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内容提要】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关 键 词】腐败/表现特征/反腐倡廉/认识误区
腐败是全球公敌，反腐倡廉是世界各国政党、政府和民众的共同事业。科学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是建立在正确把握腐败发展趋势和科学研判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的。当前，随着各国对于反腐败的日益关注，腐败形式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腐败形式的变化有时会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艰巨，甚至时显被动。正缘于此，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对反腐败的错误认识和判断，需要作出厘清并予以正确引导。
一、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者为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不断变换腐败形式，使当前的腐败现象呈现以下十个特征。
其一，群体化。目前，不少地方的犯罪分子结伙营私，许多案件往往都是因查处一个腐败分子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果将这种群体化案件加以简单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地区性群体化腐败，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落马牵出腐败窝案，“从湖南省委《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获悉：除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外，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以及20多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1]。二是单位性群体化腐败，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几乎所有高、中层干部都“全军覆没”
[2]。三是家庭性群体腐败，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妻子田雅芝与马德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3]四是综合性群体腐败，如“广东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4]。
其二，高位化。《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曾刊文分析了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5]就年龄阶段看，在这些高官中既有意气风发的中年，也有垂垂老矣的暮年；就罪名而言，既有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就出身而言，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出身平常人家，也有少数是高干之后；就涉案金额而言，他们犯罪多因涉案金额巨大，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就生活作风而言，他们中近半数人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或有婚外恋情。这一高官腐败样本涵盖了除西藏、内蒙古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要害部门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
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其三，落势化。腐败的落势化是指腐败逐步由中高层向基层渗透，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近年来，腐败落势化使一些“官场小人物”成为“贪腐的硕鼠”，由腐败舞台的配角变成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一。检察机关认为，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犯罪事实清楚，已经构成严重的受贿罪。[6]再如，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副科级)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 293万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7]。根据《南方周末》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8]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村官利用土地转让搞腐败的情况。
其四，低龄化。2009年香港《文汇报》指出，官员腐败开始由“59岁现象”演变成“35岁现象”，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被“双规”时年仅38岁。经查，李真从1990年11月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始到2000年3月接受审查止，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 051.09万元。[9]针对这一形势，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指出，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应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每个时期都该进行相关教育，对于大学生也应在走出校园前进行一次警示教育，让他们平安度过26岁、29岁、59岁，最终实现自己的完美人生。林喆认为，腐败低龄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
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败能力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会导致腐败率的提高。即使是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教育。
其五，期权化。期权本是建立在期货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将“期权”引进到“有权人”和“有钱人”进行的权钱交易中，是基于腐败发展的新态势。腐败的期权化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当场兑现，而是为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这种期权化的体现是多样的，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等退休以后再通过到企业“打工”享受权力的回报，利用自己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来换取企业的股权，甚至还可以将这种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下一代，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10]期权化腐败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反腐斗争的威慑力。因为当社会进入制度反腐阶段后，监督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体系化，腐败分子也不得不考虑腐败成本。为了增强腐败的保险系数，不得不改变当场兑现的方式，而改成“期权”交易。期权化腐败没有改变腐败的本质，而是使腐败更大地呈现出隐匿性和时空跨度性，伤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的利益和官员的廉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整饬。
其六，隐蔽化。所谓腐败的隐蔽化是指腐败隐藏较深，不易被发现，也很难留下作案痕迹的趋势。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力量的增强、监督体系的完善，腐败将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如果从历史原因分析，腐败的隐蔽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如潜规则、圈子文化等方面有关。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会影响制度的执行，消解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如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子文化则主要影响到选人用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比较鲜活地刻画出圈子文化的负面性：“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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