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震撼一个时代的王朝：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作者：蒋浊文
震撼一个时代的王朝
蒋介石，生于1887年，卒于1975年，将近百年的悠悠岁月，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忧乐，更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作为近现代史中一个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蒋介石给我们留下的是不尽的言说和难释的谜团。
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作为“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蒋介石的才能和野心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公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思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应童子试。”之后才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所以从秦始皇的“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到董仲舒“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政治理论，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有了他以后政治生涯中的独裁统治，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且，统治者要选择后继者，不是采用西方民主的选举制，而是延用实具中国封建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蒋氏家族才有了那么绵延悠长的权力脉络，从蒋经国、蒋纬国，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再到今日的友松、友柏、友常、友青，他们牵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蔓延、变迁，还有台海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
这个近现代史上曾经最有权势的家族，其足迹整整横跨了三个世纪，他们的命运随历史浮浮沉沉，历史也因他们而有所改变。那么，到底是因为有了他们，历史才更精彩，还是历史造就了他们的精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才是那个历史舞台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尽管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些权势和煊赫已慢慢归于平淡。曾经蒋经国所希望的“梅兰竹菊”、“松柏常青”（所以才以此命名），并没有如其想象的那样延续蒋氏的政治生命。正如蒋孝勇所说的“蒋家过去和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总要有个结束”，现今的蒋氏后人更多从商从学，几乎无人从政。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也许后人无法真正探知所谓历史的真相，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文字和图像去触摸它、接近它。现今，随着一些陈年老档案浮出水面，某些历史疑团也在不断解开。从一个更开放的语境出发，在坐拥更多更真实的资料的基础上，我相信：历史也可以被有限地还原，而从中依稀可以窥视到一个时代的轮廓。
革命开始萌芽(1)
1887年的中国，清朝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的孙中山心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进入了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和一些有革命理想的同志畅谈中国的前途。尽管谁都无法预测未来，但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希望。
但谁也不会想到，在遥远的浙江省奉化溪口镇诞生的一个婴儿，用另一种方式“继续”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并极大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的历史。或许历史本来就是充满了偶然的必然，一切变革都发轫于人们无法预知的日常。
浙江奉化溪口镇——宁波市区的西南方向，以剡溪之水而得名。其实，说是溪口镇，不过是一条总长不足三公里的街市而已，蒋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镇，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屋十余间，名叫“素居”，后改称“丰镐房”。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此出生，祖父蒋斯千和父亲蒋肇聪以经营“玉溪盐铺”为生，主要经营粮、盐、酒等杂货，在当地也算一大户。
在蒋介石之前，溪口蒋家只能说是生活殷实、小康之家而已，并无什么显赫的声名。但因为有了蒋介石，“玉溪盐铺”、“丰镐房”这些偏僻的词语进入到了大众视野，今日的奉化溪口镇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婴儿日后的命运会如此煊赫，更不知道他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浪。
蒋介石不是蒋肇聪的第一个男孩，此前他的父亲、母亲都各自有过婚姻。但蒋家老太爷闻知添了一个男孩，还是大喜过望，亲自取名为“瑞元”，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四岁时，母亲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幼时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人称“瑞元无赖”，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让母亲王采玉操了不少的心。但好景不长，阔绰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幼年的蒋介石早早地体验到“家变”的挫折和痛苦。1894年，祖父蒋斯千撒手西归，次年夏天，父亲蒋肇聪又身染时疫而殁，面对分家时亲戚们的百般欺凌，孤儿寡母坠入了生活的低谷。分家之后，小女瑞菊、幼子瑞青相继夭折，更是给王采玉沉重的打击。据蒋介石成年后回忆，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
但愈是艰难挫折，母亲王采玉就愈是发奋自强。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从学业到做人都毫不放松，四处为儿子寻求名师，几经周折。1900年，蒋介石见到邻村榆林的表妹，并产生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王采玉知道了，自然是喜出望外，想着亲上加亲，但女方家人的一席话却给她当头一盆凉水。“瑞元那个无赖，还想做我家的女婿，谁肯嫁给他……”羞愤不过的王采玉心下暗想，你越是这样瞧不起我们，我们偏是要找一个最好的。
毛福梅就这样走进了王采玉的视线。虽然当时的毛福梅是年方19的老姑娘，但她家家境殷实，她又忠厚老实，勤劳能干，这样的媳妇一娶进来，不但可以帮忙管束蒋介石，还可以有孙子抱，何乐而不为？
1901年，15岁的蒋介石做了新郎官，想当然，虽然母亲对婚事是满意有加，但蒋介石对男女之事依然是懵懵懂懂，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新娘子毛福梅就这样独自垂泪到天明，度过了自己的新婚之夜。
1902年，奉化县城举行童子试，信心百倍的蒋介石前往应试，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传统仕途的道路没有走通，蒋介石开始考虑另一种人生的方向——入新式学堂。1903年开始，蒋介石先后在“凤麓学堂”和“箭金学堂”读书。
就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17岁的蒋介石开始有了和妻子毛福梅单独生活的机会。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褪去了一些幼稚之气，有了些许大丈夫的气魄。他为妻子雇了一个梳头娘姨，还特地邀请一位林姓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毛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周围的旅游名胜游览烧香。这是毛福梅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她用传统女性的温柔和顺迎合丈夫，也希冀着能够从此白头到老。
可是，眼界渐渐开阔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前途重新思考了。虽然“凤麓学堂”和“箭金学堂”除了讲经，也开设了诸如算学、英文等新式课程，但学科仍以经史为主，换汤不换药，这是无法满足求知欲很强的蒋介石的。尽管他在这里接受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传统教育，但“箭金学堂”一位叫顾清廉的老师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的强大，需要军事力量的壮大”，“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浙江甚至中国都已经放不下他的野心，要想学到更多的东西，只能出国。
当时的奉化县城，出国留洋的人几乎没有。并且，刚刚新婚没多久，无论是王采玉还是毛福梅，都不同意蒋介石出国。可此时的蒋介石决心已定，所以无可奈何之下，王采玉和毛福梅只得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给蒋介石做赴日留学的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开始了自己的日本留学生涯。但没过多久，蒋介石忽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立即返回家乡参加姐姐的婚礼，而且口气十分坚决。原来“姐姐成婚”是次，要他赶紧回家，早日生子是真。一向侍母至孝的蒋介石不敢怠慢，又回到了中国。同时也为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做准备，以此作为一个跳板，然后再去报考日本军校，这样起点可以更高一些。
革命开始萌芽(2)
果不其然，蒋介石考中了军官学校，但母亲和妻子却是喜忧参半。虽然考上学校确实脸面有光，可是儿子要出国，又要花钱，家里实在经不起这样折腾了。尤其是毛福梅，心情更为复杂，与丈夫聚少离多，本来夫妻感情基础就不稳定，再这样两地分离，以后可该怎么办？
但这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心意已决，再难更改，母亲和妻子两个女人的泪水没能够阻止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亲戚资助一落实，他立即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会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此时，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还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几年的留学生涯，蒋介石只是家中的匆匆过客。期间毛福梅曾经怀过一次孩子，那时蒋介石还在日本留学，寒假归来探亲，夫妻之间偶尔因故争吵，毛氏顶了几句嘴，他一时性起，举脚踢去，不料正踢在妻子七八个月的大肚子上。虽然几经抢救，但毛福梅当晚就小产了。这件事给婆媳两个心中留下的隐痛是深远的，婆婆生怕就此绝后，媳妇更是对丈夫的粗野性格感到极度恐惧，自此之后，整日提心吊胆。
1909年，整日忙于宣传事宜的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为了让儿子儿媳早日和好，王采玉亲自送毛福梅到上海，以死相胁，让蒋介石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并邀其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担保。
此次上海之行，终于没有白度，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诞生了，此时王氏47岁；蒋介石24岁，毛氏29岁，结婚已将近10年。由于是众望所归，王采玉对“经国吾孙”自是十分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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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1)
19世纪的中国，除了欧美，日本是许多留学生另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之地。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曾在此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对于蒋介石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转折之地。就是在这里，至友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认识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根据后人的描述，那次蒋介石参加同盟会时，刚好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中山引见了蒋介石。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我们无法确认孙中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当时确实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期待找到自己革命的同路人、领导者，而现在他找到了。孙中山的理想抱负、对革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强烈地吸引了他。
当时的孙中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7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尽管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中山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
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当时他领导的革命战争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看似党员众多，但最缺乏的就是有优秀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才。从这个意义而言，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日后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军事学业，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不可分割了。虽然在最初，他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瞩目。
海外的一些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因为他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了浙江巡抚衙门，此次战役，蒋介石承担了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核心战斗并担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促成了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而在攻打之前，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蒋介石亲自给家里诸亲友各写了一封诀别信，其中给母亲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自己原本是想出人头地，为了国家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幸运的是，这次战斗胜利了。
尽管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但蒋介石的感情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一片空白。事实上，自从儿子出生，母亲和妻子都把全副身心放到经国身上，对他的注意自是稍稍减弱。况且，在去了日本，又来到繁华的上海，看尽那些时髦娇艳的都市女郎之后，妻子毛福梅土里土气的样子愈发不能入眼了。现在，儿子也有了，蒋介石自觉“使命”已达，今后可以更为自由了，“革命”之余，也不忘看一看身边的女人了。
当然，对纳姚氏为妾这件事，蒋介石曾对后来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有过交代。蒋介石说：“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当然，这是蒋介石自己口中所说的浪漫传奇和“英雄救美”，事情的真相我们自然也无从得知了。
而关于这位姚夫人姚冶诚，当时1927年10月18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其身世有更详细的记载：“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姚氏花名)在法租界某妓院做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侧室”。
有关姚冶诚女士的生平，曾有不少传闻。据说姚冶诚原名姚怡琴，乳名阿巧，祖籍江苏吴县，以后移居苏州。她生于清末光绪十二年（1886年），比蒋介石大一岁。八岁那年，父亲因病身亡，母亲也相继去世，她成为孤儿，被叔父姚小宝收养。姚小宝无儿无女，待她很好，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姚氏及笄之年，由叔父做主，择婿成婚。其夫是邻村沈家次子——沈天生。婚后，沈天生入赘姚家，易名姚天生。开始时夫妻俩感情很好，相互体贴。姚天生勤劳能干，又肯吃苦，日子渐渐富裕起来。
但是好景不长，姚天生后来染上吸毒恶习，经常去大烟馆抽鸦片，将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挥霍散尽，使生活陷入窘困。他还时常发脾气，打骂阿巧。从此，为了生活，阿巧也不得不外出挣钱。经人介绍，姚阿巧在法租界一个叫“群玉芳”的堂子（妓院）里当帮佣（当地人叫“娘姨”），侍奉高级妓女，为其梳洗打扮，整理衣物首饰。阿巧生来皮肤白皙，体态丰腴，颇有风韵，因此时间长了，也逐渐有人上门，做起了接客的生意。
此后，姚天生知道阿巧私自改嫁蒋介石，便怒不可遏，扬言要找蒋介石拼命，以报夺妻之恨。蒋介石自知理亏，恐怕出现麻烦，便找人出面说和。最终，他付给姚天生两根金条息事宁人。姚天生拿了钱，另行娶妻度日，重新恢复了沈天生的原名。
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2)
姚冶诚是蒋介石取的名字。“冶”取自姚氏出生地吴县冶长泾河；“诚”则是诚实恳切之意。在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姚氏开始断绝过往，当时蒋介石积极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往返日本、沪、杭、山东等地，踪迹不定。姚氏不仅安心随蒋，而且把平时省下的积蓄拿来资助他，因此，姚氏虽出身低微，又没文化，但蒋对她颇怀有感激之情。
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末他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一笔附言，对于在家守望多时的婆媳二人不亚于一声惊雷。尽管毛福梅知道，男子三妻四妾本是常事，再加上现在的蒋介石已非吴下阿蒙，所以娶外室是迟早的事情。可是事情这么突然，还是让她大吃一惊。但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又让毛福梅无可奈何。所谓“丈夫是天”，对于丈夫带来的小妾除了忍受，还能怎样？所幸的是，当蒋介石带着姚氏出现在奉化溪口时，姚氏并不是王采玉和毛福梅所想象的那种风骚女子，没什么“奶奶”架子，“礼节有加”，并不逾越本分。于是，本性善良的毛福梅对姚氏善意以待，一妻一妾竟也其乐融融。
将新娶的姚夫人放在老家，蒋介石自是安心了很多。但他并没有在老家过多停留，很快孤身一人，又继续开创他的“革命”天地去了。
1913年，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失败了，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尽管此时革命陷入了低潮，但是，###袁世凯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上海已难以容身，二人只好也去了日本。这次留日经历不同第一次，蒋介石开始真正认识、了解孙中山，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而他的军事才能也让孙中山刮目相看，为以后的发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6年10月6日，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出生了。当然，关于他的身世之谜更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戴季陶之子，有说他生父不明，但无论如何，蒋介石对其钟爱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蒋把次子取名为纬镐。“丰”、“镐”两字分别取在两个儿子的小名里，不消分说，其意自明。按族谱排行，他们这一辈是“国”字辈，故又分别取名为经国、纬国。
为了安抚无子的姚冶诚，蒋介石令年幼的纬国认其为母，交姚氏抚养。从此，蒋纬国称姚氏为“养母”，称毛氏为“娘”。姚冶诚视纬国为亲生儿子，极为宠爱和疼惜，蒋纬国成人以后，也视姚氏为生母。当时的经国长相随母，性格内向老实，纬国长相貌似蒋介石，而且天真可爱，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经常让蒋纬国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囡囡”亲昵地叫个不停。这种太过明显的偏袒引起了毛福梅的不满，她看在眼里，苦在心头。平静的丰镐房从此开始口角不断，为了平息纷争，蒋介石把姚氏母子迁居到奉化城内，后又移居至宁波、上海。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冶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冶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长期寂寞的生活已经让其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冶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1919年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冶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近日以冶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在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不得已乃迁一品香居住。”况且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摩擦，于是回到上海赋闲，又心生“怀才不遇”之感。这种苦闷，姚冶诚无法理解，也不能适时给以劝慰，自然他对姚冶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无论是对毛福梅，还是对姚冶诚，短暂的蜜月期过后，就是难以遏制的厌恶。这似乎是蒋介石情感历程的一个发展轨迹。此时的蒋介石正如当初与毛福梅反目成仇一样，对姚冶诚再难容忍。那时是“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现在则恨不得搬离居室，他是那种脾气暴躁乖戾的人，一旦对对方有了初步判断，就很难更改自己的想法，自然也就愈发不能忍受了。
但就在此时，影响蒋介石一生的事情发生了——生平最敬爱的母亲离开了他。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为一生太过孤苦，所经变故太多，以致将届晚年就因心脏病，卒于故居，享年57岁。而就在此之前，仿佛母子通灵一般，远在外地作战的蒋介石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连夜赶回的蒋介石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会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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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与英雄救美(3)
蒋母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可谓面子十足。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就此发誓：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一个小细节可以从侧面让人们了解蒋介石的孝子之情。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太夫人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在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去世所写的祭文中，孙中山先生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当时的蒋介石，大权尚未在握，还没有真正学会权谋之术，但其热情和勇气在孙中山眼里自然是“可造之才”，诩以“昂昂千里之资”，是鼓励多于评价的。
纯洁脱俗 洁如吾爱(1)
<p align="center"> <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02.jpg" border=1><br>
<p align="left">伫倚危楼风细细，此去经年，楼高不见君归路。图为：1926年5月，蒋介石和陈洁如在黄埔军校合影。
<p align="center"> <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03.jpg" border=1><br> <div align=center>;;; 那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员爱将
<p align="left"> 1992年，一部蒋介石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的回忆录问世，传闻中的神秘人物现身说法，一时轰动史学界。这本书也是拖延了27年的迟到之作，之所以这样，全因蒋家一直对陈洁如“晓以大义”，只能一拖再拖，直到此时。
<p align="left"> 关于陈洁如的身世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说其原居苏州，受过中等教育，会讲俄语，当过小学教员，做过护士，又在长三堂子当过高级艺伎。而在《陈洁如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载的：陈洁如原籍镇海，通称宁波，乳名阿凤，她父亲是一位纸商，经营很多地产手工艺品；母亲来自苏州，姓吴。应该说，并没有当过妓女的经历。
<p align="left">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13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毛氏的愚笨木讷、姚氏的风尘之气，13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p align="left">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p align="left">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p align="left"> 二人先是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第二天，蒋介石告诉陈洁如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这名字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为此当时二人专门合影留念，签上彼此之姓名。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要与家里的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
<p align="left">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氏，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p align="left"> 虽然，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但陈洁如已经心满意足了，她觉得蒋介石对自己真心诚意，不久就可以成为蒋介石的合法妻子了。
<p align="left"> 新婚第五天，陈洁如随蒋介石回乡探亲。一见到毛福梅，原本内心忐忑不安的陈洁如安定了下来。这是个性情温顺、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这不是毛福梅第一次看到丈夫的“新欢”，事实上，自从丈夫提出离婚后，她差不多已经心如死灰了，现在毛福梅的全部心思都在儿子蒋经国身上。
<p align="left"> 虽然已经与蒋介石离婚了，但毛福梅仍以主妇的身份料理着丰镐房的家务，她谦和有礼地安顿了陈洁如之后，又安排蒋介石偕同陈洁如跪拜蒋氏祖先和蒋母遗像。尽管在上海、在广州这些交际场合，陈洁如以蒋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义出现，而在蒋介石的家乡，乡人仍然奉毛氏为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在他们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妾而已。
<p align="left"> 在与毛氏相处的日子里，毛福梅对陈洁如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已经年近四十，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了，我只希望经国将来能有出息，这是我此生惟一的愿望了。”
<p align="left">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陈洁如大受感动，她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旧式女子宽阔的胸怀和雅量，为此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托，答应帮助改变蒋介石的“怪脾气”，并抚养教育好蒋经国。
<p align="left"> 但就在此时，陈洁如发现自己身上开始出一些红疹，后经医生诊断，原来是蒋介石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她已经无法再怀孕生子。为了安抚陈氏，同时也为了让蒋经国接受更好的教育，见一些世面，蒋介石令蒋经国离开生身之母，来到上海，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开始其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应该说，陈洁如对蒋经国的功课是管得很紧的，好在她也略通文墨，督促蒋经国这样的小学生温课、练字、做作业，游刃有余。蒋介石十分高兴，他觉得陈洁如漂亮温柔，聪明而有见识，非毛氏、姚氏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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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脱俗 洁如吾爱(2)
而此时的蒋介石，虽远离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身处风花雪月之中，但却时刻关心广州局势的发展。而此前，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劝说其不要相信陈炯明。但孙中山仍是不以为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但事实上，很快陈就有了叛变的迹象。
发现危急的情况后，孙中山于1922年6月2日给蒋介石发了急电：“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此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准备6月14日他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
6月18日，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同一天，孙中山也给蒋介石拍发了保密电报：“蒋介石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洒泪登程，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于29日抵达粤海，冒险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他这种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让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非常高兴，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成为孙中山的助手，接着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集团，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经孙中山允许，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这是孙中山为了和苏联合作的演习，也是对蒋介石充满信任的体现。此时的陈洁如不仅为蒋介石准备了长袍、皮衣、皮帽等物，还充当了临时翻译。陈洁如那一口流利的俄语，使得苏联顾问误以为陈洁如是专业的翻译。1924年，蒋介石继续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与陈洁如迁入军校校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陈洁如从此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函件往来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这不仅是陈洁如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日子，也是蒋介石一生中少有的平静安详的日子。蒋介石感到陈洁如是他工作与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与陈洁如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常常带着陈洁如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平时下了课，他还常带着陈洁如散步于黄埔军校校园。据蒋介石的门生，黄埔一期的将领宋希濂、孙元良等人回忆：“每天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师生都认识了这位才华出众的蒋夫人。甚至有时当蒋介石训斥学生时，陈洁如也会出面亲自为学生婉言讲情。
