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①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③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政府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