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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腼腆得像女孩子，总是羞羞的，也不爱说话，人又长得白，好多人见了我母亲就问：“阿三是女孩儿么?”
母亲说：“不是的。”
母亲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她总是抚着我的头，佯怒着催我剃头去。“剃了平头，就像个小子了。”
因为这个，也因为家里出身不好，我挨了不少欺负。一个是曹家老二，这家伙老抢我的陀螺。他弟弟倒不错，经常帮我说话。还有一个小娘们儿赵喜凤，是个五大三粗的“革命派”。她的癖好怪异得很，没事就拧我耳朵，非要我高声叫起来她才肯停手，她当时大概是快乐无比的。我把情况汇报给母亲，母亲是刚烈性子，就去找他们两家大人讲理，哪知道他们并不是可以讲理的人，母亲终于无可如何，只有可怜她的幼子了。后来曹二被车碾死了，赵喜凤不久也不再念书，跟她老子的远房表妹学裁缝去了，后来传说被一个烧窑的匠人卖到不知是什么地方去了。
这些该死的东西!
二
“阿三，我们一起回家，好么?”阿朱说。
阿朱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啊，那么文文静静、苏苏气气的。每当我被人欺负后，一个人正伤着心，阿朱便过来叫我。她的清澈如水的眼睛是人间不应有的。
阿朱的祖父曾是镇长，一个德望极高的大人物。她父亲是镇上汽车修配厂和面粉厂的厂长，属于国家干部，常常夹着皮包在镇上走动，间或也进城去办事，仿佛也结交了不少城里的朋友。她母亲姓芦，是个极有风度的女人。在乡下人眼里，这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家。他们的习惯也同我们不一样的：比如，他们早晚都要刷牙;她父亲不论寒暑总坚持早起跑步，穿着带有白色条纹的蓝色秋裤;就连对人的称呼也不同，阿朱就把她父亲修配厂的一个女工叫“阿姨”，乡下人是不这么叫的。
阿朱身上透露出一种别样的优雅。我那时喜欢跟阿朱去修配厂捡钢珠玩，或请她阿姨给我焊一个铁环。焊条发出的镁光真迷人，就像除夕夜温柔的焰火。日子沿着铁环边滑过，我却记得阿朱帮我捡钢珠的样子———右手的拇指和中指轻轻地捏住钢珠，其他几个指头微微翘起，有如展翅欲飞的蜻蜓。
她家是我们那里很有钱的人家，在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她家就有电视机了，好多人晚上到她家看电视。芦妈妈给客人端凳子，还请客人喝茶、嗑瓜子，陪客人聊天，很慷慨的，并不像小户人家那般村气。我和母亲也去，母亲和芦妈妈聊天，我呢，总是为来看阿朱的，被阿朱使得团团转，心里美。
三
“哪里来的香气?”有一回，在她家我闻到了轻忽的幽香。
“来，我带你看花去。”阿朱带我到天井的角落，指着一盆花，对我说：“你晓得这是什么花么?”
是一盆白色的花。我不认得。
“是栀子花，喜欢么?我摘一朵给你?”