日记是一个人的心声之语，从当时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陈洁如的爱到了何种地步：“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殆无已时。”“批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洁如征得蒋介石的同意，领养了一个女儿。夫妻俩商量给女婴取了个小名叫倍倍，学名为蒋瑶光。蒋介石十分钟爱这个养女，他还特地抽出一天的空闲时间和陈洁如一起，抱着女儿去合拍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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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权力的道路(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12.jpg" border=1><br>
<div align=left>人人都说他们的婚姻是始于政治因素，可从之后的岁月中可以发现爱情还是在他们之间萌发了的。尤其是晚年，两人相濡以沫、彼此相惜。</div>
<p align=center>
<p align=left> 1927年，对于蒋介石而言，是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他似乎找到了那把通往权力顶峰的钥匙，并与已往的生活做了一次最彻底的决裂。尽管这决裂有着太多的痛苦，但与权力这个耀眼炽热的东西相比，他认为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只是一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已。有的人把蒋介石称为一代枭雄，自然枭雄的生活是不平常的，他的感情生活更是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蒋介石遇到宋美龄会是什么样，历史给了最好的答案。
<p align=left>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写道：“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上海孙博士的家里。见到美龄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休掉了奉化的毛小姐。一天，他向孙博士提起了这门婚事。‘老师，我现在还没娶上老婆’，他说，‘您能劝宋小姐嫁给我吗？’孙博士没有去劝美龄，而是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庆龄悻悻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两个情妇的男人，虽然他名义上还没有结婚。的确，当时有关蒋介石的传闻很多。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妻子拒绝的话转达给蒋介石，因为他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蒋介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只好等着。在孙中山逝世以前，蒋介石又曾两次提起过这门亲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吧’。”蒋介石于1927年9月26日在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五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可见，宋美龄同蒋介石的认识，时间是1922年，那时正值陈炯明在广州搞叛乱的时期。
<p align=left> 当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出席大大小小的场合、过着甜蜜平静的黄埔校长的日子时，其实他已经在规划此后的道路，想着当时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宋美龄。人在对比中才能显出价值，与毛氏、姚氏相比，陈洁如自然是高出一筹，但与宋美龄这个曾经出国留洋、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女子相比，陈洁如只能算是上不得高台面的小家碧玉了，尽管其温文尔雅、细心体贴让蒋介石难以割舍。
<p align=left> 在与陈洁如一起度过的岁月里，蒋介石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的《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成就，都跃升至其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高峰。同年4月底5月初之间，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和宋美龄相会，当然不忘再次提出结婚的请求。
<p align=left> 此时的蒋介石因为有了成就的衬托，不同此前的默默无闻和寒酸，自然比较能引起宋家人的注意。为此宋家专门召开家庭会议，热烈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颇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介石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介石日后的成败犹不确定，不一定能为美龄带来幸福，尤其是宋庆龄强烈反对，认为这“不是婚姻，而是政治”。不过，大姐宋霭龄则更深谋远虑，她力排众议，坚信蒋介石的前途不可限量。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根牢不可破的纽带，她还想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这才能紧紧地把蒋宋两家连接在一起。
<p align=left> 1927年5月，在宋霭龄的撮合下，宋美龄与蒋介石同游金山、焦山，交往十余天，蒋介石终于获得了宋美龄的欢心。
<p align=left> 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对宋美龄如此坚定不移，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曾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这样一位有权势、有美貌又有才华的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p align=left> 正当蒋介石“坠入情网”，向宋美龄发动情书攻势之际，他自己的权力生涯发生了大变故，促成他个人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下野”。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宝寺“隐居”，身在庙中，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了其中一封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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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权力的道路(2)
1927年9月16日，宋霭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宣布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讯。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动了海内外。《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40，新娘30。婚礼备受各方关注，据好事之人统计，共花费百万之巨。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结婚那天，蒋介石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他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之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结婚典礼。宋美龄成为最后的一届蒋夫人。
令人玩味的是，宋霭龄对外宣布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之际，宋母却在日本养病，不少人认为宋母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仍有意见，霭龄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差开宋母，请其赴日养病，以免使婚事受阻。
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宣布：“此行与政治无关，惟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婚事之同意。如获同意，则将在上海完婚，然偕游海外。”过了五天，蒋介石在《申报》和《民国日报》刊发“蒋中正启事：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询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真，易生混惑，专此布告”。这项启事首日见报时，蒋介石在未婚妻宋美龄等人的陪同下，从上海乘日轮到神户有马温泉探望正在此地休养的宋母。蒋介石下榻有马大旅社，房间就在宋母的隔壁，一向出手大方的蒋介石一到旅社即拿出300元作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旅社老板娘千代子回忆说：蒋的阔绰和警卫之多，毕竟气派不同。蒋在见到宋母后，兴奋地对千代子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对了，给你题字吧，来来，马上替我拿笔来……”蒋介石一口气就写了五幅字。
无论过程如何，蒋介石总算得到了其理想中的婚姻。但几家欢乐几家愁，这边是蒋宋联姻、欢天喜地，那边却是姚氏和陈氏的苦痛悲哀。
1927年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就将姚氏与蒋纬国托付给吴忠信(又名礼卿，安徽籍，蒋留日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关照，姚氏乃移居苏州，仍由蒋介石负担生活费用。后来姚氏在南园的蔡贞坊选中了一块地皮，乃建造新居。1929年，新屋落成，当地人称这为蒋公馆。姚冶诚在苏州居住期间，与蒋介石经常有信往来，也见面有接触，但不同居。有时蒋介石路过苏州，姚治诚携蒋纬国与蒋介石面晤小聚，以解长久以来的等待之苦。1949年，姚冶诚随蒋纬国来到台湾，住在桃园大秦纺织厂附近，后迁往台中，直到1966年病逝。
至于陈洁如，蒋介石则是连蒙带骗走出了这段婚姻。当蒋介石将这桩政治婚姻告诉她时，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陈洁如先去美国进修五年，回来之后二人还可以再续前缘。而这时两人的婚姻，才不过六年时间，他们的关系开始于上海，亦结束于上海。
1927年８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女儿黛瑞莎和海伦陪同下，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去美国。船到日本神户时，日报还登“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新闻。但当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无线电广播了上海各报刊载的“蒋中正启事”，声明自己与前几任妻妾脱离关系，宣布宋美龄为自己的合法妻子。陈洁如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因旅途劳顿而灰暗疲惫的心更如刀剜一般，几次要跳海，均被护送者劝阻。陈洁如到美国后，许多记者一度尾随，企图挖掘内幕新闻，陈洁如一行均以“无可奉告”搪塞。到了美国之后，陈洁如以全副精力深造，留美五年多，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接下来的岁月里，陈洁如本可以再嫁、生子，像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样生活，但是她没有，而是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20世纪60年代，陈洁如曾收到蒋介石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赞陈洁如“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往昔风雨同舟，所受照拂，未曾须臾忘怀”。临终前，沉默了许久的陈洁如在遗书中提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声，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寥寥几句话包含了半个世纪的辛酸。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不过如此！
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1)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野心，真正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当然，这权力在握的背后，宋家这个后台的功劳自是少不了的。
爱情和事业都如此得意，但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起来。因为他的野心或者说梦想更大：统一中国，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现在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是，根本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蒋介石不想当被各路诸侯架空的周天子，而是要把所有权力切切实实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他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
当时蒋介石面临的“敌人”，除了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便是这些军阀派系，尤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余，更是让蒋介石心头烦躁不已。在宋美龄的辅助之下，蒋介石决心完成此前北伐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
为了筹划“第二次北伐”，宋美龄随蒋介石来到了南京，这也算是为夫牺牲。因为当时的上海才是政经中心，无论各个方面，都远远强于南京。对于宋美龄这样一位力求生活品质的“第一夫人”，南京的条件的确差强人意。但宋美龄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官太太，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所谓“夫人外交”不仅用于国外，也用于这些心怀各异的军阀们。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经常与他的同僚举行饭局，而每一次，蒋介石都坚持宋美龄与他一起出席，如果遇到蒋介石自己做东时，宋美龄更是非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不可，虽然她往往是座中的惟一女性。宋美龄自己也说过：“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宋美龄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这么简单，更是政治活动的家庭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一个延伸，也是宋美龄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这种接待，展露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与这些政要打交道时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在南京办了一所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烈士遗族学校，照顾那些“已经为国捐躯或准备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子女”。宋美龄说：“这些儿童如果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将是最有价值的财产，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
应该说，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他的麾下。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1928年6月3日，孙传芳知道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属部下向国民革命军投降。4日，张作霖不敢恋战，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平。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算是形式上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
“第二次北伐”完成之后，一系列新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先是蒋桂战争，继之蒋冯战争，最后是1930年4月发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蒋介石终于大获全胜。
军阀们暂时不会成为蒋介石的骨刺，接下来，蒋介石要全力以赴去“国剿”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军事围剿。
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宋美龄写下了她的经历:“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相反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我们虽然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正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如火如荼”之时，1933年，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这些大国的思想疏通工作。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内有“野火烧不尽”的中国共产党，因而迫切需要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宋美龄上庐山后，会晤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他留给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印象还是独裁、只知道争权夺利，老百姓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没有人会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论调当真。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系列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况且，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推行“新政”，蒋介石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又有何妨？
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2)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触动了宋美龄的内心，于是在二人结婚六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艺宣传工作。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推广中，宋美龄均身先士卒，扮演了核心角色。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担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自己的政治事业，因此推行起“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在精神上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动机是好的，其试图改变国人千百年来旧有的生活习惯，改造精神，重新“焕发”民族新生。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劳苦大众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再提新生活只能是一种奢侈，很多推广工作只是走表面过场而已，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而随着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当东北大部已经沦陷时，大陆腹地还在进行这种“政治游戏”，似乎很有点讽刺的味道。虽然这时的“新生活运动”已经随着战况的推进自然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
1936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遭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变革，但也正是这次波折，让双方更加意识到了彼此的重要：不仅仅是一般夫妻的小情小爱，更是两个家族的休戚与共、彼此权力的紧密相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源于是否抗日。面对民众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白山黑水沦陷在敌手的境遇，时任东北军最高统帅的张学良心中也不好受，曾多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但多次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第六次“剿共”做准备。
为此，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孤注一掷，进行“兵谏”。而根据史沫特莱的描述，当时的情形大概如此：“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 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当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内是一片混乱。素有野心的何应钦极力主张轰炸西安城，还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但宋美龄在此时表现出了非凡的镇定从容。她十分明白，如果这时自己不出面，不尽快处理情况，那么局面将无法收拾。并且蒋介石的位子被太多的人觊觎，实在是岌岌可危。她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挽救蒋介石，也才能维护中国的“安定”。事实上，宋美龄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但是谁出面做这件事呢？谁能只身涉险、远赴西安呢？
人们把眼光投向了宋美龄，毕竟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尽管张学良声明自己毫无恶意，但后果如何谁都无法保证。但宋美龄毕竟是宋美龄，她决定亲自飞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要求对方放人。
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等人乘坐“福克”专机，冒着生命危险到了西安。在飞机快着陆的时候，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手枪交给端纳，低声对他说，如果军队企图抓她就把她打死。
下午4时，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是又惊又喜，关于见面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尽管这时的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国共联合抗日，但在宋美龄的劝说下，权衡利弊，只得答应。
12月24日，宋美龄在谈判中，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次日，蒋介石获得自由。为此美国《时代》杂志还刊登了蒋宋的照片，称他们是“新闻人物伉俪”。这次事变的成功解决，应该说，宋美龄有很大功劳。为此若干年后，蒋介石在会晤嫡系官员时感慨地说，在“西安事变”中，夫人给了他一条命。而此后宋美龄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们回味悠长：“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
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3)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渐严峻，考虑到中国面对着的危险，蒋介石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攘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德、意等国的军火商都和孔祥熙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但是，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人物对孔祥熙极为不满，尤其是一向和孔祥熙作对的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而对反对的声音，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算作折中之策。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在与美国人沟通相关事宜的时候，也显得比较妥当；另一方面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内部矛盾。
虽然宋美龄的军事经历有限，但是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为了聘请外国顾问，1937年春，宋美龄专门给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当空军顾问，陈纳德一口答应下来，此后组建了众所周知的“飞虎队”。 这位日后为中国抗战建立了巨大功勋的陈纳德在见到他的“外籍上司”宋美龄第一面后，就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文字：“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求飞行员在洛阳上空做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了50架飞机，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不算什么，但几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
1942年2月28日，蒋宋夫妇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成员，宋美龄讲了一段感性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他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宋美龄又说：“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疑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尽管在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一职，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她始终掌握着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大权，到台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况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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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丽征服世界(1)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爆发，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一页。随着抗日局势的严峻，虽然蒋介石政权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但从上海到武汉，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
而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宋美龄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因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美国的加入，国民党财政的匮乏，军事的无力，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宋美龄的出马——说服美国政府给予更多的援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宋美龄是蒋介石获取美国支持的最大本钱。甚至有的人说，宋美龄就是“美援”。正如1942年，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威尔基访问中国对宋美龄所说的，以她的智慧和美貌，必能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她将是“一位完美的大使”，美国人民“就需要这样的说客”。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宋美龄在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1942年11月27日～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7个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为她在世界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1942年11月18日，宋美龄以治病为由，乘专机飞往美国，27日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病房。第二天，罗斯福夫人就冒着严寒到医院探望她。宋美龄一改往日女强人的姿态，表现得像个娇弱的病人，这引起了罗斯福夫人莫大的好感和同情。罗斯福夫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看着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根本不是他夫人描绘得那么温柔娇弱。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平静地抬手用一个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能把民主制度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宋美龄在医院住了11个星期，身体逐渐康复。1943年2月18日，她生命中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相当重要的演说，这是众议院第二次邀请女性演讲，第一次邀请的是荷兰女王。美国报刊是如此描述宋美龄的：“她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富有魅力的黑色金丝绒旗袍，下摆开衩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戴的饰物是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蒋夫人举止端庄，声音柔美，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她的美丽和演讲震惊了所有人，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一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流下泪来。
其实演说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美国总统、美国人民相信，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美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一体的，美国人民应该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她在众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这里所说的“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物质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尽管宋美龄说得如此慷慨激昂，但她其实也知道，这些自由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其实很难做到。
国会演讲后，宋美龄又和罗斯福总统一同出席了记者见面会，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挤了172名记者。《时代周刊》报道说，蒋夫人就像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夫人的手一直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好像在护卫着她。而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就像个纵容的叔叔在介绍自己美丽的侄女，他说“蒋夫人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还要求记者不要问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宋美龄遍访许多州，进行演讲，并获得极大成功。《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还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纽约州有270位当时社会名流参加；美国东部9个州的州长专门拜会了宋美龄；两万多纽约市民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宋美龄还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向三万名听众发表了来美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会见了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全都慕名来听她的演讲。这些巨星还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
