰富实践成为毛泽东诗词的生活源泉。
毛泽东笔下的群体人物和英雄形象是正义的化身，具有崇高理想和共同奋斗目标。“六月天兵征腐恶”，“要向潇湘直进”，“不到长城非好汉”，“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一旦觉醒并汇入时代发展潮流，将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横扫千军如卷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群众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不仅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二、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画卷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畅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引用了两句毛泽东诗词，用“雄关漫道真如铁”来描述中国上百年的艰难奋斗，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展现民族振兴的壮阔现实，令人心潮澎湃。
毛泽东没有直接使用中国梦这个词，但其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他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和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梦的理想境界、精神特质和人间正道。
“中华儿女多奇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痛斥袁世凯卖国行径，“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诘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走上革命道路后，更是将人生追求同全中国、全民族、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危局中奋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执著地探寻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毅然上山闹革命。此后，毛泽东戎马倥偬，不再“书生意气”，而是横槊赋诗。正如他晚年所感叹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致力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根据地发展，要打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割据状态，要粉碎“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军事围剿。他追求“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大同愿景。经过28年浴血奋战，特别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走过弯路，但中国社会依然发生了沧桑巨变。毛泽东诗词转向抚今追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新生事物，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毛泽东为此而欢欣鼓舞。他热情讴歌“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现实盛况，极力营造“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喜人场景；热切追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发展速度；急切规划“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治水工程；努力调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建设热情；倾力培养“不爱红装爱武装”，“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代新人；殷切构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美好社会。毛泽东这些诗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今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三、毛泽东诗词是弘扬中国精神和激发中国力量的不竭动力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也是毛泽东诗词的精髓，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对古典诗词进行继承与创新，使其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雄奇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
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全部意义，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中，江山俨然就是祖国的代名词，“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始终与山为伴，有多首作品以“山”为题，如《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七律·登庐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毛泽东喜欢把“山”与“红旗”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红旗”象征着革命道路和革命武装，“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缩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钟情于山，又超越于山，以山言志，以山造境，把山写得仪态万千、瑰伟雄奇。会昌山“颠连直接东溟”，昆仑山“横空出世”，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春山“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夏山“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秋山“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冬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晴天的山“天高云淡”；雨天的山“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山是他的胸怀, 是他的性格,又是他的形象，堪称“无山不入诗，入诗成绝唱”。
臧克家在称赞毛泽东书法时写道：“兼百家之专长，任大笔之纵横，尊古而不泥古，创造精神郁勃乎其中。”用这话来评价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也非常恰当。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从创作原则、表现方法到作品主题、意境、形象、语言等诸多方面对传统诗体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既富有创造性又合乎艺术规律。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奇葩。仅以《卜算子·咏梅》为例，陆游眼里的梅花遗世独立、消极退缩、凄凉愁苦、孤芳自赏。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毛泽东诗词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之气，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又有扣人心弦的穿透力；既有催人奋进的感召力，又有朴实无华的亲和力。毛泽东诗词所蕴涵的中国精神，能够激发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力。
四、毛泽东诗词是促进正己修身并提升人生境界的鲜活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王安石《洪范传》中“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话，强调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是安邦治国的基础所在。“重莫如国，栋莫如德”。党要领导人民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腹有诗书气自华”，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诗词是其伟岸人格的艺术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巅峰之作，通篇气贯长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更是不同凡响。诗如其人，毛泽东笔下的“山”气魄宏大，正如《十六字令·三首》所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真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天若要塌下来，有山来顶着撑着。共产党人为人清白、无私无畏、顶天立地、勇于担当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感骤涌笔端。
“看万山红遍”，“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极目楚天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视通万里，总是把自然场景写得壮阔无边。“阅尽人间春色”，“往事越千年”，“一从大地起风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思接千载，纵贯古今，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穿越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显示出毛泽东奋发有为、抢抓机遇的顽强意志和迫切心理。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藐视困难，刚毅果敢。“我自岿然不动”，“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毛泽东直面任何挑战，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势，毛泽东百折不回，斗志昂扬，豪情万丈。“但看黄花不用伤”；“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身处逆境时乐观积极、洒脱豁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胜利与辉煌，毛泽东心如止水，理性冷静，谦虚谨慎。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勤俭朴素、清正廉洁，堪为楷模，堪称典范。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诗词，能够充分领略毛泽东博大的胸襟魄力，崇高的精神境界，非凡的伟人气度和灿烂的人性光辉，使我们的人格意志变得更深邃、更坚毅、更广博，从中获得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