没等我回答，她已给我摘下一朵，插在我的后颈窝了。
又想起学校里的一件事来。小学的苏校长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不时请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到学校来演节目。有一回来的是“花瓶姑娘”。实验室里围满了人，来的人拿出一个青花瓷瓶摆在桌子上，出来一个十多岁面色粉白眉心带一点红的漂亮姑娘，先跳了一阵舞，慢慢的，她走到花瓶边，一只脚竟跨进了花瓶里!又一只脚竟又跨进了花瓶里!最后，整个身子都进了花瓶，只露出一颗小小的头来，张着眼唱歌!所有人都惊破了胆!这难道不是仙人下凡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众人注视下走进了约摸一尺半高的花瓶里，不仅学生，连老师们都看不出任何破绽。我想世间或有神秘的力量弥漫流布，它无色无形，是常人无法捕捉的。
倏忽间，我想，阿朱就是那个花瓶姑娘吧。
四
阿朱是个爱美的姑娘，她总穿着鲜艳的衣裳，她居然戴耳环、抹雪花膏!这事曾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一个姓补的小大王有一些莽莽的英雄气，他是我们班里的土匪头子，年纪比我们都大，当然比我们都有力气，我们都怕他。他原是喜欢阿朱的，但阿朱似乎讨厌他，谁叫他有点癞痢头，袖管上的鼻涕总是亮光可鉴呢?于是他用激烈的方式表达了他对阿朱的不满。他发动我们在阿朱不在的时候向阿朱的雪花膏瓶子里小便，当阿朱发现的时候脸色气的煞白。
更过分的是，他竟组织我们在学校的墙上，在阿朱回家的路上写阿朱和某某乱搞的标语。我并不相信阿朱真和谁乱搞，但补大王讲得绘声绘色。“老子亲眼看见的”，他说。我于是也犹疑起来，渐渐地也生起气来了，阿朱怎么能这样呢?她难道不知道我喜欢她么?即便我不配喜欢她，她怎么能喜欢上别人呢?我本是常遭人欺负的，可是我倘若听补大王的指示，从此就可以受他的保护了，何况他答应送我一只小猫崽。我于是被补大王发起的运动裹挟，也跟着写那恶毒的标语，并且受他的指使着意窥探阿朱的行踪了。
阿朱并不知道我已入了补大王的伙，可是即使在没有别的英雄在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对阿朱说：“阿朱，我们一起回家，好么?”
阿朱变得沉默了，沉默得像一泓深潭中的水，然而补大王却并不甘休，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结果是，阿朱的父亲找到了校长，补大王被学校开除了，从此浪荡在不知什么地方。
风波平息之后，阿朱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再约我一道回家了。
“阿三，你也是他们一伙的么?”有一天，我正走在镇上的石板街上，阿朱跑过来，定定地问我。
我周身惊悚，她到底知道了。
为了恢复我们的友谊，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天，我在阿朱的书包里找到了她的雪花膏，在半瓶雪花膏上插上了一片栀子花瓣。她当然明白这是谁送的礼物，也明白这礼物代表什么。那天放学，我跟着她默默地走着，彼此都不说话，就在快走到她家门前的时候，她猛然转过头，调皮地笑着对我说：
“中学见。”
“中学见。”
五
中学的生活乏味得很，大家都被大人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阿朱呢?她是女生的骄傲，她的美丽如花开放，哪里都有她的倾慕者，四处流传着同学们追求她的故事，可是她不为所动，用功地读书。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少。虽然学校每周末放假，学生都可以回家去，但我们难得一起回家。回学校的时候，路过她家门前，我偶尔去找她，见到她母亲，我问：
“芦妈妈，阿朱在么?”
“阿朱在洗澡。阿三，到家坐吧，就完了，你们一起走吧。”
芦妈妈的客气使我觉得我真成了大人，当我坐在她家的回廊等她的时候，屋子里传来了阿朱洗澡的哗哗的水声。阿朱是和我们一样坐在木桶里洗澡么?洗着澡的阿朱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抬头瞥了一眼摆放花盆的天井，那里不见了花，只剩了一蔓丝瓜了。我后来问阿朱，阿朱说：
“妈妈怕养花耽误功课，把花送表妹了。”
“你舍得么?”
“舍不得也没有办法———爸爸还让我向你学习呢，老拿我和你比，真烦人。”
“我有什么好的?———不过他们也是为你好。”
“那倒是的，可是我舍不得那些花，本来想送给你。”
有一件事让我吃惊，学校里举办画展，阿朱的一幅画得了头名，老师们都夸她有灵气，同学们既羡慕又嫉妒。我去看那画，不禁万分惊讶，原来阿朱画的居然是“花瓶姑娘”———小小的花瓶，小小的姑娘!我简直能听见姑娘的歌声。
“阿朱，你真有本事。”
“我喜欢画画。”
“你该去考艺术学校。”
“只怕考不上。爸爸让我考幼师，能考幼师也不错，我喜欢小孩子。”
“考出省么?”