除了这些名流，“宋氏外交旋风”在美国民间引起的轰动更是无法估量的。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三块钱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这是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华盛顿邮报》一位名记者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用美丽征服世界(2)
宋美龄的四处演讲，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力图推动废除排华法时期，她的活动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也有很大帮助。而在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率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虽然代表团重要成员都能讲英语，但宋美龄嫌他们“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含义”，因此常亲自翻译蒋介石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三巨头会议变成了“四巨头”。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在世界巨头聚集的舞台上，留下了她娇小却美丽的身影，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为她颁发了勋章。
开罗会议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美关系之密切前所未有。正是开罗会议最后发表的宣言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得到国际公认。开罗会议后，积弱百年的中国之国际声望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被列为四强之一。期间，自有宋美龄的一份功劳。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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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李宗仁，总在“总统”与“副总统”间徘徊着，但是实权从不曾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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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对于蒋介石来说，他自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总是到古书中去寻找实例，他却不知独裁统治只能导致人心涣散。
应该说，蒋介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其盖棺定论。但根据《###》前主编乔纳森·范比所著的《蒋介石》，一个对话表现了他的性格。那是1943年的春天，罗斯福总统从中国招回两位对蒋介石最了解的美国人史迪威和陈纳德，他想通过他们掌握的情况，制定一个战后的远东战略。陈纳德的回答是，蒋介石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三位领袖之一；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却是“一条贪婪、固执和寡情的响尾蛇”，“朱庇特式的独裁者，世界上最大的不学无术之人”。
而作者范比则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残暴却目光短浅的领导人，虽然成功地带领中国摆脱了军阀混战并创建了一个统一（至少形式上）的民族国家，但面对与共产党的内战和日本的入侵他却束手无策。
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对于20世纪40年代大陆的“四万万同胞”而言，他们对于蒋介石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毫无疑问，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极端腐败、堕落和缺乏民意支持的政权。或许这是他为什么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败的原因。
从镇压民意来看，蒋介石政权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1927年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屠杀上海手持青天白日旗的无辜平民。同月，郭沫若就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称蒋介石已经不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这篇檄文呼吁民众打破对蒋介石的迷恋，指出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反蒋。而当时的《大公报》更揭露了，从1927～1930年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他们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说，反蒋。更遑论因为“不抵抗政策”而丧生的数百万东北人民。
所以，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才在《申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革命集团之地位”，并表示对国民党可预料的灭亡不必惋惜。
对于国民党政权，很多原本抱有希望的正义人士、民主人士越来越感失望。集权政治、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前线战士浴血抗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又在做些什么？孔祥熙大权在握，优柔寡断，掌握着财政大权，极尽贪婪之能事；而宋子文与孔祥熙不和，他们互相拆台，使战时国民党金融财政面临危机。
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吃苦耐劳，能够忍受任何艰难困苦。可是他们的军饷被克扣得所剩无几，又缺医少药，破衣烂衫，还要天天面对日本军队的飞机、大炮、毒气弹轮番轰炸。更惨的是，重庆方面平日里对他们不闻不问，而似乎只有在日军大举进攻时才想得起他们来。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战后通过对敌伪财产的接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大大加剧。就拿1942年来说，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更是让无数人寒心。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1/10，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原一带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是当时这一悲惨情景最好的描述。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当这件事被美国记者发现，他们欲披露此事时，蒋介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 当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做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却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前苏联弗·鲍·沃龙佐夫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5月，大学生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对面竖起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天哭地悲，民瘦官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蒋氏政权还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戴5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颔首致意。蒋介石发表训词说：“8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在陈述了民族苦难，呼吁国民自强之后，蒋介石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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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
距离1946年1月13日蒋介石签发《停战令》不过5个月，6月26日，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全面内战爆发。此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3～6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快速结束战争的豪言壮志不过成为后人之笑柄。
1947年春天，为了重新燃起美国人的梦想，改变自己在美国人眼中独裁的“不良形象”，“焕发国民精神”，蒋介石宣布改组政府，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长，更多吸收一些小党派和美国人欣赏的自由知识分子参加。然而这一切，最终都没能使国民政府摆脱走向终结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准备节节进逼江南的前夕，蒋介石面对如此窘境，无计可施，只能希望宋美龄能再次前去美国，向美国人请求最后的援助。而此前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这其中包含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但是，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打回其国内的报告显示，军事援助的3/4被共产党部队“接收”了——国民党部队的溃退造成的；而有更多的援助款项，美国人怀疑国民政府长久以来养成的贪污陋习，让这些援助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使用。
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的再三请求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同意宋美龄以私人贵宾身份赴美，宋美龄乘坐美国专机抵美。
与此前的访美风光完全不同，此时的宋美龄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所到之处鲜花掌声满溢，美国礼宾司对“第一夫人”的到来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净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宋美龄苦等了9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设宴招待，并与她会谈一小时，但排场已今非昔比。宋美龄向他们提出了要求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对于宋美龄的要求，杜鲁门和马歇尔均反应冷淡。杜鲁门告诉宋美龄：“美国只能付给以往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的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他还挖苦宋美龄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宋美龄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1949年１月15日，在杜鲁门这里遭受挫折的宋美龄只好离开华盛顿，赴纽约探视其长姐宋霭龄的病况，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直到1950年，她才归台。
看到宋美龄的访美报告，蒋介石不禁黯然泪下，他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蒋介石夫妇真正尝到了他们掌权以来最苦涩的滋味，一种接近幻灭的失落。
几天后，即1月21日，蒋介石邀请五院院长共进午餐，正式宣布“引退”。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下野文告。文告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起，由李副县长总统代行职权，并符勉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蒋介石于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于次日晨乘机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前往溪口。
看似下野，由桂系军阀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介石内心总是不甘的，他的举动正如1927年的那次下野，实则是以退为进，同时更多的是带有与家乡诀别的味道。或许在这一刻，他已经想好了退路——台湾。而早在1946年10月，他飞赴台北，出席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典礼时，曾对随员们说过：“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更大，台湾尚未被共产党分子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此时从没想到这片小岛竟然会是他聊度余生之地。
在溪口，蒋介石选择的住处是亡妻毛福梅墓旁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型建筑“慈庵”，也许只有在故乡，蒋介石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才能让自己暂时不去想共产党军队的步步逼近。
曾有传记记载，蒋介石也曾有过“杀身成仁”的念头，那是4月23日获悉南京“陷落”那一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间瓦解，南京丢了。他曾经说过，“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而如今，“匪军”已经迫在眉睫，他感到无颜再活在世上了，于是向家人流露出自杀的念头。他要学希特勒。蒋介石的家人听罢着实惊恐万分，纷纷予以劝告，蒋介石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离溪口也就不远了，蒋介石只有另择“隐居”之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命令准备船只，明天启程。其实，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自己留下来，是为“处理有关溪口事物，做永别准备。”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偕子蒋经国到蒋母王采玉墓前辞别。这是一次临别前最后的告别，曾经的家国山河，一瞬间改头换面，可以想见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谒完母亲陵墓，蒋氏父子二人又上飞凤山。站在山的最高处，家乡景色一览无余，这是最后一眼看一看家乡的大好景色。
从飞凤山下来，蒋氏父子本想再到蒋经国的出生地丰镐房看一看，“而心又有所不忍”，再者，丰镐房内，已无至亲。父子二人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又更不忍，看了他们，只能徒增伤感。于是，从飞凤山下来，便直接乘车奔象山港，军舰早已停泊在那里等着他们。关于告别溪口之事，蒋经国事后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口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3)
此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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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波几重重(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09.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蒋介石在台湾阅兵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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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支持下，从1945～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都是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维护中国的“稳定”，同时保护美国在中国以致在远东的利益。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只不过3年，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腐败无能的，但是它倒台如此之快，却几乎让人措手不及，美国政府甚至还没想到谁是下一任接替者。
<p align=left> 不仅仅是美国在质疑，在震惊，蒋介石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失败，到底是为什么？谁导致了这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高级将领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而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
<p align=left> 但根据蒋经国的描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p align=left>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p align=left>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掉了。”
<p align=left>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是被国民党打败的。腐败的肌体上是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来的，当四大家族都在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如何能期待下属们清正廉明、为民做事呢？如果蒋介石能够继续追查原因，恐怕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p align=left> 当然，作为“最高领袖”，蒋介石不会自问自纠，只会指责别人。而且，在当时的背景下，不仅仅要找出为什么失败的原因，还要想着如何能“###”，这是蒋介石毕生为之不懈追求的“梦想”，但梦想终归也只是梦想，蒋介石的这种妄想也从未成为现实。
<p align=left> 1949～1967年，是蒋介石叫嚣“###”最热烈的时期，当然叫得如此热烈，也是为了自保，安抚军心。
<p align=left>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这里，整个台湾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因为，他们很清楚，接下来，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向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两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这一年，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住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争相逃往海外。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蒋介石一家独撑大局了。
<p align=left> 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携带巨款去美国当起了舒舒服服的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更加有意思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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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波几重重(2)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68.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白崇禧在蒋介石改造声中的一个未幸免者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也怨不得这些本来就不是很紧密的“党政要员”了。然而，在蒋介石灰心绝望之际，一场战争给重重危机包围中的台湾带来了转机。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正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相继与台签署“联防互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成立美台“协防司令部”，向台提供大量军援并训练台军。朝鲜战争使国民党度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美国插手台湾，点燃了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梦想。尽管此时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但还是被美国拒绝。
1950年10月10日，蒋介石定下“攻势战略”的基调。随后不断高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案”。1953年元旦，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战略思想。至此，以“整军备战，伺机###”为主要内容的“攻势战略”基本确立。
###是蒋介石的梦想，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得首先立足台湾。蒋介石决心在这个弹丸之地开始自己的“东山再起”之梦。1950年，由于桂系军阀的覆灭，李宗仁眼看大势已去，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共，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但宪法不能阻碍蒋介石的“独裁之梦”，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总统”。而就在此前，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专门参加蒋介石到台后的首次“就职典礼”。虽然美国对蒋介石此举并无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党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有独裁之名，无独裁之实。因为他毕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加上国民党里派系林立，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介石的指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惟有彻底改造国民党，才能完成“反攻复国”大业，于是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并确定国民党为民主革命政党。那个年代，时局混乱、百废待举，国民党改造，首重基层重建。于是，1950年12月23日，国民党开始号召党员归队，逾期未登记者，就自动放弃党籍。归队的党员编组之后，随即开始吸收###员。1950年初，国民党共有103,798名党员，而本省籍占％，党员增加了一倍，号召党员归队已经有了显著成果。
“中央改造委员会”就是“改造”下的产物。16位改造委员，全都出自蒋系的亲信人马，如蒋经国、陈诚、张其昀、连震东、张道藩、谷正纲等人。16人中约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中根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5人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其他的不是与蒋经国有关，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则纷纷打入冷宫。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即中央俱乐部）首当其冲被做了“开刀手术”。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CC系所控制，在国民党内早就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系人马在国民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清除CC，改造运动就无从谈起。而在蒋介石的“整理”之下，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都靠边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则只被挂号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
至于白崇禧，其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到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被“国大”罢免后，其处境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其实，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想整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通过这次整理，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其次，为了缓和岛内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从1949～1953年间，蒋介石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由“国家”将土地用购买形式收归，再分配给农民，使台湾占人口基数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得以稳定，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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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波几重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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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毛泽东（右）和蒋介石（左），一味依靠人民的力量打下了江山，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一位乞求于美英的帮助而失之于民，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历史的教训总是那样地深刻。
纵观台湾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但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后来，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股票不断增值，这些人也都发了财。所以有人说，台湾土地改革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如币制改革、加强外汇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使得台湾经济开始复苏。1949年的台湾，还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不少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县长、团长，到台湾后因为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比比皆是。当时台湾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而军事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到了1952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再加上美国从1950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所以台湾经济很快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但与经济发展相背离的是蒋介石在文化上面的钳制，长达38年的戒严和白色恐怖统治，依然让今天的人心有余悸。当时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国民党“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特别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精英和知识分子，可能是入狱甚至被枪毙。
之所以说长达38年，是因为从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 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一方面，极大地扩充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管制办法”，依据“××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就扣上一顶“私通###”的红帽子，永世不得翻身。一位翻译人员因为误译了马克·吐温的书，被当作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抓，一位中学音乐老师因为歌曲中“为了穷人要翻身”的歌词，书被查禁，人被逮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而此时的宋美龄也在鼎力相助，继续扮演“好帮手”的角色。1950年，刚刚回到台湾的宋美龄一刻没有停歇，就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围绕在宋美龄四周，开始了其“辅助夫君”的第二职业。
此后，以“中华妇女###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三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五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
毫无疑问，在这些党政要员太太的衬托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虽然这可能比不得在大陆的风光一时，但也足够了。当然，“妇联会”不是一个闲职，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蒋介石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即：“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抗俄的使命。第二，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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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波几重重(4)
而落到实际层面上，“妇联会”要做的工作就是“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根据“妇联会”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不管是真是假，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美龄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此时，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一个是###，一个夫人派，各自轰轰烈烈，各有千秋，倒别有一番意趣。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进入台湾后，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夺权”斗争愈发激烈。而两人之间的隔阂要追溯到更早。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尽管蒋经国的种种设想和举动都是好的，但“打虎行动”进一步深入进去，挖到自家亲戚孔令侃头上去，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逮捕自己人的行动让蒋经国和宋美龄本来就淡漠的关系雪上加霜。20世纪50年代，二人之间更因为“吴国桢事件”致使矛盾更加激烈。
吴国桢，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公费保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来到台湾后，因为吴国桢的亲美背景，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可是，“太子爷”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国桢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国桢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对于吴国桢，刚开始蒋介石还可以容忍，但随着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他已开始准备清理这股异己势力。而吴国桢也意识到：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是该离台的时候了。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美国舆论哗然。一周以后，吴国桢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要求，但遭美国拒绝。
此后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1967年宋美龄有意让她欣赏的陆以正担任新闻局长，却被蒋经国封杀，换上的是蒋经国喜爱、常会博蒋经国欢心的魏景蒙。1972年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蒋经国即将接任“行政院”长，他们父子商量好要让周宏涛接任“财政部”长，蒋经国并将此事面告周宏涛。但据周宏涛这个当事人回忆，蒋经国堂侄、时任“总统”府会计长的蒋孝佐告诉他，宋美龄的外甥、大姐宋霭龄之子孔令侃找上宋美龄，希望在新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妻子，宋美龄此举引发夫妇间的争执，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各自的人马（周宏涛是蒋介石的秘书，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都出局，改由李国鼎接任。蒋介石为此事与宋美龄怄气，独自搬到阳明山竹子湖住了一段时日。
