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汉代接秦而来，历史上盛称汉承秦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汉代是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但除了皇帝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出身的地痞无赖以外，实际上很多最重要的措施，都是效法秦朝并在秦朝的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汉朝实行的不是平民政治，依然是“敲剥”平民的秦政治。
刘邦乘秦末之乱而起，以孑然一身猎获天子之位，心惊胆颤，惟恐主宰大权得而复失。从登上大位之初，就形成了对功臣们的猜忌。汉代的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尤其是汉初的功臣，结局多半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
萧 何
萧何：第一功臣竟因这等小事几乎丧命
在汉初的功臣中，丞相萧何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处死。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是几入死局。
相国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王，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资治通鉴》卷12）
怿读如义，是愉快、高兴的意思。
萧何因为长安地方狭小，耕地不足，就请求刘邦把皇家苑囿开放给百姓种植，反正空闲在那里也没用。刘邦大怒，就诬称萧何私受商人贿赂，把他关进了牢狱，而且还动了刑罚。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出来给萧何说话。几天之后，有一个姓王的卫尉忍不住问刘邦说：“萧相国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受到这样的粗暴待遇？”刘邦回答说：“我听说李斯给秦始皇做宰相，有好的事情都记在始皇帝身上，有坏的地方都记在自己名头上。他可倒好，收受商贾的贿赂，又跑到我这里堂而皇之让我开放上林苑，讨好老百姓，我必须惩治他。”这位姓王的卫尉还真是不同凡响，竟敢面对刘邦这样的暴君直陈胸臆：“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向皇帝请求，这是宰相的责任哪！陛下为什么因此怀疑萧相国接受了开发商的贿赂呢？（笑声）那时没有这种名目，其实就是开发商。王卫尉接着说：当年形势那样紧张的时候，如果萧相国一动，那么恐怕关东已经不属于陛下了，萧相国不在那个时候下手，反倒在一切都安定了的时候收取商人的钱财，来败坏陛下的声誉，这可能吗？李斯作宰相欺上瞒下，秦始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灭亡。李斯阿谀皇帝，隐瞒过失，太过分了，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您这样怀疑萧相国，太小看萧相国了吧？”刘邦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但是回头细想，已经杀了那么多功臣名将了，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没有人肯为自己效力了。于是就把萧何放出来了。萧何一向恭谨庄重，这一次竟然光着脚谢恩。可见在他心中，这次没有被杀，实在太侥幸了。他太了解刘邦了，这个无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会考虑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呀！刘邦却又就此大耍手腕，说：“相国不用谢我，您没有什么过错。我之所以把您关进大牢，实在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您是贤相，我是昏君哪！”他关押萧何反倒成了为萧何争取民心了！真正是杀人魔王和阴谋高手哇！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
刘邦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和宰相？很简单，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可能的挑战！刘邦原本就是个流氓，诬陷别人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根本不会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占据绝对权力的快感，使得像他一样的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们全都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已经摇身化为权力本身。权力已经把他们变成了魔鬼，无端的坑害别人，正是魔鬼的习惯性做法，一点都没有什么奇怪。
虽然刘邦在即位之初的公元前202年夏天，招集群臣论说灭楚的原因时表现得仿佛很大度：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资治通鉴》卷11）
这里的“填”字，是措置、安排的意思。刘邦自己觉得他比项羽能容人，比项羽会用人。所以才能最后战胜项羽。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就把臣下当狗一样使用，与其说是会用人，不如说是会养狗。各位请看下面一段话语：
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在开始分封功臣的时候，因为封给萧何的稍多，武将们都有很大的意见，说他们自己披坚执锐，大小数百战、数十战不等，萧何没有一丝功劳，只是写个文件，发表个意见，怎么反倒比他们得到的封赏都多、都重。他们要向刘邦讨个说法。刘邦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各位都懂得打猎吧？”在打猎的过程中，追杀兔子等猎物的是狗，而指挥狗到什么地方去抓猎物，什么时候去抓的是人。你们这些家伙只能抓住兔子，只不过是狗而已，而萧何却是指挥你们去抓兔子的人。这个比喻虽然为萧何多得封赏找到了似乎合理的理由，但却不小心流露了刘邦在内心里对各位军事将领的看法。他真的以为这些人就是他豢养的猎狗。那么现在狩猎已经结束，还要这些猎狗干什么用呢？这也就是韩信、彭越、黥布等的下场和结局。实际上萧何一样是刘邦的狗，在刘邦的心里，他只不过是他豢养的狗群的统帅而已。否则萧何便不会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请求，就身系大狱，几乎丧命。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个词语，就是“剖符”，什么叫做“剖符”？古代帝王在分封功臣和诸侯的时候，拿一个竹符作信物，竹符就是竹片，因为用来表示信义，所以叫竹符，符就是守信的证据。把一块竹筒从中间剖开，分成两半，每半都写上相同的文字，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封某某人为某某侯或某某官，帝王和被封赏的人各自拿一半，保存起来，表示信义，怕忘记了。就像今天的合同一样，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自保存以为凭证。剖符就是分封功臣。
那么汉高祖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各位可以先自己想一想。（稍停之后）其实很简单，他怕江山丢失，前面我已经说了。但是背后还有原因。各位试想一下，自秦朝统一，而后世帝王均以统一天下为法式，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都想统一全国。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不仅中国，人类古代的历史，多半都是用武力实现统一的。武力统一的结果，将帅携众兵以成功，在军队中威望高、影响大、地位也显赫。如此则新君登基，自然有后顾之忧，这是历史上的将帅身遭厄运的不可摆脱的原因。惟一的保身之法就是解除兵权，告老还乡。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这样做，更多的将军们都牢牢握住兵权不放手，他们以为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富贵和安全，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正是在走向深渊，走向毁灭。武将除了能征惯战以外，对社会生活特别缺少见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立过战功，曾经被君主所仰仗。但却忘记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另外，国家既然已经统一，君主自然不会保留那么多手握重兵的将军，统一的意志不允许有任何对于统一本身的要求相违背的事实存在。所以，尽管汉高祖残忍了一些，但是换了别人，也未必不这样做。如果汉高祖不这样大杀这些缺乏自知的功臣，那么刚刚统一的天下很快可能就会再度分崩离析。所以刘邦的做法虽然卑鄙和残毒了一些，但是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更多可指责的地方，我们只能就其解除对于统一国家的潜在威胁的做法，也就是方法加以分析甚至批判。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手握兵权的武将问题一定是要解决的，这是国家安全、稳定的客观要求，尽管它被夹在君王独断专行的个人欲望里面，好像就是他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这样做的一样。
张 良
智者张良：放得下才能保得住
在汉初的功臣当中，张良是最幸运的，刘邦统一天下以后，他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资治通鉴》卷11）
张良本来身体多病，这倒成了他逃避危险的绝好理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哇！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张良就开始深居简出，在家里学习呼吸吐纳之法，练习辟谷之术。这些都是后来道教的修炼方法，所以东汉末年的张陵，在创立五斗米道教派别的时候，自称是张良的七世孙，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至于他是否真是张良的七世孙，谁也没有办法考证出来了。张陵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孙子诸位应该熟悉，就是《三国演义》中占据汉中一带的五斗米道的教主张鲁，人称“米贼”。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
张良说自己作为韩国的后人，只是替被秦灭掉的韩国报仇。现在秦已灭亡，自己又封侯万户，没有什么要求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再参与世事，落得一份清闲，跟赤松子一起，像神仙一样的游来荡去，哪该多么舒适呀！
这里有两个名词，需要给大家略加解释。一个是“道引”，其实就是“导引”，是用调节呼吸并与身体运动相协调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这是后来道教的养生术之一。“不食谷”，后来叫做“辟谷”。就是不吃饭，不吃五谷，不吃粮食，那不饿死了？可以吃水果和蔬菜。（笑）这也是道教的养生之术。这样看来，道教实际的产生时间可能不像后世所说的在东汉晚期，大约还可以要提前战国中期或者再前一点时间。因为这些养生术被张良所采用时，显然已经很成熟，张良绝不会是初试者。而且赤松子也是道教的神仙之类的人物，如此说来，道教在战国末期就已经较为成熟了，只是没有形成教团，没有明确的教规、教义而已。
张良后来还给刘邦出过谋略，在分封功臣的关键时刻，又帮刘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准备按功劳逐次分封，但是刚刚封了二十几个大功臣，其他人就迫不及待的日夜争功。刘邦看到这些人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他们在说些什么？张良说：“您还不知道？他们这是要谋反。”刘邦问天下已经安定了，怎么又要谋反？张良就说：“陛下是依靠这些人得到的天下，可是到现在为止，您所分封的都是自己的亲戚和身边的人，您所憎恨的人，非但没得到分封，反而被您诛杀了。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您最亲近的，但很多却与您有仇怨，所以要相聚谋反了。”刘邦问张良怎么办，张良回答说：“这里面有没有您平生最恨的人，大家又都知道您恨他的人？”刘邦说有，就是雍齿。张良就说，那您就先分封雍齿，这样，那些功臣就会以为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刘邦就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都说：“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这里面的“坐沙中语”就是诸将在一起发怨言，还骂骂咧咧的。
张良这一招，可不是单纯为刘邦考虑，也是在有限的可能性范围内，救助这些曾经的功臣。张良只是不好明说，他把刘邦想要杀尽所有功臣的真实心理，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从这一点看来，在汉初的全部功臣中，只有张良是真正的智者，而且怀有仁心。张良确实值得后人尊重。
张良后来在刘邦出兵征讨黥布时，身染重病，但还是强起送行，还给刘邦出了个计策：“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刘邦以张良重病在身，留任少傅，以教太子。
有关张良这个人，司马光评价说：
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资治通鉴》卷11）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张良的智慧，不会不知道生死对于人生，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谁也逃脱不掉。但他却愿从赤松子游，显然不是为了长生不死，而是摆脱世事的困扰，躲避人间的是非，这是他的真智慧。正因为这样，汉初三杰中淮阴侯韩信被杀，丞相萧何身陷囹圄，只有张良得以安然度过劫难。正是张良把功名利禄看成是身外之物，世间的荣辱也不在他考虑的视野之内，他才得以避免了祸患。这是明哲保身智慧的成功体现。
实际上张良虽然智深，但是他的退隐式的自我处置方式，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明哲保身式的逃避，因为他开始就是为了替韩国报仇，既然目的已经实现，那就自然可以退身出局，功名利禄原本就不是他的目标，这是他与萧何，尤其是韩信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是这种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做法的不同，同时也最终造成了结局的不同。所以，只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来，肯定不会遭遇因为追求功名利禄所导致的难堪的结局。“张良现象”，我姑且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是对世间一切功名利禄之徒的最显著的警示，只可惜那些功名利禄之徒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或许根本就不想看见。虽然嘴里说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业竟谋臣亡”的话语，心理并不真知这句话的要害，只是发发牢骚，表达怨憎情绪，为自己的狼狈而悲惨的结局，做做说辞而已。他们根本就不懂，在专制主义的王朝里，臣下的功绩，就是自己的墓地。当大功和盛名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死期到了的时候。既然不是在深处盛名时，悟出这个道理，从而主动放弃功名利禄，那就只有等待被强行剥夺的难堪，也就逃避不了遭受杀戮的结局了。
