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山海经》告诉我们一、二、三

（一）关于远古的思考

遥远的古代，在我看来并不是仅仅代表着古代而已。这里必须谈到我对于历史学的看法。当我们谈到研究历史的作用也许会想到所谓经世致用，但是显而易见历史对于现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那么研究历史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通过一个比方来说明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就相当于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最直观的感受也许是个人的经历带来经验和教训从而影响着下一步的选择，但是人生并非那样的程序化，经验和教训并不一定能（几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被完全吸收，而将要面对的永远都是未知的。那么这些过去的经历究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学期，当我去试图发现“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了鲁迅先生的原因”时，我得到了启发——我们必须从他的经历入手——我在这里所说的经历并不时通常意义上所谓的“生平”，而是更深层的，足以影响到一个人将要在他的生平中选择出什么样的道路和方向的人生历史——并且我甚至必须要关注到他的天生因素以及他的童年时期，因为这个早期的历史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使得当鲁迅先生面对许多同时代的人都面对的相似的“生平”时，没有成为阿Q，没有成为“我把日来吞了”的诗人，没有成为积极乐观的人，而是成了刻薄的，消极的，寒冰中的死火和铁屋中的呐喊着的鲁迅先生。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就像是个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人一样，研究历史就是在试图去了解人类自身。

那么远古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远古的历史就像是人的童年行为一样，一方面很可以纯洁的显示出他的自身性格，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其后的经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就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更真实的了解自己——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甚至命运。

当我开始注视文学，注视文物（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两样是因为它们比所谓的“历史”更能提供给我们第一手的生活记录，就如同走在路上哼唱的小曲与在路边墙壁上的涂鸦要比日记和回忆录更能展示真实的生活）时，我都强列的关注到了发生在西汉和其后某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化的突变，以至于前后之间的对比可以用断裂来形容。我谨以个人偏好来下一个极其片面的定义：中华民族（至少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群）从大气走向了小气。仍旧套用上面的比喻来说，似乎是一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始接受严格的教育以至于使他的外在性格发生了强烈的改变，学校的主要课程：儒家思想；佛教和战争。由于这种断裂，我认为很难从后代的传承来推知这个人群的本来面目与性格，要想了解他只有把目光投向更加原始的，纯洁的远古。

神话和文物可以帮助我们探寻一下童年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并且甚至能告诉我们中国天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选中了《山海经》，关于古代文物的一点知识也帮上了不少忙。

中国的巫师时代

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得以从《山海经》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梳理出我对于当时时代的认识。并且我越是深入阅读，越是能感觉到“巫”在那个时代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的巫师时代。根据我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个时代特征。

但是首先要明确的是，那时的巫师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巫师”——巫师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占有知识的人群，他们的工作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笔记本，我们可以一探中国的巫术时代。

巫的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去探索未知的区域，并且可能的话绘制地图。这项工作对于远古时代的部落来说是很现实的：寻找食物，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迁移，或是准备战斗或逃跑，都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勘查。并且对外界环境进行探索本身也是人类最主要的一种好奇心。巫，也许是部落中唯一的不会迷失方向的人，自然承担了这项工作，并且拥有对外面世界的绝对解释权，这构成了《山海经》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在山海经中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底本”“基本材料”的东西，可以设想巫在给部落成员讲述外面的世界时，是会加入生动得描述甚至绘画，模仿等等，这些也许就是民间传说的来源。而在他们的笔记本中显然是主要记录着他们需要明确记忆的内容，其中有医疗方面和占卜方面的信息，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显然都是巫的重要工作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巫在记录中似乎是有意识的保留其神秘性，不论是在《山经》中对于山上的神怪的记录（其中的大部份都是虚构的）还是《海经》中对诸国人物事迹的神化。这种神秘性可以说是巫存在的基础，当这种神秘性逐渐消失的时候，巫也就完结了。

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我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当时的统治者自身就是巫，只有垄断着知识的巫才能够当上统治者并且通过垄断保持他们的统治。首先让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是文字中体现出来音乐舞蹈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统治者而言，例如最明显的是关于夏启从上帝处得到《九歌》《九章》的记载。音乐舞蹈在当时是巫表现出与上天进行交流的手段，音乐舞蹈是巫重要的技能。掌握着知识，掌握着艺术，掌握着对世界的解释权，掌握着于神交通的能力，这些记录也就间接的告诉我们，统治者与巫根本就是同一人群。