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人。而在外交方面，只要蒋介石一天还依靠美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就得需要宋美龄的帮助。
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目的就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台海风波几重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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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艾森豪威尔的访台，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可相助之下岂能无利益可谋？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
到了1958年，局势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八·二三”炮战，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发起大规模炮击，炮击共实施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万发，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击伤大型货轮一艘。24日，炮兵和海军舰艇实施第二次大规模联合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大型运输舰各一艘。两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岛运输补给中断。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解放军已经有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所以，这时的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
1958年，宋美龄打着“去美国休养”的旗号来到美国。之后，她不断做巡回演讲，频率之繁，甚至一个月里要达到三四次。
7月份，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
本来，“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或许当时的美国政府可能以此为借口帮助蒋介石###，但很明显她的期待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但在其他方面，她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宋美龄的游说下，同时也因为美国对台湾所处战略位置的考虑，此后于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且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可以说，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台湾算是险胜。这对长期以来外交频频遭遇挫折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一个“硕果”。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访问，蒋介石一身笔挺军服，前往松山机场迎接。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对响，24架军用战斗机组成整齐的编队飞过上空，沿途2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接着，蒋介石致词，称艾森豪威尔“不但是一位当代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而且是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们‘中华民国’共同患难的忠实朋友。”
艾森豪威尔访台目的明确。艾森豪威尔是欧战时期的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在中国对内、对外战争中抹不去的人，两人都是二战代表人物之一。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建立起政治联系，也是出于对美国在东亚利益的考虑。在美苏冷战时期，台湾成为美国在远东防堵共产势力的一座堡垒，美国政府将物资和军队输往台湾，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以后，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肯尼迪及约翰逊也表示立场皆不支持蒋介石###。
1965年，美国对越南扩大侵略步骤，为了进一步鼓动美国扩大侵略范围，宋美龄和蒋经国访美，希望美国支持“###”。8月22日，宋美龄一下车，等待她的是鲜花和掌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夫人亲自来迎接，红地毯再次为她铺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分别会晤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夫人、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等高官。
可是“兵败如山倒”，即使再好的演讲、再好的口才也无法力挽狂澜。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岌岌可危。美国劝台湾当局接受“###”的安排。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认为应该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有些国家也不愿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这一方案得到台湾“外交部”的完全赞同，对它来说，这总比收拾铺盖走人好些。不料，该建议在台湾当局最高层会议上提出时，一向被视为亲美派的宋美龄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严正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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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波几重重(6)
宋美龄坚决反对，夫人派群起附和，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则一直保持沉默，表情很是苍凉。台湾人将这件事称为“蒋夫人一言定江山”。不管怎样，宋美龄反对“###”和“###”，对祖国统一大业是有利的。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05.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在晚宴上，蒋介石用中文致辞感谢美国的援助，不知此事的美龄在想什么事，竟不曾帮艾森豪威尔翻译，他一脸的无助。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逐步减少在台军事力量，加上大陆内地综合力量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台湾意识到“###”希望渺茫，于是转向偏安求存。1973年蒋经国喊出“独立作战，自力更生，死里求生，坚持到底”。
20世纪70年代是蒋氏王朝的多事之秋，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遭到“内政”、“外交”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自感时日无多，“传子”之念愈加迫切，因此，他竭力想利用连任“总统”的机会将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彻底地让渡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3月21日，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以1308票的高票额当选为“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直到最后去世。遥远的大陆、曾经的奉化溪口终于只能成为一个缥缈的“黄粱之梦”了。
相濡以沫也终难逃别离(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53.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晚年的蒋介石虽然远离家乡，寄于一岛，但他与宋美龄的感情与日俱增。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给他那凄凉的生活一丝慰藉。
从1950年回到台湾，到蒋介石去世，期间25年的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都是一起度过的，这也是二人前半生动荡生活之后的一个难得的平静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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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到台湾后的宋美龄有一段时间倍感凄凉，就以作画聊度时日，但她每作一画均交侍从收藏从不送人。喜欢张扬的她此时不知是何因倒内敛了起来。
蒋介石和宋美龄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一个是留洋的世家小姐，一个是传统教育根深蒂固的小商人之子，一个是个性外向，一个则是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二人还是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件，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亲情更为合适。
据生活在蒋宋二人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二人生活都相当有规律。蒋介石每天早晨6时整起床，做一个小时的体操，边做边唱“国歌”。到7时，他会自动停止唱歌，而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也以“总统”不唱了作为开饭的时间，宋美龄总是两眼惺忪而又准时地出现在饭厅里。她的习惯是每天夜里一两点才睡，先睡几个钟头，爬起来陪蒋介石吃早饭，吃完早饭，等到8点钟老蒋上班，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这就是官邸里人所共知的“回笼觉”。蒋介石早饭一般吃些清粥小菜，为了补充营养，还要吃一个荷包蛋，宋美龄则是“洋式”，一般以牛奶、面包为早餐。
中午12点，两人开始吃午饭。蒋介石吃米饭，再加几样可口的家乡菜，每个礼拜还要吃只炖母鸡。宋美龄则是以牛排、猪排为主食。在皮肤病发作期间，她只喝牛奶，外加鸡蛋。吃午饭时，是夫妻俩交流最多的时候，孙儿孙女及曾孙女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但刚来到台湾之时，蜗居在台湾阳明山上“阳明书屋”的宋美龄并不是很适应，一位美国友人1953年来台湾看她时，她对友人说，台北没有好的饭店，只好请他们暂住阳明山“行宫”。据宋美龄的友人回忆，很明显，被“放逐”台湾后，她很“痛楚”。但她仍不得不向美国来客“强颜欢笑”。
此后的宋美龄为了排遣寂寞，开始学起了国画，这不仅是一种兴趣，更是为了排遣思乡之情思的方式。正如1951年1月12日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提到的：“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绝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
为了使她能学好绘画，士林官邸特地聘请了当时台湾最知名的黄君璧和郑曼青两位名家，作为宋美龄的国画教师。据宋美龄手下人说，宋美龄确有些绘画天赋，学的时间不算太长，就已卓然有成了，而且她的画风还被说成是颇有大家气势。
但外界对于宋美龄画画画得好都不太相信，多认为是郑曼青代笔。为了改变这一看法，宋美龄采纳了老师郑曼青出的一个主意，她出面请台湾有名的画家一起到士林官邸吃饭，而后郑曼青提议大家一起作画，先从宋美龄这里开笔画松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宋美龄从容作画。在场的人都惊叹宋美龄画得是如此的好，甚至还超过了她的老师郑曼青。从此，再没有人怀疑宋美龄画的真伪了。
不仅宋美龄喜欢画画，蒋介石也对此颇有好感。国画成为二人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据一些行家评论，宋美龄的国画水平在中等偏上，尤其是画竹，有一定的水准。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就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站在一旁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每逢此时，警卫们除了绝对紧急的大事，一般不会进去破坏这难得的温馨情调。
在蒋介石的住室内，往往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孙中山像；一幅是耶稣像，而室外的客厅往往挂着一幅夫人宋美龄的亲笔画。经常是宋美龄作画，蒋介石题诗。
在宋美龄的画作中有一幅最特别的，它不是宋美龄经常爱画的泼墨山水，而是带有毕加索抽象风格的一头猪。据知情人说，这幅画的来历是这样的：有一次，蒋介石见宋美龄又在作画，觉得她总是画山水，就有意要试探她是不是能画一些新的题材。正好那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所以他就问她能否画一头猪，结果宋美龄是毫不含糊，没用几下就把一头猪给勾画了出来。宋美龄当然是颇为得意，从此，士林官邸也就多了这么一幅“名画”。
尽管在以前，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有争执，宋美龄就会离开他，跑到大姐宋霭玲处寻求安慰。等到大姐去美国定居，美国更是宋美龄的第二个娘家。但退到台湾后的十几年，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每天下午约4点左右，宋美龄必亲自送甜点及饮料至蒋介石书房；时间允许，下午5点左右，陪同蒋介石至台北近郊坐车散步；不宴客时，每晚8点左右，必陪伴蒋介石用餐；每周日必陪同蒋介石至官邸近旁凯歌教堂做礼拜；蒋介石生病之后，宋美龄摒弃一切的嗜好和交际，全心全意地为蒋介石的身体殚精竭虑，陪着夫君一起住院就医，长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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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也终难逃别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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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病魔缠身，江河日下，竟也笑逐颜开，坐观花开花落。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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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 1969年7月间，蒋宋夫妇与往年一样，到了夏天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这一年也不例外。可是，这一次的避暑之行，却是蒋介石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甚至造成了他此后的病痛缠身。
<p align=left> “总统”的车队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通向阳明山的仰德大道，是专为蒋介石上山而修的，从路况来看，堪称是当时台北最好的一条路。固然，侍卫人员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误差，可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总是始料未及的。
<p align=left>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总统”车队从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没有减速，便直接往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假如不马上煞车，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车撞个正着，于是，立刻紧急煞车。
<p align=left> 前导车这样的处置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就要和那辆军用吉普车迎面相撞，可是，就在那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座车司机也根本还来不及踩煞车，就猛力撞上了前面的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从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不堪想象。可是“总统”座车已经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p align=left>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冲击力非常剧烈，蒋介石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撞击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猛然向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假牙也在撞击的刹那，从口中飞出去了。
<p align=left> 当时，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在她往前冲的那一瞬间，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宋美龄当场痛入骨髓，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宋夫妇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立刻报告了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并且一边急着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报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至于酿成追撞事故的前导车司机，蒋介石并未深责，他也未受任何处分。
<p align=left> 蒋介石的身体原本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少有不适。这次车祸，虽说没有严重的损伤，但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一惊一吓，身体出现了恶化的征兆，其中就包括心脏病，这也是他后来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这就是阳明山车祸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p align=left> 蒋介石的晚年，是在病魔的缠绕下度过的，日子并不舒心。而从1972年下半年卧床治疗后，更是苦不堪言。因年龄太大，长期静卧，导致肌肉明显萎缩。此外，排泄机能失调，小便失禁，大便则解不下来，每天依靠医护人员从直肠内将粪便挖出来。其间有几次陷入昏迷，一度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肺叶有2/3的部分出现积水，故从一开始他就套着氧气管呼吸，一刻不能中断。对于他的病况，官邸都感到凶多吉少。
<p align=left> 蒋介石对自己的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想下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幻想着病愈，再回“总统府”上班。但是，他的体力已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很高兴，并决定去高速公路上兜兜风。侍卫只好为他备车，并配备一辆救护车随行，以防发生特殊情况。谁知车上路没多远，蒋介石就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子立刻返回。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窘境，这使其心境处在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此后，他的身体一蹶不振，时刻在与死神抗争。
<p align=left>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并发性心脏病，于深夜11时50分在台北市郊士林官邸去世。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柩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p align=left> 葬礼上，78岁的宋美龄悲痛万分，在侍女的搀扶下，在陪伴她度过48个春秋的夫君灵柩上，奉上了一朵她最爱的黑玫瑰花。
<p align=left> 蒋介石时代结束了，蒋经国时代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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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20.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旧时的妇女总是以夫贵子显为荣，毛福海已失却了前者，所以对儿子满怀希望。图为：（自左至右）蒋方良、毛福海、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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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方良那婉约温柔的性格深得伯父、伯母的喜欢。从回溪口的那一天开始，蒋方良开始了她在中国生活的漫漫长途。
蒋经国，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和父亲蒋介石有着既矛盾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后还是侍亲至孝；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成了台湾的独裁者；他曾经激进、意气风发，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最后还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或许这一切都无法盖棺定论，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才会让后人一再猜测追问。
清宣统庚戌年，即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丰镐房的旧宅里，蒋经国降生了。溪口蒋姓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这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少时的蒋经国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其母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
当时，蒋介石远在日本，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
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女）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当然，还有一位恩师不能不提，那就是对蒋经国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蒋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是，在学习之外，幼年的蒋经国更生活在父亲和母亲冷战的夹缝中，他看到了母亲在痴痴等待丈夫归来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亲对母亲的一再背叛，从姚冶诚到陈洁如，不管是谁，都让母亲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蒋介石不愿意让蒋经国继续待在消息闭塞的乡下，准备让他跟着年轻的陈洁如学习，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虽然毛福梅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无可奈何的蒋经国只得离开了最爱自己的母亲，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规教育。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给了年轻的蒋经国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但随即就被学校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也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希望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
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2)
1925年，蒋经国先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但没几个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1925年8月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加入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当时蒋经国的心思很简单，他要在这片冰雪大地实现红色理想，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之久。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但就在蒋经国在异国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却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背叛了革命，对曾经的同盟者进行血腥的屠杀。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惊呆了。
人们疑惑了，蒋经国会有怎样的反应？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随即召开的学生###上，蒋经国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宣布其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
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的行为使他受到学生和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声名大噪，妇孺皆知。
不久，苏联政府送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继续深造。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尼古拉。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幸福，此时的蒋经国陷入了苏联的党内矛盾纠纷中，因为托玛卡军政学校的校长是托洛茨基派被逮捕，学校里有近百名中国学生因为同情“托派”而被关押，蒋经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为此，他向上级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但苏联政府岂会轻易放人？蒋经国的请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专门会见了蒋经国，但只是闲话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亦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看来，“蒋介石的儿子”也不是好当的。
此后，蒋经国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对苏联的科技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这次得病，足有3个月之久，也使他遍尝世态炎凉，人生疾苦。后来蒋经国说：“在病中觉得格外郁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言语之间，颇是流露出当时一派凄凉无奈的心境。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这一段日子，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岁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的”。
就在蒋经国经受各种磨难之时，他的转机来到了，随着斯大林同蒋介石关系的好转，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便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为机械厂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名字被载入突击队的红色光荣簿中。翌年，蒋经国晋升为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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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3)
就在这一时期，蒋经国遇到了生平中第一次爱情。或许久经“劳改”的缘故，蒋经国已变得沉默寡言，亭亭玉立的苏联女工芬娜（蒋方良）却让蒋经国的生活焕发了不一样的姿彩，两人很快发展出恋情，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演绎成多种传奇的版本故事。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芬娜的，当时芬娜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芬娜的经过，较常听到的两个版本不外是美人芬娜拯救冻昏于雪野的英雄尼古拉；以及英雄尼古拉深夜击退歹徒救了美人芬娜。后者更为流传广泛，传说有一晚蒋经国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芬娜。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以英雄救美的方式，蒋经国得到了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全名是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1916年出生于俄罗斯，是共青团员，刚从工人技术学院毕业，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认识了当副厂长的蒋经国，也无形中受到特别的照顾。当时由于俄国革命成功后，社会风气和以往大不相同，而且一些俄国少女对来自东方的青年由衷地好奇与爱慕。所以，像芬娜这样在工厂能认识副厂长这样位高的东方青年，可谓绝无仅有，芳心之喜溢于言表。芬娜与蒋经国既然坠入爱河，又同在组织里，生活亦无问题，于是提出结婚申请书。苏联当局也很快批准同意。
1935年３月15日，蒋经国25岁，芬娜19岁，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既无豪华礼堂，又无华丽礼服，一对异国情侣，于简单仪式中，缔定白首之盟。他们第一个孩子爱伦（蒋孝文）10个月后因早产而诞生。
两人虽然结婚生子看似幸福，但生活上并不顺遂，因为蒋经国受到排挤打压，失去工作，全家的生活重担只好全部落在芬娜的肩上，直到女儿爱理（蒋孝章）诞生，才使得蒋经国孤独而痛苦的心稍稍得到慰藉。
时光荏苒，蒋经国来到苏联已经12年了。父亲蒋介石在国内几次“围剿”共产党，消极抵抗日军入侵，倾全力打内战。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激起民怨沸腾。蒋经国写了一篇《给母亲的信》，并于1936年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声称：“……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这封信后来经过《纽约时报》一转发，引起了世界轰动，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此信发表后不久，蒋经国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批准回国，但是没有被批准，他的归国遥遥无期。
但对于这件让蒋氏父子失和的信，蒋经国曾在1937年5月所写的《在苏联的日子》一文中做了澄清和解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1934年12月，监视期结束，苏联内政部乌拉山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把蒋经国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接着话锋一转说：“决定权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拒绝写这种声明”。1935年1月，共产国际要蒋经国前往莫斯科，王明对他说：“国内谣传你已在苏联遭到逮捕，你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此间工作完全自由。”又说，“我们怕你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帮你拟了一份草稿”。蒋经国看了那份草稿，发现信中写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因而拒绝签字。后来王明找蒋经国的一个朋友来劝：“如果你同意他们代写家书，你将来或许还有机会被送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随时会有危险。”僵持了4天后，蒋经国终于屈服，同意在王明代拟的家信上签字。
5天后，蒋经国把信交给苏联内政部长，并告诉他是如何被逼迫写下这封信的。那位部长表示：“我也认为整个事情处理不当”，并说：“我会在和王明商量之后，建议将这封信销毁”。王明后来同意让蒋经国另外写，“信的内容，和第一封完全不同”，蒋“仍然只字未提希望返国”。信写完上交后，蒋经国要王明将第一封信还给他，王明回答说第一封信已“销毁了”。蒋经国当时就怀疑有诈，后来发现王明“果然说谎”，他在那时已知道王明“已将第一封信寄回中国”，而且还把那封信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
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4)
