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役，国军之表现曾被批评为“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但这种评价，实际上并非国军战败的主因。具体来说，国军此番败绩，主要有如下因素：
首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是在极度保密的措施下完成的，并有意使国军判断错误。
一来，日方强调消灭美国航空基地的作战，隐蔽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致使国军在豫中会战时，即使已经获得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情报，仍认为此乃日军为牵制国军而放出的谣言，因此未能及时备战，并将一度封锁的河口重新开放，给了日军可乘之机。二来，日军“在作战计划中，采取了歼灭当前重庆军以攻占要地的歼灭战略”，妄图“使敌人(指国军)误以为将实施重庆作战(五号作战)”。
当然，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行动，也并非毫无预估。1944年3月，日军进攻之前，蒋介石料到日军因长江运输遭到美空军的阻碍，必定会在上半年内打通平汉路，国民党方面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作为因应。但蒋介石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的野心不止打通平汉路，aIhUaU.com居然把河南、湖南、广西三省也列入了目标。因此，这个“平汉线作战计划”，显然不足以应付日军。对此，蒋介石事后，也曾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情报研判失误，向国人作了深刻检讨：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连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因此我们不能不改变战略，……平原地带的部队，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脉，另定部署，再与敌军作战。”(《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
其次，国民政府对日军出动的兵力规模估计不足。
一号作战，日军总共出动50万大军，规模之大，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前所未见。以长衡会战来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计划采用“天炉战法”，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据点，aIhUaU.cOM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迟滞其前进，将其诱至决战地区实施歼灭。但是，由于对日军的作战规模没有准确估计，导致其兵力投入不充分，难以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在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时说：“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1943年8月底，蒋介石已观察到同盟国已将世界战局扭转，预测日本和德国不出一年都会战败，故对日军会开展一场比抗战初期的淞沪、武汉会战更大规模的战役，缺乏心理准备。
再次，国际制约对国军作战也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制约主要源自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有这样的控诉：“缅甸战事一见困难，史迪威即向予施用种种压力要求增兵。……正如予所预料，日本乘我北缅出兵之时，对于豫湘两省猛加攻击，中国国内各战场因北缅作战之故，既乏军械之补充，又缺驼峰空运之接济，而其所受日军压力更六倍于北缅之遭遇，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然史迪威对于东战场毫不为意，当各该地危急时，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故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⑾因史迪威拒绝提供油料给第十四航空队去援助衡阳的中国守军，陈纳德曾于1944年7月14日无奈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人在衡阳丧失了锐气，总司令(蒋介石)业已下令反攻。然而，就在我们对中国人的空中支援应该加强之时，我们自己的东方供应线却崩溃了(隐指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拒不发放)。”
上述因素之外，国军自身的腐败，也不容忽视。
其一，国军高级将领意见不一，各行其是，指挥难以贯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水火不相容，对河南战事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其二，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国军士兵待遇很差，难以改善，以致军纪废弛，斗志低落。军事长官多率军经商乃至走私。其三，军阀问题仍然严重。桂wWW.aIhUaU.cOm柳会战中，白崇禧在战前，“先把四十六军调出桂林，接着又把一八八师拉出来，无非是保存实力及照顾姻亲(一七五师长甘成城，一八八师长海竞强，和夏、白两人是亲戚)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