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了一跃而后退，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黄河东流奔腾入海，但也有“九曲”。意思是，无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有进无退的。所以，能进能退，是人生的基本常识。但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则有很深的道理，这个道理浓缩在与时俱进这个成语中。
以退为进
美国著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顾问李·艾维是一位极其有见解的人，查尔斯·施瓦布、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及其他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或公司常常会就一些重大决策向其咨询。最近，他也曾很妥善地处理了一个非常为难的事件。
当时，李·艾维正在英国，准备邀请著名的阿斯特夫人出席为正在纽约派克路上建筑中的阿斯特利亚宾馆举行的奠基典礼。
“非常抱歉，”阿斯特夫人说，“这件事恕难遵命，你之所以来请我，不过就是想替那家宾馆做广告罢了。”
接下来李·艾维的回答着实让她大大的吃了一惊：“的确如此。”
但是，他接着又说道：“然而，你自己不也会有所收获吗。你可以借此接近更多的群众。”于是，他详细地向她介绍了这个典礼将会通过收音机向全国广播。而且，他向她表明并不需要她发表什么演说，只要她到场就行了。之后他又再三向她表明了他们的诚意。结果，这些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最终，阿斯特夫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不难看到，李·艾维这种方法的真正效力，还是在于他开始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承认了使阿斯特夫人不愿答应他的根本理由，他的坦白承认，在这一点上表示了他作出的让步，而随后他再迎合她的意志去劝说，最后他终于胜利了。
中世纪时代，诗人吉罗姆爵士遇见了美丽的吉耶玛夫人，对她一见倾情，立刻坠入了情网。和他同行的朋友皮埃爵士，也爱上另外一位贵妇维妮塔。
相处一段时间后，爱人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分歧。有一天，皮埃与维妮塔为了一件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维妮塔一怒之下离开了皮埃。于是，他向吉罗姆求援，希望能够弥补裂痕。当时吉罗姆正打算离开城堡一段时间，等他回来的时候，皮埃和维妮塔已和好如初，而和解后的爱更强烈了。
吉罗姆对此很是不解，皮埃告诉他：“爱情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争执越激烈，就会持续得越长久，和好之后的感觉越甜蜜。”
吉罗姆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滋味。于是，假装对吉耶玛夫人大发脾气，也不再写动人的情诗给她，并且不辞而别，在外面流荡。
莫名其妙的吉耶玛派人去找吉罗姆，吉罗姆毫不客气地把使者赶走了。这样一来，吉耶玛反而更加热烈地追求他，不断地派遣使者送去自己亲笔写的求爱信，还亲自来看望他，但是吉罗姆都以粗暴的言辞和威胁的手段赶走了吉耶玛。最后，绝望的吉耶玛决定与他分手，发誓再也不和他见面了。
分别之后，吉罗姆才领略到相思之苦，正如皮埃所言：不能见面只会让爱情更炽烈。他发疯般地写温情的诗歌乞求和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解释，希望能够得到吉耶玛的宽怒。
经过百般恳求之后，吉耶玛终于原惊了他。但为了惩罚他的过错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她命令吉罗姆写一篇描述他悲惨景况的诗篇给她，不仅如此，还必须剥下右手小指的指甲送给她以示惩罚。
吉罗姆满足了她的要求，他终于领略了爱情终极的感受。
恋情开始时，经常出现在对方眼前会引发对方的真情，情浓意密之际，避而不见会让情感愈发炽烈激昂，没有理由的离去尤其撩动人心。对方会以为自己犯了错而更加强烈地追求你。当你不在时，爱人的想像飞驰，激动的想像只会让爱越来越强烈。
吉耶玛越追求吉罗姆，他就越不爱她，因为她太轻率，太容易上手了，没有留给他幻想的空间，窒息了他的情感。直到她终于停止派遣使者追逐他，吉罗姆才开始思念，才意识到对方的重要。
频繁的露面或是主动出击，会使你变得越来越平凡；相反，短暂的隐退会让你变得神秘，在别人的想像中富有魅力。
收回去的感情或是日益稀罕的事物，会在突然之间增加别人的思念和向往。驻留得太久或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或现象，则往往遭受忽略。欧洲中世纪的贵妇人尤其懂得玩这种游戏，她们要求骑士经历漫长而艰辛的追寻，这样，“缺席与在场”造成的情感想像无疑会激发更加强烈的爱情。
在感情生活中，以退为进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从相反的方面考虑问题，你的生活也许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以退为进之中，自我的意图得到了最不露痕迹的掩饰，在别人的猜测和询问中，你就掌握了许多的主动权。这一原则非常适用，在其他方面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知进也要知退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真正能够懂得其深刻含义的人却未必多，因为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自古以来，人的进退，原来就不是件容易处理的事，尤其是“退”字，但是不管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只知进不知退，在“退”上欠火候，可能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终生！
