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军报记者（jfjbdzzy）
1924年的6月25日，他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48年，他远渡重洋留学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1年后，1950年10月，毕业的他毅然回国，甘愿隐姓埋名搞研究。1986年6月24日，他的姓名得以解密，7月29日，他阖然长逝，62岁的生命如流星划过，却用两弹一星奠定了一个大国的根基。
他就是邓稼先，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许鹿希是谁，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邓稼先离家整整28年，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一篇旧文《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他们的爱是大爱，这份爱情中折射出的生命之绚烂、信仰之圣洁、品格之纯净读来让人不禁热泪奔腾。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53年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从结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终身。婚后5年，他们生子，生活无比快乐。可是1958年8月盛夏的一天，随着邓稼先工作的突然转变，他们进入了寂寞人生。
那晚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问：“你今天是怎么了？”
丈夫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
她忙问：“调哪？”
他说：“这不能说。”
她还想知道：“干啥？”
他又说：“这也不能说。”
她的心被刺痛了：“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
他仍然坚定地说：“这不行。”
这弄得她很难过，她那时30岁，孩子还小，她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可是邓稼先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并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她了解他，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他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于是她咬住嘴唇，点点头，说道：“我支持你！”就是为了这句话，许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献。
此后，邓稼先便“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只言片语。
之后不久的一天傍晚，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仨窃窃私语。之后，那些人问：“许老师，怎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许鹿希对眼前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会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
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以为要么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要么是抛下他们另寻新欢去了。遇到这样的事她心情很不好受。
除了旁人的不理解，甚至说三道四之外，他们自己也有生理要求。那时候她只有30岁，邓稼先也只有34岁，都有强烈的生理愿望，有时还特别渴望。有的家属受不了长期的孤独与寂寞，跟别人好了，丈夫回来以后，家里也没人了，散了架子。
一年、两年，五年就这么挺过去了。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此时，她隐隐约约地有些知道丈夫是在做什么了。这个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牺牲，很值得，更加无怨无悔。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十多年后他们终于见面了。1971年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回到中国，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此间邓稼先回了一趟家。那天，当邓稼先推开自己家房门站在许鹿希面前时，许鹿希不禁大吃一惊，她感觉自己的丈夫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从1958年到1971年，这是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当年那么英俊高大的汉子，如今都有了白头发。
分别那么久，他们突然见面，彼此相望，谁都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还是邓稼先说话了：“家里都好吧？”
“好好……”许鹿希连着说了几个“好”字。
这时，许鹿希才回过神来。这么久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许鹿希有些不自然地走近邓稼先，想接过他手里的提包。当她的手拉住提包的时候，邓稼先却把提包也抓得紧紧的。分别的时候他们是30多岁，1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是生疏了，还是人到中年？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抓住一个提包，相对无言。
好一会儿，许鹿希强忍着就要流出的眼泪问：“你回来啦？”
邓稼先没有回答，只是松开提包去拉许鹿希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刻，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过了一会儿，邓稼先摇着许鹿希的手说：“给口水喝吧。”
许鹿希说着转身去了厨房。邓稼先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都没变。端着水过来的许鹿希把水递到邓稼先的手上：“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邓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事情慢慢再说，杨振宁这次回来，我们要准备一下。”
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邓稼先离家28年，28年间他们夫妻少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来去匆匆。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也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
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此时许鹿希含着眼泪追出门，追到楼下，邓稼先停住脚步，用安慰的口气说：“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强忍着酸楚，收回了儿女情长，很快回到了基地，回到了能让他潜心研究的事业中。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回京住院治疗。此时两个人的手才得以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分别28年之后他们的团聚。此后丈夫做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邓稼先仍然在思考和撰写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她不相信地问：“20多年的等候，分别得这么快？”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了。
他们的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
目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已过世：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王大珩、黄纬禄、屠守锷、陈能宽。仍健在6人：程开甲、王希季、于敏、孙家栋、任新民、周光召。
致敬！
揭秘：钱学森夫妇当年艰难的回国之路
[align=left]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才华横溢的钱学森早在上世纪留学美国时即已享誉世界；他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回国后，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淡泊名誉，不稀罕外国名誉头衔，曾请辞“院士”称号；他与妻子蒋英青梅竹马，在美国被软禁的五年间相濡以沫，借音乐派遣寂寞与烦闷……[align=left]风华正茂的钱学森 美国人说：他的价值能抵5个师兵力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 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钱学森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但到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
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带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 在这种无端的迫害下，钱学森和蒋英只得把飞机票退了，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继续监视他家每个人的行动。
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他们又以另外一个罪名，即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钱学森。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这个岛上的拘留所里。 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蒋英一面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处奔走呼吁，一面度日如年地承受着种种威吓和担忧，胆战心惊地等待着丈夫的消息，苦苦地盼望着钱学森的归来。 9月22日，美国当局命令钱学森交出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然后将钱学森保释出狱。但他仍旧不能回国，并且经常要听候传讯。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他心中悲愤难平。值得欣慰的是，家还是那么温馨，妻子充满了柔情。钱学森像只在风浪中漂泊了很久的小船驶进了避风港。可港湾也不宁静，时常受到风雨的袭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他家搜查、捣乱、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然而，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把惊吓留给自己。
为了丈夫，蒋英毅然放弃了自己艺术事业的追求，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作斗争，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曾遭莫名指控，毅然回国报效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钱学森是一个不屈不挠，个性十足的人。面对美国政府长达五年的百般刁难，他不卑不亢，不急不躁，用自己的智慧与毅力与不公正做抗争。而面对美国人给予的最高荣誉和奖励，他更是无动于衷，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钱学森最富个性色彩的一句话是在美国跟大鼻子说的：“现在我们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单练”的结果是他的导师、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服了”，他对行将回国的钱学森说：“钱，现在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据说直到今天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还把钱学森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奉为经典。而钱学森不仅在30多岁时就已经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还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按照要求，获奖人必须亲自到美国领奖，但钱学森的奖却是由美国的校友把奖送到了中国的家里，这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例外。
整整五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那么和谐，但这音响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之中他们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那几年，我们家里就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1954年4月，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的事情，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
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中国把抗美援朝中俘虏的四名美军飞行员放回去了作交换。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那四名美军飞行员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中国脊梁！那些远去的两弹一星元勋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网站消息，2012年12月15日05时05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屠守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5岁。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颁发23枚，其中追授7枚。自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之日起，接受勋章的16位两弹一星元勋已逝世9位，目前仅有7位两弹一星元勋健在。他们的名字是：程开甲、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
99年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过世的两弹一星元勋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屠守锷。
99年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位两弹一星元勋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
邓稼先
赵九章
姚桐斌
钱骥
钱三强
郭永怀
吴自良
陈芳允
杨嘉墀
彭桓武
钱学森
朱光亚
黄纬禄
王大珩
屠守锷
程开甲
王希季
孙家栋
任新民
陈能宽
周光召
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