这些人在没有面临危险的时候，都会认为张良是个傻瓜；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才知道张良是个智者。但是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张良不仅是个智者，而且宅心仁厚，正是张良的居心纯正，才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迷惑，才没有掉进贪功逐利的陷阱中，从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刘邦在开国之初，面对群臣夸耀自己比项羽厉害的时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资治通鉴》卷11）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被杀灭族，萧何系狱遭辱，只有张良一人全身、全节而退。萧何没死，实属侥幸；张良无恙，却是因为自己不恋名利、地位、官职、财货，适时退出权力中心的智慧选择，能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完全出于形势判断，更重要的是因为张良心怀善良，心里一直能够保持安然和恬淡。权力中心，是最大的利欲场，也是最危险的生死场。舍不得利欲，就出不了生死场，如此说来，汉初的功臣们的悲惨命运，尽管是刘邦的凶残所导致，但也是他们眷恋功名利禄，为利欲所驱使而造成。正应了那句民间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西汉初年刘邦给萧何张良封侯为何遭众将群起反对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王立群本文摘自《王立群讲高祖刘邦：大风歌(下)》 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在一说汉初的功臣，我们常常会想到才华出众的陆贾，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只是一位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毫无封侯的可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汉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奋勇杀敌的军功！尽管陆贾功劳卓著，但谁让他的“功”不是军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封不了侯的。
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来作个比较：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
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
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
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实至名归，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烦。不过即便如此，诸将争功的兴头一起，也难免“岁余不决”了。由此也说明，司马迁根据如此翔实的文献所写就的《史记》，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作为文职人员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当众人都认可这样一种制度时，随何、陆贾本人也就不觉得自己委屈了。
那么，这样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种惯例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酂（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抗议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抗议（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抗议，发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讲，并创造了中国词汇史上两个仅用了一次的词：“功人”与“功狗”。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群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群臣皆莫敢言）。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位居“三杰”首位的张良同样也遭遇了一番。《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连萧何、张良受封都能引出这么大的乱子，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根深蒂固。所以，陆贾因未立军功而痛失封侯机会，也是正常的了。
刘邦的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两大后果：
一是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军功阶层。
西初的军功阶层，特别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石，是刘邦后来平定诸侯王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是军功封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
像陆贾这样为西汉政权提供统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为没有军功而得不到分封，这不能不说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军功封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军功封侯既然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与军功卓著的功臣产生利益冲突，并在某些时刻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面对两方的不同意见，刘邦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西汉功臣陆贾为何未封侯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汉族，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一生的功业都表现在他的口辩上，这种身份大致相当于战国时期的策士。战国时期，有学问的贫寒读书人几乎全部是依靠自己的一张嘴去游说诸侯，献计献策，从而换取自身的荣华富贵，苏秦、张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陆贾生活的年代与战国纷争的局面已经大不相同，战国时期七雄并立，游说一家不行还有可能找到第二个买家，即使得罪了某个诸侯也不打紧，只要你逃到其他的国家，对方也往往奈何不了你。秦末汉初虽然政治斗争依旧，但天下之争却换成了楚汉两个最大势力的角逐，正所谓成王败寇，一旦站错队伍，其下场之凄惨将是不难想象的。陆贾虽然在楚汉相争时期就已经选定了跟随刘邦，但他的才能锋芒在刘邦得天下之前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史书提及的仅仅有两次，一是刘邦入咸阳之前的峣关之战前，他曾经和郦食其一起成功地说服了秦朝守将与刘邦连和；二是刘邦曾派他游说项羽归还自己的父亲，项羽没有答应。比较一下西汉建国以后陆贾的才能展现，我们很难排除陆贾当时是不是有明哲保身的嫌疑。<?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出使南越
西汉初建，陆贾奉命出使南越。当时南越的尉佗趁秦末天下大乱时割据了南海、桂林、象郡（秦朝地方行政设置），占据了东南半壁河山，并且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击败项羽以后，派陆贾前去封尉佗为南越王，希望尉佗臣服于汉朝，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应该看到，陆贾代表刘邦，挟战胜项羽之威而来，尉佗明显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汉朝兵威，但在心理上，对于是否应该爽快的臣服汉朝，应该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高后等朝的表现看出）。秦失天下，群雄竞逐，按当时的身价、地位来看，刘邦可能还远远不如他尉佗。现在汉朝与南越并没有在军事上较量过，仅仅凭借一纸诏书、一个使者就想让我俯首称臣，未免太过美好了吧？出于这种心理，尉佗决定先给使者一个下马威，打压一下他的气势，看看朝廷使者的才能，以便做出下一步的决定。“贾至，尉佗魋结箕踞见贾”。这就是说尉佗一点礼节都不讲，既不整理仪容，也不正坐待客，不过是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这种姿态对于陆贾当然是个很严峻的考验。显然，如果尉佗不肯接受汉朝的赐封，很可能马上就是双方兵戎相见的局面，这样一来，身为使者的他就算不被砍头，言语羞辱甚至皮肉之苦恐怕是在所难免了。念虽及此，陆贾表面却丝毫不动声色，反而是严词厉色地指出了汉朝与南越实力上的强弱悬殊，一下子就揭开了尉佗色厉内荏的面具，迫使尉佗改颜谢罪。占尽上风之后，当尉佗问及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等人谁更高明时，陆贾适时适当地回答：“王似贤也。”既小小地满足了尉佗的虚荣之心，又没有留下日后给萧、曹、韩等人心生不快的话柄。区区四个字，充分展现了陆贾的玲珑心窍和言辞艺术。尉佗得陇望蜀，接着拿自己和刘邦进行比较，陆贾自然知道这时丝毫含糊不得，一来他深知自己在南越的言论很显然会马上传到刘邦耳中，二来他看出尉佗已经决心归汉，于是他在言辞上丝毫不给尉佗面子，先是大大地吹捧了刘邦一番，末尾一句“王何乃比于汉！”尉佗归汉主意既然已经下定，当然也没有必要再去与刘邦争什么口舌上的高低，一笑解嘲以后，对陆贾十分欣赏，“留与饮数月”，赏赐千金，宾主尽欢而去。“归报，高帝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差使办得如此圆满，同时让两个枭雄尉佗、刘邦满心欢畅，充分展现了陆贾的胆识与智慧，升官发财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不可马上治天下
众所周知，小流氓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向来对文人（当时称儒生）不尊重，“竖儒”就是他对读书人的创造性称谓，往儒生所戴的帽子里撒尿更是前不见来者，后不见古人的千古帝王之作。郦食其最初求见他时甚至不得不自称“高阳酒徒”。面对这样一个皇帝，陆贾却在他面前“时时前说称《诗》《书》”，作为一个“长居（刘邦）左右”的人来说，看来确实有点不太识相。于是理所当然地换来一顿臭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然而陆贾却自有他的道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番言论，理直气壮，说得刘邦面有惭色，不得不听取陆贾的意见。并邀请陆贾著书阐明天下得失的大道理，陆贾就此写了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称万岁，称其书曰‘新语’”。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十分佩服。陆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充分把握言论的时机，天下未定之前这些话他是坚决不说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从此成为了后世君王顶礼膜拜的金科玉律。
将相与天下安危
刘邦死后，惠帝懦弱，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吕太后手中。吕太后在刘邦时期颇受了不少委屈，执政以后，开始有意培植娘家势力，企图取代刘氏天下，但是她还是担心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因此对有辩才的大臣加意提防。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陆贾知道事不可为，他没有效愚忠拼死进谏，也不贪恋高位，恋栈不去，而是选择了激流勇退，称病辞官。这种知其不可则不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姿态行为确实无愧智者的本色。然而他人虽退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却依然密切关注着时局动态。等到他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又再度出山了。这次他直接找到了当时的朝臣领袖——右丞相陈平，一番“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的言辞下来，就连素以奇计闻名的陈平也为之叹服。在陆贾的谋略策划下，右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联手，最终粉碎了诸吕的阴谋，拥立了后来的汉文帝，陆贾又一次站在了胜利的一方。胜利看似来得容易，其实却体现了陆贾超群的政治智慧和精准的审时度势能力。当吕太后身体尚健之时（惠帝执政和吕后专权时期），陆贾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不能与之力争，果断地选择激流勇退，成功地保全了自身。等到吕后年迈，陆贾看准诸吕才能有限，而且当时天下人心仍然归向刘氏，所以他及时出击，在拥立刘氏后代的政治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回报自然十分可观。
齐家之道
儒家素有修、齐、治、平之道，陆贾不仅可以做到一言折服诸侯，一言安定社稷，一言确立治国方针，而且在处理自己的家务事方面也颇有远见。在他称病辞官以后，他选择了田地肥沃的好畤地区安家。对待自己的五个儿子不偏不倚，分别给予不少的财产让他们成家立业，有效避免了厚此薄彼可能造成的儿孙不孝。而且他深知久住令人嫌的道理，五个儿子家里轮流居住，一个人家里最多住上十天，一年也最多在一家中住上两次。同时他还给自己留下了后路，随身携带的宝剑、车骑、侍从均价值不菲，陆贾声称如果自己将来死在了哪个儿子的家里，你也不必为举办丧事发愁，只要好好料理了自己的后事，那么这些昂贵的随身之物就作为补偿。这些做法极好地保全了儿子们的“孝道”，也可以避免自己老来遭到“色难”的不快。虽说这种用计谋来齐家的做法不太符合儒家宣扬的正统伦理孝道，但却可以体现出陆贾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不奢望理想奇迹的强烈务实精神。
太史公读了陆贾的《新语》，承认其“固当世之辩士”；班固把陆贾与郦食其、刘敬、叔孙通、朱建等人比较后发出“身名俱荣，其最优乎”！的感慨。《汉书》中写陆贾的最后一句是“陆生竟以寿终”。一个“竟”字，带有明显出乎意料的味道，恰恰可看做是对陆贾才能的绝妙写照。
高帝六年十二月、正月的两次大规模的批量封侯，这两个月中，刘邦共封列侯二十九人。一些未得封侯的有功之臣，甚至是大功之臣，他们为何会被刘邦“忽略”呢？
文臣的尴尬
十六国时期匈奴汉国的创建者刘渊曾对刘邦这两次封侯点评道：“吾常耻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绛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绛灌无文”是说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文化修养不到位，无法在文帝一朝倡导文治；那么“随陆无武”具体作何解释？“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又是什么意思呢？
“随陆”是指高祖时代两位重要的外交家，随何与陆贾。随何曾在刘邦彭城之败后成功策反黥布，陆贾是汉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二人都以辩才著称于世。刘渊对两人在高祖时代均未得到分封感到很疑惑，他的评判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有什么功劳？二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封侯？
我们先说陆贾，他可是西汉初年的大功臣之一，对大汉的功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越归汉，二是治国理念。
