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肩负着使各国人民相互靠近，使分歧得以消除的重任。请记住，未来的战争不会给个人英雄主义留下多大的立足之地。”这是古斯塔夫斯特勒斯曼在达成了《扬格计划》后对各国代表所说的。然而“天教心愿与身违”，有一个人，他借助这一计划，摇身一变，成了名噪德国的人物，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正是这个人利用了政府的软弱，商人的短视，政客的急功近利，踏着人民的躯体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希特勒作者|(美)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 译者|张显奎
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两天，兴登堡总统收到一位老战友的电文。电文是艾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发来的，他不仅是一次大战时期兴登堡的主要助手，而且还跟随希特勒参加过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鲁登道夫没有祝贺总统新的人选，相反，他对未来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鲁登道夫写道：“您任命希特勒当帝国的总理，等于是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煽动家。我向您预示，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帝国拖入深渊，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子孙后代会在您的坟墓前咒骂您的。”兴登堡不在意这份电文，他认为那是一个心理不稳定的人的夸夸其谈。作为德国最有威望的军人之一，鲁登道夫很悲伤地被冷落在一旁。
无论如何，兴登堡很自信，他及他那些保守派同党会牢牢控制住希特勒的。希特勒不得不一起共事的新内阁只包括两名纳粹分子——内务部长威勒姆·弗里克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另外8名成员(由于任命了一位司法部长很快将变成9名)要么是民族主义党党员，要么是不属于任何党的保守派分子。兴登堡主要是在他的那位贵族朋友、前总理巴本的建议下挑选那些人的，他希望巴本对希特勒默默地施加影响。巴本留在内阁里当副总理，他手里还握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牌。作为普鲁士的帝国行政长官，他控制着德国这个最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州的行政机器。此外，兴登堡还答应每次与希特勒见面时，巴本都必须在场。巴本坚持认为这样做才保险，因为他担心，如果是一对一地单独与那位纳粹领袖面谈，不时因年老而易犯糊涂的总统可能会被说服同意某件巴本并不同意的事。巴本认为，如果他在场，他可以与希特勒论争。
狡猾的希特勒明白巴本的意图，所以他做好了准备。他曾对一位纳粹同党说，“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头衔”。
刚上任两天，希特勒就已经智胜了巴本及其内阁同伙，他朝着独裁统治和实现鲁登道夫的预言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只消几个月时间，希特勒运用他那套欺诈、恫吓和恐怖的手段——再加上他的纯粹好运，将砸掉旧政权，使他这样一个昔日的奥地利流浪儿绝对主宰了他所攫取的帝国。
希特勒开局第一着棋是要诱使政府举行新的选举。他立即看出，举行这样的选举，除了会给他罩上一圈民主合法的光环之外，还可以使他摆脱联合政府中保守派势力和德国宪法对他的约束。既然现在国家社会党可以调遣政府资源，希特勒确信他能在国会里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使联合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纳粹分子能在国会中占2／3多数，他就可以迫使这个立法机构中止宪法，并允许他实行实际上的独裁统治。
在基层立法机构中，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还差45个席位才能达到所需要的多数。希特勒做出虚假的姿势想通过与天主教中心党的领袖谈判获得该党70位代表的支持。然而，这些谈判只不过是虚晃一枪。希特勒深信谈判是不会成功的。1933年1月31日，他就任总理后的第一天，他告诉内阁，没有希望获得天主教中心党的支持。由于达不到多数，巴本以及他在内阁中的民族主义党盟友胡根堡毫无选择，只有要求兴登堡总统解散国会，宣布新的选举。选举日定在5月5日。
纳粹党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同他的元首坐在一起，规划纳粹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运动。“现在的斗争轻松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得意地写道，“电台和报刊受我们的支配。我们的宣传将是一次杰作。”
希特勒利用他新任总理的优势，于2月1日对全国作了一次广播讲话。他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讲话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自我约束力。他把纳粹主义描绘成一支团结向上的、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做斗争的新生力量，他发誓，新的政府将“重振德国民族中的团结合作精神”。他还许诺将基督教定为“我们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工作。
除了这些虔诚的言辞，希特勒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方案。在随后的几周里，他乘坐飞机穿梭在德国各地，还是重复那些基本论调。他要传达的真正意图其实很简单，正如他有一次对内阁成员们所说的，那就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戈培尔曾说，纳粹运动与宗教热诚是相互呼应的。在一些城镇，每当举行纳粹集会时，教堂首先都要钟声齐鸣。希特勒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要虔诚地祈祷一番。