战国时代有一位叫商鞅的政治家，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后来却遭到了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晚年的商鞅最大的不幸，就是触逆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当初，他在孝公的支持下，断然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但是，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时间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变法期间有孝公支持，政敌们对他无奈何，但是危险是很大的。当时他已使孝公感到了威胁，据说，孝公生前曾故意要传位于商鞅，以试他心。《战国策》中有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该主动从位子上退下来，隐遁避险。据《史记》载，有位叫赵良的人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咸”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是商鞅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或许他想看看自己一手改革的政治是否能够进展下去，他这样的判断思考逻辑显然过于天真。孝公已将他驾空，下面政敌正伺机报复，他在台上一日，生命威胁就日大一日。秦孝公去逝后，新王即位，反对派们再也用不着“投鼠忌器”了，纷纷策谋陷害他，他终于被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也许，商鞅的例子比较特殊，也并非所有“商鞅式”的人物都要惨遭如此毒手，但是，凡是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大多不得好的下场。相反，处理得当者，却能名垂千古。
至于隐退与否，也是因各人性格不同而定。从最后的理想结局来看，当然是“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换个角度来看，历代用人者也倾向于录用“知退者”。
如宋代工部尚书在谈录用人才问题时，露骨地说过：“应举喜引退者。”理由是：“举人大抵应举喜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而且忠心弥坚，极少生事。但若举奔竞者，此类人多骄矜好利，而易累及举官，故尽量避之。”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且“好生事”，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吗？所以，我们只有居危思安、高瞻远瞩，认识到满方易折、物极必反的道理，才能保实力、图发展。
后退是一种策略
当前面的路被一座山挡住，我们只能绕过去。这样虽然要多走一些路，但却能保证到达目的地。
因此，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不懂得后退是不行的。后退是一种策略。不懂得后退的人，往往难以达到目的，还可能碰得头破血流。
后退就得有牺牲。中国象棋中有“丢车保帅”一招。丢了帅，就等于认输，因此为了保帅，丢车是在所不惜的。
东汉末年，汉献帝被叛军软禁在长安。他利用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奔向洛阳。叛军骑兵紧追不舍。此时老臣董承提议把身上所带的金银财宝都扔到路上，最后连皇后的首饰都扔掉了。
追兵看到地上的财宝，都跳下马来拾取，军官叱责也无用。因为他们拾到的财宝足够用一辈子了。这样汉献帝得以保全生命，逃到洛阳。
命与财宝相比，当然是命更重要，因此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后退是为了造就自我进取的资本。身处竞争时代，首先应要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韧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苦练坚韧之功。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受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常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军无战功，清政府便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因时而变
有一人叫刘羽冲，是沧州人，他性情孤僻，好讲过去的章法，实际上都迂腐不能施行。
他偶然弄到一本古代兵书，研读之后，自称能带10万兵。恰好当时有土匪，他自己练兵和土匪较量，结果大败，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活捉了去。
他又弄到一本古代讲水利的书，钻研了有一年时间，自吹可以使千里之地成为沃土，画了图游说州官。州官也好事，就叫他在一个村子里试验。刚挖好了沟渠，洪水来了，顺着沟渠灌进来，一场大水，人几乎变成了鱼。
