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缺陷，家庭（或个人）弥补”，这是在谈到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时，社会学者们给出的建议之一，医疗、社保、养老如此，教育问题更是如此。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独生子女，也因为孩子的成长只此一次没法重来，中国家庭在教育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焦虑。这种焦虑已经超过高考制度的缺陷这一项，还包括家长对自身状况的认识，对亲子关系的期望值，对整个社会状况的认知，以及对社会未来的前瞻……几位教育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指出：现在的家长，确实越来越不好当。
赖丽芳
上海市立幼儿园园长
幼儿园采取的差异化教学模式符合全社会倡导的理念，而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需要学校、家庭共同弥补
幼儿园的教改基本与社会发展同步
与小学和中学相比，上海市幼儿园的教学改革其实来得更早，更注重与国际的接轨。从我30年幼教工作的经历来看，中国幼儿园的教学发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之前，中国的幼儿园多借鉴苏联模式，重视知识灌输，而且还是分科进行，教学内容按照语言、计算、常识、美术等科目来划分，比较呆板；
随着90年代初期国家对外开放，幼儿教育也接纳了来自欧美的教育理念，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能力培养，而且把多门学科知识融为一体，从学习形式上打破了“分科”的局限；
近年来，幼儿教育越来越重视儿童的个性差异，比如园内不同区域的设置，除了集体授课外，孩子们还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学习和玩耍。
幼儿教育从纯粹的知识、能力培养，到现在包括教学大纲也提出要关注孩子个体差异化的成长，可以说是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我相信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幼儿园阶段，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孩子都那么可爱，而上学之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拘谨了很多。
现在我们说“幼小衔接”，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重视，这么困难？知识和课程方面的衔接还在其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和课程方面的衔接还在其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幼儿园所采取的差异化的教学模式，是符合全社会所倡导的尊重差异的教育理念的，而在以分数为主导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还需要学校、家庭共同来弥补这一块缺失。
陈彩玉
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主任
很多家庭教育失败的根源在于家长的“不甘心”
你得甘心承认孩子就是个普通人
我们在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家长调查时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抱以很大的期望与要求，55.3%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优秀，位列班级前列；43.3%的家长希望学习成绩能在中等偏上。我相信这样的期望会持续到孩子参加高考，也就是说，90%以上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攀升到金字塔的顶层。这个金字塔是什么呢，在学校时看学习成绩，到社会上看社会地位、工作收入。但既然说了是金字塔结构，就决定了只能有极少数的人——可能不到10%——能到顶层，其他的只能处于中下层，不可能颠倒过来，让大多数人如愿以偿。家长的期望和现实的状况有如此之大的反差，肯定会出现普遍的焦虑。
那么，解决这种焦虑的办法是什么？不可否认，整个社会大系统确实存在些问题。不仅仅是各种考试制度，还包括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比如我们对成功标准的定义还停留在地位高、收入高的层面上，这两点缺一样都不能叫成功。就算我们曾经说过 “搞原子弹的收入比不上卖茶叶蛋的”，但家长到现在还认为“搞原子弹”毕竟是个体面而收入稳定的工作，而“卖茶叶蛋”的肯定就是下里巴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顶层设计，我们的收入分配，都需要有一点与时俱进的能力。如果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都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尊严的职业，且收入相当，那么逼着孩子必须考上大学的家长就会少一些。
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0%以上的家长提到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抱怨是没用的，家长也需要学习，认清形势，然后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和心理素质。所谓辨别能力，就是你得知道你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像农民种庄稼，是稻子还是麦子，这两者的成长规律和浇灌的肥料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稻子当成麦子去种。所谓心理素质，是你在对孩子做出辨别之后，你得愿意承认你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你对他过高的要求很可能造成他极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还不是一时的，很可能是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具体到学前和小学阶段，大多数孩子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时候家长要做的是静候种子发芽，而不是冒然以单一的成绩标准去塑造孩子。很多家庭教育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家长的“不甘心”，拼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其他孩子的“复制品”：我当年学习成绩很好，我的孩子也应该比我同事的孩子好；或者，我自己没混好，我的孩子一定得混出个样子来。