蒋经国回到乌拉山后，去看了一个名叫陈甫玉（译音）、想回中国没有盘缠的华侨。他卖书卖家具为陈甫玉筹集路费，条件是托他带信给蒋介石。但此人后来半路被捕，那封信也落到苏联人手里。蒋经国回忆录认为，那封信也许现在还存在苏共档案里。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立即写信给苏共领袖斯大林，请求返国探亲。之后不到3个星期，共产国际要蒋经国赶快去莫斯科一趟，当面告诉他：“你必须以书面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是附和托洛茨基派；你这样做，将会很快被送返中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蒋经国不但没有被准许回国，还频受打击。当时的苏联正掀起“清除托派”的清党运动，许多高级要人被整肃。蒋经国原有的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也被撤销。1936年12月蒋经国还被免除了《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同时他还失去了工厂的工作。一家生活，全靠妻子的工资收入来维持，过得极为拮据。蒋经国再次写信给斯大林，强烈要求回国。
而国内的父亲蒋介石也在想着让儿子归来，尽管儿子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终归是亲骨肉，在国民党和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于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1936年初，蒋廷黻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前来会见蒋介石，言语之间，蒋介石流露出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周恩来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中苏、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推动蒋介石抗日，终于同意蒋经国回国。
1937年3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迪曼尼可夫把蒋经国召去，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将你送回，苏联政府现在认为在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友好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朋友的这项请求，把你送回中国。你觉得如何？”蒋经国当时怀着又喜又惧的心情立刻回答：“愿意回国”。
1937年4月19日，离别故国13年的蒋经国带着妻子、孩子到达了上海，心中的感觉自是无比激动。夫妻二人没敢多作停留，立即前去南京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大发雷霆，拒绝接见。蒋介石大骂：“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在苏联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700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秘书陈布雷婉言相劝。过了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才接见儿子。蒋经国送给蒋介石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装饰品，送给宋美龄一件波斯羊皮外套作见面礼，蒋宋一一笑纳。然后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拜见母亲。
当蒋经国偕同苏联妻子芬娜及孩子回到故乡溪口时，比去拜见父亲更为激动。毕竟比起父亲，母亲才是更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他在异国坚持下来最大的理由。
当时，毛福梅因儿子音讯久绝，不无悲观之想。如今突然出现，不免心起猜疑，竟以为这是诡计多端的蒋介石动出来的脑筋，物色一个年龄和相貌与经国相似的人，冒充经国归来，作为向她的交代和安慰。聪明的毛氏在与家中几位女眷商议之后，竟想出一个鉴别真假儿子的绝招来。
蒋经国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先命人将他们接到东厢房楼上，然后，让经国的大姑母（瑞春）等在前，毛氏自己在后，鱼贯上楼，去与经国相见，试看分离13年之久的儿子是否还能认识亲娘，兼以区别真伪。
当时，蒋经国见到诸位亲戚进来，只站在一边笑迎招呼和注视，当一见到走在最后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抢步上前，口喊“姆妈”。母子重逢，悲喜交集，止不住相抱痛哭。尔后，抱着儿子爱伦的苏联洋媳妇也拜见婆婆。毛福梅接过孙子，破涕为笑。
蒋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子和媳妇补办婚事。蒋经国对母亲一向孝顺温从，当然从命。
举行婚礼那天，丰镐房中一片喜气洋洋，在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后，还按当地习俗，命新娘扎上“围身布”，入厨房炒“谷花胖”，用预先准备下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亲友则在旁边拍手欢笑……蒋介石曾为这俄籍媳妇取名为蒋方娘。后来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
在毛氏的身上，芬娜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克勤致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也成为她日后在蒋家的生活标准。虽然她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更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但实际上，经观察，蒋介石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至于语言，蒋家为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一年之后，芬娜已经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至于饮食，因为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口味很重的江浙菜，而蒋方良以前在苏联时，饮食都比较简单，往往是奶酪配上黑麦面包，很简单地解决一餐。可以说，中国菜对她而言实在太咸。然而嫁鸡随鸡，来到中国后为了扮演好中国媳妇的角色，她不但学会怎么打麻将、请老师教她平剧，更下厨学做菜。蒋方良下厨学艺后，最擅长的是浙江菜和宁波菜，蒋经国的亲家俞大维过去就常收到蒋方良送来的腌菜。而蒋方良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带着甜味的八宝糕！
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5)
对于此时的蒋经国而言，回到了家乡，该工作了，可是该干什么好呢？蒋介石的意思是，先不要着急，毕竟儿子在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尽管蒋经国再三表示忏悔“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改信三民主义，但是，具体如何来“洗脑”，还得由蒋介石亲自来安排。
为此，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静读，“重新回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生活，以彻底“洗心革面”，清除共产主义的一切“余毒”。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蒋介石想用传统文化来彻底清理儿子脑中的红色残余。
当然，清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旅俄报告》也是数易其稿，曾被蒋介石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于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同时，蒋介石也对儿子的读书心得颇为满意，“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正在这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想借“太子”以自重，遂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发愁该怎么安排儿子，他想让蒋经国独当一面，考验一下，看看有无培养前途。并且，赣南是中央苏区所在地，革命活动比较活跃，又与广东交界，驻守赣南，蒋经国在此一方面可以镇压共产党组织，可以看看其“忠心”与否；一方面还可遏制广东军阀。蒋经国接父之命后回信表示：中原激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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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事业一片天(1)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1938年1月，熊式辉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
蒋经国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营造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做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1939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1939年6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30，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陈风陋习。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入群众”，不摆官架子。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更是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侍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无影无踪，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6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
蒋经国一到赣州，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赣州的大部分情况。
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蒋经国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为整饬贪污，蒋经国在赣南办了三件比较著名的大案：一是1940年，在赣县枪毙了敌（日）货检查队长任锡章；二是1944年夏天，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大庾县池江乡长黄某某；三是在他的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将大庾县长廖声涛撤职，因廖声涛在上一任崇义县长任内贪污不法。
蒋经国在赣南的大力改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但是那些富豪劣绅却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密告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为此，蒋经国1940年4月1日特在《正气日报》发表了一篇“是非辩”专文，列举查禁后社会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及百姓所得实惠的事实，对造谣者给予批驳，最后结论是：“是非自有公论”，要当地人民来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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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事业一片天(2)
事实上，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升，7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蒋经国还在赣州赤殊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洪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殊岭精神”。
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5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1943年7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大力宣传“赤殊岭精神”和“虎岗精神”的期间，“训练班”和“青年营”也红火起来，甚至被人称为赣南的“黄埔”和“抗大”。那句曾经赫赫有名的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被蒋经国书于青年营的门口，引来了无数人围观，也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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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1)
赣南的日子是蒋经国一生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段日子，他开始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自己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基础。还是在这段时期，他失去了他最敬爱的母亲，也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很明显，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
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出逃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惟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恰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氏！
据账房唐瑞福说：“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当时大家不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母亲的去世给蒋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泪如泉涌，令人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
此时的蒋经国，虽然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但因为有了红颜知己章亚若的陪伴，似乎这悲痛也没有那么深切了。
章亚若祖籍浙江，其父共有11个儿女，亚若排行第三。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人。从小，其天资和才干在亲戚邻里的孩童中格外突出。尽管很早就与表哥唐英刚热热闹闹地入洞房，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懋李用章亚若的新名字被聘为江西省高等法院文书，正当章亚若在省高等法院工作得心应手，深得上司赏识时，其夫唐英刚因一次乘船时不慎落水引发急性肺炎而逝，章亚若成了年轻漂亮的寡妇，时值1936年。
随着南昌落入日寇之手，亚若随流亡的人群来到赣州，不久被录聘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被赣州专员蒋经国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书记，不久进入赣州赤殊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充分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并被推荐为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助手。
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专署秘书室任书记(文书)。实际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兼任专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又常以专署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专员外出抓赌、禁鸦片或巡视各县，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发表，有时还配上章亚若绘的水墨画同时发表。
就在这段时期，二人因为工作的频繁接触，再加上性格接近，有共同语言，二人开始了一场暗中进行的爱情，为了遮人耳目，两人互相商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
但在开始的时候，章亚若对蒋经国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毕竟对方的身份特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据说，章亚若在赤殊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
那段时期对蒋经国而言是甜蜜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内有红袖软语相伴，外可大展鸿图，所以自是少年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赣南新政和蒋经国是互相成就的。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了赣南的新面貌，但也正是因为赣南，蒋经国才得以在政坛一试拳脚，也正因为来到了赣南，蒋经国才结识了章亚若。
当蒋经国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外人无法确切得知。
但很多资料表明，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2)
二人毫不避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表明身份的意思，而这时章亚若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1942年初春（正月二十七），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
７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3人回家。为了纪念桂林，章亚若把自己住所的路名拆开，给两个孩子分别起乳名为“丽儿”、“狮儿”。而蒋经国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又给孩子取了另外一对小名“大毛”、“小毛”，这也显示了他对孩子们的珍爱之情。就这样，他们兄弟俩自懂事起就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经蒋介石钦定的孝严、孝慈的学名。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
可是，孩子的出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或许章亚若对自己“地下夫人”的身份可以不在乎，但是这对双胞胎怎么办？不能永远写上“父不详”吧。章亚若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毛、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但是，她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什么。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亚若应约去邱昌渭厅长家参加晚宴，深夜回来时上吐下泻，次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治疗，王医师将一针剂注射进亚若的左手血管，几分钟后亚若突然大声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昏迷过去，医院院长杨济时说是血中毒不久就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全身发黑。在场的好友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亚若的姐妹懋兰、亚梅认为亚若是被人用毒针毒死的，他们感到异常悲痛、愤怒、恐惧和疑惑。在桂林与亚若有接触的亲友都感到特别悲痛、震惊和疑惑，但没有人敢追问死因。或许，死因只有蒋经国才知道。
甚至于奔丧，蒋经国都没去，他只是委托好友邱昌渭，将亚若安葬在桂林东郊七星区白面山凤凰岭。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曾说，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这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认为，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的。
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除了这床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块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难以得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可是人去了，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蒋经国对这段不过三年左右的感情，又是如何看待，对章亚若之死，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所有人也都无从知晓。
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章亚若无疑是最可怜的，她甚至还没进入到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斗的权力圈，就被当作政治的牺牲品葬送掉了。而关于她的死因，随着蒋经国的离世，也只能是永远都揭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对蒋氏王朝中人而言：当权力遇到情感，权力可能永远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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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际太子出马(1)
赣南仅仅是蒋经国“小试牛刀”之地，他不会停留在这个内陆省份，同样，蒋介石也不会让他就这样下去。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首要问题，考虑到蒋经国曾经在苏联留过学，并且在苏联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他成为蒋介石对苏外交的首选之人。但在蒋介石###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也非常难过：“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气。接着###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戡乱建国学生”），成立若干“戡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而这时的国民党军事上是节节失利。仅在过去一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就被歼灭了152万；解放军在东北、山东和陕北收复了失地，已跨过黄河、渭水，深入到长江以北的国统区。反观蒋氏政权，由于###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但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独裁统治造成的，他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成为首先整顿的对象。
1947年8月19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
蒋经国在上海发动了这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把在赣南新政的劲头带了过来。蒋经国心腹爱将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更是选拔了12339名青年，分组成20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蒋经国敢碰头面人物，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也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在。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陶启明立时死于非命。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是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64人，包括蒋介石的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1000元金圆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罚2000元，拿来！”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铺店，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
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他们。于是，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但是“老虎的尾巴摸不得”，其他的权贵或许蒋经国可以煞煞他们的锐气，但是孔令侃是谁，这下子可惹恼了宋美龄。宋美龄与孔氏家族不仅是血缘近亲，宋美龄更有不少资产是登记在孔令侃、孔令杰兄弟名下，扬子公司有多少大宗买卖是借重宋美龄的权势地位方便做成的，这些有很多恐怕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掀了扬子公司，等于掀了孔宋财团，宋美龄如何能坐视不管。她立刻打电话到东北的葫芦岛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为辽沈会战的锦州战役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丢下战事，飞回南京偕夫人转道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召来蒋经国痛斥一番，蒋经国虽据理力争，但无奈国民政府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太深，这是不容改变与变化的事实，当场蒋介石立刻把扬子公司恢复，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给放了。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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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际太子出马(2)
消息一出，没多久上海物价又开始飞涨，金圆券又都开始大量抛出市面，人们又开始非法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共内战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情势雪上加霜，翁文灏内阁宣布倒台，主张币改、主持起草、“一个法令、三个办法”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被撤换，限价令取消，黄金白银外币恢复持有，财货登记申报无人提起，金圆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制钞票来补这大烂洞。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蒋经国后来对朋友说：“上海经管的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受此打击，蒋经国把自己关在房门内谁也不见，整日以酒浇愁，最后拖到1948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蒋青天”终于于5天后黯然离沪，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就此不光彩的落幕。上海《大公报》在当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打虎赞》的社论，其文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猪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但毕竟“打虎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比起来，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里最担心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缪”，蒋介石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与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为以后退踞台湾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1949年1月5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为“代总统”。
但蒋介石是退而不隐的，实际上其依然掌握着所有的军政大权。他交给蒋经国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监造定海机场，二是台湾现在经济困难，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全部转移到台湾。接令后，蒋经国与陈诚二人分头行动。蒋经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国民党空军总部，突击把定海机场修成了，以此为基地，出运空军接应和掩护。
至于运送这些黄金白银，则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瞒住了代总统李宗仁。但是，尽管此事做得极为秘密，但还是被李宗仁知道了，李宗仁立即将俞鸿钧撤免，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3个月后蒋经国又拍密电将已至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利用他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回台湾。李宗仁发现时已经迟了，李宗仁大动肝火，知道蒋氏父子是存心拆他的台，为此，力争数次，要求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然而，对逼他下台的李宗仁耿耿于蒋介石均置之不理。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万两，同时运走的还有1520万块银元。另万美元存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号。
这批黄金后来在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蒋经国自己也承认：“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粮饷缺乏，军队给予就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为“接班”时刻准备着(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13.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也不负父望，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而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在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意识形态。
但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当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结果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据周宏涛此后的推论，蒋介石这样问，是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其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在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她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其实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也可理解，因为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７点见他，８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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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班”时刻准备着(2)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雷震就是其中少数留在台湾还依然坚持这种信念的人。
雷震，1897年6月25日出生，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这些乌鸦嘴信口雌黄，破坏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做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
尽管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但这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到了1959～1960年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四十七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此后雷震组建###，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1960年９月４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罪名是“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罗织罪名，但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国》遭到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雷震的下场。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蒋介石的很多恐怖政策都通过蒋经国实施，蒋经国成为岛内最令人惊恐的名字之一。
