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华侨社会;国粹;教育;国学;演说;民族文化
一、前言
章太炎（1868-1936）既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贡献卓著的革命家，也是20世纪初深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故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章太炎一直栖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这使得其学术思想与他的革命事业相联系，形成自身卓然成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1913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北京，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骤逝，他“始得出入自便”。是年6月25日，章太炎动身南归上海，参与护法运动，然而时局混乱，“时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谋复辟，原来讨袁之军彼此之间亦多不协……”。{1}9月，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2}他历经新加坡③、马来亚的槟城、怡保、吉隆坡及印尼的爪哇等地，至年末始归。据章太炎在爪哇的说法，他南行的目的是拟联系南洋旧国民党、进步党及共和党，合三党组成“中华民党联合会”，以反对北洋军阀势力。在他的拟议中，新加坡将与北京、上海各设支部。{4}章太炎南行可说是新马华侨社会的一大盛事，其所到之处，皆受邀进行演讲、访问学校等，并获得地方侨领的热烈欢迎与殷切问教。然而，章太炎此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却几近被忽略，似乎仅把它当作“消解郁闷之行”，{5}他自己在《自定年谱》中也一笔带过，{1}对“出游”情况不加多言。但是，其南洋之行是否真的对近代中国或对章太炎的思想本身毫无意义？从上述问题出发，本文尝试梳理及探析其南洋之行中的马来亚具体行程，尤其是其讲演安排以及演讲内容是在怎样的脉络下进行的？本文将从章太炎作为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学思想家的角度，探析他对正在重建民族文化的华侨社会所发出的一系列言论呼吁的意义。同时，也尝试探问其来访与讲演在当时新马侨社的社会文化脉络下有何意义？
二、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国学观”
要理解太炎先生的马来亚行及演说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处理两项背景。首先是有关太炎的思想;其次就是新马华人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大体上，前者可以概括为：章太炎基本上仍是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而于后者，则可以说华侨社会所处的是一个从属社会的性质，文化上正在经历移植后必然的重建过程。两者必须放在一个辩证的关系上加以对应与讨论，才能彰显章太炎此行的含义。
我们先处理第一项背景，即章太炎的思想。实际上，相关研究很多，此处仅稍作概括。章太炎生于晚清，那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折年代，也是其前半生赖以成长的背景。对当时人而言，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正处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晚清的危机刺激了章太炎的民族思想。据他自己说：“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2}甲午战败之后，讨论中国“所以自存”的言说处处散见，蔚为一股使人格外沉重的“亡国灭种”论述，章太炎就是在晚清这样的忧患气氛中酝酿及产生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实际上，亡国灭种论述的另一面向就是保国、保种、保教，它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主要的话语，自然地导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维护。在1900年代初期，悄然兴起了“国学”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国粹派”，而章太炎即是国粹派的精神领袖。③“亡国、灭种、失教”使章太炎对国族命运的思考，转向在国学中追思国族的历史，以此建构国人应有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承性。