除了利用政府的资源外，纳粹党还瞅准了大公司的资产。2月20日，戈培尔邀请20多位德国最有实力的实业家去他位于国会大厦旁边的官邸。客人们听到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这次将是最后一次选举，然后又听到他继续说，“如果这次选举不能做出决定的话，采取其他手段也必须做出决定”。当要求募捐时，这些商界巨头们同意拿出相当于100万美元的钱来支持选举运动。大多数人同意给钱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纳粹分子的真正同情。但这个晚上产生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皈依者。以前对希特勒很少表示热情的古斯塔夫·克虏伯，这次的捐款占了总数的1／3。最终，他是动用了整个克虏伯钢铁和军火帝国来支持希特勒的新政权的。
希特勒还充分利用政府的立法权力来进一步推动这次选举运动。他上任刚几天，就迫使内阁通过了所谓的“保护德国人民法令”。这一行政命令远非为了保护人民，实际上还剥夺了人民两项基本的自由权——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力。它授权内务部长和警察有权禁止任何被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会议，有权压制任何“内容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良好秩序的”报纸、杂志或书籍。
尽管这一措施与宪法的精神相抵触，并且很明显是为了削弱对立的政党而耍的一个花招，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合法的。总统可以根据宪法第48条所赋予的应急状态权力使这些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巴本及其右翼同伙很乐意向兴登堡施加压力，让他签署这一命令，因为他们认为该命令只是针对左派。尽管各反对政党抗议，兴登堡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而来的另一条有关解散普鲁士州立法机构的命令。
戈林在普鲁士州担任内政部长一职或许是纳粹党此刻最乐意、最有效的政府工具。他在日常工作中根本无须顾及他的名义上的上司巴本，而可以完全控制普鲁士的9万名警察，也就是说，可以控制首都柏林和全德国6000万人口中的2／3。戈林很快在普鲁士为选举运动建立了严密措施。他禁止共产党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压制反对派报刊的出版。同时，他开始“清洗肮脏的牛棚”(戈培尔语)，毫不留情地清除掉几百名警官，然后让纳粹分子替而代之。
至于普鲁士警察自身应该如何作为，戈林容不得任何怀疑。他命令他们与“冲锋队”和“钢盔党”保持最佳关系，而要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颠覆组织的活动——即任何胆敢与纳粹作对的人。他鼓励他的手下使用枪支武器。他说，如果不开枪，将受到惩罚。戈林生怕他的警察人员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或过于拘谨，几天后他干脆对他们直接说明：“我必须让你们的头脑明白，责任是我一个人的。你们开枪，也就是我在开枪。如果有人躺在那儿死了，那是我开的枪，尽管我坐在内政部大楼里面。”
2月22日，戈林在新组建的5万人辅备警察代表大会上说，现有的执法人数还不足以维持秩序，他这种说法进一步模糊了执行法律和制造恐怖之间的界线。大多数新警察来自“冲锋队”和“黑衫党”。这些纳粹暴徒们在他们褐色或黑色衬衫的手臂上戴上一块白布条，就可以对政治上的反对者和个人的私敌为非作歹了，且不用担心官方的惩罚。
由于纳粹分子正式或非正式暴力活动的结果，普鲁士在选举运动期间就有51名纳粹党的反对者遭到杀害。其他各州也没有逃脱流血的冲突。符腾堡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向兴登堡总统抗议道，“冲锋队”在他们那个地方对党派集会的袭击快要把选举运动变成“公开的内战”了。希特勒的合法革命战略要求使用更温和的手段，而不是公开的战争。纳粹分子想挑唆激进分子也采用暴力行动，这样政府就可以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对他们进行打击镇压。“目前，我们须避免直接的行动，”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首先，激进者想要发动一场革命的企图肯定是要爆发的。在特定的时刻，我们会出击的。”
然而问题是，选举运动已进行了3周，共产党在上一次选举中发挥出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获得了将近600万张选票，而这次他们简直不见了踪影。他们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反动派的傀儡，其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垮台。接着，在选举之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发生了一件在戈培尔看来好像要爆发革命的事件。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个24岁、名叫马里努斯·凡·代·卢布的荷兰流浪人。卢布眼睛半瞎，看上去精神有些不正常，穿着破旧，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条过短的裤子，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街头小贩，母亲在他12岁那年就死了。马里努斯曾当过制砖学徒，由于长期同苛性石灰打交道，双眼受到损害。他原本是一名加尔文教徒，后来转信共产主义。他写小册子攻击资本主义，在大会上演讲，并领导游行示威。但他天性是一个爱闹独立的人。1931年，他与他那些正统的革命同志分裂，加入荷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党派，名叫“国际共产主义党”。该党是反对莫斯科的。
受到邻国德国的选举运动的吸引，卢布于1933年2月离开他的家乡莱登，前往德国。尽管双眼严重有疾，他差不多是步行走完那400英里的路程来到柏林的。在柏林，他发现左翼分子都很漠然，于是，他认定，只有极端行为才能唤起他们起义。2月25日，他买来几包引火装置(一种用来点燃煤火的，由锯木屑和石脑油混合而成的东西)，准备点燃革命之火。他当天就在三处公共大楼里点燃了火：郊区的福利办公大楼、舍嫩贝格的市政厅以及旧的皇宫。这三处的火很快都被发现，并被扑灭。
第二天，卢布走到柏林城外的一个小镇，按照法律要求，在警察局登记自己是一名外国人。警察很同情这个荷兰流浪人，允许他当晚在一个小地窖里过夜。2月27日早晨，卢布决定袭击一处更有名的大楼，一个能代表德国政治制度的地方。他走在寒风里，直奔柏林市中心，确定了他的下一个政治纵火目标：装饰得金碧辉煌、带有玻璃圆顶的国会大厦。
那天下午，卢布仔细研究了国会大厦，然后在晚上9点左右回来时，口袋里装了一些新的引火装置。他走到没有开灯、无人照看的大厦西侧，然后顺着墙壁爬上了一楼的阳台，阳台背后就是国会大厦的餐厅。他踢开厚厚的窗户，跳了进去，然后开始行动。