这一时期，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败逃到台湾岛后，蒋介石经过多次整肃，不仅逐一排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而且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痛不已的所谓“杂牌军”，使整个台湾岛的军队都变成其嫡系部队。过去国民党内和军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党”，军队变成了“蒋家军”。除此之外，蒋经国还掌握、控制着台湾的警察、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可以说，台湾岛成为蒋氏父子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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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后，顺着蒋生前为他安排的道路逐步执掌起台湾的军政大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家国天下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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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经国喜欢热闹，同时他也担心妻子一个人过于孤单，总是和朋友相聚。然而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样欢快的场面却只有在回忆中了。
蒋介石的去世，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本来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死后由副总统接替，因此，谁来担任这个副总统就大有文章了。
1966年，蒋介石选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缺乏主见，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并且深谙政治艺术，选择这种人配合自己的专制统治，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严家淦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9年，行政院改组，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升任副院长。1972年5月，蒋介石、严家淦连任“总统”和副“总统”。严非常知趣，到任5天后，即提出自己不再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提名蒋经国出任。6月1日，蒋经国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到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已掌握国民党实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按照蒋氏父子的愿望向前发展。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的那一天，蒋经国充分表现了其令人感动的孝心。他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典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3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对父亲长期以来对其殷殷期盼之情的感谢和感动。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1975年4月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党章，蒋介石当过的总裁一职备而不用，另设“主席”，蒋经国顺利当选国民党主席，仍兼“行政院长”。这样，蒋经国已掌握台湾当局的党、政实权，严家淦虽然仍是台湾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只是等待这一届任期期满后，将“总统”职位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
石玉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所记的一个小事，颇能形象地说明这一时期的严、蒋关系：“有一天，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去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的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电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出人意料了：“‘总统’说他出去后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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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有父亲在，他都只能在一旁默默观望。如今，父亲已去，天下是自己的了。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则认为：“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果然，1978年5月，第五届“总统”期满，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5月20日，国民大会通过严家淦的提名，“选举”蒋经国为“总统”，父子之间的权力转移全部完成。而当时蒋经国已经是68岁了，年纪已不再轻，等待这一天已经够久了，做得准备已经够充分了。
蒋经国就职的当天下午，即对外发布3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尽管蒋经国主政之后（不论从担任阁揆或到担任“总统”）的台湾政治形态，仍是情报单位势力无孔不入、思想教育一元化的威权统治的典型。不过，蒋经国的主政，与他父亲蒋介石的作风，已有极大的不同。虽然美国政府对蒋经国的行动充满了好奇和怀疑，毕竟他是干特务出身的，造成了台湾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但让人们惊讶的是，当蒋经国真正掌握权力时，也有积极的一面。与其父亲蒋介石最明显的不同是，蒋经国开始了“本土化”运作，启用一些台籍政治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逐步走向“让台湾人治理台湾”。其初任“行政院长”就立即大幅度更动人事，且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阁。
家国天下梦(2)
与此同时，蒋经国知道###的可行性很低，因此一反过去他父亲“一切等###之后再说”的心态，开始推动“十大建设”，预计在5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推动台湾经济发展。这种举动显然比蒋介石政治“反攻”更加务实。
虽然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而这句话也成为蒋经国的经典话语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做？蒋经国的考虑是多方面的。当时的台湾外交遭遇重重困难，只有把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台湾民众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这个政权可能才能稳固。毫无疑问，这造就了台湾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强力手腕的略微放松，台湾也在逐渐走向民主和自由。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过去那种特务政工统一天下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
正当蒋经国在台湾声誉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也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有的人说，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但是当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使得大批当年随着蒋家撤退来台的老兵得以返乡探亲扫墓时，而签署命令的蒋经国，只能留在台湾夜半思念去世达半个世纪的母亲毛福梅。
随着蒋经国年龄的老迈，身体日渐衰弱，“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在眉睫。尽管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不能也不会”既是顺应潮流之举，也是无可奈何之策。因为蒋经国的三个儿子，本来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蒋孝武因为涉及命案，只能远赴他乡了。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总统蒋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蒋经国的去世太突然，震惊了所有的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以来身体欠佳，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0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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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敬宴宾客时的蒋经国，豪放洒脱。
蒋经国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蒋氏王朝的结束。不独蒋氏后人悲痛万分，就是宋美龄也悲痛已极，甚至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了哀戚满面的她。这种哀戚不仅是为蒋经国，更是为了蒋氏王朝的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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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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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脉脉温情传递中，一笑一颦近相似。
<p align=left> 只要是父子，总免不了拿来相比，蒋介石和蒋经国也不外如此。比起蒋介石的高高在上，“天威难犯”，似乎蒋经国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他可以在权力位置上呼风唤雨，但回到家庭，却又是另一种面孔。或许，蒋经国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从小的经历和在苏联留学的艰辛更让他持有了一种平和朴实的心态。
<p align=left>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经历，蒋经国打心眼儿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直到后来为了自身的安全，同时也是蒋介石的授意，才开始有了随从。
<p align=left> 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而且，其住所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从1980年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
<p align=left>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就把旧衣服换下。最早，蒋经国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p align=left>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据其侍从回忆，印象中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p align=left>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p align=left> 而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p align=left> 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的形容，“蒋经国身上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不仅仅是马汀，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
<p align=left> 而与幕僚之间，蒋经国也发挥了在赣南的热血精神，私下里跟同事关系还不错。20世纪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一百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p align=left> 这种酒量是如何养成的，应该追溯到苏联留学时期。那段艰苦难熬的日子，以酒御寒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喜欢喝酒，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不例外。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p align=left> 从很多照片看来，蒋经国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对妻子和儿女很有感情。在其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看来，只有四个字可形容：相敬如宾。“我从来没见到他们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最多是冷处理，当然是双方都互让。蒋先生年轻时候脾气很大，蒋先生真正发起脾气的话，蒋夫人还是会怕的。我在旁边观察了几次，有时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依蒋夫人指示去做的，但蒋先生骂我们不骂夫人，她看到后掉头就走，或者摆手让我们退下，不要在他眼前晃，让他慢慢消气。他们其实也没太大矛盾，两个人除了中饭、晚饭在一起吃外，交际的时间并不多，也不容易起冲突。傍晚，夫人陪蒋先生坐着汽车到附近淡水、阳明山等几条路线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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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2)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22.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方良，躲在男人身后的伟大的女人，忘却家乡，一心为夫君。
一个长期被隐藏在蒋经国光环背后的女性——蒋方良开始进入众人的视野。正如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在蒋经国死后写给蒋方良的信中所说：“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
事实上，“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痛苦不仅仅是发生在章亚若一个人身上，在蒋方良身上也有体现。她们都深深爱着蒋经国，只不过一个为爱情付出了生命，一个付出的是青春，甚至自由。
自从嫁给蒋经国之后，蒋方良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她彻底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中国人，一口宁波话讲得比蒋经国还地道。除了天生的容貌无法变成黄皮肤、黑头发外，蒋方良几乎已经和一个中国妇女一样，尤其是性格，温柔敦厚，贤良淑德，无怪乎在其50岁生日时，蒋介石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
蒋方良虽然在官邸有佣人，但是她还是喜欢自己动手操持家务、烧菜。住在长安东路时，因为房子是紧临铁道边，火车声音很吵外，煤烟灰尘也特别重，蒋方良经常要清洗窗帘，所以邻人常常可以看到蒋家的媳妇，就像在溪口一样，她用脚踩洗厚重的窗帘。同时，在后院养鸡，把鸡蛋给丈夫和小孩补充营养。不过，随着蒋经国权力一天比一天大，他们从长安东路搬到大直七海官邸，蒋经国逐步走上权力高峰，他们的家也成了“深宫内院”，从此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在蒋经国的心里，他是非常不喜欢宋美龄这种“现代女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她夺走了母亲的幸福，更因为她干涉权力，包括“打虎行动”以及此后将孔宋的人插入台湾的核心权力圈。在他看来，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彼此都不能逾越了界限。据《蒋方良传——凄美荣耀异乡路》作者王美玉所说，虽然大家（很多媒体）说蒋方良不准过问政治的事情，其实刚开始蒋方良也不知道，有很多官夫人们还是走她的门路。有一次有人来说，蒋方良就告诉他先生说，某某人退休了，是不是给他安排个职位。听说蒋经国是暴怒，拍着桌子指着他老婆的鼻子说，以后不准你再提任何的事情，有关办公室的事情和你无关。把蒋方良给吓坏了。
蒋方良本来很喜欢打麻将，可是蒋经国当“行政”院长时，有一天跟蒋方良说，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就这一句话，蒋方良自此没上过牌桌。而打高尔夫球的嗜好，也因为一次她乘新的座车去打球，遭蒋经国指责后，便放弃了。据陈香梅回忆，本来蒋方良还会跟一群朋友在统一饭店聚会，洗个头、聊聊天，后来蒋方良节省到自己在家洗头，老朋友又一个个老去，蒋方良封闭的生活越来越乏味。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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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亲密的婆媳。图为：蒋方良与宋美龄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方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增多，但她更加少言寡语了。因为她面前还横着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山——宋美龄，而方良要永远生活在这座山的阴影里。蒋方良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更为不堪，她靠蒋经国20个月的俸额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而不能成行时，遭台湾报纸的非议和种种揣测，到她终于有一天见到宋美龄时，老太太依然如前地在婆婆面前保持着谨小慎微，宋美龄叹息道：“女人当要强，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束缚自己？”方良答：“我已经习惯了。”一句话道尽了一世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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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3)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47.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曾经的欢笑已不复，曾经的人也在逐渐地缺少着，若同去天堂，天堂里可能相见？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46.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丈夫的过世，让蒋方良哀伤不已。然而随着岁月的逝去，她早已将心中的感情化成了一束束回忆的花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此后短短8年间，蒋方良的三个儿子相继辞世。大儿子蒋孝文在蒋经国走后第二年，因鼻咽癌过世。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儿子蒋孝武挂念年迈母亲孤苦无依，在父逝后，积极请调回台，未料在新职就任前夕，突然病逝荣总。1996年年底，她仅存的小儿子蒋孝勇也因食道癌在荣总过世。蒋孝勇生前曾说过，蒋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从大直官邸到荣总。因为她的三个儿子都是在荣总去世。
本来就没有朋友的生活，又失去了亲人，蒋方良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据知情者说，蒋方良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一个寂寞凄凉的老人，让人无不为之动容。而后来媒体开始播放章氏兄弟的事情，蒋方良这时才知道丈夫的背叛，还有两个私生子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个一世漂泊的女人为自己的丈夫奉献了自己能奉献的一切，却在丈夫身后才最后一个知道他的背叛，其打击之重，可以想见。
蒋经国逝世15周年当天，基本不露面的蒋方良意外在大溪头寮出现。当时坐着轮椅的她戴着墨镜，在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她静静地凝视蒋经国灵寝40多分钟才离开。从此之后，直到蒋家后代为蒋方良庆祝90大寿，才使人们又一次注意到了这位蒋家仍健在的惟一一位第二代长辈。但此后不久，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总，走完了其漫长的一生。
蒋孝勇生前曾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而蒋方良的长媳蒋徐乃锦在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亦曾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40岁才能明白。”
蒋方良女士病逝后，照顾她、陪伴她走过最后半年的“荣总”医师黄惠君，回想起蒋方良，说她是一个沉默又听话的病人，有时候半夜有幻觉，以为过世的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回来看她，还说蒋经国先生要带她去吃饭，才让人发现她对家人深沉的挂念。
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通常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蒋方良就是站在蒋经国背后的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的面孔虽然是外国的，但思想和心灵却是最“传统”、最“中国”的，无论是在苏联的冰天雪地，还是大陆的挣扎适应、台湾的落地生根，从丧夫到一连失去三个儿子的死别，这位被人称为“没有声音”的台湾前“第一夫人”始终伴随在夫君左右，看尽了繁华凄凉，见证了蒋氏王朝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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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潦倒终不甘(1)
有一句老话是“既生瑜，何生亮”，对于蒋纬国而言，这句话是最贴切不过的言语，因为有了兄长蒋经国，终其一生，他都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父兄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一经一纬”，其实涵义很深，蒋介石给两个儿子取名出自古典许敬宗的《宗庙乐仪》“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在蒋介石看来，他不是池中物，终归会一飞冲天，同样，两个儿子在其安排之下，更有经天纬地之才，两个人，一文一武，这是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但是，蒋经国的“太子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接班人的地位一旦确定，蒋纬国就注定了是个辅助角色，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正如历史早已言明，自古以来，都是文为主，武为辅，武将军终不过是文丞相的手下，必须要听其命令行事。所以，蒋纬国的委屈和辛酸只能埋在心里，谁叫他出生在帝王之家呢？与蒋经国确切的身世不同，蒋纬国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种种置疑，这对于蒋纬国而言，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苦痛。如果连出生都是虚无和荒谬，那成长又会是什么模样？
关于的蒋纬国的出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认为是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革命党人四处躲藏，以躲避袁世凯的缉拿逮捕。蒋介石和一大批革命党人匆匆登上了亡命之途，再赴日本。由于来得仓促，又不敢抛头露面，蒋介石和戴季陶同住一室。就在这一段时间，二人认识了一位日本少女，不久该女士便有了身孕，但蒋戴两人谁也说不清这即将来到人间的小孩到底是谁的骨血。好在两位情同弟兄，大家能互谅互让，又考虑到戴季陶在家中惧内，所以蒋介石便 认他为子，起名纬国。但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这位日本女士本与蒋介石同居，最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纬国，一个是后来曾任中信局驻欧的代表戴安国。因为当时戴季陶无子，所以蒋介石才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江南在《蒋经国传》就以肯定的语气写出这一点：“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瀛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人反驳，因为戴安国虽然和蒋纬国关系密切，但从其和蒋介石的相处来看，似乎没有任何表现其父子情意的行动。
1989年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听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不管这些传言如何层出不穷，沸沸扬扬，但现在随着蒋氏父子的纷纷谢世，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了意义。
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在日本，此后一直寄居在上海的朱姓和邱姓亲戚家中，直到快五岁时才由姚冶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在奉化溪口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日子。这时的姚氏对纬国也极为关心，同吃同住。纬国去了奉化幼稚园，姚冶诚专门搬到离得比较近的地方，每天亲自接送，从不委托他人。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洁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当时的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喜欢，还有一句名言：“经儿可教，纬儿可喜”，充分表达了其对蒋纬国的疼爱之情。可以说，小时候是蒋纬国的黄金年代，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和关心是溢于言表的，而不是像对待哥哥那样严格。当然，如果从另一种程度来看，可能从那时起，蒋介石的培养计划就很明确，所以才会有所区别地对待两个儿子。
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半生潦倒终不甘(2)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小时候感情还是可以的，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睡，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揉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应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1933年，17岁的蒋纬国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不料暑假期间因为割扁桃腺，流血过多，医生叮嘱，不能此时从军。蒋介石为此专门安慰蒋纬国：“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就这样，蒋纬国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并且为了争取时间，以两年的时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赶完了理科。主修物理，辅修数学。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后到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
此时，由于蒋经国远在苏联，且“专门”和蒋介石作对，蒋介石自然心中不是很高兴，所以对蒋纬国更是关怀体贴，而后者更不无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我或大声责骂。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1941年回国后蒋介石让他到胡宗南所辖的第一军第一师当连长。这以后，蒋纬国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在部队的阶梯上一步一步地登上去。
这段时间是蒋介石和蒋纬国的“蜜月期”，等到蒋经国归来，蒋纬国的位置开始淡化，他逐渐成为蒋氏王朝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
蒋介石本来有这样一个想法：其百年之后，蒋经国子承父业，继任总统，蒋纬国以上将“监国”，一个主政，一个主军，这才是双保险。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二人的性格和在政坛的“表现”，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改变了。在蒋介石看来，一山不容二虎，不能双峰并峙，否则会引起兄弟阋墙；同时蒋经国经过逆境，性格坚毅内敛，为人处事颇有乃父之风，而蒋纬国半生平坦，性格外露，缺乏锻炼。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蒋经国真正是自己的嫡亲儿子，蒋纬国在血缘关系上还差那么一点。自古以来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深受儒家正统封建文化影响的蒋介石对此更是心领神会，牢记在心，所以才会在“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做出选择。
尤其是来到台湾后，他更是全面培养栽培蒋经国，其太子和接班人地位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而蒋纬国的发展只被限制在军界。即使这样，1961年，蒋纬国到了45岁才被晋升为陆军中将，仅在少将军衔上就干了12年，而蒋经国早在1950年41岁之时就已经是三星二级上将了，其待遇真可谓是天渊之别，判若云泥了。
而1964年的新竹湖口装甲兵第一师发生副司令赵志华将军的哗变事件，更是给蒋纬国的发展戴上了紧箍咒。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谁敢跟我去？”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就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但很快就被周围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按当时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回忆录的说法，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至于蒋纬国的对于赵志华的解释，则认为他有“精神分裂”、“很内向”、“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很开朗”，又因想向陆军总部借三万台币买房子但公文被装甲兵司令郭东压下未往上呈报，乃铤而走险，在全师装备检查时发表讲话，号召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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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潦倒终不甘(3)
但这件事因为有了蒋纬国的插手，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蒋经国本来就对蒋纬国看不顺眼，再加上蒋纬国深受继母宋美龄的喜爱，更成为太子爷眼中的“眼中钉”。蒋介石所了解的事件经过，全由蒋纬国向其报告，而相关军官的处置，也完全采纳蒋经国的建议。于是，这次政府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被蒋经国视为谋反案处理，主角赵志华先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78年保外就医，1982年去世。服刑期间，蒋纬国常去探监，照顾其家属，并为其料理后事。
虽然，蒋纬国不同意上级的处置方式，但在蒋经国强势主导下也毫无办法，只能沉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他的政治前途也为此搁置浅滩，因为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为此，“总统”蒋介石不再信任他，认为他“不识人”，蒋纬国见父亲的次数和时间大为减少，从此一蹶不振；蒋经国更厌恶他；让这位留学德国的蒋纬国从此离开部队未曾再带兵，中将官阶整整挂了15年，终在1975年晋升上将，出任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复历任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训部主任。当蒋纬国届龄退伍后，蒋经国终决定蒋纬国出任只有虚名而无实权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从此，在父兄的心里，蒋纬国成为“不堪造就之才”。一次，陆军总司令刘安祺与蒋经国一起吃饭，席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蒋经国对刘说：“纬国这个人你要好好辅导，他做人做事不稳当。”刘安祺奉经国之命，只好硬着头皮管管这些家务事。刘为此专门告诉蒋纬国：哪些脾气要改，哪些行为要注意，这些对扩展前途实在很有利。而蒋纬国自装甲兵司令部调至陆军总部之后，蒋介石亦曾向刘安祺表示：“你要好好管教纬国。”
