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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苏联“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比较熟悉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本辞典1939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四版，达700多个条目，译成中文有67万字，事实上成为一部独立的和系统的哲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
毛泽东和《简明哲学辞典》主编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1950年代初受他邀请来中国，负责校阅《毛泽东选集》的俄文译稿，后又成为苏联驻华大使。两人时常讨论哲学。毛泽东曾开玩笑地对尤金说，《简明哲学辞典》一些条目，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条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发表了对《简明哲学辞典》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
经毛泽东推荐，中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0年11月12日，他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关于这场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
毛泽东当时如此重视“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除《简明哲学辞典》的解释确有片面性外，显然还有别的动因。至少，与他下面三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第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后，毛泽东由此探寻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1956年八大期间，他同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团谈话时就总结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在1957年1月27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又提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显然是联系苏联实际来解读《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这个条目。
第二，促进党内领导干部进一步理解和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避免斯大林那样的形而上学错误？办法就是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但是，这个方针提出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会引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贯彻“双百”方针，在国内也有阻力，毛泽东甚至估计：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赞同“双百”方针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解释，正是为了阐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第三，毛泽东当时在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和转化，正好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专门谈到怎样看少数人闹事的事情，认为研究这个新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承认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说：“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的”“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树立和坚持矛盾同一性转化的思想方法。一个月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便吸收了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的瓜葛，还没有完。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从《简明哲学辞典》里选出一些条目内容，编成一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材料，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还给与会者写信，建议读《简明哲学辞典》，要求在半年内读完，并说：该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1959读《简明哲学辞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显不同，重点转向了该书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认为其思想方法属于“经验主义”。抽象看，运用《简明哲学辞典》的观点来反对经验主义，似无不妥，但把这个帽子戴在彭德怀等人头上，则是误判，显然错了。阅读与实际的脱离，运用书本的复杂性，此为一例。
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纠正领导和工作方法，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４月５日，他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便搬出海瑞，把《明史·海瑞传》记载的海瑞不怕坐牢杀头，上书直言时弊的故事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到的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他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讲这些，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制定决策要多商量，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一个月后，在上海会议上又讲一遍《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又进一步解释：多谋就是要和各方面去商量，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讲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应该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事实上，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领导团队中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大会上，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发挥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接踵而至：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我们的平叛是国内事务，国际上却掀起反华浪潮，受此影响，原本和睦的中印关系，走向紧张；1959年6月苏联中止和中国达成的有关原子弹研究的协议，9月苏联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偏袒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中苏友好关系开始解体，随后进入论战状态，进而引发两国关系的紧张；也正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他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后，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第一次提出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设想。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任务随后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人们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和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何其芳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
或许是由于国际局势尚不明朗，还需要看一看，想一想，在什么时机推出《不怕鬼的故事》更为合适，出版之事由此压了一年多时间。1960年12月1日，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共同声明，初步缓和了中苏分歧加剧趋势，基本维护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确定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破解国内经济困局相应有了些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推出《不怕鬼的故事》的条件成熟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时候让人读此书，“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多处。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他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编辑《不怕鬼的故事》的初衷，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几首诗词，可为互证。在诗词里，他描述的形势和压力是，“妖为鬼魊必成灾”“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和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诗词里，他所倡导的精神，和《不怕鬼的故事》也如出一辙，即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仅不应该怕“鬼”，还要主动打“鬼”。诸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等。郭沫若当时读了《卜算子·咏梅》后，曾评论说：“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便容易动摇。主席写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为着同一目的，发挥同样作用。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含：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新湘评论》2015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