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大全 莫名其妙的阿尔巴尼亚电影3 阿尔巴尼亚电影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广为上映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影片中,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是罕见的,该国只有一家名为“新阿尔[wwW.aIhUaU.com]巴尼亚”的故事电影制片厂。1959年我国进口了第一部该国的故事片《塔娜》,此后又陆续进口了《山鹰之歌》、《他们也在战斗》、《特殊任务》、《我们的土地》等,这些来自“山鹰之国”的黑白故事片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阿尔巴尼亚电影在表现手法上受前苏联电影影响较大,结构上又大量借鉴西欧电影的模式,故事情节丝丝入扣,人物性格鲜明。

文革中的1968—1970年,由于我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关系,该国的新影片成了惟一能够进入中国电影院公映的外国新电影,此间先后有《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宁死不屈》、《创伤》、《地下游击队》和《伏击战》在中国银幕上火爆上映,且长映不衰,一票难求,成了中国“电影荒”中最难得的精神食粮。“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等电影台词一度家喻户晓,而《宁死不屈》简单的电影插曲——《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居然也唱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出色的配音给这些影片增色不少。


在表现二战反法西斯的题材上,《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战斗的早晨》、《战斗的道路》、《地下游击队》、《初春》、《伏击战》等影片各有千秋。70年代,每每提起阿尔巴尼亚电影,观众都会情不自禁模仿一个动作,左手前伸,高呼: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这是上述电影在表现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时的一个经典动作,这个致礼有点像德国法西斯的:嗨!希特勒!但表达的是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决心。
70年代,流传有一首童话“老大赛力姆,捡钱喝啤酒,意大利的大皮鞋,踩了他的手。”说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中的一个场面,《海岸风雷》是根据苏莱曼皮塔尔卡的话剧《渔人之家》改编,真实表现了一个普通渔民家庭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由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厂1966年出品,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海岸风雷》描写二战时期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城市,老渔夫父亲有4个儿子,老大赛力姆被意大利占领者诱惑,当了叛徒,老二是地下党员,老三是医生,老四也是游击队员。当赛力姆出卖了游击队员,老三冒充游击队员而被捕,老渔夫和老二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营救了被捕的同志,击毙了叛徒赛力姆。《海岸风雷》故事性强,老渔夫的演员演技相当捧,四个儿子性格各异,是一部反法西斯题材的经典电影。片中亚得里亚海的滨海风光也相当迷人。
《宁死不屈》由上海电影译制厂1969年译制,写女学生米拉为掩护女游击队员,被法西斯逮捕,米拉不畏强暴,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不屈不挠,最后,米拉和女游击队员一起唱着游击队员之歌奔赴刑场,英勇就义。《宁死不屈》中米拉的美丽形象,在70年代的中国电影观众心目中胜过了费雯丽、奥黛丽赫本、山口百惠和一切外国女明星,虽然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世界影坛上耀眼的明星。米拉的英勇就义慷慨赴死的场面悲壮动人,她的美丽使许许多多青年观众神往,以致致于将《宁死不屈》中的米拉与我国的女英雄江姐、刘胡兰相媲美。另外,《宁死不屈》中的反派形象党卫军人盖世太保塑造得也令人叫绝,温文尔雅、道貌岸然,表演得从容不迫。有一次盖世太保把女游击队员拉出去假枪毙,吓唬米拉,盖世太保将米拉放到阳台上,让她看自由的天空,美丽的城市。当时盖世太保有一段台词说得很富有诗意,由配音大师邱岳峰诠释得相当精彩。大意是:窗外阳光明媚,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可是姑娘你要在这里守狱,你会死去……残忍、残酷于轻描淡写中,人性、兽性凝聚在字里行间,对这个刽子手的艺术处理和形象塑造不逊色于前苏联的经典电影《夏伯阳》中的白匪军官。当然,邱岳峰的二度创作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段对白十分经典,70年代至80年代的朗诵晚会上经常有人模仿,但模仿终究是模仿。90年代初,笔者追随长影著名导演王凤奎进京拍电影,曾聆听著名电影演员谢圆模仿这段对白,堪称惟妙惟肖。另外,《宁死不屈》中出现了米拉和一个男孩子弹吉他唱歌的场面,这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第一次从外国电影中认识这种乐器,电影里还有一首主题歌风靡一时,大意是“赶快上山吧!朋友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

《第八个是铜像》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73年译制的,这部电影的艺术性较强,全片采用倒叙的手法,通过二战后7个护送烈士易卜拉欣的铜像回故乡的战友的回忆,刻画了反法西斯战士游击队员易卜拉欣形象,整个影片是送铜像回故乡的路上,每个人回忆战友的人生片断组织成了一个完整的的故事,由于当时中国电影受“三突击”、“高大全”影响较深,因此这种叙事方法使封闭的中国观众耳目一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接受不了,由此产生“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之说。

上海电影译制厂1971年译制的《战斗的早晨》描写二战时一群孩子们偷德国占领军的枪,并掩护游击队员的故事。1969年译制的《地下游击队》反映二战时城市游击队与德军的斗争,其中识别叛徒的情节出其不意,不落俗套。1975年译制的《战斗的道路》是表现二战时农村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斗争,贯穿主线是识别假冒的卡南游击队,真假卡南的斗勇有些像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真假瓦尔特”,悬念迭宕,动人心魄。

在再现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上海电影制片厂1971译制《脚印》影响较大,这是以惊险片形式叙述的故事片,阿尔丹大夫被敌人杀害,公安人员破案,追溯了阿尔丹成长的脚印。阿尔丹是个知识分子,一度追求名利,后来在父亲老游击队员的教育下,主动去林区为工人治病,他不肯与特务妥协,不为越境特务带路,被特务杀害。选择惊险片的样式讲述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同路的故事,《脚印》不但有探索性,而且片名寓意深远。影片由赵慎之、李梓、邱岳峰、于鼎等配音,片中,阿尔丹大夫顶风冒雪穿越松林峡谷为林区工人接生的场面十分令人难忘。同类题材的影片还有1969年译制的《创伤》,写地拉医院的医生深入矿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但艺术性、故事性、观赏性较之《脚印》则差得多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勇敢的人们》和长影译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小贝尼》故事情节相似,都是儿童片,写娇生惯养的城市孩子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健康成长、勇敢坚强的故事。《勇敢的人们》中少年依里尔攀绳子过河,中途不敢过的情景,曾令70年代的孩子们忍俊不禁,每每演到这时,剧场内都是一片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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