1902年4月，章太炎诸人在日本�M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尝试以公共记忆的方式重新想象汉族，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汉人“亡国”，而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直接当作本国名称。在晚清的革命思潮中，章太炎与孙中山及多数革命人物不同，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革命其实是“光复”，因为那是针对“夷类”。{4}章氏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随后，他在1906年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一文中，把“国粹”在排满、民族建国范畴中之重要性明确标举出来。他对自己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5}明确将国粹与“种性”、“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国粹”作为判断汉满民族边界之所在，以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排满革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显然，章太炎希望通过这些历史记忆的复现以及唤起国人的耻辱感的方式，激起民众对满人的“非我族类”之心。也就是说，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实是激发民族自觉心――自觉到汉族始终是一个连续体，不可切割，以此明晰汉族边界。{1}1903年，在上海狱中生命危急时刻，他曾有《癸卯狱中漫笔》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2}实际上，他一生都认为自身乃中国文化命脉所系，以发扬国粹为己任。
更具体地说，对章太炎而言，主张国粹，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③而“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4}其中“小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5}据罗志田之研究，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尤其是自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共同语（the common language）正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当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自然陡增。⑥章太炎也始终认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7}章太炎深信小学是具体的国粹之本，也是种性/国性赖以延续，民族与国家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之一，何况“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8} 除了文字，章太炎也很早注意到历史对保存国粹之重要性。如上所述，在章氏看来，历史与文字同样最能寄托国粹――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他的所谓“历史”有时是广义的，包含语言、典章制度及风俗，而狭义的历史则指“人物事迹”。{9}他认为，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炎武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10}他曾说：“国无史则人离本”，“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11}又认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12}但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有久远的历史，要消灭它是很难的。“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今国性不堕。”{13}简言之，在章太炎看来，学习历史就是要人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对他而言，历史连续性得以维护，即意味着民族得以存立。章太炎后来还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以历史建构民族认同，这完全符合当代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民族建构之原则。
辛亥以后，章太炎仍一以贯之地强调“国性”，并追溯至上古时代，说“孔子之《春秋》，要在于述行事以存国性”{1}，“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2}可见，章太炎作为一个持守民族主义的国学大师，在近代亡国灭种的隐患下，其“逑鞠迫言”③的急切，是基于主张寄于国学中的文字语言与历史乃维护民族存亡的基础。在遭袁世凯软禁时，他于1914年5月23日写给夫人的家书中说道：“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4}总之，他将己之一身视为中国文化命脉之所系，终其一生，迄无变化。
三、华侨社会情境与章太炎的新马旅程及演说