谈判高手的重要作用
陆贾是楚国人，曾以“客”的身份在刘邦手下任职，凭借极佳的口才常被刘邦外派出使各诸侯国。
当年刘邦西入秦关，在峣关遭遇阻挠，陆贾和顶级说客郦食其一道前去游说秦将，重金诱使秦将与刘邦联合灭秦。峣关守将见钱眼开，立马表示同意。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下，趁其懈怠不备，偷袭成功，顺利拿下峣关。这便是陆贾的第一次惊艳亮相。
汉四年，陆贾被派去游说项羽，让项羽放了太公、吕后等人，由于难度实在太大，未能成功。
作为专属使臣，陆贾经常被派遣到各国执行任务，凭借天生的巧舌屡有斩获，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出使南越国。
南越国是什么地方？陆贾为什么要出使南越国呢？
原来，刘邦灭秦后，南面又突然冒出个南越国，多出个南越王。
说起这南越王，我们不得不将时间转回到秦朝。
秦始皇成功兼并六国后，并没有停止用兵，他看上了南越，也就是今广东、广西与越南北部一带，那里居住着百越族。秦始皇动用五十万大军，历时四年，最终平定了南越，建立了南海郡、桂林郡与象郡。当时的南海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地区，桂林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西地区，象郡则相当于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秦末大起义爆发后，这支五十万人马的南征大军滞留在南方，由征伐南越的副统帅赵佗指挥。因为没有参加镇压秦末大起义的战斗，这支秦帝国的大兵团因此躲过了被义军歼灭的命运，成为今天客家人的祖先。
秦始皇在世时，赵佗曾担任龙川县令。此人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勇夫，而是一位颇有些头脑的武将。他曾上疏秦始皇，要求移民三万中原女子到岭南，秦始皇打了个对折，批准了一万五。这些女子和南征的秦军将士们共同生活，繁衍后代，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带到了岭南，大大加速了该地区的发展，这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至今仍被客家人尊称为“客娘”。当然，赵佗当时提出移民计划，未必真有如此高明的可持续性发展眼光，更多的当是为了稳定军心，以便更好地统领队伍。
秦二世时期，南海郡郡尉任嚣在病重弥留之际，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紧急召来，他对赵佗说，秦朝无道，天下百姓深受其害。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各聚军队，争夺天下。整个中原已经大乱，天下豪杰一个个都叛秦自立。我们南海郡地处偏远，眼下还算安定，但我担心中原的义军早晚会打到这儿来。所以，我想起兵。只是我重病在身，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番禹(今广州)的地理形势很好，背靠险峻山脉，面朝浩潮南海，东西千里，正好是一州之地，具备立国的条件。我遍观郡中官员，没有别人可以商议大事，所以把你召来。说完，任嚣亲自写下任命书，要赵佗接任南海郡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随即向各关口下令：盗兵将到，迅速断绝道路。然后收聚军队，亲自镇守关口，又利用法纪诛杀了秦帝国委派的官员，安排自己人取而代之。
趁着秦亡之际，赵佗出兵偷袭桂林郡、象郡，收归自己管辖。待一切安排妥当，赵佗扯起了南越武王的大旗，南越国就此诞生。
刘邦建汉后，考虑到天下初定，不宜再发动战争，便打算用赐封的方式让赵佗归顺，于是选派陆贾出使南越国。
赵佗接见了贾谊，端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子。面对傲慢无礼的南越王，陆贾沉着应对，一番话说得赵佗心悦诚服，最终归顺了西汉中央政府。按现在的眼光来看，陆贾绝对算是一位谈判高手，那么他究竟跟赵佗说了些什么呢？
一是告诫赵佗。
陆贾直言不讳地说，武王你是中原人，亲戚、兄弟的冢墓都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如今却违背天性，抛弃中原文明，想借南越这块弹丸之地与“天子抗衡”，恐怕就要大祸临头啦！
二是上天佑汉。
秦帝国无道，天下“诸侯豪杰并起”，那可不是一两个人，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仅一个楚地数千人一支的义军就数不胜数。最后汉王率先入关，占据咸阳。项羽违背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们都归他统辖，项氏集团一时间强大无敌。汉王自汉中起兵，攻伐天下，威服诸侯，最终诛灭项羽，短短五年时间，“海内平定”。如果单纯地依靠人力，能实现这一切吗？完全是上天有意庇护大汉啊！
三是劝其归顺。
你自立为王之后，朝内众臣都主张出兵讨伐，但皇上不愿再让百姓受苦，所以才没有动用武力。我奉皇上之命来到这里，还带来了南越王印，为的是正式封你为南越王。本来你就应该在城郊迎接大汉使者，面北称臣，现在竟还想以一己之力与朝廷对抗，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都城，皇上立马就能派人掘了你家祖坟，灭了你全族，再派一员偏将，率十万人马杀过来。真要出现这样的局面，越地百姓拿你的人头换[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赵佗战战兢兢地听完，惊得一骨碌坐起来，赶紧向陆贾道歉说，我长居蛮夷之地，大失礼仪，请先生千万不要介意。见气氛有所缓和，赵佗问陆贾，我和萧何、曹参、韩信相比，究竟谁更厉害？陆贾回答说，好像你更强一些(王似贤)。赵佗又问，我和汉朝的皇帝相比呢(我孰与皇帝贤)？陆贾说，皇上起丰沛，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事业，治理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计，方圆万里，土地富饶，“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的景象(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大王手下不过几十万人，所辖之地又都是山岭、海滨，最多也就抵得上汉朝一个郡，怎么可能与汉帝相比呢(王何乃比于汉)？赵佗听罢，哈哈大笑，我不在中原起兵，所以才能在此称王，我若是在中原，未见得就不如你家皇上？陆贾不愿答理他，干脆不吱声了。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赵佗对陆贾顿生好感，再三挽留他住下。陆贾推辞不过，便在赵佗那里住了好几个月。赵佗对他说，南越国中，实在找不到一位像你这样值得交流之人，自从你来到这里后，我每天都可以听到从未听过的东西。赵佗赐给陆贾千金，相赠的其他礼物也价值千金，陆贾则成功拜赵佗为越王，使他对汉称臣，遵奉汉约。陆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朝向刘邦作了汇报，刘邦很是高兴，随即封他为太中大夫(掌议论之官)。
陆贾出使南越，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战争，维护了西汉政权的稳定，可算是有大功的臣子。
骑在马上岂可治天下
汉初政权的统治阶层主要以布衣将相为支撑，这些功臣们在灭秦、亡楚的战争中浴血奋战，协助刘邦开辟了新帝国，但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文化素养严重跟不上。先不说以绛、灌为首的武将，即便是号称帝王之师的张良，奇谋天才陈平，贤相萧何等人，对如何治理国家也鲜有真知灼见。
萧何收集秦时文献主要是为了一户不落地收敛赋税，至于治国之道也非专家。毕竟在这方面缺少经验，大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由始至终，都没有人提出过有建设性的意见。说起来，也只有陆贾算是汉初时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毕竟他提出了一系列能够确保西汉长治久安的治国方针。
陆贾常在刘邦面前提起《诗》、《书》(《诗经》、《尚书》)中的教诲。《诗》、《书》是儒家经典，第一个将其带入西汉政府用做“公务员教材”的就是陆贾。
我们都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更不懂得《诗》、《书》的重要性，每每听到陆贾大谈《诗》、《书》他就发飙：老子我是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要《诗》、《书》干什么用？
陆贾尖锐地反驳道，马背上能得天下，难道还能治天下吗(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对于这个问题，刘邦压根儿就没想过。他和陆贾“马上”、“马下”的争论，其实争的正是治国之道。
陆贾不仅在观点上与刘邦针锋相对，还以史为鉴，引经据典。他侃侃而谈道，商汤、周武王皆以臣子的身份夺取天下，但后来人家则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的“逆取而顺守之”。只有“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
所谓“文武并用”是说以“武”力夺取天下，用“文”化治理天下。当年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实力都很强大，最终却因为只懂得用武力而灭亡；秦朝重用刑法，最终亡国。假若秦国统一天下后能施行仁义，效法先圣，皇上哪有机会打下秦帝国的江山呢？
陆贾用逆耳之言给刘邦做启蒙教育，阐述了两个刘邦闻所未闻的道理：
一是逆取顺守。
二是恃力而亡。
什么叫逆取顺守？“逆取”就是以武力夺取天下，“顺守”就是以仁义治理天下。什么叫恃力而亡？
自恃兵力强大的吴王夫差，晋国六卿中实力最强的智伯，还有一统天下的强秦都是“恃力”者，最终夫差亡于勾践，智伯死于韩、赵、魏，强秦亡于陈胜、吴广。
陆贾对刘邦得天下的分析最富启迪意义。刘邦曾提出过著名的“三杰”说。“三杰”说概括了刘邦灭项的原因，至少说明他还是认真思考总结过一番的。
但同时他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只总结了自己与项羽的争斗，而没有好好思考反秦、灭秦这一历史大事件。
另外，刘邦一入咸阳就想入住秦宫，这不仅将他本性中贪图享乐的劣根性完完整整体现了出来，更说明他没有思考过秦亡的原因，也没考虑过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西汉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是承秦而立，西楚霸王只不过是这次历史大变革中的插曲。
刘邦建汉之后最应该总结的是秦亡汉立的经验教训。但是，显然他脑子里压根儿就没这根弦，好在陆贾一直替他“上下求索”着这个重大课题。
基于此，陆贾才敢理直气壮地反问刘邦：如果秦能“行仁义，法先圣”，你刘邦怎么可能夺得强秦的天下？
一语中的，刘邦面露羞惭，立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让陆贾详细写了一份秦为什么会失天下、汉为什么能得天下的情况说明，并总结一下历代政权成败的经验教训。陆贾受命，著书详解存亡之道，总共写了十二篇，每一篇被呈上的文章，刘邦都喜欢得不得了。这十二篇文章最后汇集成为一本著作，就是中国思想史上鼎鼎大名的《新语》。
《新语》的出现源自陆贾对刘邦治国思想的改造工作，并由此开启了西汉初年的历史大反思，促使西汉政府走上革秦之敝、承秦之制的正确道路。
陆贾提出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点：第一，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第二，以农为本，轻徭薄赋；第三，无为而治。
这些思想后来被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所汲取，成就了著名的《过秦论》，留下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至理名言。
军功易见，文臣难封
现在一说汉初的功臣，我们常常会想到才华出众的陆贾，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只是一位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毫无封侯的可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汉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奋勇杀敌的军功！尽管陆贾功劳卓著，但谁让他的“功”不是军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封不了侯的。
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来作个比较：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
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
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
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实至名归，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烦。不过即便如此，诸将争功的兴头一起，也难免“岁余不决”了。由此也说明，司马迁根据如此翔实的文献所写就的《史记》，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作为文职人员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当众人都认可这样一种制度时，随何、陆贾本人也就不觉得自己委屈了。
那么，这样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种惯例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酂(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抗议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抗议(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抗议，发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讲，并创造了中国词汇史上两个仅用了一次的词：“功人”与“功狗”。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群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群臣皆莫敢言)。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位居“三杰”首位的张良同样也遭遇了一番。《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连萧何、张良受封都能引出这么大的乱子，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根深蒂固。所以，陆贾因未立军功而痛失封侯机会，也是正常的了。
刘邦的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两大后果：
一是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军功阶层。
西初的军功阶层，特别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石，是刘邦后来平定诸侯王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是军功封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
像陆贾这样为西汉政权提供统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为没有军功而得不到分封，这不能不说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军功封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军功封侯既然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与军功卓著的功臣产生利益冲突，并在某些时刻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面对两方的不同意见，刘邦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揭秘：项羽失天下真的只是因为刘邦的存在吗？
