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终结于2005》
贺绍俊
展锋是一位对社会改革充满兴趣充满热情的作家。他生活在广东就是他的幸运了，他可以充分调动他的兴趣和热情。因为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成为了一个最活跃的社会改革的实验场。《终结于2005》就是展锋对广东农村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思考的结晶。这部小说完全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是一部显示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这样说还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部小说也就是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只是对广东农村的变化做了真实的记录。如果仅仅是再现生活，那它也就是承担了社会学的职责，而社会学对社会变革的记录显然更加规范、科学。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人心的关注。这部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贴近社会现实，而且是通过文学形象，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变革对人物命运和人的文化心理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就是它的思想价值。小说写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永欣村在进行城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波动和矛盾。农村城市化应该是现代化运动中的重要环节。但展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只有在广东这种改革开放前沿才会发生的农村城市化的故事，这是典型的中国经验。可贵的是，展锋在这部小说里并不止步于“再现生活”，而是重点表现了他对这种独特的中国经验的反思。这种反思带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小说写了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永欣村民们对城市化的抗拒心理。作者由此引发出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思考，从“终结于2005”这一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农村城市化是持保留态度的，他对现代性保持着批判的精神。城市化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城市化也导致一些东西的消亡，比如乡村精神，比如农民与土地所构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所以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农村城市化这一具体事件的现实层面，而是上溯到百余年来的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史。最后，永欣村的两千多村民都完成了城乡身份的转换后，唯有村支书一人还保留着农民的身份，因为在这之前，他悄悄将自己的户口转到了仙岭村，作者用这样的结尾完成了他的充满矛盾的复杂的忧思。
写乡村小说往往会写到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土地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本。离开了土地，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这部小说在反思现代化对乡村的破坏时，也主要是从土地入手的。但这部小说所写到的土地的状况，绝对是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永欣村打着工业进村的旗号，在他们的土地上盖工厂、盖仓库，“只要外商看中了，合同一签，即刻就可办厂，货币马上就能回笼”，他们以这种办法发展经济，很快就成为富裕村。土地给永欣村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我们也发现，这时候，土地本身却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土地不再是传统农业意义上的土地，它不生长粮食、蔬菜，它已经变成了城市资本中的地皮。但永欣村的村民们身份还没有改变，他们仍是农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仍遵循着乡村文化的秩序，但他们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身份问题恰恰抓到了广东农村的实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造就了没有身份的城市人和没有身份的城市化。名不正则言不顺，先秦的社会变革首先就强调要名正言顺。不仅人有身份问题，土地也有身份问题。城市的土地叫地皮，农村的土地才叫土地。可是现在农村的土地都当成地皮在使用了，这还能叫土地吗？小说《终结于2005》所反映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它揭示出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履的不谐调。在永欣村，土地已经演变为地皮，进入到了城市化的程序中，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农民却被排除在城市化之外。这种不谐调对永欣村的影响是潜在的。小说写出了这种潜在的影响。村民们也担心这种影响在慢慢地改变他们的传统、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作者面对现实生活中这些新的现象新的变革，内心其实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肯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精神的被吞噬、被肢解、被异化，他又是心存疑惑的。他对在漫长岁月中打造起来的乡村文化精神是充满着留恋的。作者感情充沛地写到牛屎仔按旧时礼仪操办婴儿出生后的事宜，然后对礼仪大发了一通感慨，说礼仪“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承袭，是中国人就得如此的承袭”。这感慨可以说是针对着乡村文化精神而说的。作者的内心矛盾贯穿在小说的始终。一方面他极力渲染永欣村人的精明和智慧，他们敢作敢为，占尽先机，成为改革中的强者。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现场拉远到历史的景深里，去写近半个世纪来的农村变化。当他写到农村生活时，他的叙述就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诗意化的叙述。我特别欣赏小说中多处出现的对农业劳动的描写，如写曾祖母漂布，如写妇女们收苎麻，如写孩童们到田里装捞禾虫，都是以一种缅怀的情调和诗意的叙述，抒写劳动的美好和情趣。
