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的典故被史记撰写者司马迁列入了列传之首，足见典故中所弘扬的儒学思想是司马迁所尊崇的，非但司马迁极为敬重此二人，历朝历代凡事受到孔子儒学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史学家、艺术家、文人学者以及帝王将相皆以伯夷叔齐为道德典范，歌功颂德。
伯夷叔齐图片
伯夷叔齐典故讲述的是商周时期，商末贵族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以恪守仁义而成为商周时期的仁义典范，故而将此二人的思想融汇于儒学思想中，流传至今。
孤竹君在其晚年，因偏爱小儿子叔齐，有意推翻嫡长子制度命次子继承家业，待孤竹君去世后，叔齐执意将家业由兄长伯夷继承，然而伯夷也不愿继承，为了避免叔齐为难，遂于夜深远走他乡，但叔齐也是恪守礼制之人，见兄长不告而别，二话不说便寻他而去。
皇天不负有心人，叔齐终寻得其兄长，二人便决定不再回归故里，于是投奔周国，过上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但不久周国举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周国属于商朝的附属国家，以下犯上，视为不仁，便上朝劝谏，二人秉持仁心并未阻止此次讨伐，反倒激怒周武王，惹来杀身之祸，被下令拘禁。
后来周朝建立，伯夷叔齐仍为出去心中的芥蒂，认为周朝的建立违背礼制，发誓不与周人往来，不食周朝土地上的食物，最后守着心中的执念，饿死在首阳山。
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古代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极高，他们是备受先贤盛赞、品格高尚的隐士高人。他们的高风亮节被《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典籍高度赞扬。太史公司马迁把他们放在列传之首，加以褒扬。
伯夷叔齐劝解武王图
但将伯夷叔齐的事迹放置今日，并加以评头论足，会有很多以当世思想难以理解的地方，我们会认为伯夷叔齐正是恪守陈规、不懂变通的教条主义者，是老古董，在历史进程中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不过正因为我们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君王到臣子学士皆视伯夷叔齐为思想最高标准的理由，正是因为伯夷叔齐的思想符合了当世社会制度。
把伯夷、叔齐上升到“饿死不食周粟”的高度，使他们成为忠孝道德观的典范，更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严格遵守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统治者牢牢把握政权。春秋战国期间，各国王侯为争王位，争霸权而发生的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如果都像伯夷、叔齐那样谦虚让位，与世无争，逃离尘世，社会也就平安无事了。因此，伯夷、叔齐的结局很可能是诸子百家为说教诸侯，减少纷争，而加以发挥利用的素材。
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
太史公司马迁把伯夷叔齐放在列传之首，足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褒奖之意之高。众所周知，《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被载入《史记》的人都是代表着当世时代特征的领袖人物，具有其独有的精神高度与特点，而伯夷叔齐的身份仅为商朝的贵族，便享有如此殊荣，细细想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足以思考一番。
伯夷叔齐图
《史记》记述：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王生前指定小儿子叔齐继位。他死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认为君命不可违，要尊重父亲的决定，因此拒绝就位，并出逃外国。叔齐则认为伯夷贤德，治理国家最合适，又符合长幼尊卑秩序，便执意离开孤竹国，追随兄长伯夷而去。
之后又发生了武王攻伐商纣王一事，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伯夷、叔齐听说现在是周朝的天下，他们都变成了周的子民，兄弟俩无法接受这种历史的必然更替。他们认为做弑君夺位的武王之臣民是可耻的，对商纣王是不忠不义的，因此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菜为生，坚决不食周粟。
以上两件事迹表明了伯夷叔齐是维护封建社会规章制度的守门人，从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正是维护封建大厦最为有用的思想禁锢，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严格遵守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统治者牢牢把握政权。如果都像伯夷、叔齐那样谦虚让位，与世无争，逃离尘世，争霸权而发生的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也会大量减少了，如此一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这一疑问，就顺理成章了。
伯夷叔齐庙
伯夷、叔齐兄弟是商末孤竹国君之二子，《史记》中记载伯夷叔齐因互让王位，避居民间，时逢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阻，武王不听，兄弟二人遂愤而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现址位于渭源县莲峰镇，采薇而食，饿死于此。
伯夷叔齐庙
当地居民为了纪念这两位拒食周粟而死于首阳山的商逸民，渭源人们在这里修建了清圣祠殿宇，又称为夷齐庙。据考证，二圣祠最早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营造颇为壮观，至清同治丙寅毁于兵火，光绪元年重建。到民国二十四年已六十年之久，风雨剥蚀，失修倾圯，双冢孤祠，颓废于荒烟蔓草之中。
当时汪家衙士绅汪凌、王仲阳等集资重建。王仲阳先生多方奔走，游说倡议，不遗余力，阅三寒暑，修复原享堂及墓，并立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碑。新建者为清虚阁、散福亭、左右静室及圣域贤关坊、接引桥等。给地方留下了古迹，而今成为渭源乃至陇中游览胜地。
张颖轩先生在《首阳山志》中赞许说：“霖乃资赀重新之，而规模较前尤为壮观焉。值此乱世末流，人皆极于向私，其以公德为念者，盖寥寥矣；霖能不避艰辛，急公将事，非有心人奚暇而为此耶”。当时，由汪凌撰稿，王仲阳书写的《重修清圣享堂碑记》将此事进行了详细地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