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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为什么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司令员。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讲话纪录稿，毛泽东有两次批示和批改，并转发。（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十二册1998年1月第一版，414-415页）因此毛泽东对刘丰印象极深，刘丰是不是“死党”呢？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毛泽东南巡到武汉时，曾思玉因肾结石手术正在大连疗养。9月1日，刘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但最后刘丰还是告诉了李作鹏。（参见李荣欣等《名将曾思玉》，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519-520页）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为什么广州军区传达到军以上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点，毛泽东抵达长沙，住进长沙市蓉园一号楼。这次来长沙，没有像以往那样到处走，而是一住下，就召集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点，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自治区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他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的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的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14-121页）
陈长江回忆：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要结束了，我上前把门打开，一股清凉的风迎面扑来（会客室安了空调）。他们几位都站起来，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和刘兴元一起说，坚决按主席指示办，请主席放心。华国锋也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广州）那里的工作抓起来。丁盛和刘兴元走了，只见他们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华国锋和汪东兴送走他们又折回室内，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恐怕连华国锋本人也忘了他曾兼任过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吧？
其实，这只是毛泽东一个伏笔罢了。
谈话后汪东兴组织了座谈，8月29日，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4页）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毛泽东为什么老强调广州）？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我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一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我看他（林彪）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8-136页）
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在长沙住了四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交代任务，甚为忙碌。我负责迎送客人，不知道会议内容。大概第二天，汪东兴把我们随行干部队召集起来传达，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和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这话毛泽东一路上反复说）？！传达时汪东兴没有说指的是谁，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
我们真有些担心啊，不知道在哪里，谁人身上又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毛主席这几次谈话着重讲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东兴让我们认真讨论，领会精神实质，还特别强调要结合实际工作，做好警卫，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我们警卫干部研究了几次，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一直到9月初，仍平安无事。
第十章 敲山震“虎”
“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叶群急了，要求吴法宪及时报告毛泽东的行踪和言行。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虽然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要得到这方面的“情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天独厚。8月底到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的行程。可惜吴法宪只知道毛泽东到了哪，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一星半点的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
8月2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和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参见于新野1971年8月26日“联合舰队”会议记录）
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很可能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曾任四野司令员，在四野的部队中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那么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按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参见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页）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的领导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
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兴元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高层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丁盛等人虽是林彪的老部下，但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他们当然要选择紧跟毛泽东，而不会紧跟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给各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通报，第一个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很快回话，请西华厅值班秘书纪东报告总理，他已经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办了。他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他怎么办。（采访丁盛女儿笔记，2005年10月18日）
毛泽东说，林彪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干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毛泽东南巡讲话），广州军区开了两千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只好往北（苏联）走。（参见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120页）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等人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里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的这些话）。……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这么多，怕来不及。（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34-139页）
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参见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83页）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大会，（参见1982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顾同舟资敌案公诉词）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毛泽东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毛主席说，林彪就不敢去（广州）了。（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0页）
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
是想完全封锁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毛泽东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南巡一路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每一个字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那么多军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9月6日，“北戴河”终于得知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通电话。23点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
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点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22-123页）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晚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向王璞借来传达记录本，亲自动手，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专机送到北京。（参见1982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顾同舟资敌案公诉词）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毛泽东讲话中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被刘兴元“贪污”了。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叶群9月6日晚上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金口”大开。李作鹏马上归结为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而在南巡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上升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有一句话，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4-117页）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全“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李作鹏非常紧张。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返回北京。下午最后一次座谈结束，黄吴李邱都没走，离告别晚宴还有一个小时，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
黄永胜说，印象较深的有两条，一是说庐山会议没有结束，二是李作鹏说自己现在好比走钢丝，搞不好就要掉下来。黄永胜等人心中没底，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再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十分惊慌。
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李作鹏却不想说。
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到了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但庐山会议后，他们对吴法宪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说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吴法宪不得不走开。邱会作也很想知道，在去朝鲜大使馆参加晚宴时，他挤进李作鹏的车，“咬”了一路的耳朵。
这样，“四大将”中只有吴法宪一个人蒙在鼓里。吴法宪一肚子气，回去就给叶群打电话告状，说李作鹏已经得到南巡的内容，却不向他透露。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实际上，叶群比吴法宪紧张一百倍。
本来9月12日邱会作和吴法宪约好在京西宾馆谈毛泽东南巡的讲话，但两个人都有事，没见上面。这样，吴法宪到被关进监狱也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采访邱会作大儿子邱路光笔记，2006年1月5日）
晚宴结束黄永胜回到西山，打电话报告给叶群。因为林立果与叶群正在密谈从顾同舟那里得到的“情报”，所以叶群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点至23点，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到1973年秋以前，黄永胜多次对专案组说，那些交代都是事实，没有一点虚假，可以为准。专案组问，李作鹏给你讲的内容，你是不是都告诉了叶群？黄永胜说，我基本上都如实告诉了她，我没有多大保留。但黄永胜又说，有一些话我可能没有对她讲，如老婆不当办公室主任这话。你向叶群报告，造成了什么后果？后果当然是不好的，很严重的。你负什么责任？我给叶群通情报，促成他们下决心杀害毛主席。（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3-114页）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资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2]刑字第1号》，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30页）
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萧思科《超级审判——图门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下册，济南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648页）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谁能想到，传话也传出“罪”来了。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
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
而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几天来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情绪越来越糟糕。尤其是9月6日这一天，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不祥之兆。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