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但作者重点塑造的是“我”的大伯、永欣村的村支书老淮山。老淮山这个形象集中表现了作者对广东农村变革的思考。作者一方面看到农村变革带来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看到农村变革对固有的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冲击。作者面对双重的矛盾，无法简单的做出是与非的判断。老淮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淮山对永欣村越来越失去乡村精神是非常懊悔的。现代化对乡村所造成的破坏，他看得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说：“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公路搞得越好，引进来的灾难就越大，到时后悔都找不着门。”为此，作者还设置了一个偏僻的山村仙岭村。因为缺乏地理优势，仙岭村不能像永欣村那样沾上现代化的光，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耕作。仙岭村的支书阿山来永欣村求助，反而遭老淮山一顿批评。老淮山说，“是农村就农村，干吗要改变！我把你们改变了，祖宗知道了，能答应！现在我想变回去都没办法，得花更多的钱，更长的时间，我有那么多钱吗？没有。我有那时间吗？没有。城市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挤到一起，你挣我的钱，我挣你的钱，你得这种病，我也得这种病，没完没了”。这其实就是作者的忧思，这种忧思构成了作品的主题。作者为解决这一矛盾也做了理想化的设计。后来，永欣村帮助仙岭村发展绿色农业和旅游产业，虽然这种理想化的设计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由此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
《终结于2005》是一部很厚实的作品，作者采取一种隐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既不放弃全知全能客观叙述的长处，又始终保持着第一人称叙述的主观色彩和情感维度，这使作品具有突出的叙述风格化特征。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讨论和阐述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土地变异来探讨农民文化传统的问题，更使得作品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古典的终结
——读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
胡 平
2005年的终结，结束于一幅乡村巨变的当下图景，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与广东其他一些创作相似，主旋律色彩浓郁，确切贴近现实与改革，大结局则落足于一个新时代的启端。
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倾向更为隐蔽，它以家族史的面貌出现，更像是一部典型的乡土题材创作，重在描述农民与土地上的农民，也描述农村宗法社会的延续，就相当地扩展了作品的内涵，其意义不局限于社会价值，更触及南中国农民的繁衍史和精神史，表达出人类的某种存在本质。给人印象它的现实描写中现实感并不很强，就是说，并不很使人沉浸于具体现实情境与现实情绪中（实际上，在史诗性创作，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过于逼真的刻画未必是好事），这是由于作者始终将注意力投放在叙写永欣村村民的精神特质和命运轨迹上，致使现实仅仅成为历史的过程。这种方式是使这部叙事内容长达一个世纪的作品，具有突出的统一感和内在张力，体现了作者纯文学意识的成熟，也决定了这部小说不俗的艺术品格。鸟瞰全篇，作者的构想是成功的，故事主要围绕姬姓家族五代人与土地的关系展开，因此将祖先的生存斗争、土地革命的风潮、土地的再分配，直至乡土农村的消亡贯穿连通起来，使小说获得足以展示农民历史命运的广阔空间和概括格局。这部作品无疑使人们更加切肤地体味到土地对于普通农民意味着什么。直至篇末，村支书大伯将全村人安妥为城镇居民后，自己仍然保留了村民身份，转去仙岭村落户，终结的一笔再次提醒了整部作品的意境。我们看到，小说中包括了大量男性生殖崇拜及两性关系的描写，全书自矗立的九龙柱和树丛里的野合写起，以后不绝如缕，凡男子多涉及性能力，有暗示多涉及性联想，而作者用意正在于借人物之口说出过的：在这里女性是作为土地的象征而存在。就是说，书中的性符号与农村意象不可分割，女人与土地、男人与耕种、生殖与种植、繁衍与收获、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被相当程度地融合为一，构成完整和自给自足的生存图景，作者的主要劳动，就在于精心描绘出了这幅亘古不变，却终于发生改变的古典图景。
但是，这部鸿篇巨制的主题显然还不局限于农人与土地，否则，便难于解释为什么写出了八十八万字。
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主题与题材的处理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就主流而言，开放型结构已基本上替代了封闭型结构，多数作品不再设置总体悬念和主导事件，不具备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重点线索，大体依靠生活流的自然形态推进内容，取得的明显效用是更趋向于极致地保持了生活面貌的本真性状。《终结于2005》是具有此种审美形态特征的创作，它的主题其实无比宏大，大到只能用百年家族史概括，这样便无所不包了。我们看到，作者不仅在作品里倾注了全部心血，也灌注进几乎全部生活经验，作品中寻找不到稍微戏剧性的冲突与矛盾，也寻找不到充满悬念和紧张感的情节方向，有的只是生活自身平缓而坚实的演进过程，人物自身自然而执著的生命过程——倘若此情况下读者仍被深深吸引，那么作者在艺术上得到的成功便相当重大了。不妨顺带提到，这部作品中所透示的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异常丰厚的，在无数情节的无数细节里，作者表现出他对岭南乡土环境与人情世故的几乎无所不知。
这是艰难的实具挑战性的书写工程，还需要作者掌握强大的叙事能力，以完善地控制全篇的基础风格、各阶段内容的均衡、不同场景与人物间不同色彩的协调、情节段落与时间节奏的把握等等，但最后作者是基本做到了。老到的叙述在小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展锋的叙事略带主观口吻，暗含反讽机锋，坚持到底，首尾相贯，其间并无松懈之处，可以说比较圆满地实现了主要的效果。
有利便有弊，有得会有失，《终结于2005》的主题方式、结构方式与内容构成使创作充分赢得自然、质朴、真切的品格，彻底解放了叙事，但同时也削弱了产生于选择与集中的魅力，难于避免地降低了阅读的快感，这恐怕是不容易做到两全，也很难说清了。 ■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有意味的“终结”
王必胜
在我印象中，展锋这些年多是当闲士、隐者，说是专业作家，其实，他是在潜心读书思考。古典知识分子的传统爱好，率性而为，比如在写写画画，玩点古董宠物之外，他多是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取生活和人生。闲坐看云起，身偏心自闲。这些年来，我们也就在会上见到，没有多谈，对他的创作也不太了解。但没想到，他在暗暗地使劲，一下子就拿出了八十多万字的新长篇。而且还是近距离地直面现实，也就是这个《终结于2005》，出手不凡，理所当然引起了人们关注。