略为了解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国学观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第二个背景――他在马来亚所面对的华侨情境，如此方能理解其发言的意义。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章太炎的国学论述大体上是面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大学生或留学生（如在日本）而言。那么，当他到了南洋，又如何看待这些流寓于海外的同胞呢？实际上，近代中国尽管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但若与身处南洋这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华侨社会相比，仍有极大的文化差距。此一方面，下文会在论析章太炎的演说时夹叙之。简言之，侨胞面对的是殖民地统治，也面对文化断裂的问题，这是因为华侨的迁移不是整体社会的移植，因此，迁移之后，必然面对文化体制（如教育制度等）与社会结构面（如缺乏知识阶层等）的缺失。在移植及重建文化（及其体制）的过程中，海外华人社会又欠缺结构性的文化资源支撑，故面对的是更为贫瘠的文化土壤，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文化流失如章太炎所谓的“国学失传”之威胁。一位认为国学国粹乃民族独立之根本的学者，到了海外，面对华人社会（尤其它是由低下阶层所组成），或者面对族人语言文化飘零的境�r，他是怎么看待的？章太炎对此有没有更真切的感受，并愿意为身处海外的同胞认真提出建言与灼见？实际上，南洋是中国南方之南，传统士人已有取笑“南蛮”之言。鲁迅曾讥讽同样来自马来亚槟榔屿的辜鸿铭“天生蛮性”，{5}章太炎性格孤傲，他也说过“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⑥那他在实际面对南洋华人时又作何想？他对海外华人处境的建言，若放在上述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脉络中，是否有意义？他对南洋特殊情境下的意见，是否可对他的中国观起纠正或补充作用，或引起某种变化？
（一）个人演说风格及马来亚演说行程与反应
章太炎是在1916年9月29日下午六时，由香港抵达新加坡。{7}据《国民日报》的记载，“章太炎先生为中国文豪，耳其名者无不倾倒崇拜。此次共和再造，厥功甚伟。今于国事一大段落之后，特由沪至肇庆，会晤岑、李诸公，并游览名胜后，复往香港搭奎因荷火船南来，意欲游历南洋各埠，视察华侨情状”，{8}陪侧者有严浚宣、廖仲任、萧韵珊、曾稚南、方光五位先生。{9}其中除方光生平不详外，其他四人都是革命志士，萧韵珊更是与国粹学派关系密切的南社成员，曾稚南（1884―1940）则是广东蕉岭新铺镇人、英属马来亚华侨。{10}章太炎行程紧凑，风尘仆仆，之后旋风式的莅访槟城、怡保与吉隆坡，原计划续程到芙蓉、马六甲等地，后因印尼爪哇吧城电邀，而转赴爪哇。{1}
章太炎南洋行首站是新加坡。当时由“陈楚楠、简英甫、胡仲选、张永福诸君二十余人同往该船，迎迓登岸。旋往南洋烟草公司内，该公司设筵洗尘。筵毕，复（至）本坡西北门王振璜君之住宅（前者陈君武烈旧居，岑西林曾寓此）为其驻节”。{2}由是可见，接待他的主要是革命同志，同时也获得了同情革命的南洋烟草公司简英甫之接待。③简英甫后来在致其兄的家书中曾说，“想太炎是次南游，得吾人如此厚待，他已感激不尽。……太炎是次来叻（新加坡），与弟感情极厚，中国一切内容，屡屡与弟静商，兼力责弟担任联合三党之事”。{4}章太炎女婿龚宝铨10月6日写给章太炎的家书，也是寄至“新加坡南洋烟草公司”，信件背面写有“如章先生他去，请速转递呈祷”。{5}由此文字或可推知，南洋烟草公司除了招待章氏的新加坡起居，可能也是其南洋行的通讯处。
章太炎的南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所到之处，除了受邀演讲，也到访许多华团与学校。《槟城新报》如此报道其在新加坡的情况：
中国大文豪章太炎先生日前漫游至叻，该埠南洋烟草公司即于星期一夕，假座南顺会馆开会欢迎。……兹闻是夕到会者，甚形挤拥，章先生演说教育，并注重消除党域，言之娓娓动听，座中鼓掌之声，如雷贯耳，直演说至十时许始止。在场旁听者，均以得聆听伟伦而欣幸。⑥ 《总汇新报》也曾勾画当时在槟榔屿的场景：
先生手造民国伟人，而又学问渊邃，咸欲得一瞻丰采，以慰其渴慕之忱，故是日商学两界之到码头接待者，有欢迎恐后之概。抵步[埠]后，教育研究会，即行函致各校，商议邀请先生莅临演说，如何手续，俾其于南洋教育问题，有所指导。至时必有一番崇论闳议，以刷新吾侨耳目也。{7}
如此报道，各家报馆几乎一致。对于章太炎的来访，以其在中国学政两界之分量，南洋华人非常期待他能够“有所指导”“以刷新吾侨耳目”。当时的报章都以“中国大文豪”{8}“文学泰斗”{9}“伟人抵叻”{10}“文旌戾止”{11}称之，犹如将其来访视为“君临天下”。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报章称之为“国学大师”，可见“国学”似尚未映入新马时人的视野。除了章太炎的“大名”之外，他所引发的反响也与民国初年华侨社会低沉的文化、教育状况有极大关联。下表为其马来亚演讲行程：
除此之外，章太炎也接见华侨社会名人、社会人士等，其南洋行俨然是华侨界的一大盛事。比如，由新加坡著名诗人兼改良派领袖邱菽园为编辑主任的《振南报》在一则题为《名商游踪》的报道中提及，印尼泗水豪商蒋报和恰好来新加坡考察商务，与邱菽园及陈喜亭联袂访问章太炎。{1}章太炎在新加坡甚至还有“寓会客时间，系早八时起至十二时止，而下午则为出门拜客时间”;{2}《振南报》也有题为《君子之至于斯也》的新闻，特别注明探访时间与地点，③可见许多华侨曾登门求教于他。在槟城，则如前述，“教育研究会，即行函致各校，商议邀请先生莅临演说”。
章太炎所到之处，也连续不断得到宴请。初抵新加坡，南洋烟草公司司理简英甫即大开筵会于单边街南顺会馆，并邀请埠中各界知名人士齐集一堂，“赴会者约八十余人，车水马龙，确极一时之盛”。{4}《国民日报》载《定期筵宴大文豪》提及，“章太炎先生南来，大为侨界欢迎。兹曾生江君又定明天（即10月3日）下午四句钟宴会章君于升生园”。{5}著名海峡华人领袖林文庆博士则在10月6日于住家花园设茶会欢迎，并邀中西各界男女名流作陪。⑥民国政府驻新加坡领事胡惟贤亦特别在领事馆内款待，并致《欢迎章太炎先生词》：