这个擅自闯入的人在大楼里从一个房间跑向另一个房间，到处放上一把小火。在用完了他的4包引火器后，他抓到什么就用什么做成临时性的火把：桌布、毛巾，甚至他身上穿的衬衣、背心和外衣(因为炙热，他把它们都脱下了)。到了空旷的、国会代表们开会的议政大厅时，他扯下一些已有霉味的厚帘布用来点火。他拖着正在燃烧的帘布，给其他房间也点上了火。火苗很快窜到了墙壁上那些一触即燃的干木板上。
突然，卢布听到了有人赶来的声音。他冲过一条通道，跑进大楼后面的一间大屋子——“俾斯麦厅”，但他发现出去的门被锁上了。他又折身跑回来，这下跑进了大楼管理员和一名警官的怀里。这时是9点27分，一声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上方拱起的玻璃圆顶。
这位荷兰人投降了，一下都不挣扎。他的腰部以上裸露着，蓬乱的头发贴在被汗水打湿的脸上。他被押送到一幢大楼的门口。一位警察看到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扔了一块小毛毯在他光溜溜的背上。在救火队员冲进去灭火时，卢布被带到附近的勃朗登堡门警察局。在那儿，他说着带有浓厚口音但却很流畅的德语，欣然交代是他放的火，并说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天晚上10点钟吃过饭后，希特勒正在戈培尔的公寓里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在哈佛受过教育的纳粹党对外新闻部部长、平常以爱开玩笑而闻名的厄内斯特·汉弗斯坦格尔。当被告知这一消息时，戈培尔刚开始还以为汉弗斯坦格尔又在搞恶作剧，因此没有告诉希特勒。但是，戈培尔很快就证实了这一报告，他和元首马上乘坐专给总理配的大奔驰车赶往现场。
在国会大厦，60辆消防车正在奋力灭火。戈培尔和希特勒赶到时，戈林前来迎接。戈林是在听到消息后从普鲁士的内政部直接赶来的，他希望能救出挂在国会大厦他的办公室里的那些家庭壁画。戈林得知卢布已被捕，并听说有两个共产党国会代表在起火前20分钟左右刚离开大厦，他马上得出结论似地对身边一位下属说：“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始！”他要元首放心，他已调动警察，在柏林的每一处公共大楼附近都布置了岗哨。
希特勒要让自己相信，他一直梦想的那个时刻现在终于来了：德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行动，那么现在他能够挽救德国了。他激动不已地巡视着还在燃烧的国会大厦，并会见了巴本(巴本一直在附近的“先生俱乐部”参加兴登堡总统的一个宴会)。他有力地握着巴本的手，大声说道，“副总理先生，这是上帝送来的一个信号”。
第三帝国之3：《权力风云》，海南出版社几分钟后，希特勒站在一处能俯瞰议政大厅的阳台上，他看到巨大的热能把铁柱子都扭弯了。他倚身靠在石砌的矮墙上，凝视着下面快要燃尽的火焰，思考着这火焰好像是从上天送来的。突然，他的脸因热温和激情涨得通红，他转身对周围的人大声说道：“现在我们要让他们瞧瞧！任何人挡住我们的道路都将被铲掉！德国人民软弱的时间太长了！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枪毙！所有的共产党同情者都必须关起来！社会民主党分子也要遭到同样下场！”
希特勒和戈培尔为了封锁新闻，重新改变了纳粹日报《Vlkischer Beobachter》的头版头条，戈林也改写了官方新闻机构的第一份报告，这样使人们不再怀疑，这次纵火的本意就是“流血起义和内战的信号”。戈林马上发令，在普鲁士的所有共产党刊物停刊4个月，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停刊两周。戈林手里有一份4000名共产党政府公务员的名单，他当晚派遣警察和“冲锋队”出击。天亮之前，几百位名字在名单上的人——还有几十位纳粹分子纯粹不喜欢的人，在枪口威胁下从床上被拉起来，遭到毒打、枪杀、溺死或投进监狱。
大火后次日，即2月28日，希特勒开始设法使这次恐怖行动合法化。以铲除红色革命为借口，他提出一项应急状态令，中止了更多的基本自由权：警察有权监听私人电话，有权截获邮件和电报。个人的合法协商权被取消了，一个受到指控的人可以不经听证或审判就被投进监狱。该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任何不能维持秩序的州，对犯有纵火罪、蓄意破坏罪和其他被认为是共产党阴谋策划的罪行的人，可以处以死刑。由于如此害怕红色革命的威胁，内阁很快就同意了中止自由民权——只有关于接管州政府的那一条引起一阵辩论，而兴登堡总统也不再多加评论，当晚就签署了这一法令。现在，一切权力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
国会大厦纵火案背后所谓的共产党阴谋实际上并不存在。政府最终除了审判卢布，还审判了一个4人被告小组。其中一名是国会中的共产党领袖厄内斯特·托格勒，另外3名是被认定为莫斯科间谍的保加利亚人，但跟这次纵火毫无关系。让纳粹分子尴尬的是，法庭只宣布卢布有罪，他于1934年1月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仍然声言是他一个人干的。
由于这场大火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来自上帝的意念，有关这一阴谋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根据这一意念，整个事情应该是纳粹分子干的，那位年轻的荷兰人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在国会大厦与附近戈林的官邸之间，有一条铺设了供热管道的地下通道。据认为，就在卢布刚刚赶到之前，一群“冲锋队”队员已经穿过地下通道，撒了一些引火的化学物质。然而，事实上，还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次纵火是別的什么人而不是卢布干的。
1933年，在只剩下几天就是3月5日选举日的这一时刻，重要的不是纵火的缘由，而是德国人对此事的看法。纳粹党利用公众焦虑的心理，故意散布大量的言论，说赤色分子有很多绑架、焚烧、毒害和谋杀的计划。在纵火前3天对共产党在柏林的总部进行的一次袭击过程中，发现了详细记录这些可怕计划的资料。尽管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被公布于众，许多德国人还是一字不漏地轻信了这一说法。
与此同时，由国会纵火案引来的应急状态令给希特勒提供了一种制造恐怖和恫吓的合法基石。现在，纳粹控制的政府可以自由地迫害对手，任意地镇压、搜查、没收、逮捕和拘留。仅在戈林管辖下的普鲁士州，估计有1万人在2月28日应急状态令通过后的两周里遭到逮捕。当监狱里人满为患时，纳粹的第一座集中营被授权诞生了。戈林不必再为他的残酷行径遮遮掩掩了。3月3日，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恬不知耻地明言：“我的工作不是实施正义，而是摧毁和灭绝。”
