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丨齐心
来源丨《百年潮》杂志
齐心同志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习近平总书记的母亲。近日，她在《百年潮》杂志发表《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回忆她的抗战革命生涯。
齐心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70多年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15岁至17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家的温馨，没有少女的娇嗔，有的只是艰苦卓绝的战斗洗礼和激情燃烧的革命情怀，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本文回顾我那一段战斗生活，作为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同时表达对关心爱护我的抗大老校长何长工，对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以及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齐云的深切怀念和敬意。
曲折参加革命1937年，我13岁，父亲在太原赋闲，经济上没有收入，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母亲带我和弟弟回老家河北高阳县城内东街老房居住，姐姐齐韫（后改名齐云）早在1936年初已去北平寄居在姑母家，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我在高阳县立女子完小六年级上了一个学期后，也去了北平和姐姐一起寄住在姑母家。
姐姐思想进步，除了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家时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梅娘曲》《大路歌》等，我也学会了不少。在姐姐的救亡歌曲和进步思想熏陶下，我心中产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这年夏天，当我考上北平市立女一中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北平市民同仇敌忾。我亲眼目睹了在南长街四条一号（姑母家）路口，二十九路军堆积沙袋准备巷战，心中振奋不已。但二十九路军在前线遭受重大牺牲之后，被迫撤退。
这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在姑母家门口马路上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机械化部队，炮兵、坦克、步兵及骑着洋马斜挎着花环的骑兵，狂妄地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我心中充满了怒火。恐怖笼罩了古都北平。姑母家中也都在时刻准备应付日军查抄、搜捕。
我的姐姐齐韫当时刚18岁，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因她在群众中有威信，地下党组织让她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姐姐的政治面貌已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北平，遂于当年8月带着我一同撤离了北平。撤离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行的，我们是第12批疏散的平津流亡学生。我们的目的地是太原，同行者有十来个男女师生，为了缩小目标，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乔装打扮为父女、夫妻、兄妹等。在火车站上，我们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的刺刀行列下穿过，一上车就分散到各车厢，分头而坐。我和姐姐及她的同窗好友阮学文一组，恰好和一位年长的天津商人坐在一起。姐姐穿一件淡蓝色旗袍，白色半高跟皮鞋，仪态优雅，像一个贵小姐，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褂和姐姐亲手给我做的黑背带裙子，和阮学文及穿绸大褂的商人一起，很像是一家人。火车行到廊坊车站，突然上来一队叽里呱啦说日语的日本兵，列车上顿时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到天津时，那位商人领着我们下车，再次从日本鬼子的刺刀行列中穿过。日本鬼子特别仇恨具有爱国传统的平津学生，只要看到穿学生制服的或怀疑是学生的就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审问。我们三人在天津商人的掩护下没有被抓，其他人都被抓了。好心的商人把我们送到天津法租界，在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十多位同伴都各自脱险，会合在事前约定的地点。大家各自讲述了如何应付敌人的故事。扮演父亲的老师说，日本鬼子从扮演女儿的女生箱中搜出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把刀子往桌上一插，问：“你要杀人吗？”扮演父亲的老师就说：“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杀人呢？”质问得鬼子哑口无言。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大学生，看起来胆子很小，说是信佛教的，他说：“我当时心里直念金刚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从天津坐小轮船到了塘沽，顺利地转乘了英国大轮船。脱离危险的大批平津学生公开出现在英轮的甲板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救亡歌曲，发表抗日救亡演讲，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我们沿途经过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接待，住学校，睡地铺，吃馒头喝稀饭就咸菜，觉得很新鲜，一点也不觉得苦。在烟台我们品尝了烟台苹果和烟台梨，在济南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发了路费，并讲了话，我们还品尝了有名的山东煎饼。在青岛我们参观了炮台，并照相留念。在去开封的路上，在沿途的车站停车时我们都进行讲演和高唱革命歌曲。
齐云、齐心、齐步姐弟仨
到了太原，我和姐姐暂住在阮学文家，当时日军正不断轰炸太原，我们不得不天天跑着躲警报。中秋节之后，姐姐得知她初中母校山西平民中学已疏散转移到徐沟县，我俩即去了该校继续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时任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派人接我和姐姐到了长治，因父亲不是阎锡山嫡系，我们去后不久父亲即被免职。当年初冬父亲带我们到阳城县赋闲。当时我党在晋东南已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姐姐已与当地革命同志取得联系。此时，阳城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县长是李敏之（后改名林耶），他的夫人林贞（原是上海工人）任县妇联主任。这年春节和元宵节，县长夫妇在县政府驻地邀东北大学校友聚会，姐姐也被特邀，并带我同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姐姐革命歌曲唱得好，大家欢迎不止，姐姐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曲《梅娘曲》，歌词为：“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姐姐也让我唱了一小段京戏《莲英惊梦》，戏词为：“你把那冤枉的事对我来讲，一桩桩、一件件，件件桩桩对小妹细说端详。”林贞亲手包了江南风味的肉馅元宵，在座的十多位都是北方人，大家感到很新鲜，格外高兴。
在这期间，我不但接触到很多革命同志，也看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思想上很向往革命，崇敬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关心我的林贞想让我做儿童团的工作，姐姐则想让我去晋城八路军训练班。正在酝酿我如何参加革命时，我却病了，头剧痛、高烧多日，流了很多鼻血，嘴和胳膊都肿了，身体虚弱得走路都要扶着墙。1938年初，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在此时日军轰炸了阳城这座小山城，接着就要发起进攻。一天，姐姐突然穿一身军装，背着背包回家来和父亲辞行，她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说她参加游击队了，并对我说：“你刚病好，我带不了你。”结果我失去了在1938年春参加革命的机会。
日军侵占阳城后，父亲带着家人逃出县城，住在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小山村。那些日子里，我常想念仍在沦陷区杳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弟，但我更加思念姐姐，因为只有见到她，我才能参加革命。有时，我一个人到村外树林子里去唱《松花江上》，我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河上”，把“爹娘呀！爹娘呀！”唱成“娘呀！娘呀！”唱到“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一天，姐姐派人送来信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前途着想呢？”我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参加革命，于是就跟着送信人走了，没有和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父亲追上来了，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我只好随父亲回去，结果又一次失去了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当时西安正是春夏之交，我闲住在家，苦闷之极。夏秋之季，恰好父亲的世交好友陈光斗（决死队纵队长）正在山西驻防，父亲即托付陈夫人带我同去山西，在那里遇上了决死队董天知（1940年百团大战时牺牲）和董愈公两同志。董天知和姐夫魏健相识，不久前他还收到过魏健的信。陈光斗向他谈了我急于找姐姐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决定帮助我，并在路经西安时征得了我父亲的同意，使我最终得以在西安与他们会合，并一同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我们在河南渑池过黄河到山西，经垣曲、阳城、晋城到长治与姐姐、姐夫相逢。此时，姐姐已怀孕。在长治过了春节，姐姐亲自送我去屯留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驻地，介绍我到女生队学习。从此，我踏上了革命征途，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一天是1939年3月18日，时年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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