项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武将之一，李晚芳对其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早年他跟随项梁起义反秦，英勇善战，项梁死后带兵击败章邯等大将，灭亡秦朝，称西楚霸王，意为最强的王。后与刘邦历经四年的楚汉战争，由于自身的自负和猜疑的性格缺陷，终究败给善于抚慰民心的刘邦，最终于乌江边自刎，一代霸王终成过去。
英雄气概始于年少之时在小时候，项羽不爱读书练剑，认为读书练剑作用有限，要学就应该学降服天下的万人敌的学问。于是，项羽开始学习兵法，并为以后的带兵领将奠定了基础。有一次，项羽看到秦始皇的大船在渡江，其气派让看到的百姓无不叹服或畏惧。唯独项羽，竟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被身旁的项梁一把捂住嘴巴，避免招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项羽的气概早已在年少国破家亡后形成，并立志为家国报仇且取代秦始皇。
成才之路充满英雄豪气在陈胜起兵反秦之后，项梁亦杀会稽太守举兵响应，项羽此时一直跟随叔父项梁。在陈胜死后，项梁项羽听从范增的计谋，寻来楚怀王的孙子作为领头旗号以号令诸侯之名，并一路杀敌，大破秦军。然而，项梁不久后被秦朝大将章邯斩杀，项羽失去了最亲的亲人。为报仇，项羽不惜破釜沉舟，号令将士以不胜则无退的决心迎战章邯，最终大获全胜，章邯投降。此时的项羽已经名满诸侯，当各路诸侯前来拜见时，无不跪下，且不敢抬头看项羽。英雄霸气就此傲立天下。
惜败楚汉之争项羽一路进军咸阳，得知刘邦已入咸阳并派兵把守函谷关后十分生气，准备领兵问罪刘邦。只可惜项羽在鸿门宴上未下决心杀死刘邦，终成大患。项羽灭掉秦朝后，在楚怀王同意之下，自立西楚霸王，并分封诸侯，让楚怀王迁去长沙，并认为楚怀王已失去利用价值并在途中杀了楚怀王。此举给后来的刘邦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借口出兵攻打项羽。项羽在后来彭城之战中虽击败刘邦，给了他一个巨大的下马威，可是笔者认为他败在过于相信鸿沟协定、猜疑范增。
鸿沟协定，来源于彭城之战之后。项羽在平定齐、赵等诸侯时，听闻刘邦率数十万大军攻打彭城，项羽立刻领兵回头，并在彭城大败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战斗力史无前例。然而，在经历彭城之战后，虽然一路追击刘邦，可是项羽自身的粮草供应不足，自身的力量一直在削弱。刘邦也知道自身的力量不足，于是提出鸿沟协议，二人中分天下。此时的刘邦项羽实力相比，由于刘邦得民心，反而更胜项羽一筹。
项羽在签订协议后，整理军队准备回城，缺乏防守，可是刘邦却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刘邦很清楚项羽现在的实力有限，如果在项羽疏忽之时进攻他，必定将项羽一举歼灭。于是，刘邦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撕毁协定，火速攻打项羽。开始时韩信没有出兵，刘邦败退，但后来韩信出兵后，项羽一直被包围败退，最后来到的垓下。最终，粮草不足，四面楚歌，一代霸王项羽虽然杀出重围，可是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在乌江边放弃脱逃，自刎而死。只可惜项羽没有看清刘邦的狡诈的性格特点，自身又恋战自负，无奈败于刘邦。
猜疑范增，失去关键参谋。在项羽一开始起义不久，范增便来投靠项羽，并一直出谋划策帮助项羽夺得天下，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在鸿门宴之时，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计谋杀死刘邦，范增便觉得“夺霸王天下者必刘邦也”。在荥阳时范增就打算与项羽分头包围刘邦，消灭刘邦。只可惜项羽中了刘邦的离间计，认为范增不忠于自己，撤销了范增了一切权力，范增一气之下离开项羽回到家乡，在途中病逝。从此，项羽失去了最重要的智囊，而刘邦有张良、萧何等人，项羽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回首英雄的一生，霸气却又令人可惜项羽从出兵，只用三年便灭亡了秦朝，成为了西楚霸王。正所谓英雄出少年，从出兵开始项羽才二十四岁。项羽的气概威震诸侯，各路诸侯和交战时的敌人都畏惧项羽。然而，如此英勇的项羽，英勇可以盖世，可是智谋却欠缺。他为人残忍自负，所以杀敌时即使面对降卒也残忍杀害，因此失去了不少民心。相比，刘邦在招贤时不计小节，每到一处皆主动安抚民心，此乃成就天下者该有的气度。再者，项羽由于自身的自负，在一些重大关头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献计，也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逃至乌江边时，面对有可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却毅然放弃，不愧为真英雄也，却也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诗赞云：“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本文来自历史大全网
项羽，实乃千古唯一的超级神勇大英雄，虽败犹荣，后人每每想起不禁佩服，也不禁叹息。有人说，项羽是个人才，可是错了位置，他若为将材，无人能敌，只可惜坐了用人的位置却不懂用人。
揭秘：历史上战神韩信为什么宁死也不叛刘邦？
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不选择背叛刘邦呢？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公元前203年，天下连天烽火。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从刘邦手里夺了个齐王的封号——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
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当时韩信在局势中的微妙地位，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两人的谋划竟惊人的一致。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估计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一介疯疯颠颠的书生——后来见韩信无动于衷，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刘邦竟赦免了蒯彻，也是好命——都看出了这一点，身为统帅的刘邦就看不出来！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是眼独具眼力，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我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柔造作的成份，相反，倒是清一色的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走向，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那也太不是东西了吧。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事。《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後来武功发达了，钱他自己有，部队可以帮他搞到，便伸手向刘邦要了“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悟性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戏剧性至此展开。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後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嫌吴妈的脚太长。
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地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啊，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战我不行，来阴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玩味再三。
韩信为何感叹兔死狗烹 三件事激怒刘邦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大概是韩信流传至今仅有的诗句了。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前4句尚且是范蠡写给文仲信中的内容，只有后两句才是韩信的创作。但恰恰是这短短的两句诗，赤裸裸地展现了封建时代君主与功臣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尔虞我诈的血淋淋的关系，千百年来警醒着后来人。
韩信，太史公将其评价为领衔萧何与张良的“汉三杰”之首，在整个楚汉相争的战场上，韩信功高，莫可比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臣兼统帅，却从来没有被刘邦视为“自己人”。当然，细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刘邦，谁叫你韩信曾经是项羽的人呢？此其一也。
更有甚者，当韩信率军连克齐地70城时，恰巧刘邦统帅的另一支大军却被项羽团团围困于荥阳。刘邦无奈，派军使命韩信“伸出手来拉老兄一把”。韩信却并不着急派兵，而是要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表面上说是为了便于治理整顿齐地事务，实则可以理解为借机要挟，有不臣之心。刘邦此时已怒不可遏，多亏陈平偷偷往他脚背上踩了一脚，使刘邦从震怒回到理智与现实中来，不仅“没有”见怪于韩信，反而封他做了“齐王”，连个“假”字都顺便删了。韩信喜形于色，很快便带兵解了刘邦的围，刘邦心中却暗暗为韩信记下一条死罪。此其二也。
后来，刘项决战，刘邦约韩信同时发兵，到时却不见韩信兵马，导致刘邦再吃败仗。直到刘邦故伎重演，再次向韩信许愿，韩信才大举发兵，一战破楚。项羽被灭，刘邦没有了外患，这就意味着韩信对于刘邦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刘邦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其三也。
有了这三条，刘邦向韩信下手那就只是等时间找机会的问题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打败项羽一年后，刘邦借口南游云梦，兜里却揣着一封告韩信谋反的信件，召韩信见驾。而韩信这个人，对敌作战总能审时度势，奇谋百胜；唯对内部从不设防，自认为凭本事吃饭，别人奈何不得。所以才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被人擒拿起来，也就在此时，很少写诗的韩信从口中喊出了6句18字的这一段诗句。
或许是刘邦自己心虚，手中并无韩信必反的真凭实据；或许是出于某种恻隐之心，韩信如此一嚷嚷，倒使刘邦有点不好下手，只好将韩信暂且带回洛阳，贬为淮阴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也对群臣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应。倒是他那位心智更毒的皇后吕雉，趁着刘邦率军镇压陈稀造反，偷偷摸摸便将韩信给杀了。
刘邦杀韩信，表面上是个案，其实揭示了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还是以“汉三杰”为例。韩信为刘邦忌恨，这多少情有可原或事出有因，那么，一贯勤勤恳恳，做人低调的贤相萧何又怎么样呢？
韩信被斩后，刘邦拜萧何为相，赏重金并加派500卫士于相府。满朝文武为此尽来道贺，唯有一朋友悄悄提醒萧何：“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说明皇上已经瞄上您了，这500卫士，并非来保护你，而是来监视你的啊。”萧何大惊，问计安在，朋友如此这般一番妙计，萧何第二天就将全部家产捐出来劳军。刘邦闻讯，高兴得手舞足蹈，500卫士也不再提了。
以萧何之贤尚遭刘邦猜忌，在他手下当官做事，尤其是做大事就不能不多留个心眼。这方面，汉三杰中的另一人张良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很早就为自己编了一个遇仙而得兵书的故事，胜利后，马上宣布身体有恙，要闭关修炼。而这一来，就赢得了刘邦的信任，不来找麻烦了。
刘邦与韩信的故事其实不止影响了一代人，而聪明的臣子们每每从中汲取的便是功成身退的保命术。还以汉代为例，大将军卫青七征匈奴，每战必胜，功不可谓不高，而且他姐姐又做了正宫皇后，要搁一般人，早不知身重几何了。卫青却步步小心，从不逾矩，说到底就是看透了功臣与主子之间那种关系的奥妙，何况他的主子汉武帝刘彻比起老祖宗刘邦来，也绝不是个善茬.
王立新论史：国士无双的韩信为何非死不可？
汉代接秦而来，历史上盛称汉承秦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汉代是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但除了皇帝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出身的地痞无赖以外，实际上很多最重要的措施，都是效法秦朝并在秦朝的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汉朝实行的不是平民政治，依然是“敲剥”平民的秦政治。
刘邦乘秦末之乱而起，以孑然一身猎获天子之位，心惊胆颤，惟恐主宰大权得而复失。从登上大位之初，就形成了对功臣们的猜忌。汉代的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尤其是汉初的功臣，结局多半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
带题赞的汉高祖刘邦画像
韩信：从无业流民到无双国士的传奇之路
我们先来看看韩信。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信钓于城下，有漂母见信饥，饭信。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资治通鉴》卷9）
出身穷苦的天才将领韩信
韩信自小贫穷，无钱葬母，因为品行不太端正，没有机缘当上地方的小小公务员。韩信既不种田，又不会经商，经常寄食于人，弄得大家都非常厌恶他。又一次在城门外的河边上钓鱼，遇见一位洗衣服的中年妇女。这位妇女是个好心人，看到韩信没法吃，就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韩信很感动，对这位洗衣女许下诺言说：“有朝一日，我会重重的回报你。”妇女很生气：“我不过是可怜你，谁指望你回报！挺大个男人，不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还说报答我，听起来都让人脸红。”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因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资治通鉴》卷9）
韩信因为家贫，又没有营生可做，经常受人欺辱。一次走在市场上，被一位杀猪的少年拦住了去路：“哎哟，你长得好高大呀，这腰里挂口宝剑，真不得了了。其实你只是个胆小鬼，装什么呀！你要真不怕死，现在就杀了我。不敢杀，今天就只能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了。”韩信愣愣地看了这个家伙很久，然后俯身趴在地上，从这位少年张开的两腿间爬了过去，惹得四周的人们一顿轰然嘲笑。
秦末乱起，天下摇荡，楚国的贵族后裔项梁，乘机起兵反秦。韩信提着宝剑，参加了项梁的队伍。项梁死了以后，韩信又追随项羽，折腾了很久，也只做了一个叫做“郎中”的下级军官。几次给项羽献计策，项羽都没有理睬他。
后来刘邦进入汉中，顺势进入四川北部，韩信又投靠了刘邦。一样不收重视。一次韩信因为为官失职，按法应当处斩，同僚中有13人已被斩首，等到要斩韩信的时候，韩信就大声嚷嚷说：“汉王不是要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像我这样的壮士！”