3月4日，星期六，选举的前夕，政治运动达到了疯狂的高潮。在戈培尔所称的“民族觉醒日”结束之际，希特勒在柯尼斯堡——以前皇帝加冕的地方，对全国作了一次广播讲话。当元首最后激励德国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们的头”时，当地教堂的钟声齐鸣，帝国各处的高高山顶上都燃起篝火(戈培尔称这是“自由之火”)，在每一个城镇的街道上，都可以听到“冲锋队”队员穿着军靴行进时发出的连续有节奏的、震慑人心的脚步声。
纳粹党大吹大擂的宣传产生了巨大的投票效果：10个有资格投票的德国人中差不多有9个参加了。这是在希特勒支配下举行的最后一次诚实清点票数的选举。尽管轰轰烈烈的宣传中夹杂着威胁恫吓，纳粹党只得到44%的选票。然而，与上一次选举中33%的结果相比，这次算是一次根本性的提高，况且，纳粹党在国会中的代表从196增加到288个席位。为了达到大多数，希特勒仍然需要与民族主义分子联合，后者在这次选举中再次获得52个席位，8%的选票。纳粹运动的左翼对手比预料的结果要好：共产党失去了他们100个席位中的19个；社会民主党只失去他们121个席位中的一个。
希特勒并未因这次选举结果而气馁，他继续朝着绝对权力的顶峰加快步伐。他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所谓的“协调”，强制性地把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并纳入纳粹党的控制之下。
“协调”这一术语最早用于联邦各州的纳粹化过程。在整个德国的历史中，联邦各州一直有自己的议会，他们固执地维持着自己的权力。现在，希特勒要开始清理这种州政府自治的制度。在巴伐利亚，一直有人在议论要恢复君主制，甚至要脱离联邦。于是，纳粹分子于3月9日用武力把那个民选政府赶下台，安置了一名由希特勒特定的州长。同样，在其他许多州，按照柏林的指示行动的“冲锋队”挑起足够多的麻烦，让联邦政府有借口干预并任命纳粹官员来维持秩序。到3月15日，德国所有17个州都被纳粹控制了。
接下来，希特勒打算诱使国会里的议员们交出他们的立法权力，要全部彻底地交出来，就像大火已全部彻底地烧毁了国会大厦那样。然而，首先，他必须加强与将军们、保守派分子们及其他具有强烈旧帝国传统思想的人的地位关系。他通过在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小镇波茨坦为新一届国会大会举行一次十分壮观华丽的开幕式而达到了这一目的。波茨坦曾是普鲁士历届国王的住地，而现在它成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
仪式由戈培尔策划和主持，他于3月13日刚当上公共教育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凭借自己对戏剧的离奇感悟，创造出一幅旧德国与新德国和谐一致的幻象。开幕式现场加里森教堂就位于18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坟墓上方。3月21这个日子，既象征着春天的开端，也是1871年俾斯麦首次召开德意志帝国国会那一历史性日子的周年纪念日。很具有艺术性的服饰考虑到了传统象征和纳粹思想的结合。仪仗队的组成是，穿着灰色衣服的国防军笔直地站在这一边，褐衫“冲锋队”站在另一边。万字旗和黑、白、红三色相间的旧帝国旗帜并立在一起飘扬。这两种旗帜刚刚被定为德国的官方旗帜，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
仪式按计划进行。帝国时代的老将军们、大将们穿着缀满金饰、挂满勋章的制服，形成了一道闪光的海洋。仪式甚至为已被流放的德皇预备了一把椅子。当兴登堡总统穿着他那身华丽的陆军元帅制服慢悠悠地走到贵宾席上时，他朝着德皇的空宝座鞠了一躬，并举起手杖行礼。
希特勒充当仪式的助手。他穿着一件下摆被切掉一块的燕尾服，显得很不自在——正如法国大使所言，“就像一个腼腆的新来者，被他的一位重要保护人介绍给一群他并不认识的人”。希特勒向兴登堡致意时也显得有些过分：“我们认为有您支持德国的振兴，这是一件幸事。”然后，他做了一个象征纳粹党与普鲁士昔日荣光联结起来的手势，走到兴登堡的椅子边，躬下身子抓着他的手。那位老军人热泪盈眶，站起身来，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坟墓上放了一个花圈，这时，外边的礼炮齐鸣。
通过在波茨坦的那番表演，希特勒使原先很多反对他的人现在相信了他的意图是好的。他下一步要花精力使自己摆脱宪法的约束，这些约束是总统这一职位和国会这一机构施加在他头上的。他利用的工具是“权力授予法案”，即所谓的“消除人民和帝国困境法”。如果这一法案得以通过，那将使希特勒作为总理在今后4年中有权颁布国内法律，签订对外条约。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无须国会同意，无须遵守宪法，无须总统干预。实际上，总统现在唯一的权力是，可以独立于国会之外颁布应急状态令。
出乎巴本的预料，希特勒不但没有被保守派分子逼进角落，反而还驯服了联合政府中的那帮盟友，并提议自己可以成为独裁统治者。巴本及其内阁一方面深陷于“恐赤症”，另一方面还沉浸在波茨坦的全民“欣快症”中，对此提议没有怎么反对。至于宪法的捍卫者、那位年迈的总统，据报道很乐意解除身上的担子，不再颁布那些并不受人欢迎的应急状态令。
3月23日，波茨坦开幕式后两天，希特勒把他的那一提议正式摆在了国会的第一届工作会议面前。代表们在进入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临时改成的会议厅时，不得不从一排排威风逼人的“冲锋队”队员和黑衫党徒们面前经过。在一次稍有节制的讲话中，希特勒宣布向失业开战，并许诺尊重各州、各教会的权力以及财产私有权。他说他只有当不得不采取重大措施时才会动用“权力授予法案”。然而，讲话快要结束时，希特勒改变了调子，暗示说，即便国会不同意，他也要推行这项法律。他强迫代表们要么合作，要么遭受苦果——“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抉择”。
要通过“权力授予法案”，需要有2／3的多数。希特勒倒不必担心共产党代表的81票；他们要么已在监狱，要么已逃之夭夭。如果他愿意的话，希特勒也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可能反对的票作废，办法是，依据2月28日的应急状态令，把那些反对的代表投进监狱。但是，希特勒想要保留合法性的外衣。为了赢得所需的票数，他一直在拉拢天主教中心党的代表，作了一系列很含糊的许诺，包括保证要有总统的同意才能颁布法律。在天主教中心党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就这些许诺作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辩论不久，人们便附和了希特勒的讲话。反对派的领袖是前总理海因里希·布茹宁，他称希特勒的提议是“有史以来向国会提出的最荒谬的要求”。
