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春乃发生的上一句是什么呢？这句诗出自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当春乃发生的上一句】
春雨知道适应季节，当万物萌发生长时，它伴随着春风，在夜晚偷偷地及时降临，滋润万物又细微无声。郊野的小路和空中的云朵躲在黑暗之中，江上渔船的灯火却格外明亮。待到天明，看那细雨滋润的红花，映着曙光分外鲜艳，饱含雨露的花朵开满了锦官城。
这首诗写于761年（上元二年）春。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终因陕西旱灾而来到四川成都定居，开始了在蜀中的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作此诗时，他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对春雨之情很深，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
杜甫这首五言律诗是他在成都第二年所作的著名诗篇之一，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当时，诗人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苦心经营，他寓居的浣花草堂基本建成。经过长期颠沛流离和饱经忧患的杜甫，生活总算暂时得以安定，所以他才有町能对成都自然景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琢磨，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不少吟咏它们的诗篇。《春夜喜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诗一开头，杜甫就赞美春夜所下的雨是“好雨”为什么是“好雨”？因为在春季农作物非常需要雨水的滋润。农谚云："春雨贵如油。"正反映了春雨的宝贵。由于成都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一到春天虽然常常晚上下雨，但次日却又有明媚的阳光。这就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所描绘的：“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水槛遣心二首》）在正需要雨水之时，雨就降下来了，它是“知时节”的，所以“当春乃发生”。这种为万物生长所必须的“及时雨”，真是难得的好雨！这两句诗，是采取拟人化的手法进行描绘的。把无情作有情，把无知当有知，杜甫作诗常常如此。这里把春雨当作有知觉的，故它能根据需要，应时而降。诗中的"知"字和"乃"字，一呼一应，极为传神，诗人喜雨的心情跃然纸上。
第五、六两句是进一步从“视觉”上描绘夜雨景色。“野径”指田野间的小路，是指地上；“云”是指天空。由于晚上正在下雨，所以浓云密布，群星潜藏，月色无光，天空和地上都是一团漆黑，正说明雨意正浓。而一片墨黑的世界里，唯有江边船上放射出一线光芒，并且显得格外明亮。这是一幅极其生动的雨中夜景图。诗人在这里所用的“俱”字和“独”字，都是为了突出这种景象。而在这种景象之中，也包含了诗人自己惊喜的感情。
最后两句是写雨后晓景。是第二天的事。天明雨霁，整个成都城都是耀眼的繁花，花朵沉甸甸地抬不起头来。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至此，诗人对喜雨的感情达到了高潮，于是“花重锦官城”的诗句冲口进发而出，真是“通体精妙，后半尤有神”。放王嗣奭说：“束语‘重’字妙，他人不能下。”（《杜臆》卷四）
这首诗描写细腻、动人。诗的情节从概括的叙述到形象的描绘，由耳闻到目睹，自当晚到次晨，结构谨严。用词讲究。颇为难写的夜雨景色，却写得十分耀眼突出，使人从字里行间。呼吸到一股令人喜悦的春天气息。这首诗题虽是《春夜喜雨》），但是全诗不露喜字，却又始终充满喜意。显然，诗人这种感情的产生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有其现实基础。据史书记载，在他写作此诗的前一年，京畿一带就有严重灾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资治通鉴·唐纪》）。因此，杜甫一听到雨声，就感到无限喜悦，这喜悦恰好反映了诗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崇高的思想感情。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aIhUaU.COm)。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