惟贤识先生于海上二十年矣。先生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故能博览古今群籍。及长，愤清政之不纲，设“爱国学社”于上海，同时兼主《苏报》席，为清廷忌，下令逮捕，囚禁三年。既出狱，往日本设帐授徒，鼓吹改革，从�[者达数千人。同志敦请先生主持《民报》，一纸风行，舆论大振。
……先生矢志不挠，益以扩世界之眼光，济人群于进化，夫讵他人之所能及耶？兹幸共和再造，先生得还其自由之身，来作南游，凡我侨胞，无不以得瞻先生丰采为幸。先生讨论侨界之状况，侨业之情形，侨学之程度，他日归去，行将笔之于书，垂之于后。即今闻先生一话一言，实足以针砭流俗，灌输文明，疏瀹智慧，尊崇德性，非独南洋群岛党见为之消融，学风为之一变，且能使海内有志之士，闻风兴起，感动奋发于不自已，则先生此来为有功也。{1}
领事胡惟贤的话极具代表性，揭示了南洋华侨的殷切期待。犹如上述，此时的南洋华人社会，文化上还在一个迁移社会必然经历的“重建过程”。南洋华人似乎希望章太炎的一话一言，能够“针砭流俗，灌输文明，疏瀹智慧。尊崇德性”，甚至能够最终令“学风为之一变”。
显然，当时新马华人社会对章太炎的演讲、言论极为重视。实际上，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2}由于提倡改良或革命、推介新知，清末民初兴起了演说热潮，演说被认为是一种“口语启蒙”的方式。③而太炎先生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学与演说，可说是一位演说家，其演说也自成体系。章太炎很早就以白话演说，曾在东京听过其讲学的任鸿隽几十年后曾大发感慨，“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4}但是有关章太炎的演讲风格，本有不同的说法。如据张中行的回忆，章太炎曾有一次面向“下里巴人”的公开演讲，满口是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当时的大部分听众听不懂。{5}
又据伯亮说，“章先生为浙江余姚人，乃有清俞曲园先生之门徒，对于经学法律及释氏诸学，尤所擅长。演讲时，语音甚低，又以缺齿关系，开口微有走风，兼之绍兴国语，故坐位稍远者，颇难辨别”。⑥那么，当时的华侨是否能听懂他的演说呢？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关于章氏在马来亚演讲的细节描述，我们仅能从其他地方演讲的记述中略作推测。不过，从相关记载来看，他在南洋的演讲似乎并没有沟通方面的障碍，但基于马来亚华侨多来自闽粤，与吴越方言有很大差别，也不能排除有翻译在侧的可能。{7}上述几段引文似可说明，翻译在侧是他演说的常见场景之一。不过据说，太炎先生讲课时“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又“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诸如此类的描述，亦常见于弟子们的追忆文章。{8}从当时马来亚观众的热烈反应来说，如其在槟城的演说，尽管恰好遇到双十节游行，但“到听者座位皆满。演说中间，适提灯会游行及门，军乐歌声，喧闻堂内，演说因而停止。殆[迨]至提灯已去，听演说者尚端坐不散，众请章先生继续登台，再伸前说，至听者尽欢始散，诚近来演说会所未有者也”。{1}另有报载，“阅书报社曾延请先生演说，到场旁听者甚形挤拥，是夕适逢国庆纪念，有夜景游行，然有多数宁愿得聆伟论，而不欲往观夜景者，于以见道德学问之令人崇拜，信有明征也”。{2}这说明他与听众的互动似不成问题，甚至其演说可谓非常精彩。
实际上，太炎先生的演说有各种类型。系统的如在东京的“国学讲学会”、晚年在苏州的“国学讲习会”所讲，专题的如在各大学包括燕京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所讲，同时也有高深与普及之不同。普及者如1923年在杭州第一中学校及1925年在长沙晨光学校的演说。③显然，他在新马的演讲属于后者，即普及的。由于太炎先生演说的特色是：时有很强的随意性，也特别注重与听众的对话与沟通;{4}同时，既是“讲学”，又兼及“演说”，前者使其演说内容有根底，后者则让人感觉平易风趣，由此体现了他独特的演说魅力。{5}或许，这也造成了他的南来演说能够适应马来亚这个以劳工底层群众为基础的侨民社会，并受到了当时媒体的大力追捧。其演讲记录⑥及演说情景各家报纸都争相连载，标题也做得相当醒目，如《槟城新报》的《欲聆听伟论者注意》{7}《大文豪之宏议》{8}《仁言利溥》{9}等。章太炎的演说一时成为侨社盛事，其社会效应恐不容低估。 （二）章太炎的国学观及其演讲的中心意旨
章太炎正是在上述社会期待视野中开启他的系列演说的。他的首场演说乃是10月2日于简英甫南顺会馆的宴请中发表。实际上，章太炎在新马的演说主题，基本在此次演说里已得到揭橥，是即“发挥化除党见、振兴教育各事”二大范畴，{10}但又以“华侨教育”为重点。在章太炎一生中，有四次集中讲学，大都是面向知识界。{11}而他此次南来既然是公开的普及性演说，自然与他在中国的讲学不同，无法在此讲经学、说小学，也不得不照顾各界的接受能力;但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他始终无法抽开其固有思路来面对新马群众。
1.倡导中学教育：国学之所寄