当国会在3个小时的休会后再次开会时，有一位代表鼓足勇气发言反对“权力授予法案”。他就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职业是家具装饰用品商，1912年以来一直担任国会议员。威尔斯是那天到会的94位社会民主党代表之一——该党120名代表中的其他人要么已被拘禁，要么因害怕纳粹迫害而躲藏了起来。他平常并不是一个多言善谈的演说家，刚开始，他的声音被站在歌剧院外面的“冲锋队”队员们“不通过法案，那么就来枪炮和谋杀”的叫喊声淹没了。但后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雄辩有力。他勇敢地大声说道，“你可以从我们身上拿走自由和生命，但拿不走我们的荣誉。没有什么‘权力授予法案’给你权力去摧毁思想。思想是永恒的，不可摧毁的”。
当威尔斯在国会演讲时，希特勒已做好回应的准备。他已经看过一份事先散发给与会代表们的社会民主党讲稿，他在一边听着一边匆匆地记着笔记。威尔斯刚一讲完，希特勒一下子站起来，甩开试图阻止他的巴本，冲到台上。他把手指直接指向威尔斯，进行了一次蛮横无理的反驳。他吼叫道：“我不要你的选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通过你。别误认为我们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即将升起！而你们即将消失！你的丧钟已经敲响！”
随后的投票取决于天主教中心党代表们，他们已经同意作为一个政党集团参加投票。他们被希特勒尊重宗教的诺言迷惑住了，同时他们也害怕，如果反对他，他就可能解雇掉属于该党的许多公务员，从而削弱该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天主教中心党投票支持“权力授予法案”。事实上，天主教中心党的代表及国会中其他非社会主义代表如此俯首屈从——最后票数是444票对94票——即使共产党代表没有被排除在外，希特勒也能获得2／3的多数。只有社会民主党代表投票反对这一法案——他们投票支持维护国会的民主。
“权力授予法案”，连同2月28日的应急状态令，成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立法基础。这两大法令实际上给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无限的权力，他们手中拥有了使全德国纳粹化的政治机器。“权力授予法案”使希特勒能够继续全力进行他的所谓“协调”政策，他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扫除州主权的一切残余痕迹。首先，他暂时解散了各州议会；然后，他任命一些特别的人当州长(大多数是纳粹党的区委领导)，负责主持州里的事务。这些特別州长有权解散议会，有权雇用或解雇政府职员，并负责贯彻实施帝国总理的政治指示。在起轴心作用的普鲁士州，希特勒把名义上的行政长官巴本搁置一边，自己担任该州州长，然后委托戈林全权负责；戈林实际上早已在那里采用高压政策统治了。后来颁布的一项法令进一步削弱了州政府的权力，正如内政部长费里克所言，州政府“仅仅是帝国的行政机构”。
为了“协调”关系，希特勒又着手改组久负盛名的公务员机构，这个机构雇用了160万德国人，以团结一致和政治中立闻名。希特勒4月7日颁布的“公务员法”授权可以解雇任何具有左翼思想或支持共和的工作人员，清除公务员中没有雅利安人血统的职员。这一法令成了后来不断驱除犹太人的400多条法令的开端，有50万犹太人被排除在德国人的生活之外。
希特勒在一周之前就已针对犹太人采取行动了，只是效果不很明显。自从国会纵火案后，“冲锋队”反闪米特人的暴力行动开始剧增，国外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有关殴打和谋杀犹太人的报道。在戈培尔和臭名昭著的反闪米特人报纸《狂飙》创建人朱力斯·斯特莱舍尔的唆使下，希特勒宣布4月1日星期六这天全天抵制犹太人的生意买卖。但这一抵制活动并不怎么成功；数量多得惊人的德国购物者不顾褐衫党纠察队，仍然去惠顾他们喜爱的犹太人商店。从不承认这一类失败的戈培尔看到迅猛发展的步伐，不禁在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在内阁里，元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不再有任何投票，元首说了算。一切事情的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原来希望的要快。”
除了要威胁犹太人外，戈培尔还要清理文化生活。在他的领导下，凡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或其他非德裔的音乐家、歌唱家及演员统统都要解职。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要受到控制。戈培尔还派遣纳粹青年党徒进入大学图书馆，把那些有反对言论的书籍清理出来，然后烧毁。5月10日，在柏林，满车满车的书在克罗尔歌剧院前面被付之一炬，而“冲锋队”的一支乐队在一旁演奏着爱国歌曲。戈培尔称赞这是“强大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在被烧毁的书中，有19世纪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作品，他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如果他们焚烧图书，那么他们最终也会焚烧人类。”
希特勒的下一个“协调”目标是德国最有势力的组织之一——工联运动。德国的工联组织号称有将近600万工人，这一运动的控制者是社会民主党。希特勒把有组织的劳工看作是一种威胁。1920年工联发起的那次大罢工仍让他记忆犹新。当时，由新闻记者沃夫冈·卡普领导的右翼阴谋小集团曾一度控制了全国政府，那次大罢工就是为了使政府瘫痪而举行的。
为了分化瓦解工联组织，希特勒采用了一二三连珠炮式的反击手段：首先通过暴力威胁，然后做出友好姿态，再然后是残酷挤压。3月和4月间，他命令“冲锋队”接管地方上的工联办公室，抓捕工联领袖。于是乎，工联领袖们出于绝望和害怕，只好对新总理采取一种妥协让步的立场。作为回报，希特勒同意工联组织的一项长久以来的要求，把5月1日——德国工人的节日——定为一个照发工资的全国性节日。为了庆祝这一事件，戈培尔组织了一次盛会，有游行队伍，有群众集会。工联组织的官员们命令工人排成方队参加庆典。那天晚上，100万白领及蓝领工人高举着万字旗，游行到柏林的腾普尔霍夫机场，听希特勒讲话。机场上的灯熄灭了，庞大的听众在黑暗中聆听。沐浴在泛光灯下的希特勒宣布从此结束阶级斗争，并大声地呼喊着那天的箴言：“劳动光荣，尊重工人。”
第二天清晨，“冲锋队”利“黑衫党”出击了。他们占领德国各地的工联组织办公室，没收资金，把前一天还在同希特勒合作制定德国新五一节的劳工领袖们投进监狱。在月底之前，希特勒有效地消除了集体请愿的可能性，他把一切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事务交给政府任命的委托管理员手里。所有工联组织都被解散，原来的成员转会到罗伯特·勒伊领导下的“德国劳动阵线”。勒伊是科隆的纳粹党区委领导，长期酗酒。尽管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并喜欢谈论他的低等出身，他却答应“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工厂的自然领导——即雇主”。