此后，蒋纬国呆在中将职位上十余年再未晋升，他常幽默自嘲地说：“我是中将汤（一种治月经不调的药叫“中将汤”，在台湾很多妇女都用这种药），长年都需要！”当蒋介石去世，蒋经国继任总统后，蒋纬国幽默地说：“我这个中将汤总算高升了！”当有人问他高升何处，他说：“我原来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了蒋‘总统’的弟弟，这难道还不算高升吗？”此语虽是玩笑，但不无凄凉之意。
类似的关于蒋纬国的幽默之语还有很多，与蒋经国不同，他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平时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曾因此而被一些人看成“没出息”，但就是他这种“没出息”的平民作风，使他成为蒋氏家族中最为民众所接受的人物。
1983年3月，蒋经国在一届“国大”七次会议上蝉联“中华民国总统”。时任国民党“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代表军方表示拥护蒋经国连任。在接着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纬国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又开玩笑说，他是惟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
蒋纬国结交的朋友面很广，从企业名人到影视名流，都与他熟识友好。这种过于好动的个性，使蒋经国颇为不满。其实从这一点来看，正是其郁郁不得志的最深体现。正如某媒体所言“正是因为深感不得志，蒋纬国才只好转为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于歌台舞榭中排忧解忿”。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与蒋纬国压抑的事业相比，他的婚姻道路更是坎坷不幸。第一任妻子的死亡更是成为千古谜团。而这验证了，任何事情一旦阻碍了权力和利益，可能最后都不是什么好结局。从章亚若到石静宜，为什么她们的死亡原因都不能公开，或许不用说，大家都能明白。
蒋纬国和石静宜是1944年在西安的一个晚会上相识的。那时蒋纬国在胡宗南手下当连长，石静宜则在西北农学院学习。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是西北首富纺织大王。有一天，石凤翔为了招待空军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陆军出身的蒋纬国因和西北设计陆空联合作战组织有合作关系，所以亦在被邀之列。那天，石家二小姐石静宜成为石家的总招待，俩人得以相识。
石静宜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透着一股直率和纯真，她开朗大方，没有一丝富家小姐那种矫揉造作或故作矜持，使蒋纬国一见就喜欢上了。而蒋纬国的性格开放，待人热情，风度翩翩，也吸引了石静宜。俩人可谓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此时蒋纬国已30岁了，到了蒋委员长允许他结婚的年龄，于是俩人相恋不久，便禀告了双方家长。蒋家和石家原就有通家之好，对这门婚事双方家庭都很乐意。
1944年年冬，俩人在陕西王曲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长宁宫举行了婚礼，婚礼由胡宗南主持，并且借用胡宗南的招待所作新房，蒋介石没有时间前来参加婚礼，但送来了两句话：“好好治家，家和万事兴。”
抗战胜利之后那一段日子，蒋纬国夫妇最大的娱乐就是参加舞会。由王叔铭将军负责的空军指挥所在他们居住的破庙附近，经常举办舞会。舞会给蒋纬国夫妇带来了不少的快乐，但也带来了遗憾，石静宜因此而小产了。蒋纬国曾遗憾地回忆道：“静宜第一次小产，就是因为跳舞所致，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跳舞时发现不对，回来就流产了。”
此后石静宜的难产，对蒋纬国打击相当大。他把妻子生下来的死胎泡在药缸里面摆在家里，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才把死胎送回医院。而石静宜的心脏开始有毛病，身体日渐衰弱，腹部疼得要靠止痛药及安眠药才能入眠。
半生潦倒终不甘(4)
过了不到五个月，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陆军主要兵种的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相关的干部教育与部队，这个团由徐培根上将带队，装甲兵司令蒋纬国也是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全团搭美国军机返国，中途在日本东京落地准备过夜的，蒋纬国接到大使馆武官转来至友蒋有琛的电报，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蒋纬国即搭乘民航班机返台，但回到台北时，石静宜已经于3月22日病故。
对于石静宜的死亡，蒋纬国后来回忆道：“后来我听家人和我岳母的描述，情形是这样子的：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颗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好在第二天到机场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中心诊所，由医生给她洗胃。我岳母赶到医院探视，医院的人告诉岳母，说静宜是服安眠药自杀，后来静宜醒了，我岳母就问她为什么想不开。静宜说：她没有啊，她只吃了三颗安眠药。接着她就想坐起来。但她要起身时，有四个医护人员，都是男的，进来按住她的手脚，不让她起来，她挣扎，就在这个时候，她就瘫了，不再挣扎了，在场的人连她母亲在内以为她又睡着了，其实是她心脏病突发。再叫她，才发现她过世了，她母亲一直在旁边。
关于石静宜的过世，外面颇有一些传言，有传言说，她有吗啡瘾；也有传言指蒋纬国夫妇想在10月31日那天让孩子出生，作为献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结果反而误事；还有传言指称是因她走私美金被蒋中正赐死，被蒋经国派人置她于死地，以及她是自杀身亡等。
到底石静宜的死因如何呢？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石静宜涉嫌此案。为了维护所谓“蒋氏门庭的尊严”，而且得悉蒋介石确实震怒了，故假传圣旨，对石静宜“赐死”。宫廷斗争实在是不择手段，极尽残忍之事。
但不管怎样，伊人还是远去了，但蒋纬国还一直怀念着她，他生前曾回忆道：“我们结婚后，我奉调到青年军当营长，石静宜和我一起来到汉中军营，我们和张慕飞排长夫妇同住在一个破庙中。这么一个富家小姐，能够跟着我跑，随身只有一个炭炉子及两个锅子，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每天做饭给我吃，她毫无怨言。”
蒋纬国为了纪念这位原配夫人，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起了“静心小学”和“静心乐园”，把装甲兵子弟中学改为“宜宁中学”，“宜”取自石静宜，“宁”是南京的简称。他还在台中办起一所“静宜女子英专”，并亲自兼任“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的董事长。当时这样做虽然与军队的有关规定不相吻合，然而蒋纬国却兼任了二十余载，直到1976年才在蒋经国的一再劝说下，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失去了石静宜，蒋纬国一度悲恸万分，曾发誓不再娶妻。当他的第二位夫人丘如雪降临到他身边，才使其重新燃起了爱火。以年龄而论，她要小蒋纬国整整18岁，比蒋家的第三代长子还要年轻。也许正是他们老夫少妻的缘故，更是保护其安全，蒋纬国总是让她躲在蒋家重重的帷幕之后，不让她抛头露面。
丘如雪的英文名字叫Ellen， 媒体常称她为丘爱伦。丘如雪幼时经历坎坷，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生父是中国人，是中德混血儿。在二次大战中，丘如雪与母亲失散，随父亲留德，并由前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总局长”顾问丘秉敏抚养长大。1950年，丘秉敏把妻儿从香港接到台湾居住。来到台湾之后，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是称得上富裕。丘如雪性格单纯而又沉静，喜欢读书和了解新鲜事物，和丘家人的感情十分深厚，所以在丘家备受家人的宠爱。
1957年的一天，丘秉敏携丘如雪参加一个聚会。在舞会上，中德混血的丘如雪以她独特的美丽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了在场的所有来宾，蒋纬国对她更是“惊若天仙”，于是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对于丘如雪与蒋纬国的恋爱，丘家成员纷纷反对，他们十分明白与蒋家沾上关系后的后果，何况蒋纬国比丘如雪整整大了18岁。为了把丘如雪与蒋纬国分开，丘父硬是把丘如雪送到日本读书，好让她冷静下来。但是，虽然她与蒋纬国相隔千里，蒋纬国依然发动猛烈的情书攻势，两年后丘如雪最终还是成为蒋家的媳妇。
丘秉敏为了成全这个女儿和女婿，也毅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他决意淡出仕途，远离台湾这个是非之地，到美国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蒋纬国十分理解岳父的一片诚心，当即许诺结婚后一定让她远离政治，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欢乐。而且他是言必信行必果，十分珍视这迟来的爱。由于年龄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感情既像夫妻，又像朋友、兄妹，甚至父女。
但是随着岁月的变更，不知从何时起，蒋纬国夫妻长期分居，丘爱伦住在美国，并常与宋美龄来往。蒋纬国则独自一人在台，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蒋纬国病重，她才返回台湾。
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去世，本来就日渐凋零的蒋家王朝愈发风雨飘摇了。
命运多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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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经国看着第一个儿子的到来，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孝文的身上，此时的孝文似心有灵犀般地回以父亲那浅浅的微笑。
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子长孙总是要背负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在大家族里，长子的地位更是从其出生就决定的，蒋经国自不例外。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会想起那段年少时代携手共艰危的日子。
父亲如此，祖父蒋介石更不用说了。蒋孝文是蒋家的长房长孙，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万事定于一，元者为大。所以，他对长孙的期许是可想而知的，在孝文小的时候，蒋介石就经常和他一起散步，借以熏陶他的志趣。可是，这位皇长孙并不理解祖父和父亲的苦心孤诣，每每做出的事情和长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以至于最后让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幻想。
孝文上学的时候，父亲蒋经国严禁他在老师、同学面前说出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很长时间里，大家并不知道此人就是正牌的皇孙。后来，负责看管孝文的副官多嘴，他让孝文去和老师说起自己的家世。果然，机会来了，老师问起孝文家里都是做什么的，孝文按照副官的说法回答：“祖父在做皇帝，父亲在做专员。”这一来可好，白白挨了蒋经国一顿结结实实的狠打，副官当然也是不能用了。
应该说，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甚至鞭打，而这种打也不是做做样子，真正是往死里打。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可能便是如此。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但尽管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这些颠沛流离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惜福，反而变成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骄横无礼。
据说有一次，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了酒以后发酒疯，在饭店大吵大闹，起先是摔了一个酒杯，当时有位管理人员不晓得孝文是何许人也，就过去制止他，孝文喝过头了，不但不理会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止，反而开始砸玻璃、掀桌子，把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吓跑了不说，把人家店里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然后在侍卫人员的劝解下，才离开现场。
后来，餐厅的负责人气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告诉蒋经国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原价赔偿无误。
如果说这可能还是传说，而他差点误枪杀人的时间则是确定无误的。
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但行伍出身的蒋介石对此不但不禁止，反而很高兴，因为这颇有乃祖父之风，所以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蒋介石还鼓励蒋孝文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别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送医急救后，幸运的是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于是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歉疚之意。
1955年，蒋孝文念到了高中三年级。蒋介石考虑，孙子学习成绩太差，即使“###”照顾他上大学，成绩也跟不上，长辈们也脸上无光。另外，蒋还考虑，在台湾这种环境里，对蒋孝文的成长没有好处，不如将他送到美国去，没有优越感了，就会好好学习。但如何将这个“混世魔王”送出国读书，却成了难题。因为此前局势紧张，很多要员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外国就读，为此蒋经国还在一次###上，大骂那些将高中生送往外国留学的国民党官吏。由于蒋氏父子的反对，从1953年起，台湾的高中毕业生再也无法赴美留学。
###部长张其昀为此苦苦思索，该怎么办，才能不犯众怒又不违背上意。考虑来考虑去，觉得用当局的公款——奖学金，送蒋孝文去留学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但用奖学金不能只奖励一个人，必须选派一小批，这样岛内才不致掀起波澜。最妙的办法是现行规定不废除，“###”重新下一通知，说根据“国家”需要，台湾拟派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去美国上大学，希望大家报名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然后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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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2)
这样，台湾当局“###”赶在1955年全岛大###考前，在台北进行了一次应届高中毕业生赴美留学考试。蒋孝文当然参加了这次考试。10天之后，成绩出来了，蒋孝文只得了161分。尽管蒋孝文的成绩差一大截，但张其昀决定不公布分数，只公布录取名单。发榜之前，在“###”召开一次留学生“考试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统一口径，并强行将蒋孝文塞进录取名单中。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其他没有录取的考生家长透露了这个消息，1955年7月24日，香港《自由人》公开了蒋孝文赴美留学的内幕。此文一发表，立即在港台两地引起轰动，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蒋氏父子和台“###”。由于风波闹得很大，蒋经国不得不出面公开向外界宣布，他儿子蒋孝文已放弃留学。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此风波平息后，蒋介石还是通过另外途径将蒋孝文弄到了美国。
就是在美国，蒋孝文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徐乃锦。徐乃锦小名“南茜”（Nacy）,生于1938年，母亲是德国人。中西合璧的她，鼻梁高挺，美貌出众。她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祖父，那就是反清英烈徐锡麟。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是留德博士，在德国结识了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两人回国后在上海成亲。在台湾期间，徐学文曾担任樟脑局局长，为官清廉，为人内向耿直，颇为蒋经国欣赏。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则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对女儿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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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有“混世魔王”之称得蒋孝文和母亲在一起时，竟也乘巧地坐于母亲身后乖巧起来。
徐乃锦是蒋家媳妇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中学毕业后，她先到德国学德语，然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心理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进修戏剧。她精通中、英、德、法四国语言，为今后在“女青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蒋孝文与徐乃锦的少年时期，蒋徐两家是邻居，俩人两小无猜。后来他俩又在美国旧金山求学相遇，并且相爱。在徐乃锦升大二时,他们决定结婚,徐乃锦从此正式加入了“第一家庭”，那年她才22岁。
但关于二人的成亲，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孝文和徐乃锦的恋爱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女儿的终身幸福没有保证。但徐乃锦坚持己见，她认为蒋孝文秉性不坏，只是脾气急躁了些，所以才会惹出一些是非。为了阻止这门婚事徐家家长要徐乃锦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使得徐家无法再反对。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准许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蒋孝文开始从政，蒋介石父子虽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但栽培之心始终不死。为了让蒋孝文取得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先后派他担任了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徐乃锦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但结了婚的孝文，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惹出些事端。
有一次，大概又是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蒋孝勇曾说，父亲为了劝他大哥戒酒，想到身教重于言教，自己首先戒酒，然而为长子费了那么大的劲，蒋孝文却仍然秉性难改。
1970年，蒋孝文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从此，蒋孝文的举止有如四五岁的孩子。而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更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了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本来，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本来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但是谁让他出生在这样一个煊赫的环境？蒋孝文昏迷后不久，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他。望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禁不住悲痛万分，不停地对爱子喃喃呼唤：“爱伦（蒋孝文的英文名）！爸爸对不起你！” 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或者这就是命运。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最伤心的还是比他小３岁的妻子徐乃锦。这是她毕生最大的打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乃锦最后决定留在丈夫的身边，她说“否则我会一生不安”。为了这个决定，徐乃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往后的日子里，爱情逐渐远去，责任继之而来。她不再依靠他，反而成为他的依靠，在蒋孝文18年的病榻生涯中，徐乃锦始终细心地呵护、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蒋孝文的病情有了好转，智力也开始恢复。蒋经国去世时，蒋孝文出现在父亲的灵堂前，当时的模样仍然不失健康。但是，两年后命运之神再次给徐乃锦以重创，蒋孝文还是因喉癌不治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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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3)
“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徐乃锦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
在照顾蒋孝文之外，徐乃锦将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24岁时她就加入了“台北女青年会”，数度代表“女青会”参加国际会议，为发展中国家捐助钱粮。在她的领导下，“女青会”不仅越来越壮大，她自己还竞选连任了由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女青年会”执行委员。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家媳妇不能工作的规矩自动取消，同时蒋孝文庞大的医药费也须自筹，所以徐乃锦从此开始正式扮演一个职业妇女的角色，自食其力。她辞去了“女青会”会长职务， 转任理事长， 然后与朋友合办“公元投资信托公司”。 徐乃锦说， 她自己并不真正缺钱，她“只想活得有尊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没有机会试，现在可以试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蒋友梅是蒋孝文和徐乃锦惟一的女儿，她生下来没多久，因为父母双双到美国读书，留她一个人在台湾，所以由蒋经国、蒋方良带大，蒋友梅7岁时，蒋孝文已卧病在床，因此蒋经国和蒋方良把更多的爱给了这个长孙女，而蒋友梅也不负众望，聪明伶俐，深获蒋经国、蒋方良宠爱。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
在蒋家，几乎没有人敢和“地下总统”蒋孝勇对抗，但蒋友梅却是个例外。蒋经国晚年时视力不好，对外界的消息不太灵通。为了父亲的身体着想，蒋孝勇曾经吩咐蒋家上上下下不要把有关蒋家的负面消息告诉他；但是蒋友梅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她把外界对蒋家的责骂一字一句地念给蒋经国听，好几次都让蒋孝勇怒不可遏。这也能从侧面反映蒋友梅的性格。
蒋友梅高中毕业就被送到英国去学习艺术，毕业后，母亲不让她回台，原因是怕回来后会再次掉入“特权”之中。结果，蒋友梅自己便在银行兼职，取得了剑桥大学的艺术博士学位，她在绘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公公、丈夫相继远离人世后，蒋友梅成了母亲心中最大的“人生瑰宝”，经常与母亲在电话中谈心。1996年蒋友梅觅得如意郎君，1997年与英国世家子弟逸恩生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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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最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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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母亲一手搂着哥哥，一手扶着妹妹，看着慢慢长大的儿女满脸的喜悦。哥哥似在向母亲撒着娇，而蒋孝章却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话用在蒋孝章身上是最贴切不过了。她不仅是母亲蒋方良的贴心小棉袄，更是蒋经国、蒋介石夫妇的小小解语花。
1937年，蒋经国夫妇偕一子一女（爱伦与爱理），千里迢迢从苏联回国，蒋介石一见中俄混合结晶、金发碧眼的孙女就顿生喜爱之情。难得的是她落落大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羞涩，不与大人接近。按照中国旧习，生子是弄璋之喜，生女只是弄瓦之喜。但因为蒋介石特别钟爱孙女，一反常例给这个孙女取名孝章，把她看作美玉。为什么呢，物以稀为贵，因为蒋孝章是蒋介石惟一的孙女。
不像自己的哥哥蒋孝文那样跋扈，蒋孝章从小听话懂事。上小学的时候，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中午为蒋孝章送饭盒去，蒋孝章却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坚决要在学校吃饭。最后司机只得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看她拿到饭盒。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她很少坐汽车，宁愿骑脚踏车去上学，并且对周围的人彬彬有礼，从不摆小姐架子，这些使她受到了蒋家侍卫和服务人员的尊重。
孝章的心地很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而在兄弟中间，蒋孝章更是“救命稻草”。蒋孝文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道：“那时我非常顽皮，时常惹得父母生气。父亲一生气，就会把我绑起来打。挨打的时候，惟一可以救我的人，只有小妹孝章。父亲最喜欢她，她又懂得向父亲撒娇。她扑到父亲怀里就万事皆无了。她是我可靠的避风港。最怕的就是她上学不在家，那就没有人能‘救’我了。”由此可知，蒋孝章在其父心目中的位置。
从大陆到台湾的三四年后，蒋孝章已是16岁。“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人见人爱”。她是混血儿，既有东方女性的贤淑之气，又有几分欧洲女子的洋味，很有魅力。1957年，蒋孝章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临行前，蒋经国生怕爱女在国外无人照顾，就重托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他的家庭在美国。俞大维接受使命，立即打电话到纽约的家里，要儿子俞扬和尽心照顾蒋孝章。就是这样，母亲蒋方良还是不放心，亲自伴送女儿到美国。她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女儿诸事妥帖，才放心回到台湾。
这一来，月下老人的红线就把一对青年男女——蒋孝章和俞扬和紧紧系在一起了。
关于两个人的相爱历程，由俞扬和、蒋孝章两人署名的《俞扬和与蒋孝章红宝石之路》做了最详细的阐述，这也是对外界众多不公正报道的一种纠正。之所以叫“红宝石之路”，正是为了庆祝二人结婚40周年，正逢“红宝石婚”。
在文中，俞扬和回忆了自己和蒋孝章的初遇：“1959年近圣诞节，孝文、孝章兄妹俩初次来美，先至华盛顿特区舍下作礼貌性造访，旋即转往旧金山。适余正和第二任妻子华裔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意见也不合，致情绪低潮，歉未尽情招待，更谈不上深刻印象。当他们在金山出现困难或发生些问题时，求助无门，便打电话来舍间，那时候义不容辞只有由我设法帮忙去解决。后来我因业务到美西，顺道来金山看他们和代解决问题，三人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才算正式相识。就在这时与孝章不知为什么就是那么契合融洽，显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此后常在电话中聊天，似有说不完的话，很快便建立起来了情感。如果说‘千里姻缘一线牵’，那彼我间这几根线应该就是电话线了。”
可是，二人恋爱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很简单，俞扬和曾经离过两次婚，比蒋孝章还大一二十岁。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俞扬和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具，还有的说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蒋经国为了拉“拢国防部”长不惜用女儿做牺牲品。
为此，俞扬和在回忆中提到，“（我）自问于心无愧，自信‘真金不怕火炼’，不必他人传话，决心单枪匹马回台北亲向经国先生禀报，接受挑战。话再说回来，我也据实禀报如何与第二位内子因生活习惯不同及意见不合而协议离婚的往事。虽未听他老人家任何评论，但见带有同情的表情，沉思一会后又说了一句似极平常实非平常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未加以解释，实却代表了千言万语的内涵。而他老人家似意犹未尽，嘱再说下去，猜测其定想了解什么？便大胆直率地坦陈“孝章与我在美国一东一西，人格保证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请孝章回国体验，证明如有越轨行为或言之不实，誓愿接受任何处分或横遭雷击”，蒙即赐复“不必这么说”，但相信以经国先生之超人智慧，经历及经验，对当初所闻和我所说必然也很易于查证过，才完全改变了对我的观感。”
父母的最爱(2)
1960年，蒋孝章22岁，与俞扬和在美国旧金山结婚。蒋介石与蒋经国不好轻易出国，宋美龄又身体不好，主持婚礼就由蒋方良来担任。不过，她带着蒋介石给孙女的亲笔贺信，还有一份数额不小的礼金。婚礼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仅有双方家长与少数亲友，但仪式是隆重的。第二年，蒋孝章与俞扬和的爱情就结了硕果，生了一个男婴。蒋介石亲自题名为“祖声”。
蒋友梅和俞祖声共同分享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宠爱，蒋介石和蒋经国每见到两个孩子在一块玩儿时，便笑逐颜开，一手搂一个，一男一女，一派享尽天伦之乐的景色，好不快乐幸福。
俞祖声慢慢地长大，蒋经国的爱心始终未减。这可以从蒋经国在他亲撰的《守父灵一月记》里找到一点端倪。他在1975年５月１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外孙祖声是一天真、诚实而又聪明的孩子。在余居丧期间，接获其所写初中毕业作文，题为《我的外祖父》，读后甚感安慰，文中说：‘这位在我脑海中留有许多印象的人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公总是遵循一条哲理，那就是往者已矣，把握现在，来者可追。他认为文明是在进步的，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列祖列宗所创造的历史。我的外公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把他的活动思维保持纪录。微胖的身材配上中等的个子，他的体重整整有140磅，黑色的头发夹着花白，他的头发老是由前额向后梳，红润的面额加上饱满的鼻子，更衬出外公的性格，他的姿势仪态与举手投足随他的心情而有不同变化。他不只是我的外公，亦是我的好朋友，说真的，他真的是我一位十分亲密的良伴。’此14岁孩子，从其作文中，可知其何等有条理和热情。祖声曾有数次在慈湖侍外曾祖父一起餐聚散步，今日父亲在天有知，闻外曾孙已经长大并如此聪明，必甚安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足可以看出蒋经国对外孙的欣慰。
尽管蒋孝章深受蒋介石、蒋经国的宠爱，但她却从不恃宠而骄，当蒋经国打算安排俞扬和到台湾做“华航”总经理时，蒋孝章坚决拒绝，远离政治核心，她与俞扬和结婚后，定居美国，每年总要回台湾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探视父母、祖父母。但她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不愿大肆声张，甚至连亲友也不知道。
虽然不能回台湾，但蒋孝章和父母常常用书信联系。她的信并非只是问起居，内容非常广泛，有时还和父亲探讨一些政治、哲学等问题。这时父女的关系就变成了朋友间的切磋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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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穿起旗袍的蒋孝章，高雅动人，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女儿极尽宠爱，和蒋孝章在一起，父亲总是一脸笑容。
这些点点滴滴在蒋经国1975年的日记很好的体现，“7月7日日记：章女来信中录有西方格言一段，含意甚深，试译如下：若求生活无忧无虑，劝你切实把握今朝，放下昨天错误和挫折，撇开明天的阴云暗影，莫把时光徒用于杞人忧天或遐思幻想。切记每寸光明都是生命的片断，应为造物之神奇而欣喜并心存感激，用欢乐与信心去迎接人生。……9月13日日记第十条：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说：‘人生的价值，不只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在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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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章的话，居然成了父亲自励的格言、座右铭，可见女儿在蒋经国心中的地位。但从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时，蒋孝章返回台湾参加丧礼。此后，一去不回，已与台湾缘绝。去年蒋方良去世，蒋孝章因为身体患病不能返台，从此更与故土遥遥远望了。
但与蒋家的其他人相比，蒋孝章无疑是幸福的。尽管出生无法选择，但命运有时可以由自己决定，或许这就是聪明的她为什么远离这个政治旋涡最大的原因。