刘邦手下的监斩官夏侯婴，感觉到了他的临危不惧，又看他的长相特别，虽然丑陋，但很出奇，就把韩信释放了。经过跟韩信的交谈，觉得他确实很有眼光，就把他推荐给刘邦。刘邦给他稍微提拔了一下，让他担任了押粮官，还是没有真正重用他。
韩信虽然没有得到刘邦的重用，但却有机会跟萧何相识，几次短暂的交谈，受到了萧何的器重。屡次跟刘邦进言，刘邦因为他相貌丑陋，仍然不予重用。
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资治通鉴》卷9）
韩信感到没有指望，就乘着刘邦败退到南郑的时候，跟着一些将士偷偷逃离了。萧何知道以后，亲自追回了韩信。这段在历史上很有名，叫做“萧何月下追韩信”。
萧何月下追韩信
当时因为来不及向刘邦说明，所以有人诬告萧何逃跑，刘邦很生气。过两天萧何又回来见刘邦，刘邦问萧何为什么逃跑？萧何说，我没逃跑，我是去追一个逃亡者去了。刘邦问他追谁？他说是韩信。刘邦更加愤怒，我身边的将领跑了好几十个，你不追别人，为什么单追韩信？你这明明是在骗我。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但是韩信是天下无二的人物，您要是不想长期在汉中称王，而是想争取天下的话，必须得使用此人。刘邦说我自然想要争天下。萧何说那您就得使用他，您要是不重用这个人，他早晚还会跑掉。刘邦说他可以给韩信一个将军，萧何说那他还会跑。刘邦说那就让他当大将军，萧何说，那就太好了。刘邦说你去把他找来，我封他个官。萧何说不行，像他这样的人物，必须亲自相请，还得认真对待。得挑个好日子，造授将台，斋戒之后，举行正式而隆重的礼仪才行。刘邦虽然一向傲慢，但这次还是答应下来了。刘邦只说拜大将军，所有的将领都很高兴，以为是自己。结果却是韩信，这太出人意料了，大家一时间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只等看韩信的表现了。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资治通鉴》卷9）
刘邦问韩信说：“萧何不断对我夸赞你，不知将军何以教我？”韩信就问刘邦：“将来是不是要与项王争夺天下呢？”刘邦说是呀。韩信说：“大王觉得勇敢、剽悍、仁爱、刚强能比得上项王吗？”刘邦沉默，好一会儿才说：“比不上。”韩信看到刘邦诚实而又有自知，所以高兴的说：“我也是这样以为，但是我可以告诉您项王的为人。项王虽然勇猛无敌，一怒而千人毙命，但却不能任用贤能的将领。所以，他的无敌只是匹夫之勇。项王虽然待人和气，部下有疾病，甚至涕泣而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可以说是恩泽有余。但是当部下犯法违纪时，却不忍依法严罚。有功劳的人，也不舍得封赏。所以他的仁爱只是妇人的仁慈。项王虽然已经雄霸天下，天下也都臣服于他，但他却背弃义帝的约定，驱逐原来的主子，却把自己的人都提拔为将相，人心不服哇。他还把义帝放逐到江南，而且一路烧杀，所到之处，无不残灭，百姓都不是真心依附他，只是迫于他的威力，不得已而归顺。所以，他虽然名为天下的霸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天下人的归心。因此，他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的，正是这种表面的强大，暴露了他实际上的孱弱。我们完全可以使他由强变弱：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资治通鉴》卷9）
眼下如果大王您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勇武之人，哪有攻不破的地方？如果把所得的城邑封赏给有功的将士，会有人不服吗？您再募集义兵，加上原来的将士——这些人很久就想离开关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会不努力向前，争立战功吗？况且项羽在对秦作战时，坑杀秦国投降的士兵20万众，这些人的父兄对项王和投降项王的三个秦军主将都恨之入骨。当此之际，您率兵出关中，传檄三秦，不用动刀兵，三秦就可一举而定。”刘邦大喜，因为得到韩信太晚而感到遗憾。于是依照韩信的计策，兵出汉中，留下萧何守汉中，收取巴、蜀的租税以济军需。
韩信之死：真的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吗？
果然如韩信预测的一样，刘邦出兵以后，已降项羽的雍王章邯刚一接战就一败涂地，而另外两位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很快也都投降了刘邦。韩信刚出，一计就平定了三秦之地。
韩信后来又亲自领兵灭赵、定齐。韩信灭齐之后，自请齐王于刘邦，埋下杀身之祸。当然这是后话。
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久战不决，双方都想争取韩信助自己一臂之力。这时有个叫蒯彻的人给韩信出主意，让他不要再帮助刘邦，也不要帮助项羽，而是自立，使天下成为三足鼎立之势。韩信说刘邦对他不薄，不便违弃。蒯彻举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佐助越王勾践称霸，但却终于被杀的例子，告诉韩信不要相信刘邦。他说：“野兽尽而猎狗烹”，等到他用不着你的时候，你的危险就会到来了。蒯彻又对韩信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他接着对韩信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韩信开始犹豫，说让他考虑一下。隔了几天，蒯彻又来问韩信想好了没有，韩信不肯背汉，又自以为功劳极大，刘邦肯定不会夺他的齐王之位。蒯彻一看，没戏了，就装作疯了的样子离开了韩信。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因未能得到韩信、彭越的协助，在固陵被项羽击败。为了拉拢韩彭二人，刘邦采用张良的计谋，把楚地大部封给韩信，封彭越以梁地，因为韩信是楚人，彭越也希望得到梁地。于是两人领兵前来，在他们的左右夹击之下，刘邦于垓下一战彻底击垮项羽。项羽在逃离过程中自刎乌江。不久之后，刘邦就统一了天下，并于次年二月登基作了皇帝。
西汉初年异姓诸王分封割据图
刘邦刚当皇帝，马上就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就把韩信收监了。韩信大叫：“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刘邦说有人告你谋反，就将韩信押解到了洛阳。刘邦可能考虑就这样杀了韩信怕有功将士寒心，于是又把他放了，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知道刘邦嫉恨自己功劳太大，从此经常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理由,不参加朝会。而且对与周勃、灌婴、樊哙等同居侯位、共列朝臣而感到耻辱。韩信自认自己是参天大树，而这些汉初的功臣，在他的眼里，最多不过是些蒿草而已。
公元前200年10月，刘邦亲自领兵讨击韩王信。各位请注意，韩王信不是韩信，韩信先封齐王，又改楚王，然后改封淮阴侯。韩王信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战国末年韩国国君韩襄王的若干代孙子，韩襄王于公元前311年到公元前295在位，韩国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因为项羽和刘邦当时都找寻六国的后代，扶植傀儡，用来跟秦朝争民心。韩王信就这样被刘邦挖出来使用。汉初刘邦又害怕他在地方形成势力，于是改封在今天的太原附近，让他防范匈奴。在此前后，匈奴首领头曼单于的长子冒顿（读作墨毒）杀父自立，不久又统一匈奴，拥有兵力30余万，不断骚扰边境。
韩王信为了守护边境，几次与匈奴通书交涉，刘邦怀疑他想借助匈奴造反，遣使责怪，韩王信心怀恐惧，于是真的投降了匈奴。这事跟淮阴侯韩信有什么关系？问题就出在这里。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后，刘邦命阳夏侯陈豨以代国相国的身份统领赵、代两国的军队。这个陈豨在边境执掌重兵，学起战国时代魏国的公子无忌，就是信陵君养士的把戏。有人告发他想要谋反，他感到非常恐慌，就在这个时候，韩王信乘机派人来劝他反汉，说要不然不会有好下场。陈豨一看，反正是没好结局了，不如侥幸一逞，于是就跟着韩王信一起造反了。韩王信和代相陈豨这两位将军，实际上都是被刘邦逼反的。两人的不得已而造反，刚好为刘邦杀掉他们准备了充足的借口。那么淮阴侯韩信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据说陈豨在被任命为代相赴任之前，曾向淮阴侯韩信辞行，韩信跟他秘密的定了一个协定，说将来你要是在外面起兵，我为内应，大事可成。公元前196年，韩信以身体生病为理由，没有随从刘邦远征陈豨。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资治通鉴》卷12）
《资治通鉴》中的这段话语，是从《史记》中辑录下来的。说韩信没有跟从刘邦一同去征讨陈豨，却派人私下里与陈豨联络，准备里应外合。说韩信准备发动家奴等袭击皇宫，杀死吕后和太子刘盈。家奴中有人受了韩信的惩罚，所以密告吕后，说韩信与陈豨秘密联络谋反朝廷。于是吕后想招韩信，又怕他不来，就与丞相萧何密谋。萧何按照吕后的旨意给韩信写信，诈称刘邦的传令官从前线回来了，说陈豨已被擒杀，大家都来祝贺，请韩信也来。于是韩信入朝，被吕后暗算，灭掉了三族。
资料图
因为韩信成就功名靠的是萧何，最后又死在萧何手上，所以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有关韩信谋反一事，虽然是正史所书，但是看上去颇有疑点。
像韩信这样的久经沙场的大将军，想要率领几个家奴攻破皇宫杀死皇后和太子，符合韩信的用兵习惯吗？大将军如此草率？还有，韩信与陈豨的早期约定，听起来好像可能，因为韩信也正在恐慌之中。但是这种话怎么可以随便和他人讲？而且告发的人同时又告发了陈豨向韩信辞行时，韩信所说的话语。韩信的两次密谋，怎么可能都被他知道，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又不是韩信的同谋。韩信要是跟陈豨密谋，说是若干年后共同谋反的话，那陈豨与韩信得有多深的交情？史书上没有作任何说明。还有，韩信临死前所说的话语：“我后悔当年没有听从蒯彻的劝告，以至于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栽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并没有说这次谋略不周之类的话语，而且只想到当年刘邦未得天下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明明是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否则怎么会轻易就被招来。当然萧何的私信中，不可能只有这样一句话，肯定还会有“若是不来，恐主上生气或者见疑，后果不堪设想”之类的话语。正是因为这些话语，韩信才被骗上当而来。萧何信中的话语能够说动韩信，正是因为韩信没有与陈豨通谋的事情。如果真有，就算韩信装作人不知鬼不觉地来了，萧何就不怕别人再反过来告他与韩信通谋吗？刘邦可是个疑心极重的家伙，而且最喜欢玩弄诬陷别人造反，然后把人杀掉的把戏。
咱们就是退一万步讲，就算韩信此时真有反心，也是被逼无奈。所以，韩信之死，非常明显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就是韩信的结局。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韩信的评价：
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资治通鉴》卷12）
司马光此处对于韩信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透辟，也很精到。汉高祖刘邦肯定对不起韩信，但是韩信本身也不是以君子成人之美的心态对待刘邦，他不过是想借助刘邦对他的重用，建功立业，捞取功名利禄，完全是司马光所说的“市井之志”：既想获取功名利禄于自己，又要求别人以君子的态度对待自己。这样的做法，既属不德，同时也不智，更何况刘邦原本就是个无赖，哪能以对君子的希望来去期待他？！因此落得杀身灭族的结局，虽然令人惋惜，但实在的根源也确实在于自己。说到底，韩信不过是个功利之徒而已。
可能有人会问：
世界上像韩信这种性格的人并不少，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杀掉？很简单，他们没有韩信的能力，没有韩信的功绩，也没有韩信的地位。如果有了这些，又赶上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君主，他们也一定会死。
但是司马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假使韩信能够学习更多的道理，就会谦让，而不总是强调自己有功劳，不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能。要是那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遭遇。这样就可以像周公、召公和姜太公一样，作为汉代的功臣而永垂青史，世世代代都可以食用汉朝的俸禄。”汉代的统治者怎会让你有这样好的结局，而且那么长远？他们哪里会像周武王、周公那些大君子们那样仁慈呀！我们只要看一看张良、萧何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还有周勃、周亚夫父子等。汉初的功臣，有几个最后得到了好的结局了？
刚才我们在讲韩信的时候，提到一个小人物，他叫蒯彻，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他自己后悔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以致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句话被刘邦的皇后吕雉牢记在心。
上还洛阳，闻淮阴侯之死，且喜且怜之，问吕后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彻计。”上曰：“是齐辩士蒯彻也。”乃诏齐捕蒯彻。蒯彻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彻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君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上曰：“置之。” （《资治通鉴》卷12）
刘邦平定了韩王信和代相陈豨以后，回到都城洛阳，听说韩信已经被处死，既高兴又有些惋惜。这段话语明确表达出了刘邦希望听到韩信死的信息，如果不是刘邦暗令吕后杀死韩信，吕后当时也不敢那样胆大妄为。只是刘邦没想到韩信这么快就被杀死了。没有韩信，刘邦不可能战胜项羽。韩信如果直接被刘邦下令杀掉，所有的将军就会人人自危，汉高祖就会从心理上失去所有的“战友”，没有人会再给他真正卖命，所以才不亲自动手。估计在他出征时，已经密令吕后杀韩信了。当刘邦得知韩信讲了悔不该不听从蒯彻劝告的话语，就赶紧派人把蒯彻抓来。
刘邦防得了功臣宿将，却没能防住自己身边人。其死后吕氏专权，几乎毁掉刘氏江山。
蒯彻当年劝说韩信不听，虽然佯狂避祸已经在外流浪六、七年了，还是被抓回来。刘邦要“烹了他”，他说冤枉。刘邦说你劝韩信造反，有什么冤枉的？蒯彻就说，秦国丢失了政权，天下人都想得到，谁能力强、动手快谁就可以得到。跖的狗朝着尧狂吠，不是因为尧不好，狗只能为了他的主子跖去咬别人。当时我是韩信的属下，我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而且当时天下统领精兵强将的人很多，都想争夺天下，您是不是要把这些人都烹了？刘邦听了以后，就把蒯彻给放了。蒯彻因为手中没握有重兵，又不曾立下战功，对汉高祖构不成任何威胁，加上会说话（把刘邦比作尧，把韩信比作跖，又把自己比作狗），所以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里所说的跖，是春秋末年一个奴隶起义的首领，天下都把他当成大盗贼，所以称作盗跖。其实他的名字叫柳下跖，柳下也许不是他的姓，而只是他的居处。
*本文系王立新教授独家授权凤凰国学发布，摘自系列讲座《汉代功臣的命运》，未完待续。
高祖刘邦 文盲皇帝如何被文化征服
影视剧中颇具“无赖”气场的刘邦形象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当了三年沛公、四年汉王、八年汉皇帝的刘邦，临终前，亲笔给太子刘盈写了一封敕书，要他的接班人记取自己的教训，勤奋地学习文化。在这封敕书里，刘邦对自己的文化出身、学习经历讲的十分清楚：“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说：“吾生不学书(写字)，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功，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芸《小说》卷1)刘邦以“践阼”(即帝位)为界线，分两个时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状况：当皇帝前，因为“生不读书”，“生不学书”，幼少时期没读过书，没练过字，所以全然文盲一个，也不把这当回事，还以为读书本来就没用。当了皇帝后，因为职务需要，这才开始读书，让人讲解书中要义，回顾对照以前所作所为，竟然很多都错了，深感悔恨，深感读书学文化的重要。读书就得识字，于是又自觉扫盲，边读书，边问字，问字音字义，也问字的写法，随之学着练写字，渐渐连猜带蒙能读了，也凑凑合合会写了，虽说写的不大功整，但勉强也能对付日常政务了。