陈小亚
上海儿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2355上海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专家委员会委员，资深青少年问题热线专家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社会垂直流动的唯一通道，它也的确成就了很多传奇
生活不能变成活给别人看，教育也是如此
目前中国家庭教育焦虑的根源，除了应试教育的制度缺陷和教育资源的依然匮乏、分配又不尽合理之外，我们头脑里顽固存在着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学而优则仕”（如今的“仕”还包括公务员、国企、白领）等观念，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习惯于把对孩子的教育，看作一个单一的“学校养成”的过程，认为能上重点小学就意味着能上重点中学，进了重点中学就意味着能考进重点大学，从重点大学毕业就能找到好的工作，拥有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那么不仅孩子成功，而且父母脸上有光，全家体面，甚至光宗耀祖。按照存在即合理的观点，不能否认，这种人生设计确实曾经有过比较高的成功概率，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多元，这种按部就班的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有大量名校毕业的孩子工作并不如意，也有大量没有进过名校的孩子获得了成功。更可悲的是它让教育的过程背离了教育的本源，成为相互攀比、追名逐利、压抑个性的过程。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整个民族会在教育领域进入如此狭窄的误区？追根溯源，还是要归结到我们漫长的农耕社会和重农抑商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曾经十分先进的以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覆盖了整个民族的教育。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面前，其它所有的学问都成了雕虫小技，中国也有科技的发展，但却没有一部科技史（唯一一部还是外国人写的）。对于民众而言，前途就是仕途。商人是禁止参与科举的，有钱也难以获得普遍的尊敬。相反，再穷的书生，只要得个秀才、举人的名号，就算走上了正道。除了劳作以外，正经事只有一件，那就是读四书五经，然后赶考，然后做官。对于家境尚可的孩子来说，只有读书是让父母高兴的，其它都是不务正业，跟当今社会的父母是多么相象！那时的科举是社会垂直流动的唯一通道，它也的确成就了很多传奇，所以中国很多戏曲、传说都拿落难公子中状元来说事。其实，它表达的是百姓内心的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
跟高考制度一样，科举制度也是一条羊肠小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通过之后做什么？做官。从某种角度而言，平等观念从来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心的观念，在我们的观念里，是讲究尊卑有序的，也就是等级。我们知道如何尊重上级，也知道如何对待下级，唯独不知道如何在平等的关系里自动组织起来。寒窗苦读不过是为了求取功名即地位。追求平等是泊来品，我们自己要的是不在别人之下，但并不反对在别人之上。我们的古训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老百姓怎样成为“人上人”？只有靠读书，读好书才有身份。现在的身份就是文凭，因为中学普及了，身份要靠大学文凭。因而读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身份。
追求身份还可以从对职业学校的态度中得到证明。德国把发展职业教育做为立国之本，而我们的孩子如果考上的是职业学校，几乎意味着学业的失败。大学扩招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现在连环卫工人都要本科文凭了，反正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人来报名为什么不招？你看我们的文凭已经贬值到这种地步了，但没有个本科文凭，家长和和孩子都觉得没面子。
认识到这种文化传承的局限性不等于能够克服它，因为家长自己就是它的载体，家长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孩子。为什么我们普遍重分数而不重内在成长？因为分数是可以拿出来比较的，那是面子上的事。你心里明白孩子的成长重于成绩，特别是心理的成长；孩子的成人重于成功，特别是人格上的独立和成熟。你知道孩子幸福的尺度在他自己手里，孩子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但你仍然承受不了自己的孩子跟他人的孩子做比较的压力，那是“里子”的事。于是生活变成活给别人看和看着别人活。教育孩子其实考验的是家长自己的做人，看你能不能洞穿人生的这一番道理，敢不敢放下那些空耗自己的精力，耽误孩子的年华，劳而无功的“面子工程”。
科技革命以来，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关注教育问题，都在进行教育改革，而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很不如人意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一本教育白皮书的题目，就是“学会生存”，那时候看到知识总量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不可能学完前人的知识才去工作，因此教育的关键不在于学会多少知识，而在于学会“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迅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是我们还在训练“背”功，应付考题，而且明明知道考完大家都会忘记。
王人平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父母教育孩子最大的困难，不在外部世界，而在于父母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那么干净，把落后的、狭隘的、阻碍孩子成长的东西放下来，这是作为家长的修炼。我们为什么那么急于干预孩子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社会比较的尺度，因为我们心里放不下。
对父母来说，做最好的你自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记者 孙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