章太炎在演说中首先声明：“鄙人自投身革命以来，于南洋同志，通讯已多，而皆未尝晤面。此次南来，以简君英甫之介绍，得与诸君子相见，诚属幸事。惟近数年来，国事纷繁，难于详数，鄙人又不谙闽粤语言，深恐心所欲言，不能尽出诸口;口之所言，又不能悉达于诸君子之耳，是又一大憾事。兹于国家利益，且置不顾，但专为南洋谋进步耳。若得改良则前途希望甚远。”{12}很明显，章氏初来乍到，讲话相当谨慎。接着，他主要先讨论南洋各党并立的局面，因彼此政见不同，互招异议，往往于个人私德上指摘谩骂，致使此党彼党，化公愤而为私仇。这似乎符合其南来目的是为调和党派的说法。章太炎认为：“且人之私德既无实证，初则指斥小过，终复加以诬蔑，而是非混淆，黑白挠乱，此于道德智慧皆进步阻碍之最深者。”演说触及道德，这是他过去注重革命道德教育的体现。1906年10月，他在《民报》上发表《革命之道德》一文，其立论的中心就是“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认为道德是革命和一切进步活动的动力和目标，甚至总结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把道德看作国家兴衰、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极力主张革命党人必须具有高尚品德。{1}他因此提倡：“目下党见已渐消除，有互相提携之望，斯则鄙人惬心慰志之事也。抑鄙人犹有言者，消除党见，非即不党之谓。盖欲消除各党之畛域，而成一大民党耳。兹北京议会中，各党已渐联合，此间各党苟能联合进行，则南洋各岛，当永为吾中华民党根据也。”{2}前述简英甫曾在私函中提及章太炎要求他协助促进党派和谐，或许再次印证了章氏对此一议题的重视。
而除了上述党派问题外，章太炎语锋一转，也谈起华人教育问题：
南洋各岛华侨，不下数百万，谁无子弟？谁甘奴隶？欲子弟不沦为奴隶，则教育尚已。近知华侨所设小学，已达百余所，毕业亦颇有人，但小学知识，究属有限。今欲高大生徒之志趣，非筹设中学不可。中学生徒额设二百名，每年经费不过三四万，事尚轻而易为。其校长及教员，须敦请祖国学行优长者为之，……故中国地势物产、风俗人情，与夫历代之治乱兴亡，及圣贤豪杰各事业，均宜深晓。知前者则不至视归祖国为畏途，知后者则能发起志愿，不甘下就。至于普通法学，更为自为保卫所必需，有此知识，人自不敢以非法加我矣。诸君子热心爱国，对于教育一项，如能筹设中学，俾底于成，则为福南洋子弟当非浅鲜。鄙人近闻南洋各学校隶闽者有派，隶广者有派，隶潮、嘉者又有派，此虽以各方异语，不得不暂为区分，而终不可长久也。总之，吾南洋华侨宜以大公无私之热心毅力，化除偏见，消去畛域，凡关于政党、学校诸端，联络进行，将来吾中华民国之隆隆日上，当为诸君子是赖。鄙人谨拭目俟之。③显然，章氏以中华民国发展为中心，视华侨同为中国人，对新马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侨社已非创办中学不可。而当时的华人社会的确仅有小学教育，另外，白话文学也还未起步，这说明其时的马华社会仍相当传统。
另从人口统计看，直到20世纪初，华人始大量增加。依据正式的人口普查，1911年马来亚半岛华侨人口约近70万（占全部人口的29%），新加坡则有20万7千余人;到了1921年，马来亚半岛已升至近85万6千人（占29.4%），新加坡则接近31万。{4}以男女比率计，1921年，马来半岛增至每千位男性对比371名女性，{5}这使得新生人口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社会各种体制之建立，包括文化教育的需求正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华侨始终是一个从属社会，文化体制的重建必须自力更生，以致在1920年代还未有中学教育体制的创立，即便是小学教育，也还在起步中。依据比较可靠的数据，1921年，马来半岛仅有252间小学，教师人数约589名。⑥在马来亚最早出现的新式学堂，是1904年槟城设立的孔圣会中华学校，接着有吉隆坡尊孔学校（1906）、霹雳育才学校（1908）和吉隆坡坤成学校（1908）等。可以这么说，新式小学教育在辛亥革命前夕只是序幕开场，辛亥之后，马来亚华社才进入空前的办学热潮。{1}章太炎来访之际，正值此一热潮。不过，“新文化运动”尚未影响及此，当时华侨学校的教学语言多为方言，改为华语是在“五四”之后。{2}章氏的演讲因此击中要点，他指出了兴办教育可以跨越党派及方言畛域，这或许对正在创办新式华语学校的热潮产生了推进作用。至于中学，迟至1919年，华校才陆续开办初中班级，如南洋华侨中学（1919年3月21日）③、槟城钟灵中学（1923年元月）、尊孔中学（1924年）等;高中班级则直到1930年代方才设立，如新加坡南洋女中（1930）、钟灵（1931）、尊孔（1935）、华侨（1938）及中正与吉隆坡中华（1939）等。{4}在此之前，华侨子弟只得千里迢迢回国升学，或因经费无着而半途辍学。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章太炎演讲中强调建设中学的意义，其建言是超过了当时侨社的实际发展步伐，同时也可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筹办中学校呢？章太炎认为，中学教育的“所有课程，可就教育部规定者，斟酌地方情形，略为变通办理，而于本国历史、本国地理及普通法学，尤宜注重。盖海外办学与内地办学不同。内地办学，务使生徒知世界大势;海外办学，并宜使生徒知国内情形。故中国地势物产、风俗人情，与夫历代之治乱兴亡，及圣贤豪杰各事业，均宜深晓”。{5}显然，他建议中学教育注重风俗、历史及圣贤事迹，正是他在中国一直提倡的“国粹教育”思路，其意义同样指向了要求华侨坚守汉族的认同。从其演辞看，章太炎仍然不脱国学大师的本色，即便他没有直接提及“国粹”或“国学”这些关键词，所作论述仍然体现了其终生持守的国学教育理念。对章太炎而言，当时侨社缺乏高深教育的机制，仅仅依靠小学教育不足以支撑其语言文字“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的国学教育，亦无法守护中国文化的命脉。故在其眼中，此时此地的汉族子弟所应保存的国粹/国学是寄寓于中学教育之中，这与他在中国讲学的主张容有不同。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也是章太炎对正在孜孜努力重建文化体制的华侨社会的回应。