在“协调”完各州、公务员制度和劳工组织后，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政党上。共产党早在国会纵火案后就成了实际上的非法组织，而随着该党资产的充公，这一“协调”过程正式完成。下一个感到压力的是社会民主党；戈林于5月10日夺走了他们的办公室及其他财产。该党一些领导人留了下来，对纳粹分子的要求作了让步，而那位勇敢的、在国会里站起来与希特勒较劲的党主席奥托·威尔斯逃往布拉格，在那儿建立了流亡政党。他走时留下了一个反纳粹的地下组织，这让希特勒很忧虑，并使他于6月22日正式禁止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说它“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
在社会民主党被禁止后不到两周时间，各中产阶级政党也纷纷被解散——国家党、德国人民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天主教中心党最后也在7月5日被解散。天主教中心党虽然在“权力授予法案”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胆小软弱，但它为德国和罗马天主教会服务了60多个年头，并且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支柱。它被解散后，梵蒂冈与德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一项宗教协定，教会同意不让牧师过问政治，而希特勒答应给天主教学校自由。
最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联合政府伙伴——民族主义分子的迅速垮落。由于在国会里不再需要他们的选票(“权力授予法案”已经掌管一切了)，希特勒向民族主义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堡施压。他在内阁里很轻蔑地对待胡根堡，鼓动农民团体及其他人要求他辞职。警察和“冲锋队”队员逮捕民族主义分子，给他们的会议制造恐怖，并于6月21日夺取了该党在德国各地的办公室。6天后，胡根堡请求总统插手，但没有回音，他只好向内阁递交了辞呈，并于当天解散了民族主义党。
所有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德国只剩下了单单一个政党组织，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7月14日，一项政府法令确定该党为正式的官方政党，并宣布任何发起反对党的人将被处以3年以上的监禁。能如此神速地消除政治上的对手，连希特勒本人都不敢相信。他在7月初曾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一个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么痛苦的垮台竟是可能的。”
内阁现在也被“协调”。胡根堡作为经济部长和食品农业部长留下的双重位置被两名纳粹分子取代。希特勒在纳粹党里的助手鲁道夫·赫斯开始参加内阁会议，内阁中其余的非纳粹代表要么在精神上要么通过实际加入纳粹党而纷纷归顺。巴本在被挤掉了普鲁士州州长一职后，渐渐失去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况且，在兴登堡的要求下，他不必再出现在希特勒和兴登堡会谈的现场。心力交瘁的总统好像被这位生气勃勃的新总理完全迷住了，有时也给愚弄了。他很乐意接受希特勒所想，权力已被希特勒完全架空了。兴登堡的一位朋友称他是“我们不再拥有的总统”。然而，无论如何，这位战争老英雄仍然能激起德国人民的热情尊重。他仍然还保持着宪法赋予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头衔，并对此看得很重。希特勒难得败下阵来的一次经历，是兴登堡反对挑选他担任德国军队的司令。
尽管新获得了这一切权力，希特勒还是无法成为德国的绝对主宰，只要总统仍然握着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整个1933年秋季，希特勒重点放在他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上。短期目标是让失业的德国人重新回到工作上来，长期目标是重整军备，对外扩张。他和戈培尔十分精明地通过强大的宣传和踊跃的公众参与来展示每一个新的计划，整个民族好像都已卷入了热情支持纳粹政权的潮流之中。这一政治花招在希特勒最持久的修建德国高速公路的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长达2500英里的公路网把帝国各主要城市都连接了起来，它是1933年发动的最大的一项公共设施工程。修建高速公路是最为理想的政府计划：它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军民两用，还满足了希特勒“通过实施宏大工程使德国经济发展起来”的愿望。9月23日，在法兰克福和曼海姆两市之间的第一段路的开工典礼上，元首亲自挥锹铲下第一块土——他颇懂行似地微笑着，好像很习惯做体力劳动。
高速公路工程是一项颇得人心的工程，纳粹党的宣传机器马上把这说成是希特勒最早的想法。而事实上，希特勒开始是反对这一工程的。该工程的主要倡导者是一个叫作Hafraba的组织，自1926年创立以来它一直提议修建一条经由法兰克福、连接汉堡和巴塞尔的高速公路。4年后，当国会中的大多数代表正要支持Hafraba的时候，纳粹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联合起来阻挠它的立法通过。然而，工程开工后，负责该项工程的纳粹工程师弗里茨·托德给Hafraba组织写信，警告其成员不要争名夺利。托德写道，所有的高速公路“无一例外的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路”。
希特勒还通过在对外政策方面耍弄花招来加强他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在10月14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宣布德国要退出“国际联盟”和“日内瓦裁军会议”。他指责道，其他欧洲大国在军备方面拒绝给予德国完全的平等权利，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希特勒这样做，是在冒外国制裁，甚至有可能侵入的危险。但他又宣称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让德国人民来做出决定，这一下弄得世界上那些民主国家不知所措。毕竟，他们怎么能反对一项表面上看来是民主的进程呢？希特勒把投票日定在11月12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纪念日的次日。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凡尔赛条约》给他们带来了失败和羞辱。
