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6年，东胜神州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红色浪潮，而偏安于东瀛的岛国日本则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
在轰轰烈烈地极力宣传“文革”的1966年, 早稻田大学成立了“全共斗”(即“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随后遭到了警察介入, 占领了大学本部, 学生设路障进行封锁。不久, 这场风波又转移到日本大学、东京大学。
在1966年10月8日“全共斗” 散发的传单上写着: 东大的斗争就是确立为全社会的解放与变革而开展自觉斗争的战线, 建立不允许当局进行任何镇压的斗争实体。
11月9日的“全共斗” 机关报《进攻》创刊号在头条位里刊登了题为《朝着全学公社的目标, 开始怒涛般的进攻！》的文章。在第二期上, 山口显治在《现代社会与专家治国论者》一文中强调指出: “ 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正在逐渐向技术官僚与专家治国论者方向变质......对于过去曾被共产党划分为小资产阶级分子, 因受到压制而发动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从业医生和办事员的运动,我们现在应该进行认真的设想。”
随后日本的“文革”之火，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其火种不断转移，斗争的形式也逐渐激进化，规模则逐渐缩小、分散。此时，推动日本“文化大革命”的主体，从范围广泛的“全共斗”的学生，变换为身在异乡日本、为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权利而持续斗争的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支持他们的新左翼各党派的日本人。同时，对于解决民族歧视问题的积极配合，也为斗争从学生运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向亚洲革命转变提供了机会。不久，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以世代间斗争的形式展开了围绕民族主体意识的身份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新左翼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再批判运动也突然演变为武力斗争。
进入70年代后，日本“文革”的热情被迅速冷却下来，日本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渐熄灭，而中国的革命不再对于日本有着创造性意义，而成为了日本的一个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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