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古至今，修筑长城，端赖“举国体制”。“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桓谭《新论》)“可变资本”四十万，“不变资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汉、隋及其间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都有兴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举国体制”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以“举国体制”修筑长城，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秦皇”、“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无险可凭，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长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报》)。倒是“唐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别具只眼，特立独行。
长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项目”，赞颂长城也就成为官家的“专利”。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评贬低长城的主要群体。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王翰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有：“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声音。
其实，贬低长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两位皇上也持同样立场。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
大唐帝国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执政之初，鉴于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新唐书.李勣传》)可见，李世民并未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屡犯，边患日亟，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历史经验，朝廷官员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请修古长城”。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他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勣传》)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与长城相比，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事实也是如此，唐朝政权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古时代的中国，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外敌的消除，国势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