刘邦把自己幼少时没读书的原因，归结为生遭乱世，归结为秦朝野蛮的文化专制和自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乍听来颇有道理，其实压根儿不是那回事。出于不愿在后人面前过于暴露家丑的考虑，刘邦还掩盖了一部分真相：他出生于底层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时期，这种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没有读书学文化的权利。即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使天天听人讲“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像刘邦那样的家庭条件，也不可能让他去读书学文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悠悠数千年，读书一直是贵族的专利。孔子虽“有教无类”，也只是在贵族的范围内“无类”，仔细查查，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一皆贵族子弟，绝大多数出身于低级贵族——士，还有极少数出身于上层贵族。刘邦就是生在孔子弘教之时，也只能远远地听一听孔门师徒那醉人的弦歌之声，像颜回和子路一样登堂入室，亲炙夫子教诲，不要说决无可能，怕是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据《史记·卢绾列传》记载，刘邦少年时期，曾与其好友卢绾“俱学书”，倒是学过几天认字写字，但这充其量和项羽一样，自己家里找人稍作指点，认得写得和姓名有关的几个字，“足以记名姓而已”，与正儿八经的上学读书无关，所以刘邦临终前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样不堪回首，一再说是“生不读书”，“生不学书”。
秦汉之际仇儒最凶数刘邦
刘邦适逢秦朝推行挟书令，摧残儒生和文化，他本人又做了秦朝最低一级的小吏，世风和职业，都使其十分鄙视文化和文士。刘邦又出身于文盲世家，祖辈都只喜与文盲交往。其父刘太公，到刘邦已做了皇帝，自己已做了太上皇，儿孙们皆做了王侯，并开始把读书学文作为必修课之时，仍然固守旧习，宁肯与文盲故旧、流氓无赖相处，也不愿见衣冠子弟，刘邦只好动用皇权，营造出一个文盲杂处、痞子嚣闹的小环境，让其欢度晚年，可见刘邦的家人和家风，与文化和文士何等格格不入。刘邦生活于这样的家庭，鄙视文化和文士，便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世风、职业、本能，三者既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刘邦对文化和文士的鄙视、排斥和侮辱，一度显得特别突出。
刘邦出身底层小民，作过低级小吏，身份决定习性好恶，衣着也以小民小吏装束为美。作亭长时，刘邦别出心裁，将楚地小吏小民戴的一种像喜鹊尾巴一样的帽子加以改造，用本地盛产的笋壳制成一种新式帽子，时常戴着，臭美得不得了，自诩为天下第一冠，以至后来当了起义头目，作了沛公、汉王和皇帝，依旧爱不释“头”。物以人贵，这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竹皮冠，在汉代竟成了最尊贵的礼冠，历代皇帝“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后汉书·舆服志下》)
偏好产生偏见，恶习催生恶行。自孔子以来被儒生们看得尊严神圣的儒家服饰，刘邦却视为恶俗不堪，憎恶至极。史称其“不好儒，诸客有冠儒冠来者”，竟强行摘下人家的儒冠“溲溺其中”(《史记·郦生列传》)，大庭广众之下往客人儒冠里撒尿。汉二年(前205)，刘邦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大儒叔孙通正在彭城任楚官，遂降汉。仓促间未及换衣，还穿着平时常穿的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汉书·叔孙通传》)秦王朝、项氏政权都轻视文化，不喜儒生，但并不限制儒生旧有习俗，刘邦竟连儒生衣着也厌见。人们常说秦王朝如何反儒，究其实，在秦汉之际，仇儒最厉害的莫过于早年的刘邦。
早年刘邦唯重痞子和武夫
刘邦一身痞子恶习，粗野无礼，张嘴骂人，如此对人，也喜欢别人如此对他，粗来粗去，彼此彼此，最见不得谁斯文儒雅。据褚少孙对《史记·郦生列传》所作补记，郦食其初次拜见刘邦，言谈举止，文质彬彬。先到军营门口递上名刺，文绉绉地对负责接待工作的人说：“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负责接待的人进去传话，刘邦正在洗浴，听说郦食其“状貌类大儒”，说话又好咬文嚼字，当即令接待者转告：“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食其见文的不行，于是改来武的，“瞋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副市井流氓无赖耍横像，吓得接待者把手中的名刺也掉到了地上，慌忙拾起，转身进去重新向刘邦通报：“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名片)。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刘邦待人接物，喜好的就是这种粗豪风格，更何况又和自己一样，是个酒徒，立即肃然起敬，一边从水里捞脚站起，一边叫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屋见刘邦，继续粗野蛮横，劈头盖脸对刘邦好一番大声叱责：“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你智力、勇气都不及我，却想打天下，不见我行吗？震得刘邦既愣怔傻眼，又通体舒泰，立即请坐，恭恭敬敬地向郦食其讨教，“问所以取天下者。”待郦食其说罢，又恭恭敬敬地致谢：“敬闻命矣。”从此对郦食其言听计从。吃硬不吃软，吃粗不吃细，吃武不吃文，敬酒寡味，罚酒特香，郦食其摸透了刘邦的脾气。
刘邦尊酒徒而贱儒生，除了家族遗传、本人习性外，还有其思想根源，这就是他骂陆贾那句话：天下得从马上得之，文化乃空谈无用，他要依靠马上武夫去逐鹿天下，而文士只会读书，对他来说无异于废物。文盲、流氓、酒徒、赌徒都比读书人强。所以厌见儒生文士，不得已撞上，张嘴就骂，不是“竖儒”，就是“腐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记有一段叔孙通与其弟子的对话，清楚地揭示了刘邦早年的用人之道。叔孙通于汉二年由楚降汉之时，长期跟随他的儒生弟子中，有百余人跟着一起降汉，想经他举荐，在刘邦手下做官。然而，叔孙通对这些儒生弟子一皆“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们背后骂叔孙通：“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听到后问弟子们：“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用武力与人争夺天下，你们能上前线动刀动枪地拼杀吗？汉王如今急用的是武夫，我自然只能“先言斩将搴旗之士”。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听说萧何居然费时费力地去追劝逃跑的文士韩信，刘邦就觉得无法理解，对萧何骂道：“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的大学问家张苍，也是看清了这一点，起初追随刘邦的数年间，“只以武力显”，和武夫们一样，靠战功博取侯位，数年以后，才以“文学、律历，为汉名相”(《史记·张丞相列传》)。
精英觅弟子刘邦最可教
文盲刘邦白眼待文士，文士们却截然相反，大都青眼看刘邦，特别是一些杰出文士，对刘邦还无比倾心，情人眼里出西施，咋看刘邦咋如意，主动依附，热诚投奔，积极献策，忠心效力，甚至搭上老命，也无怨无悔。读《史记·高祖本纪》和《资治通鉴》相应时段的记载，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从当小民、起兵直到做了皇帝，刘邦的一生，几乎时时处处，都有杰出文士的精心呵护，刘邦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刘邦人生轨迹的精彩之笔也在这里。
秦始皇奉行法家主张，摧残文化，力使天下“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及至焚书坑儒，更给了儒学和儒生极为惨重的一击。所以，在秦朝统治下，儒生文士中的杰出人物时刻梦想作“王者师”——给能够取秦而代之的新帝王当高级参谋，灭暴秦，报深仇，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理想。他们睁大了眼睛四处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遍地大大小小军事首领，一个也不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唯有刘邦这个文盲头儿才是最佳人选，虽然浑身都是痞子味，让人不好受，但在最关键的地方却魅力四射，特别诱人。
“孺子可教也！”是老师对有培养前途学生的赞誉。而对杰出文士来说，并非所有王者都可教，死木疙瘩多的是，正话反听更不少，一旦选错，轻则徒费口舌，重则惹大麻烦，而一旦瞅准，则满腹经纶就可大加施展，经天纬地，建不世之功。刘邦虽是文盲，却悟性极高，对文士们的意见，明于判断，敏于抉择，勇于践行，在秦末众多军事首领中，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媲美，所以天下精英无不对之倾心。
张良得黄石公秘传《太公兵法》，遵嘱潜心揣摩十年，备俱“王者师”资，最初本欲到留县投楚假王景驹，半道碰着自称沛公的刘邦。张良试着给刘邦讲《太公兵法》，刘邦每次听了都说好，并当即付诸实施，“常用其策。”张良也曾对其他将领讲《太公兵法》，却都听不懂。张良不禁感叹道：“沛公殆天授！”对刘邦的天赋佩服得不得了。其时刘邦刚起兵不久，实力很小，只有几千人，又遭雍齿叛变，正陷困窘之中，和张良一样，也是往留县去投景驹。张良却已认定，刘邦就是他理想的主子，值得为其师的王者，“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自此终生跟定刘邦，倾其所学，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刘邦首席高参，而刘邦对张良也百分之百地言听计从，刘邦打天下、治天下、死后仍能安天下，谋略主要得自张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张良，秦末群雄逐鹿中，就不会显出一个既无背景又无德性的底层小民刘邦来。
韩信郦食其至死不渝忠刘邦
和张良一样，顶级军事天才韩信，对刘邦的统帅天赋也是由衷地佩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有韩信和刘邦一次生动的对话。那时，韩信已被刘邦由楚王位上拿下，贬为淮阴侯，软禁洛阳。一天，刘邦和韩信拉闲话，谈到诸将之才，各能领兵多少。刘邦乘兴问韩信：“如我能将几何？”韩信如实答道：“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你呢？”“多多益善。”刘邦大笑：“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真诚地答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韩信这里讲的，决不是一个阶下囚对胜利者虚与委蛇的阿谀之言，而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真感受。韩信早就做好充分准备，要成就一番伟业。却和张良一样，未被刘邦发现之前，处处触霉头。初投项氏，“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离楚投汉，从关中一路撵到汉中，因无由直接见到刘邦，竟“坐法当斩”，差点掉了脑袋。及至被刘邦任命为大将，登坛献策，赢得刘邦“大喜，自以为得信为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韩信头上方才阴霾散去，晴空万里，一个“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伟大军事家，一下子由神往变成现实。司马迁盛赞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对刘邦的贡献为功臣第一。韩信却十分清楚，没有刘邦擅长“将将”的统帅天才，没有刘邦对自己的“言听计用”，自己这如同周公、召公、姜太公的勋业，又从何谈起！忠厚的韩信，对刘邦终生都怀着深深的感佩之情，所以无论刘邦怎样对他耍流氓，也无论武涉、蒯通怎样对他搞策反，韩信对刘邦的忠贞都“虽死不易”。
狂儒郦食其之效死刘邦，更是经过长期观察比较后做出的义无反顾的抉择。史称郦食其“好读书”，满腹韬略，但生不逢时，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严禁学问，弄得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谋生，六十多岁了，还在给村里看大门。但人穷志高，一心要干大事，不肯为官吏、豪杰驱使，“县中皆谓之狂生”。等到秦末群雄蜂起，郦食其遂细心观察，准备找个合适的主子，一展抱负。一连观察了几十个军事首领，都是些小里小气、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人，郦食其只好“深自藏匿”，如果后来不遇刘邦，郦食其一生可能也就这样了。及至刘邦率军从当地经过，郦食其不禁眼睛一亮，对人说：沛公“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于是立即投到刘邦帐下，还将弟弟郦商也介绍给刘邦，兄弟俩一文一武，都成了刘邦的主要功臣。郦食其尽心献策，刘邦一一采纳，策行而立马事成功就，郦食其潦倒一生，垂垂老矣，一遇刘邦，就吉星高照，志遂愿成，好不感恩。郦食其精于游说，一番天下形势分析，说得拥有七十余城的齐王田广罢兵弃守，准备降汉。韩信趁机发兵偷袭齐国，田广命郦食其阻止韩信的进攻，“不然，我将烹汝！”面对残酷的油烹，郦食其不为所动，厉声喝道：“而公不为若更言！”(《史记·郦生列传》)为报效刘邦的知遇，这位年近七旬的狂儒，毅然选择了死亡。
善待儒生文士亲和儒家文化
刘邦虽然是个文盲，性格中却也有特别诱人之处。《史记·高祖本纪》称其“意豁如”，“有大度”，《汉书·高帝纪》赞其“性明达，好谋，能听”，均非虚誉。心地开阔，襟怀博大，容得下事，善与人相处，天赋领袖气质，确是刘邦性格的魅力所在。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熏染，总体上不喜儒生文士，但具体到个人，一旦知遇，即真诚相待，终生礼敬张良，亲爱萧何，信任陈平，重用隋何、郦食其。对文士们的建议，觉得合理，立即付诸实施，即便是馊主意，纠正以后，也不怪人，这一点最为可贵，是刘邦最能吸引文士的亮点，也是刘邦高于当时其他所有军事首领和历代“明君”、“圣主”的亮点。
刘邦在各路起义军中最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之降，一位出谋之人建议“急使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以便独得关中，刘邦“然其计”。结果惹恼项羽，要发兵攻杀刘邦，若非张良苦心周旋，刘邦及其军事集团立马就会玩完。这位出谋之人给刘邦惹下大祸，要换成其他首领和君王，非把他砍头夷族不可。刘邦却只骂了声“鲰生(眼光短浅的愚陋之人)”，连出谋之人的名字都没有指出来。
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后世”，以争取广泛支持，臣服项羽。刘邦称善，立即下令刻六国王印，让郦食其带上这些王印去行封。此策一旦落实，则天下必是山头林立，旧贵族复兴，草民出身的刘邦还有什么号召力？几年拼杀所得，岂非拱手让人？亏得张良及时阻止。郦食其岀了这样大的馊主意，要放在其他君王和首领，就是不要脑袋，也要痛打一顿屁股。刘邦也只骂了句“竖儒，几败而公事！”(《史记·留侯世家》)命令赶快将印毁掉，未作任何追究，继续对郦食其言听计从。这种作风和处事态度，以笔者阅读所见，在一部二十五史中可谓仅有。
还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指出，刘邦不杀文士。虽说刘邦杀的功臣中，韩信是个大文士，但刘邦绝非因为韩信是文士而杀之，而是因为韩信在军事上对刘邦及其所建汉王朝威胁太大，不杀不放心。历朝开国皇帝，不杀文士的很少，朱元璋杀文士尤多，即便出身儒生、尊崇儒学、自诩“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曾逼死大儒桓谭。真正尊礼文士，且坚持不杀读书人的开国皇帝，在我国古代，只有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两个人。刘邦出身文盲，赵匡胤出身武夫，文化程度似也较低。
