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所学所读的东西。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了解毛泽东阅读史、学习借鉴他的阅读方法,是觅得读书门径的有益指导。《毛泽东阅读史》一书从毛泽东所阅读的书籍入手,通过分析毛泽东阅读这些图书的目的与实践运用,以时代为序,以代表性书籍为线索,回顾、勾勒出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史,同时也从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揭示和印证了一代伟人的精神发展历程。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上世纪60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研究拿破仑的书,就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他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方面的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做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其中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小组,甚至为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专门组织了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