《山海经》中有人物有情节的内容并不多，这一小部分包括有神话人物的记录中却带有某种胜利者自我记录意味，就像是一部胜利者的历史，关于黄帝部落群的记载远远多于关于其他部落的记载（这也许说明这一部分正是黄帝部落的记录或是其中一些根本就是黄帝自己的记录），并且黄帝得以与天帝联系在一起（他成了天帝的代表，这正是巫所做的工作），他的子孙继承他的功绩得以成为了正统。这一部分的主要特点是“将人神格化”，对皇帝当然是最明显的，将天帝黄帝合为一体，对应其他部落群的首领也是如此，如刑天，夸父，蚩尤，相柳等等，可以说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的巫将自身神格化是维护统治的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也就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普通的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程度是很低的，对神的崇拜表现在了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上，将人神化则恰到好处的利用了这一心理。

而当时代发展到《山海经》中另一个重要的神话集团——禹神化集团存在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和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那些关于神与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或是神的形象是动物肢体的组合的说法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具有说服力，这时候我们能从《山海经》中看出当时的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神：神的地位不是降低，相反是大大升高了，升高到完全脱离了人世的层次，到了天的层次（我认为到此时中国的神才正式形成了）；“将神人化”成了维持统治的新的策略，禹在神话中给自己定出了家谱但是却一再强调他对于人世的贡献，这成为他得到统治权的基础。在这里我也看出了另外一个隐含的倾向：统治者正在逐步抛弃他从前作为巫的身份。当然这种对自身身份的净化并不是突然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观念发展相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残存的神话成分。而这时的巫已经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成为统治者与天（神）交流，与祖先（也是神）交流的工具。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过程，起初作为神的动物肢体组合成的形象也被抛弃丧失了神的身份，而正像是夏代开始出现的青铜器上所表现的，它们也仅仅被作为了统治者于神交流的工具（这种观点在关于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的研究中基本达成了共识。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如龙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各种与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的部件，起初自身就是神，而后则成了一种象征人神交流的工具。

研究《山海经》的文章和著作真是多如牛毛，不妨直说，其中多数不堪入目，使得这一透露着许多活生生的原始信息的文本几乎与考古学术绝缘。我只讲我阅读中一些想法说出来。可不敢和那些把《山海经》引入“中国文化四川起源说”或是“中国人走遍美洲”的诸学问家为伍。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

首先我注意到他的语言，除了很多少见的名词（这其中有极端生僻的和直接音译的）外，《山海经》的语言是直白易懂的。其中充满着“某之首，曰X山，其上多X。有兽焉，其状如X而X，名曰X”的句式。这种语言相比同时期或是晚与它出现的一些典籍，例如《尚书》《易》，甚至要简单直白得多。我认为《山海经》的语言更加接近口语，这也更能体现出它成书的性质。鲁迅先生及其后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巫书，我更同意袁行霈先生的观点：《山经》是战国初期，中期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的传说记录的“行施巫术”的底本，《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式书（《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但是我认为，从时间上来说，《山海经》并不是到了战国中期才根据传说记录成书的，而应该是从远古（一般认为《山海经》的成书上限是夏初，但是我认为更早）至少是和黄帝同时期就开始逐步记录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巫术应该已经开始衰落了，《山海经》也就基本定型了。

关于它的性质。

我比较同意称之为“底本”或是笔记本之类。《山经》，记录着所有巫师必须掌握的要点，以地理作为载体，其中记载着包括山川，动物，植物的信息：

例如：《西山经》西南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楮，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入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凡西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

正如例子中画线部分显示的，其中间接包含着一些远古时代关于医疗，占卜，祭祀以及神灵的信息。

而《海经》则似乎是远古部落之间互相接触留下的记录。

例如《海内经》：流沙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我认为这是活生生的记载着一个部落，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信息：他是黄帝部落群中的一个，部落首领是黄帝的后代，显然这个部落很重视“猪”，也许是以猪作为图腾。至于将它的首领的外貌形容成人与猪的组合，一种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也许将部落中人们的面具或是装饰物错记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一种则可能是记录者有意识的对于部落首领的神化或妖魔化。《海经》中记载的每一国几乎都有奇异的形象出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图腾的迹象，例如靠近河水的部落常被和鱼的形象联系起来。但是更多的我相信是纯粹的虚构，并且类似于将常见的动物组合在一起的远古神话形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

以上这两点也正是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巫时代”的风格和生存状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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