“他们说女孩子最好别出省———你呢?”
“我想出去，越远越好。”
“你会给我写信么?”
“会的。”
倘若学生生活可以拿天气来比喻，我的小学时代大约是阴雨淋淋的，虽然不免有一些哀婉，却也有些诗意的，而中学呢，倒仿佛是白晃晃的晴日，老有知了无休止的聒噪，并不留一丝云彩。我心里喜欢着阿朱，可是不愿也不敢表示出来，只是远远地看着她。我用一块柏木刻了一个少女的半身像，我刻的是阿朱，放在书包里，又怕人看见，后来只好埋在屋后的竹林里了。
六
中学毕业了，我考到了遥远的北方，后来继续在北方游食，如此已经二十三年了。阿朱考上了本省的幼师，毕业了分配在城里的幼儿园，先是为公家服务，后来又跑到私立学校去了。总之，事业上越来越好，买了房，不止一套，还买了车。
我们没有如约通信，见面也都是在回老家的时候，偶尔在路上碰见，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刚开始那几年，有时她也和别的同学到我家来看我，说几句不关紧的话，就走了。我想留她，却也好像说不出口。她告诉我，她还是喜欢画画。
听母亲说，有人到我家为阿朱和我提过亲，起先我还在念书，母亲就借故推辞了。当我得知的时候，阿朱已经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个牙科医生。她春节开车回来，我见过那医生，那是个忠厚人，对阿朱挺好，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2003年，瘟疫一夜之间从天边袭来，恐慌笼罩着整个城市，空气仿佛铁壁，刚硬而散发着铁锈的陈香。我知道，即便没有这瘟疫的暴袭，于我也没有两样。有鹿食苹，嗷嗷而鸣……我的思绪回到了故乡，迷醉于那疼痛的乡愁里……
“阿三，你好么?”一个渺远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是谁打来电话呢?
“好，还好。你哪位?”
“我是阿朱。”
“阿朱，是你，我很好，你好么?”
“我也好———你———多保重!”
“保重。”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七
大概五六年前，母亲告诉我，阿朱离婚了。据说，她嫌丈夫没有上进心，终于就离了。
他们的婚姻存在了十来年，没有孩子。
母亲说，又有人做媒，想撮合我们，问我是什么意见。我那时已经有恋人，更何况相别多年，彼此都不再是当年所认识的那个人了，在一起未必合适吧。再者，我也说不上多有上进心。在这偌大的北京城，我不过是一颗落在海里的菜籽儿罢了。如果阿朱真是因为丈夫没有上进心而与之离婚，我担心我也会令他失望的。
阿朱的父母在镇上开杂货铺，我去拜访，他们给了我阿朱的电话号码，他们希望我去劝劝她，如果有合适的人，也请我帮忙介绍。
回到城里，我见到了阿朱。她还是那么漂亮，神色并没有期期艾艾的感觉，很平静。她叫上几个闺蜜请我吃饭，饭桌上，我开玩笑似的说，她是我梦中情人，她淡淡地笑了。晚上，她带我去蹦迪，迪厅的音乐震耳欲聋，是我那时的年龄和心境消受不了的，我就提前跟她告辞了。
回京前，我接到她的电话:“我妈妈说你想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我很抱歉地告诉她，我原来认为合适的那个朋友已经结婚了。
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大学教师，现在已经生了孩子。听说那人年龄比她小，是个月光族，自然也是个没上进心的人。她自己创办了幼儿园，生意很火。
古人望月，满怀幽思，当人类登上月球以后，幽思就没有了。所谓初恋，大概也就是那一缕幽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