从此他便抑郁想不开，常常在庭院中独自踱步，摇头自语道：“古人能欺骗我？”每天叨咕千百遍，只有这6个字，不久，他发病死去。后来在风清月白的晚上，常见他的魂在墓前的松柏下，摇头踏步。仔细听去，嘴里念叨的还是这6个宇。有人笑出了声，他的魂突然消失了。第二天，他的魂还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在摇头踏步。
沉溺于古代的人很愚蠢，怎么能愚蠢到这个地步呢？因此古人说，满肚子都是书本知识能败事，肚里一点知识也没有同样能败事。下棋高手不放弃旧棋谱，但不照搬旧谱；名医不迷信古方，但不离古方。
古时的妙法不能照搬到当今；此地的高招不能照搬到彼地。后世接受前人的经验，贵在活用上，但是这个活用，又要恰如其分。
夏天，烈日当头，有一人在树阴下铺了席子睡觉。树阴随着太阳移，此人也拖动席子随着树阴移，就这样一直睡到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于是，树阴又随着月亮移，此人又拖着席子随着树阴移，不知变通，就做此无用功。
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要办成一件事，也并非只有一种办法。我们应该学学大海中的小舟，随波浪起伏，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与时俱进，三朝不倒
耶律楚材是元朝的三朝元老，政坛不倒翁，依靠“与时俱进”策略牢牢把握靠山，成千古名臣。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
成吉思汗西征出师的这一天，虽时值夏六月，却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成吉思汗有些疑虑，不知此为何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吉凶。耶律楚材决非是庸俗的阴阳先生，他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他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则，可以测知月蚀之期，可以修订历法。此刻，他没有简单地按大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天象，而是以一位精明的政治谋略家的思维，把这天象的解释添加上政治内容。他巧妙地利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将士对天文、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又非常迷信的心理，以及蒙古军人对花刺子模国的行为义愤填膺、誓死雪耻的军心，毅然断言：“隆冬肃杀之气见于盛夏，这正是我主奉天申讨，克敌制胜的好兆头。”成吉思汗盼的就是这种吉相。于是，发十万大军，离开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花刺子模国杀去。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刺子模和中亚，可谓兵锋西指，所向披靡。
此次西征大胜，成吉思汗认为与耶律楚材的卜吉有关系。从此，凡他出战，总是必须有耶律楚材随侍身旁，预测吉凶成败，参赞军政大事。耶律楚材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利用成吉思汗头脑尚愚昧的这一特点，“胡言乱语”，“俘虏”了成吉思汗这一大靠山。
成吉思汗这个十分勇悍的“一代天骄”，只知武，不懂文，但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大，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耶律楚材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个“舞文弄墨”的机会，向君主灌输创治天下，绝不可藐视文士作用的道理不断抓牢靠山。成吉思汗内心折服，此后，他便常对其子窝阔台说：“此人（指楚材）是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他处置。”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这也反映了耶律楚材投其所需、与时俱进的靠山之道。
这一年，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太祖其三子窝阔台，但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拖雷将移权。作为一个有智谋的良辅，耶律楚材清醒地意识到，汗位虚悬或错置，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在最高权柄面前，古往今来，骨肉之间箕豆相煎之事并非罕见。除拖雷外，窝阔台还有个兄长察合台，此人向来性情慎密，为众人所畏，也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假若三人真的计较起来，彼此不让，结党营私，岂不断送了国运？这时的耶律楚材又面临靠山的问题，但他依然与时俱进，把窝阔台定为自己的靠山。于是，耶律楚材与窝阔台面议，商量尽快召开“库里尔泰会”，决议汗位。窝阔台嗣位，早经成吉思汗亲口布告，为什么还要召开大会，经过公认呢？这是因为，成吉思汗曾有一条特立的法制：凡蒙古大汗，如当新旧交续之时，必须诸王族诸将，及所属各部酋长，召开公会，议定之后，方可继登汗位。
