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古物修复 陈寅恪 抗战前陈寅恪反对故宫古物分散 “毅然以为不可”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以打击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之内战。当年5月至11月,蒋介石宣布起兵“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达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此刻,日军也在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乘虚而入。而当年11月初,故宫博物院将接收归并北平古物陈列所的传闻,也恰在这一战争阴云未散的时刻传出,顿时社会舆论大哗,北平民众意见不一,各种揣测与论争不断。

1930年11月4日,北平《世界日报》首次刊载了所谓“院所合一”的决议,进一步坐实了之前的传闻。这则报道题为“古物陈列所接收问题”,文中明确提到,“北平古物陈列所,由行政会议议决,划归故宫博物院保管……”云云,并附带申明,“内政部前将沈阳热河古物移平,设置古物陈列所,附设于外廷各殿阁之中,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廷后……组织点验清楚后,将沈阳移来之一部分,仍移归沈阳故宫博物分院,以完沈阳历史上之古迹,其非沈阳之一部分,与北平故宫相互配置完整,将来移运首都”。

此则报道一出,北平民众群情激愤,集体向当局抗议。北平全市自治区公所遂汇集“民意”,一周后即向南京政府与张学良发去了电报。集中反映的意见表明,民众反对的焦点并不是“院所合一”,而是“古物分散”。当时,陈寅恪看到了这一报道,即刻会同蒋廷黼、顾颉刚、吴其昌等,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提出反对意见,并为之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刊载于1930年11月29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三四卷第五期“学术”栏第一篇,标题为“本校四教授反对古物分散之一篇公开状”。

这封公开信,明确反对故宫古物分散保存的做法,称“吾人再三考量以后,毅然以为不可”,并且“谨将反对之理由,逐一条陈,谨请执政诸公与理事会诸公,凭公正不杂情感之理性,本发展民族文化之热忱,再斟酌审慎之,并以普告邦人君子,爱护民族文化者。”接下来,信中列出六条反对之理由,强调无论从国家“文化之进步”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博物馆于公众之意义”,“博物馆于学术之意义”的功用着眼;无论是从“博物馆之设立不应分家”的情理而言,都不应当“轻开离散博物馆之先例”,且“理事会只有保护管理古物之权,并无离散授受古物之权也”。

在洋洋洒洒,详述六大反对理由之后,公开信又十分恳切地最后陈辞:“兹将繁复之词,一切刊落,各本良心而言,务恳理事会诸公,顾算全国百年文化之大计,悯念中华古物零落之可怜,北平古物集中之匪易,再慎重审酌,呈请行政院覆议,此效将远至数百年后,吾中华他日有复兴之一日者,必拜诸公今日之嘉赐矣,并望全国学者之爱护文化者,爱护北平者,注意此事,群起而尽保护之责也。”

这篇近4000字的公开信,由陈寅恪首倡,蒋廷黼、顾颉刚、吴其昌签名附议,郑重提交给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文中表明,陈并不反对“院所合并”,甚至非常赞成这种整合资源的做法;但“古物分散”却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但不合博物馆设置的国际惯例,而且实为“分家式”的“破坏”,对此应坚决反对。这是陈氏少有的抨击时政、慷慨陈辞的一篇论文,至今国内所见陈氏文集中尚未见辑录,或可称之为“佚文”。但这篇佚文的价值,却绝不在于某种学术史钩沉索隐的趣味,而更在于它体现了陈氏书斋生活中一直蕴藉着的家国情怀,更在于它反映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覆巢危局之下的完璧之心。

故宫博物院古物修复 陈寅恪 抗战前陈寅恪反对故宫古物分散 “毅然以为不可”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八年艰苦抗战的大幕开启,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几经跋涉,避居岭南,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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