据报道，当时听众的反应是：“听者动容，既醉以酒，又饱以德，吾为此会咏也。”⑥可见其演讲的感染力。 10月7日午后，“章太炎先生莅叻，已经多日，各处欢迎宴会，殆无虚时”，故再由新加坡去槟榔屿。{7}其间恰好遇到10月10日双十节，他因此参加了在槟榔屿举行的“武昌首义纪念典礼”的庆祝茶会。槟城阅书报社也“邀请太炎先生欢叙”，{8}同样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章太炎在演讲中，主要论述了双十节的来历以及此庆典如何受到袁世凯利用，同时提醒大家，帝孽犹存，宜珍惜民国之肇建。{9}隔天，章太炎行程同样紧凑：“益智阅书报社诸君，又备茶话会邀之，先生在席间有所发表。午后，先生往极乐寺游览，全体僧人大为欢迎，关于佛学，多所质证。{10}今午（按：10月12日）十一时，陈新政君导之参观时中学校、中华学校、{1}同善学校、丘氏学校，及璧如、务内二女学校。闻今夕八时，教育研究会特请先生演说，先生业已允之。先生原定本日启程往游怡保，刻将行期更改矣。”{2}在槟榔屿益智书报社演说中，章太炎强调“第一须联合诸党以抵制余孽，第二须振兴教育以为政治知识之根本”，③这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在新加坡的演讲。其言曰：
吾国内政，将来能改良与否，实不敢知。惟南洋同志苟得一其意向，自可为国家助力。而联合意向之要旨，不外二端：一、宜对于各党，不分畛域;二、宜注意教育之进行。{4}
章太炎在此进一步申论教育可以沟通双方、消泯分歧。在他看来，若教育不良，就会造成贫富之阶级攸分、语言之隔阂益甚;而若教育兴盛，则无贫富阶级之分，语言不再隔阂，党派亦自泯其意见。犹如在新加坡演说一样，他也追溯了康有为、孙中山的保皇与革命宣传带来南洋社会的党派之争。他认为，这是由于阶级不除、语言不通所致。他进而言道，由于袁世凯称帝激起众怒，使得各泯意见、互相联合成为可能：“故今日诸党自息争端，实为联络之最好时机。时机一去，争将又起，虽欲调和，不可得矣。”不过，章太炎以为，联合各党必从教育入手，才能泯灭阶级与语言区分的问题，“良以革命党有知识优长者，有知识短浅者，程度不齐，物议以起”。{5}
章太炎从革命成功谈及教育的功能，认为“近世如清之刘坤一、蒋益沣一流，皆属草泽英雄，亦未尝不可勉强办事。何也？以事后稍受教育”使然，又再一次强调华侨社会急需扩建中学教育：
鄙人前在石叻，曾倡议设一中学，其办法稍参酌地方情形而变通之。大概南洋一带，办理中学，不必注重实科，应以普通法律及本国历史、本国地理为其主要。应使学者得知本国情形，而发生爱国之真忱。其风土人情，物产地势及古今往来英雄豪杰之事业，了然于心，则政治改革，不难参与其事也。⑥
在此，章太炎认为中学不必注重“实科”，仍旧一贯地从其国学观念出发，强调中国史地、历史人物事迹对振兴侨胞爱国心的重要性。这与他过去所说的“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可分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三项，“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7}一致，他进行国粹教育的思想主旨是爱国主义。
到了演说的下一站怡保时，章太炎仍然强调“注重教育，化除意见”，可惜未能见其演讲记录。依据报载，当时的现场同样热烈：“章君炳麟为我国文学泰斗，闻其大名者，咸欲睹其丰采。十四号，章君由庇能附车到怡保，由埠中知名之士迎至乐林俱乐部驻节，由该部设筵款待，各界人士均开欢迎大会。是日一句钟，章君到学会，与各职员致礼毕，暂坐片时，即与其随员严君相继演说，当时大发伟论，约有二小时之久，洋洋万言难以尽录，要不外注重教育、化除意见等。语多动听，切中华侨兴利除弊之旨。演毕时，钟已三鸣，旋茶会而别。闻章君又即赴国民党及进步党之欢迎会云。”{8}
2.从文化流失、国民资格到生存保障
10月16日，章太炎抵吉隆坡。据报载：“章太炎先生此次南游，由叻而庇能而怡保，所至大抒伟论，其所以饷我侨胞者，可谓语重心长矣。月之十六日下午，抵吉隆，埠中同志均切欢迎，以中国青年益赛会地较雅洁，遂为先生下榻焉。即夕八时，赴国民党支部演说。”{1}青年益赛会乃亲革命组织，后被吊销社团注册。10月17日，章太炎在吉隆坡的行程是：“午前，往游安邦万发公司，考察矿务。是晚，在青年益赛会演华侨教育之要旨，发挥靡遗。男女来宾，几及千人，座不能容。虽骈肩鹊立，而秩序肃然，盛会也。”{2}其演说词为：
兄弟南来，虽为日无多，亦略识此间状况。今日所切望于南洋侨胞者，大兴教育是矣。何者？非教育不能养成侨胞子弟之永固爱国心，非教育不能破除资本家贫富阶级之陋习，非教育不能作在外谋生之保障，非教育不能望享外国法律平等之看待。夫教育之道非一端，而以国民教育为要素。海外侨民之教育与国内平民教育又稍殊。近年南洋教育虽略有进步，然尚须研究一个完全办法，才不负出资兴学者之苦心。凡教育之最要者，莫如多设小学，而侨民小学之最要者，必须用普通话为教授。而尤其要者，则宜从速筹办中学，诚以中学乃国民教育之人才制造厂也。我国人尚有一种天然之积病，在乎言语不能统一，交通上既形窒碍，感情上亦生出许多误会。在国内南北省如是，在海外各埠亦然。至南洋侨胞，以闽粤人为最众，惟常以方言不同，交接亦不甚亲洽，广府音与客语差别，甚或有谓客家非广东人者，此团体所以不能团结，而社会与国家，亦均受情形之牵累也。查马来半岛所设之小学，不下数十，各以方言为教授尚多，苟循此不改，终难望多得普通知识之侨民。故今日欲改良教育，非从小学入手，一律以国语教授不可;欲造成共和国民资格，非从速筹办中学不可也。③