希特勒发动攻势，要努力通过全民公决获得赞成。他在布雷斯劳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说，“瞧着吧，这一天将作为解放日载入我们民族的史册——将是这样的记载：在某年的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失去了荣誉；在15年之后的一个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重新获得了荣誉。”新的国会选举同时也在计划之中，希特勒甚至说服了兴登堡对全国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政府。选举的结果是在事先就已内定了的，因为选民们得到的只有纳粹党候选人名单。
国会选举和对外政策全民公决的结果都非常有利于纳粹党。在两次活动中，超过95%的选民都投了票——这并不奇怪，因为纳粹党规定投票是强制性的。在有效的票数中，95.1%赞同希特勒抛弃国际社会的会员资格。在国会的投票中，纳粹党控制了所有639个席位。某些投票活动中使用了恫吓和操纵手段。例如，据报道，被关押在慕尼黑附近达科集中营里的2242人中，有2154人投票支持政府。然而，即便没有这种值得怀疑的支持，赞同希特勒的总人数实在太多太多了，足以反映出是完全的选民授权。
1934年1月30日，是希特勒担任总理的第一个周年，他有各种理由值得庆幸。他的纳粹党分子已通过主要采用合法手段、较少采用流血冲突而控制了德国。由于公共设施的修建、军队和装备预算的增加，失业率下降了近40%。尽管纳粹党在新的帝国里摧毁自由，总统及明显的大多数人民是赞同希特勒的政策的。在周年纪念日那天，兴登堡给他的总理送去的贺词是：“衷心感谢您的辛勤工作和伟大成就。”
然而，即使在这一庆贺的日子里，希特勒执政初期的重大危机已露端倪。这危机不是来自各对立派，因为他们均已被镇压下去，而是来自纳粹党内部各个不满的派系。最为不满的是那些“老战士”，他们长期以来作为党员感到纳粹革命进行得还不够深入。其中一些政治上的极端分子要认真执行纳粹党的原初计划，即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另一些人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希望得到好的工作，分享纳粹政权的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希特勒摧毁了左翼分子，他却同传统上统治德国的右翼势力达成了妥协。大商人、容克地主、普鲁士时代的将军，甚至公务员，仍然保留了很多以往的权力和影响力。
不满因素的中心人物是矮胖的“冲锋队”参谋长厄内斯特·罗姆。罗姆是希特勒最早的同事之一，也是身边几个最亲密的人之一。罗姆发明了“第二次革命”这一口号，意指他的目标是要对德国社会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他在公开场合攻击反动派，批评政府，在私下里说希特勒是头蠢猪。他把他手下的“冲锋队”队员们称作是革命的坚不可摧的保障力量，以激起他们的自豪感。同时，他还呵护着这帮褐衫党徒的发展壮大，使其人数经历了一个猛增的时期。在纳粹夺权的第一年里，人数由40万猛增到约300万。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冲锋队”为了响应希特勒的创建一支后备军事力量的计划，吸收了“钢盔党”及其他一些准军事组织。随着人数剧增，褐衫党徒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他们干预地方政府事务、讹诈商人，甚至插手刑事司法事务。
希特勒不想来一个第二次革命。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想重新建立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实现德国在国外扩张的长远目标，他需要现存机构诸如大公司和军队的合作。“冲锋队”的革命热情对他一直很有利，但现在它威胁着要疏远那些机构，这将毁了他的全盘计划。
元首采取各种手段来驯服罗姆及“冲锋队”。首先是警告。早在1933年7月，希特勒就已正式宣布革命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渐进发展。他威胁道：“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想搅乱现存秩序的企图，我要对付那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只会导致混乱。”然后，他削减了普鲁士的“褐衫党”人数，他命令戈林解散去年2月份组建的警察协管单位，并拆毁罗姆为解决犯人过多问题而建起的那些未经授权的集中营。
接下来，希特勒想安抚一下罗姆。他任命他为内阁成员，并在1934年元旦那天给他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他为“冲锋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玩起了两面派手法。他把新组建的普鲁士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队长鲁道夫·迪尔斯叫来，要他收集有关“冲锋队”恐怖主义活动及“罗姆先生是否忠诚”方面的情报。私下里，元首还讨论削减“冲锋队”膨胀的人数。
这事做得好，因为在2月初，即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后几天，“冲锋队”队长罗姆开始炫耀他的军事野心，这比他的第二次革命要求更让元首忧虑。罗姆向内阁提议，“冲锋队”应该成为扩充后的国防军的基础，以组建一支“人民的军队”，由某一位内阁部长来控制——言下之意就是由他自己来控制。这正是罗姆的一贯想法：“灰色的礁石一定要让褐色的潮汐淹没。”希特勒对这一想法早就嗤之以鼻，但在国防军的军官中掀起震惊的波浪，他们既愤怒又害怕。
希特勒不能让军队有麻烦。他需要将军们的能力来重新装备德军，他要依靠他们的忠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可能除了他自己的“冲锋队”而外，只有军队才有实力推他下台。他恬不知耻地讨好将军们，绝不干涉军中的提升及其他内部事务，他甚至秘密同意把国防军的人数增加3倍(《凡尔赛条约》限定的人数是10万)。
在将军们要求控制住罗姆的压力下，希特勒于2月28日早晨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他对到会的国防军指挥官们和“冲锋队”领导们训话，并对各自的角色作了明确的规定。国防军将代表德国作战；“冲锋队”将帮助保卫国家疆界，并在体育运动的掩饰下对未来的战士进行初级军事训练，而在其他情况下，只能从事内部政治事务。