以这样一个名字为题——《终结于2005》，为小说命名，有点特别，像论文报告似的，足见作者特别思索，良苦用心。
我比较看重的是，他写了一群鲜活的人物，一段近距离的生活，一个近乎于底层生活为自己命运而搏击的农民群体，一个复杂的矛盾纠结的历史。并且，这些生活内容，以一种求索探究的方式展开。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主体思索、目光犀利、感情复杂的厚实之作，是一部充满着对于时代历史进程的变化进行探究，对于普通人生的命运进行究诘探寻的思考之作。
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村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旺族姬姓人家——地处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永欣村的农民兄弟们，进入21世纪的眼下，农村的城市化高速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地球村等等，无不使他们接受种种信息，经受各种的观念的冲击，成为现代化人生旅途之必然。更为切实的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随着城中村的消失，修路建房，搞开发办企业，以大伯为代表的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们，如何适应这个变化的现实：农民的身份改变了，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变化了，更主要的是土地没有了，这种突变，是当前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自然也成为困扰大伯们的心结。是适应，是落伍，还是相反？这也是一道难题。为此，小说中的农民兄弟们，其实也是作家在进行着苦苦的寻觅和破解。一方面，时代生活昭示，历史发展的契机，对于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不能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诱惑，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小说中的终结，村民们走向了历史的新阶段，传统的农民家族式的生活迈向了城市化之路，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但另一方面，千百年来，农耕文化的积淀，农民对于土地的特殊情怀，旧有的文化传统，无不困扰于这些村子变为社区，土地被征用，农民成为市民的人们。所以，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姬姓家族的农民们来说，一开始就是在各种纷繁的矛盾困惑中，当然，小说主要的是在于探寻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和农民的精神心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展锋着力于把这个阵痛和矛盾的状态描绘出来。他不惮繁琐地描写大伯们对于土地的感情，对于自己的田园生活，以至祖荫的留恋。他并不急于寻找答案，只是描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对于自己惯常生活的感觉。他甚至于对近半个世纪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进行相当犀利地揭示。农村的问题和矛盾，突出归结为土地问题。一切社会发展与人生命运，都是与土地有着关联。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问题，终结于20世纪之初，现代化的发展，由此生发而去，现代化之于农村和农民，既是一个社会理想，也是一个人生的现实问题。丰富的物质利益召唤，也会有精神代价的付出。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矛盾纠结，索解现代化对于农民，对于农村，以至于整个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当我们看到，关于农民的身份认定，人的命运的思考，是在一些像这样的小说章节，比如“我的是咩也”，“我是谁”，“没有了又叫做什么”，“你以为你是谁”，这一系列的追问时，其实，这是小说对现代化的人生问题进行追问。在一系列的关于“你”“我”的诘问中，作家的思考，执著而明显。人的身份认定，或者，人之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时时都有对于旧我的臧否，和对于新我的认定，有对于自我身份变异和心态的变化后的疑惑，从这里剖析现代化的人生焦虑，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落差与矛盾，其实是探究了最为现实而基本的人生问题。
所以，作家从容地铺张这个古老的家族各色人等，挥洒年迈村庄里的人生世情，对于现代化发展中的种种关涉，可以看出，作家对于那些狡黠而直拗的农民兄弟们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的作为，暗含深挚的理解和无限的同情，寄寓着他的不无矛盾的感怀。对于失地的人们，那种如切肤之痛的关切，高扬大义，回归人本，十分鲜明而阔大，浸透着作家自身的人文情怀。然而，我以为，放在更大的角度看，小说是把农民对于土地的丢失，身份的失落，以及农民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发展的掣肘（这也许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走上现代中国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问题），更大层面上——人与现代化，包括农民的人生意识的提升，才是现代人生发展的前提。这是作品隐喻的主题。姬姓家族中的曾祖父等，有如红楼梦中的贾家一样，这个老大不掉的传统之家，这个在永欣村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新的时代风浪中何去何从，实际是小说的一种主题指向，也是对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提示。回到开篇的话，我以为，展锋的这部无论于他还是广东文坛，或者是同类题材的创作都有着纪念意义的作品，与其说是他的执著选择，不如说是作品选择了他。他作为一个客籍的作家，可能更为方便地从异地不同的文化眼光来看这块他陌生而熟悉的土地，他熟知而生疏的人们。虽然，作品中有纪实性强的内容，使作家对于生活的思考，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但他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描绘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乡村，开掘岭南文化的文学的现实品格，而又不完全是岭南文化的内容。他在纪实性中又糅入强烈的思辨，一如他的机智，发挥了他的优势。我们不能胶柱鼓瑟地把这个作品当做一个农村题材小说，但可以说，这是一部从农村问题切入，而扩大到对于乡土化的中国历史进程进行思考的作品，是从现代化对于人的精神提升的本原意义进行思考的作品。 ■