诚如章太炎自己所说，游历数日，他已更加熟悉新马的华人状况。因此，比起在新加坡的演讲，他对本土华人问题已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他深切希望华侨办好教育，而华侨教育主要应基于两点，即“以国民教育为要素”，“培养华侨爱国心”，以及在海外谋生与追求平等。此处“爱国心”的培养与上文引述的国学教育论无异。此外，章太炎也力倡华人多设小学，同时从速兴办中学。这些建议与在新加坡所讲大致相同，但他进一步强调中学是“国民教育之人才制造厂”，“欲造成共和国民资格，非从速筹办中学不可也”，显见他对待华侨如同在中国国内那样，强调作为一位中国人应有的“国民教育”（他的国民教育又以国粹教育为基础）。此外，他更直接建议以普通话或国语为媒介语，因为“南洋侨胞……常以方言不同，交接亦不甚亲洽”，“此团体所以不能团结，而社会与国家，亦均受情形之牵累也”。诚如前述，当时侨校仍主要以方言作为教学语言。 与此同时，章太炎也认识到本地华侨面对英化而流失汉文化的问题。他提到：
吾向闻南洋华侨子弟偏重西文，多有不识祖国为何名，本身为某省某县人者。此非其子弟之过，实为父兄者不讲国民教育之过。惟设立中学，则有地理、历史之教科，使知其身与祖国有密切之关系，自能感发其爱国心，而养成其国民之资格也。前时革命党人南来，提倡救国主义，虽已唤起一般华侨之爱国心，然热诚为党人所唤起者在一时。若今后少年人之爱国心为中学所养成者，则永久不变也。吾故谓非教育不能养成侨胞子弟之永固爱国心者此也。{4}
正如前述，对章太炎而言，提倡国粹是为了“发扬种性”;在此情结下，他指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并认为中国文字蕴含了民族特质。实际上，身份认同问题在对抗关系中才有意义。那么太炎先生如何看待华侨子弟在殖民地政府的英文教育冲击下所造成的汉族文化流失呢？证诸新马社会史，当时确实有许多商人基于英文的商业与政治重要性，多把孩子送入英校。根据统计，以1924年为例，马来联邦华侨子弟就读英校者约有33.5%，超过三分之一强。{1}章太炎作为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来到非中国之地，他仍然不脱其理论主张，一再强调以中国史地教育唤醒华人的民族意识，加强对祖国的认同与向心力。章太炎认为，革命激起的热忱仅在一时，只有国粹教育始能养成持久的爱国情怀。而且，对他来说，似乎只有中学教育，才能确保在汉文化流失之地“养成其国民之资格”;也就是说，缺乏中国史地知识，就很难具备“中国国民资格”了。在此，只谈教育与国粹，而不谈社会政治架构，可见章太炎认为文字、历史在保存民族认同的意义上更为坚实。
此外，章太炎也注意到华侨后代继承了财产，却“惟闻若辈富人，多不识祖国文字者，望其富而无骄，戛戛乎难矣”。{2}他认为，道德、学术胜于金钱。如果华侨社会教育大兴，侨民的后代具备道德、学术，就可与富人争衡，资本家也自不能骄横。同时，富家子弟既受到完善教育，亦必有道德、学术，即可破除阶级陋习。他的看法是：“百数十年来，华侨之在南洋起家者，固不乏人，然未必尽由学术而来，不过借天时地利之助，幸获机会耳。如办矿者具一种冒险性质，挖得锡米仓，即作富翁。试问其曾肄业于矿学诸书否乎？如业种植者，全靠此南温带之好天时，园艺稍事整理，即获厚利。试问其（曾）寓目于植物学等书否乎？”③而章太炎与华侨讨论道德、学术，说明他已相当熟悉当地华人问题。指出身为矿家、种植家，却不知何谓种植学及矿学，这已经直击华人文化的深层弊病。他进而问道，马来人在相同的天时地利之下，“何以不发达”？答案是，这仅仅由于华人的知识略优于他族;但假如他族学术较胜华族，“与我竞争，侨胞不及今力图振作，难保将来不落人后”。{4}他列举英国人即有能力垄断华人所从事的行业，日本人在南洋的种植业亦日益发达，“近年他们组织南洋种植社会，尚�V�V不已”。故此，章太炎提醒：“二十世纪为商战时代，苟无营业之实学，生计必有穷促之时。惟有中学，则农工商矿植物诸学，均有切实之教授，吾故谓非教育不能为在外谋生之保障者此也。”{5}这里，他的中学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国粹教育”之所需，而是基于华人社会久居本地的生存保障的需要了。易言之，他已经提倡实科教育，认为如此才能支撑华人的实业建设。同时，他也提醒“华侨现在居留地法治之下，究竟能与白人同受法律平等之看待否？其大原因虽关乎国势，然亦缘于多数侨民无普通法律之知识，又何怪外人不以平等待我？苟吾人皆识普通法律，外人有不另眼相看乎？吾故谓非教育不能望享外国法律平等之看待者此也”，⑥呼吁华人社会必须深谙法律，才能争取平等地位。平等之地位是华人至今仍念兹在兹的基本问题，章太炎却在近百年前已有所发现。
最后，章太炎总结道，必须改良小学教育，作为培育国民之根基;而尤其必须尽快创办中学，才能扩张、巩固侨民之大业。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对华人相当关切，甚至已经了解到本地办校的基本问题：“办学之道，必须有办学之人才”，他显然听闻华侨学校学董常有妄行干涉校长、教员之权限者， 并尖锐地问道：“吾谓学董既已尽捐资兴学之义务，已足享受名誉矣。若夫用人与教法，则校长、教员之责也。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耕织小事且然，而况为教育之职务乎？吾甚望兴学者一切须切实改良，则教育前途必日益进步，因侨胞之福，亦中国之幸也。”{7}章太炎对马来亚侨社的理解确实随其久留而愈深，但可惜的是，他随即因爪哇侨社的电催而赶赴印尼，终止了匆匆约二十余日的马来亚行程，也仅能留下对新马华社的些许建言，而未能进一步积累更深入、甚至较系统的言说。
四、结论：太炎先生马来亚演说的几项意义
综上而论，太炎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其南来引起了“身在瘴疠之地”的侨社异常热烈的欢迎、反响。章太炎的主要话语诉求是文化民族主义，他一生孜孜于使中国人追思“国学”及其承载的国族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对汉族的认同。显然，他对国学内涵的发掘，意在建构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因此，章太炎强调语言、历史及道德的“国粹教育”，其实是站在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点上，寻求“我族”与“他者”之别，特别注重“华夷之辨”与“文野之别”。章太炎自觉地承担起存续中国文化的使命，亦将己身视为中国文化命脉之所系。而以章太炎这样的国学观及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面对马来亚侨胞――夹在英国殖民当局及土著文化情境下的华侨――时，仍旧一以贯之。