是年秋天，成吉思汗本支亲王、亲族齐集克鲁伦河畔议事汗位的承继人。会议开了四十天，仍是议而未决。耶律楚材认为此事不可久拖了，便亲自力谏拖雷：“推举大汗，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应该早日确定。”拖雷仍说：“意见不统一，是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听罢，十分坚定地说：“此期不可变，一过此日，再也没有吉祥的日子了。”拖雷不好再敷衍下去，这样，窝阔台就即了汗位。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人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其管理的国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所以，使这位少主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应兴应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这又给了耶律楚材一个稳抓靠山的机会。此时，全靠耶律楚材与时俱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但那些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豪强贵族们，到处散布谗言低毁耶律楚材。有人说：“耶律楚材中书令援用亲旧，必有二心，应奏知大汗，斩杀此人。”耶律楚材听了并不计较，他坚信自己的言行是出以公心的。好在窝阔台自有明察，深责其诬。对于谣言传播最恶者原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太宗命楚材鞫审之。耶律楚材以国事为重，不把个人的恩怨记在心上，宽洪大度地奏请太宗日后再行处置。这种高尚的品德很受太宗的赏识，他私下对侍臣说：“楚材不记私仇，真是宽厚的长者，你们应当效法他的为人。”正是因为耶律楚材精忠为国，处处从大局着眼，时时以社稷为重，殚精竭虑，特别是他那与时俱进的政策深得太宗赏识，所以靠山也得以日益稳固。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蒙古军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间，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依仗弓劲马肥，兵强将勇，开疆拓土，征服了大片的领土。然而，蒙古帝国要治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多种民族，特别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和江淮地区，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思想工具是不行的。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谋略家，耶律楚材敏锐地看到并及时地指出了这一重要的治国课题。经过对古今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儒学虽有其迂腐的一面，但历经沧桑变化，在中国的思想宝库中，只有儒学才融会着各家的思想精华，一直成为华夏历代王朝的国魂，也是封建王朝延年益柞的治世妙方。耶律楚材清醒地认识到，“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与时俱进的思想，又一次成为耶律楚材的靠山法宝。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三十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于国于民有利，他都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的政绩。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毋庸置疑的是，这和耶律楚材把“与时俱进”当靠山法宝，稳抓三朝君王靠山精心辅佐是绝对分不开的。
不战而胜
戈瑟尔斯将军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所设立的那个著名的“星期日法庭”曾经被称为对“行政界的一大打击”，在那里，在他管理下的3万余人，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发泄他的不满。
萨姆尔·伏克兰在出任鲍德温机车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他也以为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容忍职工心中的不平”，从而使他自己“对每一名雇员都显得很和蔼可亲”。
纽约保证信托公司董事长萨宾曾经说过：“我办公室的门是向每一名公司员工敞开的。”国家银器公司经理巴林求也曾表示过同样的看法，他说他对于任何一个来访的职员，总会匀出时间来接待，即使要暂时停止一下自己正在处理的重要事务，也在所不惜。
英国的大出版家诺斯克利夫爵士为了使每一个有所申诉的职工能够立刻见到他，不但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在伦敦的家里规定了一个接待职工的固定时间，而且还宣称所有申诉的信件都会由他自己或他非常信任的秘书拆看，当来信很多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先看他的下属寄来的信。
这些领袖们准备时刻听取下属们的申诉，这一事实的影响往往能平息许多人心中那些敏感、夸大的愤怒，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比如，诺斯克利夫爵士对于下属信件处理的策略就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功效，事实上，在6个月之内，他收到的不满信件还不到6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