罗姆暂时好像接受了这一挫折。在会议结束时，他和国防部长魏尔纳·冯·布伦堡签署了一项体现希特勒讲话精神的协定。然后，罗姆邀请每一位在场的人共赴他所称的“和解早餐”。直到希特勒和将军们离开，罗姆才大发一通脾气泄愤。他说他根本就不想签署那份协定，他称希特勒是一个“无知的下士”，并说他“不忠心，迫切需要去度假了”。当时，罗姆的一位手下维克托·卢茨听了十分震惊，这过激的言论简直就是叛逆，他马上如实报告了希特勒。
然而，元首不愿意立刻行动，他要等到形势紧张的时候。罗姆的行为变得日益大胆，他给“冲锋队”增加了武器，加速军事训练，举行盛大游行，甚至建立了他自己的对外办公室，在那里，他举行记者招待会，设宴款待外交人员。相形之下，国防军在此期间加强了与希特勒的关系。布伦堡把纳粹思想灌输到军队的训练中去，他在4月20日希特勒45岁生日时发表了一篇文章，连篇累牍地对总理大加颂扬。这位国防部长还竭力讨好那位前下士，他把希特勒的旧军服收藏在慕尼黑的兵营里，以作为纪念。
在春天快要过去时，紧张的形势达到了高峰。副总理巴本——这位在内阁里一直唯唯诺诺的人，于6月17日在马堡大学发表了一次讲话，猛烈抨击了纳粹的激进主义，并要求希特勒与那些主张二次革命的人脱离关系。副总理的言论体现了全国很多人的焦虑，引起了一阵骚动。戈培尔禁止出版他的讲话。
希特勒暴跳如雷，当着他的手下人大骂那个“蛆虫”和“可笑的矮瓜蛋”巴本。他一直担心巴本的讲话可能预示着保守派联合势力的起死回生，那将把总统和将军们也包括进去了。在那次讲话4天后，希特勒飞往兴登堡在东普鲁士的住地。总统患有前列腺癌，已病入膏肓了。当这位纳粹领袖赶到时，他从布伦堡那儿获悉(之后又从兴登堡本人那儿获悉)，总统准备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如果政府控制不住罗姆，可以让军队负责。想到有可能失去军队的联合，希特勒只好动手。既然兴登堡好像现在已近死期，而希特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队，因此他打算等那位老人一去，他就要大胆地宣布废除总统制，由他自己承担总统的各项职能。
如果希特勒想再看看情况才对罗姆下手的话，那么这会儿有两个人前来提供情况了。他们是罗姆在纳粹党内的两大主要对手，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前者是“黑衫党”头目，后者是“盖世太保”副队长。他俩都急不可耐地想干掉罗姆，因此编造了一些报告，说他马上要举行暴动。希特勒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他俩的假话；反正，罗姆没有遮掩的谈话和咄咄逼人的行为已足以证明他不能再被信任。希特勒利用这些谣传为借口要清算账目了。他命令戈林和希姆莱发动了“血洗事件”，或称“长刀之夜事件”。
6月30日，星期五，凌晨时分，大清洗开始。希特勒本人飞往巴伐利亚，在武装警察的陪伴下，在巴特维塞的一家旅馆里逮捕了罗姆及其高级属僚。那天早晨，在德国各地，“盖世太保”和“黑衫党”的执行小分队开始执行任务。多数人拿着枪，也有一些人拿着刀和其他武器，对“冲锋队”大开杀戒。在几百名死难者中，包括各色人物，如曾于1923年镇压过“啤酒馆暴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巴本6月17日讲话稿的作者埃德加·荣格，希特勒多年的纳粹党同事格雷戈尔·斯特拉塞，还有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舍尔将军。
到7月1日星期天下午，大屠杀实际上已经结束，希特勒在总统府花园里举行了一次聚会。纳粹党领袖们和内阁成员们都到场，其中一些还带来了妻子、孩子。根据记载，希特勒很友好地与大家寒暄。他一边喝着茶，一边与大人们轻松诙谐地交谈，并以叔伯般的慈祥与孩子们打招呼。中途，他说他有事要离开聚会，一去就是很长时间。他是去发布执行枪决的命令。被枪决的人是他那位已成为报复者的朋友厄内斯特·罗姆，当时被监禁在慕尼黑的一座监狱里。
这是希特勒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从此，在德国能够听到的重要声音不再是让人吃惊的抗议，而是一片赞扬。在7月1日同一天，国防部长布伦堡公开感谢希特勒以军队的名义进行大清洗。第二天，戈林命令警察把所有有关大清洗的资料烧毁，而兴登堡发来电文，感激希特勒“把一切叛逆的阴谋扼杀在襁褓之中”。7月3日，内阁赞同希特勒的做法是合法的，是“国家自卫的行动”。
希特勒本人一直等到7月13日才出现在国会代表们面前，对他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解释。他对涉及罗姆的那个假定阴谋的细节作了一些透露，他向军队保证，军队将是“唯一的武器携带者”，并道出了如此惊人的辩白：“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求助于正规的法庭来处置那些罪犯，那么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成了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
身为最高法官和执行长官，希特勒现在可以继续夺取绝对权力了。在不到3个星期之后的8月2日，兴登堡总统在只差两个月就满87岁的时候逝世。机会就在这时候不请自来了。那位老军人临终前不愿躺在任何舒适的东西上，而只愿躺在一张斯巴达式的铁床上，他手里拿着《圣经》，嘴里吐出这几个词：“我的皇上，我的祖国！”
希特勒已做好准备。他在头一天曾经坐飞机去总统的床边看了一下，然后匆匆赶回柏林，当晚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在兴登堡去世前几个小时，内阁已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合并，两个办公室的权力都归希特勒。巴本副总理当时不在会场，但元首强制性地在这条新法律后面附上了副总理的签名。这公然违背了“权力授予法案”关于禁止采用不正当手段干预总统办公室的规定。
不满足于依靠内阁对该项法律的一致同意，也不满足于每一位德国士兵和海员重新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还要求在8月19日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这一次，投票仍然是强制性的。每一位参加投票的人都发了一个很大的别针，必须别在衣服的翻领上，这样，纳粹党的强制人员可以发现谁没有参加投票。没有戴别针的公民被强行带到投票站。根据纳粹控制的清点结果，每10个德国人中有将近9个正式投票支持希特勒担任全权的元首和帝国总理。在将近4400万选民中，敢对阿道夫·希特勒说不的人还不到500万。德意志帝国现在由他来领导了。
来源：本文节选自海南出版社“第三帝国系列图书”之《权力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