刘邦的“豁如”、“大度”，还体现在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当即纠正。
儒生隋何凭着智勇和辩才，说服淮南王黥布归附刘邦，极大地削弱了项羽的实力，使刘邦的实力大增，为垓下消灭项羽立下了关键性的大功。及至论功行赏，刘邦却为讨厌儒生的积习驱使，竟在庆功宴上，当众贬低隋何的功劳，说隋何是个“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隋何据理力争，反问刘邦：“您发动步兵五万人、骑兵五千人，能够攻下淮南吗？”刘邦回答不能。隋何说自己领着二十个人，干成了五万步兵和五千骑兵干不成的事，很显然，“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刘邦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改口说自己正在考虑如何赏赐隋何的功劳，当即将隋何由品秩很低的谒者，一下提升为品秩很高实权很大的护军中尉。
刘邦长期生活民间，习惯于文盲和底层小民的语言表述方式，性不喜儒，对文士的谏言往往一开始听不进去，人家刚开口，就蛮横拒之，继而悟出其中之妙，便大加赞赏，有时并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儒生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最初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的天下是在马背上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钻研什么《诗经》、《尚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讲了儒家思想对治国安天下的重要意义和秦朝抑儒崇法导致亡国的教训，继续反问道：如果秦朝遵循儒家治国之道，“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虽然不高兴陆贾这样得理不饶人地驳斥自己，还是面露惭愧之色，诚恳地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遂遵嘱将秦亡汉兴和过去一些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写成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刘邦身边的官员也随声赞美，把陆贾这些文章叫作“新语”(《史记·陆贾列传》)，陆贾因之以《新语》作为这十二篇文章的总冠名。其实，陆贾《新语》只不过对儒家治国理念做了粗浅而简明的介绍，即司马迁所说“粗述”而已，并无什么创新，但对于从未读过听过儒家经典的文盲出身的刘邦及其将相，已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新鲜得很了。
刘邦生性粗鲁，行事率意，讨厌循规蹈矩的礼仪程式，即帝位后，“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朝廷礼仪制度，一切以简单易行为准。方便倒是方便，却听任和助长了草莽之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趁机向刘邦宣扬儒生和儒家礼仪的作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将朝会仪式制成，让群臣演练熟悉以后，正式行之，满朝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以往那种乡野庙会式的嘈杂纷乱一扫而空，“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遂由薪水只有六百石的博士，升为原部门的长官——月薪中二千石(比二千石还高一个档次)的太常，位列九卿，叔孙通的弟子们也因之得官。后来，叔孙通还被任为太子太傅，位居刘邦的首席高参张良之上(张良时任太子少傅，位次太子太傅)。
皇帝祭孔子刘邦第一个
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实践中，刘邦日益觉察到儒生文士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自己轻视文化、仇视诗书的浅薄，逐渐矫正言行和政策，向文化靠近，向儒学靠近。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临死前，途经鲁地孔子旧居，“以太牢祠焉”。“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乃最高规格的祭品。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刘邦，遂成为第一个隆重祭孔的皇帝，第一个把孔子由民间圣人尊为官方圣人的皇帝。
王立新论史：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是如何对付功臣的
汉代接秦而来，历史上盛称汉承秦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汉代是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但除了皇帝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出身的地痞无赖以外，实际上很多最重要的措施，都是效法秦朝并在秦朝的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汉朝实行的不是平民政治，依然是“敲剥”平民的秦政治。
刘邦乘秦末之乱而起，以孑然一身猎获天子之位，心惊胆颤，惟恐主宰大权得而复失。从登上大位之初，就形成了对功臣们的猜忌。汉代的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尤其是汉初的功臣，结局多半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
彭越的惨死和栾布的大义
放下淮阴侯韩信，咱们再来看梁王彭越：
上之击陈豨也，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上怒，使人让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梁太仆得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遂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关奏请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枭越首洛阳。（《资治通鉴》卷12）
彭越蒙冤（资料图）
这里的“让”是责备的意思。彭越同样是以子虚乌有的谋反罪名被杀、灭族，与韩信同样下场。杀了彭越以后，刘邦又下了一道诏书：“有收视者，辄捕之。”谁要是敢来看顾或者收尸，立即予以收捕。结果还是有人来了，来的人是梁的大夫叫做栾布，他为彭越而哭。被抓到之后，刘邦骂了一顿之后要烹了他，他说我只想讲一句话，然后就死。刘邦问是什么话，他就顺势说：“当年您被困彭城，兵败荥阳和成皋之间的时候，项羽之所以没有长驱直进，一举灭汉，只是因为彭越据守梁地，他们过不去。当时彭越与汉合兵一处，楚就会失败；与楚合兵一起，汉就会失败。况且垓下之战，如果彭越不来，项羽也就不会灭亡。天下统一以后，梁王彭越既然受封，也只是想把爵禄传给后代，过安生日子，他哪里有造反之心呢？现在您就这么轻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反叛之罪，诛灭其族，我只怕功臣们人人自危，惶惶没有终日了。梁王既然已死，我虽然活着，也还不如死了。我的话讲完了，请您烹了我吧。”汉高祖听了以后，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恐怕功臣们因为人人自危而造反，就把栾布放了，还给了他个都尉的官。其实栾布已经说了，你给他什么官，他都没有生的意愿了，在这样残暴的君主手下做事，生与死的权力既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生与死的理由，也不可能拿捏在自己的手里。死，随时可以到来，理由只要现场编排就可以了。这就是下面一段文字所表述的故事。
梁大夫栾布使于齐，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布，骂，欲烹之。方提趋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资治通鉴》卷12）
不止韩信、彭越，淮南王黥布也没有逃脱被诬陷造反，然后被杀的命运，只不过他是被逼无奈，真的造起反来，是在造反的过程中被杀掉了。这是公元前196年7月以后的事情。
彭越墓（资料图）
初，淮阴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诛，醢其肉以赐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王疑其与乱，欲捕赫。赫乘传诣长安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上召诸将问计，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令尹曰：“是固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资治通鉴》卷12）
黥布和卢绾是怎样被逼反的
英 布（资料图）
黥布本姓英，所以也叫英布，安徽六安人.秦时因罪被黥（刺面），所以又叫黥布。被秦朝押解前往骊山服劳役，私下里结交其中豪杰，乘陈胜、吴广起义之时，起兵反秦。后归项梁，又归刘邦，屡立战功，参与垓下之战，彻底击败项羽，汉初，封为淮南王。刘邦先杀韩信，又杀彭越，将彭越的身体切成块，煮成汤，分赐诸侯。黥布震惊、恐惧，因此造反。黥布造反，完全是因为看到了韩信和彭越的下场，在内心无限恐惧之下所做出的决定。黥布后来兵败逃入一农民家里，被人杀掉了。
不止黥布，燕王卢绾也是被逼造反的一位。
陈豨之反也，燕王绾发兵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藏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汉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帝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绾。
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闻帝崩，遂亡入匈奴。（《资治通鉴》卷12）
卢绾既已叛降，刘邦死了以后，他只有逃到匈奴那里去了，没有死在汉皇手中。
发小+连襟+功臣就安全了吗？
樊 哙（资料图）
就连舞阳侯樊哙,也险些没有被杀掉：
初，高帝病甚，人有恶樊哙，云：“党于吕氏，即一日上晏驾，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帝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须之夫，有亲且贵。帝以仇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平行，闻帝崩，畏吕须谗之于太后，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使傅教惠帝。是后吕须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资治通鉴》卷12）
樊哙是刘邦的连襟，有吕后保着，吕后之所以保他，是因为他可以保吕后。周勃和陈平虽然受高祖密诏，但是捉住了樊哙以后，怕刘邦反悔，于是押解回来听凭刘邦自己处置。可是刘邦已经死了，吕后毫不犹豫就把他给放掉了，而且还赦免了罪过，照样享受爵禄。当然，各位不要因为我的这种话语，就认定樊哙仅仅是靠裙带关系吃饭，樊哙一生立功很多，根据《史记》所记载：樊哙最早跟随刘邦起兵，在很多次战斗中，斩杀甚众。泗水一战，斩首“十五级”；濮阳一战，斩首“二十三级”；城阳一战，斩首“十六级”；成武一战，斩首“十四级”，生擒十一人；开封北一战，斩首“六十九级”，其中包括一位侯爵，而且还生擒二十七人；宛陵一战，斩首“八级”，生擒四十四人；攻郦地，斩首“二十四级”，生擒四十人；攻武关，斩首“十一级”，其中包括都尉一人，生擒一百六十人，接收降卒二千九百人。其间还包括几次战斗没有人数统计的。可以说是战功卓著，也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后来又在鸿门宴上，舞剑为刘邦解围，使刘邦得以逃脱。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又追随刘邦征讨韩王信、燕王卢绾、代相陈豨等，杀伤甚众，立功很多。樊哙为了刘邦，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了，什么看家本领？樊哙原本是屠户，宰狗的，与《水浒传》里的郑屠是一个行当，属于职业杀手那一类。你们看这个家伙的功劳簿子，就像杀狗一样杀人，可能他一生杀的狗，还不如杀的人多。
樊哙在刘邦没有起事之前，就整天跟他在一起鬼混，估计那时刘邦想吃狗肉都不用花钱。樊哙娶了吕后的女娣，就是妹妹吕须作老婆，这一下就更有了靠山。樊哙没有被刘邦杀掉，死在汉惠帝六年，他的儿子樊伉袭封他的侯位，但是不久吕后死了，陈平与周勃合谋诛杀吕后党羽，樊伉也被杀掉了。
实际上在这些人中，最该杀的就是樊哙，因为他看到刘邦大限将临，为了确保自己的爵禄，勾结吕氏，结党营私，根本没有把刘邦的家天下的目标放在心上。尽管早年立功很多，但是一旦走上党同吕氏，无视刘氏江山社稷，就成了真正的想要颠覆刘氏家天下的罪魁祸首。他不是因功劳大被怀疑、被诬陷，而是自觉自愿的投靠吕氏，企图颠覆刘氏。可是最该杀的没有被杀，不该杀的却全部杀掉了，这就是历史的诡秘之处。陈平和周勃虽然没有杀掉樊哙，但是他们的目标是长远的，所以到了后来，刘氏的汉家天下没有丢失，陈平和周勃都是大功臣，对于汉家天下，甚至比韩信等的功劳都要大。
史上最奇葩罪名：欲反于地下
周 勃（资料图）
现在我们再来看绛侯周勃和周亚夫父子，周勃父子都没有在刘邦的时代里，遭受过大的危险，那时也许周亚夫还很小：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资治通鉴》卷13）
这里的“太后以冒絮提帝曰”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冒絮是头巾，提是抛掷的意思，就是太后拿自己的头巾向汉文帝抽了一下，虽然打不疼，但表示生气了。薄太后是汉文帝的生身老娘，刘邦的妃子。
周勃以军功在汉初受封绛侯，刚刚到了封境就因为功臣屡屡被杀而心怀恐惧。高祖临终欲杀樊哙，周勃受床下密诏，收捕樊哙。刘邦死后，周勃又与丞相陈平合谋，收拾诸吕，要不然刘邦的天下就改姓吕了。可以说是汉代的大功臣。但是后来因为功太大，受人主怀疑，受他人嫉妒，经常穿着甲胄睡觉，生怕突然有令捉拿他。地方官来的时候，总是令家人拿着兵器迎接。不久就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告发他要谋反，于是被擒下狱。周勃在监狱里非常恐慌，看守经常稍一侵辱，周勃就以千金贿赂他们。于是狱吏——就是监狱的看守，就帮他出主意，让他打出公主的旗号，让公主出面作证，说他没有造反之心。这位公主是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的媳妇。后来汉文帝在太后的劝说下，才算放了他。周勃出来以后大发感慨说：“我曾经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今天才知道我还不如一个监狱的看守更金贵！”周勃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是到他儿子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周亚夫（资料图）
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用兵很有名，他曾在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驻军细柳，文帝亲自劳军，却必须通报而后进入，进入以后还不许大声喧哗，文帝很欣赏他，不时地赞叹，这样的军队才像是军队。不过因为当时士兵们说了一句“军中闻有将军，不闻有天子”的话语，文帝的心里显然已经不快。但因欣赏周亚夫是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临终的时候，还是告诫即将即位的儿子汉景帝，说可以在关键的时候，让周亚夫领兵发挥重大作用。周亚夫虽然很受文帝赏识，景帝确实也按照父皇的说法，最大可能的发挥了周亚夫的军事天才。但景帝比文帝对周亚夫怀有更大的戒心。
周亚夫后来在汉景帝时，以车骑将军的身份，领兵平定吴王刘濞首倡的七国之乱，以功升太尉，又被任命为宰相。
周亚夫功高了，官大了，景帝就开始要收拾他了。