与中国本土的情境及社会结构毕竟不同，因此，新马华侨社会其实提供了一个个案――一个面对文化命脉断层的海外汉人社会，是我们探析章太炎的国学论述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契机。长期以来，章太炎的思考主要是面向整个中国的近代危机，但华侨社会（尤其是新马华侨的特殊性）确在其视野之外，因此，我们可以从他在新马的短暂游访中，知悉其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诸如华侨就读英校而不识国名、中学教育体制对国粹保存或华侨重建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实际上，章太炎似乎在此之前，从未就中、小学教育主题发表过看法。{1}在南洋，他却一再就创办中学以保存国粹及爱国心建言，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章太炎既不满以功名利禄为目标的传统科举制度，也嘲笑以西学为导向的新式学堂，{2}却鼓励南洋侨社大力兴办新式小学及中学。这显然是他在面对海外华人社会时，调整了其教育观。这也许可以提供给我们少许章氏有别于国内发表的、固有的思想论述。 与此同时，从当时马来亚华侨的文化情境来说，以太炎先生的地位及威望，他在新马的演说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确实存在。事实上，太炎先生一再强调的“国粹教育”，在中国本土也不见得是主流，③然而对当时的新马侨胞而言，还是颇具新意。尽管太炎先生演说的“现场感”已无法恢复，资料也奇缺，但他在新加坡演说后，一位署名“原籍广东、寄居星架坡红桥裕发园、司徒裕别字风墀”的人，特别在《总汇新报》连续四天刊载了《欢迎章太炎先生志》一文：
修身以道义，则名誉独尊;相与在真诚，即形骸颇略。十余年来，南北交�[，有如先生之形似违而神亲，迹似疏而情密者，指不多屈矣。先生，生无傲骨，苦乏媚容，人本清廉，反忧俗富。叹其生不遇时，而遭际之难，困心行[衡]虑，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使遐迩景仰者有卓乎�妇�之观，此所以负重名于当世者。昨闻先生假座南顺会馆，于讨论之中，无不以正人心、挽风俗、进文明、释党纷、免争斗，正令人心悦而诚服也。先生之志，不辞艰辛，到处劝化人心，齐心顾国，定然挽中央之危。比今之游学海外，不能自敛其锋芒，言论每失于过激者，得闻先生之风，所看中国，未有几人能及，乃国家之栋梁，能不愧然自疚于心，而恨相见之晚焉。今先生不远千里，跋涉南来，谅不以事多草创，而修饬于将来，或可鼎新革故，奋起同胞，则我国前途振兴有日也。{1}
其中称赞章太炎道德高尚，在他的演说及讨论中，最让听众印象深刻的是“无不以正人心、挽风俗、进文明、释党纷、免争斗”为主轴，这应该是就其国粹观而言。尽管具体影响尚待进一步考究，但其言论，尤其是针对创办中学的建议，可能已发生一定效应。{2}新加坡及槟城等地不久之后相继建立中学，应与其言论冲击及其他因素相激荡有关。
另外，从太炎先生一生演说的脉络来看，此次巡回演说仍不脱其一贯的主旨。依据卞孝萱对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无论是高深或普及、系统或专题的讲学，太炎先生的宗旨始终不变，即一曰：“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二曰：“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③很明显，在新马的演说尽管也论及政党派别，却是以后者――国粹主义为主线。章太炎不可能面对华侨大谈专精的小学及文字学，也很难以“研究”与“造就国学人才”为目的，这当然是因为当时新马社会只有小学教育，而没有中国那样的大学及国学专门学校。在他南来演说之前，上一次的专门演说是1913年因困于北京而主讲国学，当时他自述：“本会专以开通民智，昌大国性为宗。”{4}或许可以这么说，新马演说亦延续了此一脉络。依据学者研究，太炎先生的演讲大都是有关读史的重要性、如何治史、或者国故学的系统讲学{5}，很少或几乎没有触及中学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海外华人应该如何办校、如何教育。在马来亚，他除了谈到应该注重国学，以维持爱国心或民族认同，也论述了推广国语教育，以打破党派、阶级及方言局限，他更论及读法律以追求平等地位，同时谈到需要实学，以求保有实业的成就。简言之，在马来亚、尤其是吉隆坡的演讲中，显见其演说或关怀范围愈发广泛，已涉及实学、法律，还深入到不谙中文的华侨子弟问题，以及华校董事干涉校务等等。这向我们揭示，尽管章太炎在马来亚的演说不可能是系统的、专题的，但从其自身的演说史而言，实已有所扩展、有所补充。
实际上，在返回中国不久，即1月21日，《中华新报》即报道，章太炎在去信友人论其“不愿就国史馆馆长”时，难得一见地提及其南洋行：“后至肇庆，而黎公（按：指黎元洪）忽以电召，斯电固非诚意。又以帝制重犯尚稽诛戮，且有仍拥实权者不及覆举，遽往南洋。三月以来，调和侨旅，亦颇有力。闻内地欲设政党，即归视之。”⑥所谓“调和侨旅，亦颇有力”，虽其演说多有谈及党派调和，但真实成效是否如此，很难断言。倒是章太炎在文化教育上的影响与形成的舆论冲击更实在，而这很可能并非一代国学大师意料所及。
【责任编辑 王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