（王必胜，《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
微观历史的深度观照和开掘
——《终结于2005》的意义
张颐武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的成就让世界震惊，“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力量使得中国的进程有了巨大的转变。有人认为在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变化速度和深刻性只有英国工业革命可以比拟，在我看来，三十年来的中国的变化非常接近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时期的状况。中国的发展的独特性和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构成了对于我们的知识和想象的冲击。中国的发展其实“超溢”了人们对于它的最初的构想和估计，也超出了新时期文学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对于中国的未来的预想和设计。它既对于我们的历史意识，也对于我们的文学想象构成了挑战。探究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发掘历史转折的意义和价值，思考三十年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巨大的变化变成了文学写作难以回避的,也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必然的回应。
展锋的《终结于2005》以强有力的表现和巨大的企图心来表现广东农村的剧烈的变化和乡土中国的演化的历史。它以一种村史式的表述展开了一个南方村庄的历史命运,将这个村庄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象征和标志来进行深描。这个村庄一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村庄,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生活的一个断面。同时，这种观察和探索又带着强烈的主观和个人的色彩。
在现代中国,国史的建构一直是以具体空间为基础的,只有地方性的整合才可能提供一个整体性的中国认同,中国的“现代性”的基础的结构才有其合法性。地方的认同不仅仅是感性的展开,更是理性的逻辑的必然的内在要求。五四时代对于民谣的搜集、对于人类学调查的兴趣、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的关切都是这一方面的探索的展开，而直到50年代后期，国内展开的“三史”的写作的浪潮更是这一方面的努力。地方性其实正是构筑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前提和条件，每一个地方的风土的展开，其实也是展开了一个国家的局部和断面。所以，这些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的工作都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的证明。在20世纪中国的艰辛历史中，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精神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地方性的文化资源的展开而展开。而在“现代性”的文学史上，通过一个村庄的变化来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侧面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等等。直到新时期，也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作品。而展锋的这部书则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再度回首历史的写作，是个人的历史和中国的“大历史”在一个村庄的呈现。从一个六百年的村庄在今天中国的新的发展中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和最终的城市化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表现的对象。它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一面也是作者通过叙述者“我”不断发现、追索和探究的“私人史”。这部书可以说是正史和稗史、大历史和小历史的混合。一方面是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化在一个南方村庄的投射，也是南方的这个村庄所体现的中国发展的路向的表述。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个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精细的观察和体验的结果。这里的“我”既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之中，又在故事之外。他的存在既是个人的见证，也是大历史所提供的无所不在的“大他者”的陈述。村庄的命运和村庄中的人的命运其实都表现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流向。作者一面有人类学般的观察的精细和客观，另一面却是对于这个村庄的生活和人物的无限的感情的展开。它混合正史与稗史，大叙事和小叙事，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中的宿命与欲望等等东西。
这部书的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展锋所具有的历史的角度是新的，属于21世纪的。他写出了这个村庄在剧烈变化中的命运和归宿是难以逃避的，是中国今天的高速成长和和平崛起的现实让这个村子有了自己的机会，有了自己的新的可能性，这个村子也超越了它在现代生活中所承受的物质的贫困，虽然面临精神的困扰，但毕竟有了一个新的展开的前途，一个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的新的命运。中国的“大历史”的命运也由此而变得异常的清晰和明确。但同时，他写出了农民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中挣扎求存的生命力和情感与欲望的展开。在展锋这里，中国历史本身已经有了告别20世纪的命运的新的可能。这个小小的南方村庄的变化其实正是中国命运的变化的一个必然的展开，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开始转向了新的方向的结果。在这里，从“大历史”到日常生活的的呈现中，展锋所提供的是中国的历史在21世纪再度思考自己的过去的可能性的展开。20世纪的中国经历的风雨太过于严酷，中国的悲情和痛苦太过于沉重，展锋给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但他还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无限的可能和中国的无限的可能。 ■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