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资治通鉴》卷16）
其实景帝一向以为周亚夫桀骜不驯，尤其是周亚夫反对撤换太子，所以景帝到了晚年更觉得少主难于驾驭他。于是就在宫中赐食给周亚夫，亚夫一见是一块很大的肉，没有切开，还不给筷子。周亚夫觉得很不愉快，就让管席的官员拿筷子来。景帝却笑着对他说：“难道这样还不能令你满意吗？”周亚夫一听，赶紧脱帽谢罪。景帝站起身来说：“起来吧。”这是在逐客，周亚夫明白，于是就赶紧起身，转头走出了宫殿。景帝看着他的背影，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总是这样不服气的样子，少帝怎么能驾驭得了他呢！”
周亚夫的厄运就要到了。
这里面的“胾”，读如文字的“字”，就是大块没切分开的肉。“鞅鞅”，读如“样样”，心中不平的样子。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资治通鉴》卷16）
禁中赐食这件事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就为周亚夫从废弃的军需管理处，购买了500副甲盾。因为周亚夫年纪大了，儿子买这些兵器，原本是准备给他殉葬用的。谁料却闯下大祸，被人告发谋反，景帝立即下令地方官收问。周亚夫倒比他父亲强硬，不理睬监狱看守的侮辱性“审查”。于是景帝又把周亚夫交给廷尉审理。廷尉是汉代掌管国家法令之类事宜的最高官员，位列九卿，在三公之下，比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牛。周亚夫对廷尉说明了儿子购买这些旧兵器，是为了给自己殉葬，哪里谈得上什么造反？廷尉手下的官员却反责周亚夫说：“虽然你说你不想在地上谋反，但是谁能保证你不会在地下谋反呢！”各位同学，你们听听，这个狱吏真是太可恶了，但是他敢这样对待曾经的宰相和全国闻名的大将军，没有皇帝撑腰，他敢吗？其实周亚夫在官吏捉他的时候就想自杀了事了，可是却被家人劝住了，以为还有一线说明的希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了，于是五天没有吃东西，实际上是以绝食表示抗议。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一气之下，就呕血而死了。
汉代的功臣们就是这样的结局，高祖时期最残酷，武帝时的情形也比文、景时期更严重。这些想通过立功而封侯受赏的将军和大吏们，多半都没有善始善终。尽管一时封侯拜相，不久之后即遭陷害而含冤、含恨死去，很多人连宗族也搭进去了，落了一个真正的断子绝孙的结局。
我们客观的看待这段历史和这些事件，虽然是汉皇残酷，但里面似乎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从这些人自身来看，他们都是功利之徒，建功立业的目的只在得到高爵位，搞俸禄，封妻荫子而已。绝少是先有人生抱负，然后努力拼搏，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当成为自己的目标，更不要说为天下苍生考虑。这是他们既值得同情，又不值得赞赏的理由，也是他们遭致如上祸患的自身原因。另一方面，从秦代开始的大一统模式，为后世君王树立了典范——专权而不分权，皇帝们都这么想。所以他们生怕有人出来威胁自己的江山社稷，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功劳、有地位、有影响的，所以，他们也就首先成了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一点儿都不奇怪。一个稳定的王朝，一定会限制文臣武将的权力和声望。可是戒备、防范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致他们于死地，甚至必欲使他们断子绝孙而后快呢？并不是君主们天生就都残忍到这种地步，而是他既当了君主，就自然会残忍到这种程度。这是制度的要求——专制制度下的君王如果不残忍，他确实随时有可能被别人干掉。
秦汉时代，还没有形成对这些文臣武将的组织化的监控，到了明朝，情况就更加严重，东、西厂、锦衣卫，就是皇帝对大臣们实施监控的制度化的组织。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其实也都是这类东西。对大臣们的监控，是家天下王朝的显著特征之一。烘托这种效果，并完成这种残忍的，主要就是“告奸”。统治者奖励“告奸”，商鞅奖励告奸、李斯奖励告奸，汉代同样盛行告奸。武则天时代，甚至连诬告都不犯法。社会一旦形成“告发”、“揭发”、“检举”之类的习惯，风俗就败坏了，同情心就没了，人和人就都成了纯粹的敌对者，和谐的氛围荡然无存的时候，人心就彻底离散了。
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只是表面上把受到民众的拥护，看成就是“得民心”了。得民心，不必统治者自己去得，天下人民，成千上万，他们的心，怎么会被统治者一人，或者一个政治统治集团都得到？要靠各个地域、各个行当里的优秀人士去得。他们得了民心，社会就不会离散。孟子说：像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暴君，之所以丢掉了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失掉了民心。怎么失掉的？是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在心里痛恨他们吗？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们在心里痛恨他们吗？谁做过数学统计？既没做过统计，怎么得出的结论？仅仅就是一部分一时利益受损的人们的情绪化喧嚣，就能证明统治者失掉民心了吗？这些失掉了利益的一部分，或者几部分人就能推翻他们的政权吗？仅仅是一部分因为统治者给了他们利益，一顿起哄，就意味着统治者得到民心了吗？同样不可能。
我们还是来借助一下观察历史的“第一眼”的智慧吧。王船山先生说：失掉民心的意思，不是人心不再跟统治者一致了，因为他们从前也未必就跟统治者一致过，哪怕是在统治者统治的黄金时代里。失掉民心，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人心离散了。是统治者的恶劣的统治和提倡，使得人们互相之间不再信任，民众之间互相告发、互相对峙、互相如同仇敌一样敌视对方。民众自己跟自己离心离德，这才是真正的人心离散。
民众原本都是想过安稳日子的，都是希望友善地处理人与人，家和家，村与村、乡与乡之间的关系，以达成和谐共生的局面，顺畅的繁衍生息下去。除此以外，老百姓还有什么更高的过分要求吗？
但就是这点可怜的要求，统治者也不愿意满足他们。非要搞得他们互相敌对，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处置本领”和“存在价值”。统治者为了解除哪怕还有六万里之遥的所谓“潜在的威胁”，首先动手杀人，接着奖励告奸，搞得天下人之间，谁都防范着另外的生存者，他人，真正成了自己的“地狱”。民众不再相互信任，不再相互依托，不再“平居相守望，疾病相扶持”，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各自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百姓自己离心离德了，民众的心思散掉了，再也凝聚不起来了。于是，当狼烟突起，强敌骤来的时候，民众再也组织不起来了。大家不愿意再跟着蹚统治者的那池子浑水，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真正的局外人和旁观者，眼见着新统治者推翻旧统治者，眼看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无动于衷。人情冷了，人心倦殆了，人的感觉也都麻木了，人心彻底散掉了！这，才是桀纣“失民心”的实际情况。
我们对汉代统治者，尤其是对汉高祖刘邦屠戮功臣的谴责，也只能限于人性的层面，不能再深入到任由他们威胁皇权甚至国家统一的层面上去。那样的话，我们的评价就将成为不负责任的任意妄说。在对待曾经的功臣这一点上，应该说宋太祖赵匡胤算是历史上最人道、最仁慈的了，他没有屠杀功臣，只是不再让他们手握重兵，而且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安享富贵去了。
*本文系王立新教授独家授权凤凰国学发布，摘自系列讲座《汉代功臣的命运》，未完待续。
揭秘：西楚霸王项羽为何宁可自刎也不肯过江？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关于他的传说汗牛充栋，这其中又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在民间流传也最为广泛。关于他的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南宋词人李清照为代表，她在《乌江》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做出高度评价和赞扬；一种是以晚唐诗人杜牧为代表，他在《题乌江亭》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缺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对他自刎乌江的决定作出了惋惜和失望的评价。几千年来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直在不停地延伸着，那么项羽当年为什么选择了自刎，而不是过江呢？
根据最早的记录，项羽是因为无脸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战争中项羽被刘邦打败后，项羽带领八百人马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江畔，这时乌江亭长劝项羽赶快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报仇雪恨，可是项羽却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拔剑自刎而死。这种说法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手，距项羽之死年代较为接近，描写得非常慷慨激昂，因而流传最为广泛，后世关于项羽自刎的传说大多源于此。
在这种说法中，虞姬之死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据《史记》记载，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夜闻四面楚歌，非常吃惊，便起身饮酒，此时“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据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怆然拔剑起舞，并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挥剑自刎。项羽是个争强好胜、死要面子的人，自己最心爱的侍妾被逼自杀，心中既伤心绝望，又十分羞愧，自尊心受到强烈打击，再加上当时楚军伤亡惨重，“虞姬死而子弟散”，所以当项羽带着残兵败将逃至乌江畔时，顿觉羞耻难当，没有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于是选择一死了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自杀是想结束战争，消除百姓因战乱带来的痛苦。据《史记》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僵持不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于是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意思是想通过两个人的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跟着受苦，说明项羽的确有可怜天下苍生的情怀。当项羽率残兵败将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时，想到渡江以后还要卷土重来，重新进行一次楚汉战争，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选择牺牲性命来结束连绵数年的残杀，还天下一个太平世界。但这种说法带有太多的猜测成分，也与项羽的好战残暴性格不符。项羽当年曾经坑杀二十万秦兵，火烧阿房宫三个月，是一个非常暴虐的人，不大可能为了免除百姓疾苦而至自杀身亡。他之所以要约刘邦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很可能是出于一种计谋，因为以项羽的个人能力，打败刘邦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过刘邦也没有上当。当项羽失败逃至乌江时，万念俱灰、狼狈不堪，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此情此景下重新唤起他可怜天下苍生，愿意以一己之死来结束战争的念头也有可能，但这顶多是项羽走投无路又放不下脸面时的一种自我安慰，将它视为项羽自杀的主要原因却是不妥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不是不想过江，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过江。我国著名学者冯其庸在其文章《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详细论证了《史记》、《汉书》、《楚汉春秋》关于项羽之死的描述，指出《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两处涉及乌江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反倒是明确提到：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等。他还通过《括地志》和《江表传》等篇章作了关于地理位置的考察，经过实地查勘考证，项羽确死于东城，即今天的安徽定远县，此地离乌江有120千米。至于《项羽本纪》中两处涉及乌江的记述，冯先生认为是司马迁记叙上的错误，并导致了以后的以讹传讹。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垓下之围中项羽仓皇失措，带领八百兵马突出重围，往江东方向逃跑。长江以南是项羽的势力范围，是他发迹崛起的地方，即使在楚汉战争后期，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尉等依然服从项羽，听从项羽调遣，尤其是南楚临江王共氏，直到项羽死后仍忠于项王，抗拒刘邦。如果项羽顺利渡江，完全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一次击败刘邦。所以项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渡过乌江，但逃至东城时被汉军包围，混战中即被灌婴杀死，而乌江离东城还有120千米，所以项羽根本没有渡江的机会，也不是自刎而死。
但这种说法同样充满了推测和猜想，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根据《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记载，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现在定远东南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晋太康六年在设东城县界设置单独的乌江县。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曾指出：“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也就是说，在楚汉战争时期，东城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行政区域，乌江是包括在东城县内的，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并不矛盾，而是为避免同义反复而使用的描写方法。
这样看来，项羽的确是死于乌江，司马迁所处的年代距离楚汉战争只有七十年左右，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且他治学严谨，在项羽之死这样的大问题上应该不会妄自猜测。而项羽之所以不肯过江而选择自刎而死，实在是一个性格悲剧。自大孤傲、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缺乏忍辱负重的坚韧意志，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的死虽然显得慷慨壮烈，并为后人反复吟唱，但一代霸王就此了却一生却也让人扼腕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