强硬的“二殿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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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孝武本应成为蒋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可他却只能到异国他乡去找寻一时的安宁。可见政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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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蒋经国精力充沛，一天的劳顿后，也还能和孩子们玩耍地如此快乐。
1945年4月25日，蒋孝武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此时正逢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孝武的降生给这个在战乱中辗转迁徙的四口之家平添了一丝欢乐。蒋孝武与他哥哥蒋孝文有所不同，他从出生时起就生活在十分优越的政治世家里。
从小他的心眼就特别多。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沙发上看着孙子们嬉闹时，就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而为什么哥哥叫“孝文”，弟弟叫“孝武”？原因很简单，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
蒋孝武并没有在大陆呆得很久，四岁多，就随父兄来到台湾。小时候的蒋孝武和哥哥一样调皮，无论在台湾长安东路读小学，还是后来在士林地区的中学时代，哥儿俩比试的不是彼此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在恶作剧般的游戏中进行不懈的较量。
其实为什么蒋家弟兄会顽劣至此，父母教育不得当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生存的环境实在太优渥了。他们心中都清楚，即便他们不像贫困学生那样去拼命攻读学业，即便他们将来的成绩一无是处，也绝不必为自己将来的前程担忧。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将来、他们的生活前景，其实早有人在暗暗替他们做了精心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本可以努力学习的蒋孝武，也像兄长蒋孝文那样，在学业上始终处于中下等水平，到蒋孝武中学毕业前夕，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在台北读完中学以后，蒋介石就把蒋孝武送到德国的军事学校学习，但蒋孝武对军事的兴趣远不如对政治那么浓厚，于是他自作主张改到慕尼黑政治学院政治系研究政治。学成归国后，蒋孝武回到台湾后，此时蒋孝文因为酗酒导致身体恶化，自然接班成了问题。于是蒋介石和蒋经国便将希望寄托在蒋孝武身上。
“二太子”一归来，其得到的重视就是非同小可的，而蒋经国已经为他铺好了一条从政之路。蒋孝武就被安排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跟着他们，不仅蒋经国放心，就是蒋孝武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26岁那年，蒋孝武在“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担任顾问，这是重复父亲走过的从政之路，蒋经国就是在这里当了8年的主任之后，开始进入地方各个行政、经济部门的。此后，蒋孝武又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和“组织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过。
短短几年，蒋孝武进入了好几个核心部门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蒋经国依照蒋介石培养他时所采取的原则“不求名分，但求实质”，对儿子进行密集的锻炼和培养。1979年，蒋经国对蒋孝武又进行了特殊安排，让他进入“国家安全会议”，这个机构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父亲的监管下，蒋孝武的行为比过去规矩多了，再加上父亲是“总统”这样的背景，他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涨。
同时，蒋经国还安排蒋孝武进入文化新闻界。1976年其兼任华欣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后调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翌年转派台湾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新闻党部常务委员。1980年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应该说，这时的蒋孝武是“春风得意”，仕途顺利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1984年的“江南命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阻碍了蒋孝勇的政治升迁。
1984年10月15日，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市郊区家中被暗杀身亡，如果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著作，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
江南，原名刘宜良，祖籍江苏。他少年时期即随家人离开镇江赴台湾读书，不久他又以优异的成绩在台湾大学毕业，投身报界以后，江南因他的生花妙笔和一篇篇有影响的文章，而跻身于《台湾日报》的名记行列。
由于江南反对台湾当局的强权政治，在当了几年新闻记者以后，他愤而赴美。江南先后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求学，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此后继续以笔名江南在美国几家主要报刊不断发表各种文章，一时在美国华人范围内声名鹊起。
从1960年起，江南就在美国开始筹划写作《蒋经国传》，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包括他本人数次到祖国大陆，自费沿着蒋经国从前的足迹所及之地，进行一次长达几千公里的长途采访，最后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了《蒋经国传》一书初稿。
强硬的“二殿下”(2)
1980年，《蒋经国传》首次在纽约一家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影响颇大，海内外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蒋经国还是个神秘人物，出版他传记本身就是个震动。况且江南书中所写的内容，在当时还是读者们鲜为人知的。所以台湾当局在无法买断书稿版权之后，又派员秘密飞到旧金山，和江南协商设法在公开发表时除掉书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其中特别要他删掉涉及蒋孝文和蒋孝武的相关内容。这次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江南作了必要的妥协，同意删除一些敏感的情节，但他仍拒绝把这部书稿换成巨额美金，不出单行本的建议。不久，在美国出版界友人的大力支持下，《蒋经国传》英文版终于在美国面世！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台湾当局仇恨的人物。
于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指派第三处处长联络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指使两名竹联帮打手吴敦、董桂森潜匿到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房里，开枪打死了江南，从而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江南命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的卑劣行径。”而美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说：“台湾情报机构成员参与此事，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件。” 经过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查出了竹联帮的打手为直接杀人凶手。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了“江南命案座谈会”，向人们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2年6个月，但是蒋孝武的名誉永远“毁”了，人们不再相信蒋孝武，他成为众矢之的。
为了改变蒋孝武的形象，尽快平息这场风波，蒋经国不得不于1986年3月将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这也是无奈之举。
为什么替儿子选择新加坡，蒋经国自有考虑，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密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出于二人交情的考虑，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
在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那时虽然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蒋孝武红着眼睛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怅然离去。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同年4月，台湾部分“立委”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江南一案”。蒋孝武顿感世态炎凉，失去蒋经国这座大“靠山”后，他在政治上再也不能东山再起。此情此景，使蒋孝武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终于卸下职务，回到台湾，但此时病魔却又朝他走来。同年7月31日，蒋孝武患慢性胰腺炎去世，年仅46岁。他的去世，间接向世人表明：掌握台湾政局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
与蒋孝武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相比，其感情生活相对多姿多彩，几经反复。
蒋孝武的原配夫人是瑞士籍的华侨汪长诗，父亲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和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两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双方性格的倔强为彼此的婚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据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介绍，一次清晨，蒋经国在慈湖守灵，太太汪长诗要来见她的公公蒋经国，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所以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何许人也，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两人老是见面就吵架，最后只有走上离婚一途。
还有一次，汪长诗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二人的僵局还可以打破。可是，哪知道蒋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强硬的“二殿下”(3)
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汪长诗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儿女们，同时还和蒋孝武成了不错的朋友。
离婚后的蒋孝武感情生活依然很丰富，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而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挽手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这位郑家大小姐，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之人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可借这段婚姻的真实性有待查证，有的人干脆说它是“地下婚姻”，但不管怎样，本来就很神秘的蒋孝武越发莫测，成为城中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蒋孝武第二次公开的婚姻对象是台湾省籍女子蔡惠媚，蔡惠媚的家世很好，是台中县清水的名门望族，在海运界颇具知名度。蔡惠媚在家中最小，清纯美丽，活泼可爱。本来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但是因缘际合，蔡惠媚却成为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为了赢得美人归，蒋孝武改变了以往的强硬个性，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8年之久，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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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晚年的蒋介石和孙子们嬉戏时竟也是如此地开心</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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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 蒋经国对蒋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记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记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p align=left> 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对蒋孝武而言，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生活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曾说，在狮城他可以自由地在最热闹的马路上逛街，就算是穿一条短裤也没人会注意你。但最重要的不同还是因为他有了蔡惠媚，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蔡惠媚加入了他的生活，随他出席各种正式聚会，也陪他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上街吃小吃，这样的生活真是难得的惬意自在。
<p align=left> 蔡惠媚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把母爱都给了蒋孝武前妻的孩子友兰和友松。她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所以两个孩子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母亦友。现在，蒋友兰、蒋友松姐弟都在欧洲读中学，同生母汪长诗住在一起。蒋孝武1991年病逝时，尚未满18岁的长子蒋友松返台奔丧，曾向传媒坚称：“蒋家第四代不会从政。”或许，政治真是伤透了这位蒋家第四代长孙的心。
<p align=left> 蒋孝武在壮年早逝，比任何人都痛苦的是年轻的妻子蔡惠媚。她除了拥有与蒋孝武共同度过的15年相知岁月外，几乎一无所有。她曾对家人说：“孝武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从未真正走出悲伤，我只是学着如何处理悲伤。”每逢蒋孝武的忌日，蔡惠媚都会准备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细心整理后再送到亡夫的墓前。而这几年，她也刻意回避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只有在每年公公与丈夫的忌日，才会陪同婆婆蒋方良短暂地露一下面。或许，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平淡生活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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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1)
蒋孝勇的出生是在蒋家政权的多事之秋。1948年10月，他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上海。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正摇摇欲坠。父亲当时正忙于“打虎”，焦头烂额，无暇旁顾，母亲为了生他大出血，几乎性命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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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向来威风凛凛、不苟言笑的蒋介石，凝视着第三个孙子的面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也许是因为这样，同时又是最小的孩子，回到台湾后，父母给了蒋孝勇很多的宠爱。10岁生日时，蒋经国专门买了三层大蛋糕给他，并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不仅蒋经国夫妇疼他，蒋介石更是一有空闲，就一句句给他读《论语》、《大学》、《中庸》，逐字解释。宋美龄在几个孙子中，更是最疼蒋孝勇。
比起两位哥哥，蒋孝勇虽然一样顽皮捣蛋，但却有少年特有的狡黠，他最懂得讨好父亲蒋经国。表面上，他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64年，刚刚16岁的蒋孝勇放弃考大学，报名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学生班。蒋介石非常欢喜，在经历了两个孙子的不争气后，蒋孝勇显然更自觉更乖巧。只有掌握军权，才能控制大局，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想法，而蒋孝勇的此举显然让他极为满意。说不定，蒋孝勇会成为蒋家第三代中惟一的将军。
1975年，蒋孝勇在《哀思与憾事》里回忆蒋介石对他从军的期望，“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凤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不出蒋介石和蒋经国所料，蒋孝勇和他两位兄长截然不同。他来军校后既不开汽车闯祸，也不随便触犯校规。他是个机灵懂事的孩子，在有关机械化武器课程的考试中，蒋孝勇也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蒋氏兄弟不会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从军官直升到国民党的总裁。
1968年，就在陆官一年级下学期，蒋孝勇在一次夜间军训时，冒险翻越一条沟堑，不慎扭伤了脚。这样，壮心未酬的蒋孝勇便住进凤山军校的医院医治脚伤。
为了治愈蒋孝勇的脚伤，国民党投入大量精良的设备与人力，还千方百计为蒋孝勇医治足疾。开始请的是一位有经验的美籍医师，他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足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
为了安慰孙子，蒋介石专门在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拄拐杖，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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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不知是何事让蒋孝勇笑得这么开心。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长大后周旋于政治上的他再也没有了这般的笑容。
让蒋孝勇感到终生悔恨的是，在凤山军校的腿骨跌伤，虽没有直接损害他的身体，却让他从此失去了进入国民党军界发展的机会。虽然几个月之后，蒋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转，他也有重回军校上课的心愿，但因为凤山军校的课程落得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赶得上了。而凤山军校对于这位太子的培养也感到有些为难。
没办法从军，蒋孝勇只好就读台大政治系。在此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或许就是这时，蒋孝勇发现了自己的商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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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2)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与其兄不同，更多是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的帮助下进行的。
蒋孝勇先在鸿霖公司任董事长，尔后又负责中兴电气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公司两大公司，这两个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企业的两大支柱。蒋孝勇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璃纤维公司，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他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尽管非议颇多，但蒋孝勇凭借特权，利用这些公司，很快就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蒋家第三代中，就数他的钱最多，据说仅台湾岛内属于他的资产就高达300亿元新台币。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很少在政坛露面，只顾埋头赚钱。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政坛就失去了地位。据内部人士称，蒋孝勇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1975年，蒋介石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后来人们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但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一切的荣耀和权力都有随着而去的可能。当时台湾岛内盛行翻案，很多人开始要“清算”蒋家的“罪恶”。为了确保权力，重振家族“雄风”，蒋氏家族内部决定几个子侄退出竞选，这样可以集中票源，全力支持蒋纬国当上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蒋孝勇的反对，他坚决不肯退出，并与蒋孝武大吵一架。最后，一意孤行的蒋孝勇通过各种手段，挤进了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排第15位。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88年，当蒋孝勇受到民进党“民意代表”的攻击之后，即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全家移民申请。
行前，台湾《远见》杂志专门为此访问了他。当记者问他道，蒋纬国把他的儿子送往国外，希望他能在脱离大的中国政治环境之下成长，你是不是也做此打算？蒋孝勇说了这样的恳切之词：“说老实话，我总觉得我们家庭和中国近代史，过往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打个休止符的。这是我的立场。很明显可以看到，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有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样的遭遇”。而为什么去竞选，蒋孝勇认为，“但是我对于所谓中央委员的争取，当时是抱这样的心情，现在还是如此，就是：传承的意义重于实质的意义。我之所以争取，主要原因还是先父才过世，就像线断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以后在党里面所谓中央委员这个途径上会有什么发展。我只是尽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蒋孝勇对政治清晰而全面的看法，正如他所说，从他开始，可能这就是一个“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而他远离台湾，不仅仅是“尽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更是对自己过去的告别。
而这一切决定，令蒋孝勇欣慰的是，妻子方智怡都全力支持。应该说，与自家兄弟相比，蒋孝勇的婚姻生活是比较幸福顺遂的。
方智怡生于1949年，她的父亲是前“国道高工局局长”方恩绪。方家有两儿两女，方智怡是最小的。方四小姐从小便出落得漂亮大方，蒋孝勇念陆军官校预备班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在高中毕业后，想“出国”读书逃避兵役，于是很郑重地将女朋友托付给蒋孝勇代为“照顾”，这位女友就是方智怡。蒋孝勇对朋友的托付十分认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尽了最大努力”，他经常陪她一起看电影、吃牛肉面；她生日的时候，他精心准备礼物；闲来没事，他会同她一起回方家陪二老聊天。于是，这位“忠于”朋友嘱托的蒋三公子很快就赢得了佳人的芳心。双方的家长对他们的事都很关心，希望他们早日成亲，一向不太说话的蒋方良还特意拿出一枚戒指，让儿子送给未来的儿媳妇做订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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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3)
1973年7月23日，蒋孝勇和方智怡结婚，婚礼由蒋经国主持，这也是蒋经国惟一一次亲自主持的蒋家婚礼。
最宠爱的孙子结婚，连久病的爷爷也亲自出马，尽管此时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脸，一方面为了辟谣，一方面为了祝贺孝勇结婚，在宋美龄的安排下，于是有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蒋介石在侍卫们的搀扶之下，喘着气坚持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然后，接受孙儿蒋孝勇和孙媳妇方智怡对他的“奉茶”。一位官邸里的资深摄影师早就准备好了一架照相机，镜头对准了蒋孝勇和方智怡身边椅上的蒋介石了！照片刊登在台湾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上，照片中间是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和衣饰华贵的宋美龄，旁边是蒋孝勇和方智怡二人。
蒋孝勇夫妇在加拿大刚生活了5年，在国外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因为家里没有了佣人，方智怡不得不学着自己做家务事，蒋孝勇甚至还帮儿子缝扣子。然而侨居的日子极其平淡，几乎无事可做，于是，蒋孝勇便开始整理祖父和父亲的日记。
1990年，继友柏、友常，已经40多岁的蒋孝勇夫妇意外得子友青，这样蒋孝勇一家成为五口，长子蒋友柏、次子蒋友常。在加拿大生活了3年之后，蒋孝勇全家取得加拿大护照。1993年，为了孩子们的学习，蒋孝勇一家搬到旧金山，住在东湾一个紧临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的社区。在旧金山，原来蒋孝勇主持的中兴电工在此成立了分公司，由蒋孝勇担纲。这样一来，蒋孝勇一家在美国生了根，同是住在美国的宋美龄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好景不长，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旧金山家中用晚餐，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盥洗室去呕吐，结果吐出一口鲜血，妻子方智怡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彭芳谷认为最好住院详查。元月4日，经过“荣总”医院医师们的检查，确诊蒋孝勇患食道癌。10月，“荣总”医师王良顺为蒋孝勇做了晚期食道癌手术，但因为是晚期，不能完全根除。
为了去大陆寻访良医，同时也是“归乡之情”的驱使，完成此生最后的心愿，1996年7月14日傍晚，蒋孝勇偕长子蒋友柏搭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方智怡和次子友常及三子友青三天后抵达香港。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踪，他们在香港滞留10天之久。7月25日，蒋孝勇一家分成两批，搭机飞赴大陆，为曾祖母王采玉、祖母毛福梅扫墓。
这次大陆之行，相信蒋孝勇感慨良多，万般滋味在心头。在生命面临危险，无法预料明日生死的情势下，原本模糊的家乡竟然一下子映到眼前，可能叶落总要归根，人老愈发思乡了，尤其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遗憾的是，癌细胞蔓延得很快。1996年12月22日下午，蒋孝勇病情恶化，逝世前，方智怡的双亲、姐姐，蒋孝武的###蔡惠媚都到了，三个儿子围绕床前，最后弥留时刻母亲蒋方良带着氧气管来到儿子床前，她深情地注视着她最后的这个儿子，安慰儿子安心前往天堂。强心针已不起作用，蒋孝勇——蒋家第三代最后一名男丁，默然自世间隐去。宋美龄听说孝勇去世，悲不自已。
蒋孝勇信奉的是基督教，在唱诗声中，方智怡低头轻吻丈夫的额头，然后用手环抱着丈夫的身子，轻拍着他的脊背，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低徊。蒋孝勇曾表示，如果有来世，他还要娶方智怡为妻。
远离政治
1963年，蒋孝刚出生，当时蒋纬国已经47岁了。这样的年龄得子，蒋纬国几乎是狂喜不能自抑。1967年，台湾的许多报刊都登出这样一幅照片：蒋纬国把儿子蒋孝刚扛在肩上，笑得合不拢嘴。虽然这张照片遭到很多人非议，毕竟此时的蒋纬国穿着军服，还是在办公室，这样做似乎不妥，但无论如何，蒋纬国的爱子之心由此可见。
虽然蒋孝刚是蒋氏家族中“孝”字辈的兄弟，但他出生得太晚，和孝文、孝武等人玩不到一起去，感情并不深厚，往来也不密切。相反，他和侄女蒋友梅由于年龄接近（相差不到两岁），感情十分要好，倒不像是叔侄，而是兄妹了。
与蒋家其他第三代男性不同，蒋孝刚学习非常用功，且上进心很强。1980年，他和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蒋孝刚留学剑桥的时候，由于思子心切，蒋纬国几乎每年都要去伦敦参加“战略协会”主持召开的年会，“顺便”与儿子聚会，享受天伦之乐。
应该说，蒋纬国教育儿子还是不错的，蒋孝刚并无“第一家庭”的骄矜之气，更别说打着家里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飞扬跋扈了。他在念书期间，别人也不知道他就是蒋家子孙，都以为是台湾一般公职人员的子孙。
据说，蒋孝刚大学毕业后，台湾“外交部”曾有意安排他出任官职，但他表示对政治没兴趣，婉言谢绝了。同时，他也不愿在台湾律师界发展，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父亲从政的悲剧，所以蒋孝刚更不愿意去趟这股混水，与蒋孝文这些“嫡系部队”争宠。
后来，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曾著有《美国法律十八讲》一书。
1987年8月19日，蒋孝刚与王倚惠在士林官邸凯歌堂结婚，由周联华牧师福证。在蒋家时代，蒋介石夫妇及政要周日弥撒聚会都在凯歌堂，由周联华讲道，蒋家三代都在此受洗。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所以有人评价蒋王联姻不是政治婚姻，因此不可能在政治上产生重要影响。
蒋孝刚不靠蒋家的地位而依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令蒋纬国非常欣慰。他有一句名言：“儿子在精不在多。”看多了哥哥蒋经国那些公子的遭遇，蒋孝刚的成功可能会给郁闷不得志的蒋纬国很多安慰。
20世纪90年代，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出生。1994年9月，宋美龄曾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台，她见了孔二小姐孔令伟最后一面，并且到阳明山蒋纬国家专程抱了抱蒋孝刚的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显露出宋美龄与蒋纬国的母子情谊。
漫漫归家路(1)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jiang049.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曾经生活在不为人之中，长大的他们却又须在别人的侧目与疑惑中跋涉。
在蒋经国所有的儿子中，章孝严和章孝慈曾经是一个禁忌，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可是一度几十年，他们只能隐忍以行，以沉默来对抗流言和侮辱。父亲就在眼前，可是却不能相认也无法相认，这应该是人世间最痛苦最难以言明的酸楚，而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口，停留在章氏兄弟的心底，无法愈合。
1942年，章孝严、章孝慈诞生在广西桂林，蒋经国为其取小名“大毛”、“小毛”。但是孩子还没有满月，母亲章亚若就不明不白死去了。如何处理这对双胞胎，成为当时的棘手问题。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考虑的，但从此，章氏兄弟开始跟着外婆、舅舅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完全不同于蒋家人的另一种日子。也有人说，章氏兄弟的外婆甚至是连夜带着孩子离开的，因为害怕遭到暗杀。
为了让双胞胎更好地成长，外婆周锦华将他们过继给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的舅舅章浣若，并改姓为章。
1948年，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蒋经国的亲信王升通知章浣若，让他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厦门，然后坐船到台湾。就这样，7岁的小哥儿俩来到了台湾。母亲早逝，生父蒋经国又无法直接面对他们，外婆便成了他们惟一的依靠。为什么蒋经国没有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或许是因为自己政权还未稳固，或许害怕外人指责。但不管怎样，这对兄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只能艰难地成长。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时章浣若一家十余口（包括章自己的7个儿子）就住在台湾新竹两间小小的屋子里，老人和哥儿俩住在一家，兄弟俩合睡在一张竹床上。原本是县长的舅舅来到台湾后，官自然是没了，只能做点小生意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但生意做得并不是很理想，章浣若更是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卖过日用品、烟酒，也做过碾米厂生意，都失败了。
他们的贫困恐怕是生活在蒋家的孩子们永远都无法想象的，房间小，书桌只能放在过道，所得的奖状无处贴，只好以书桌面为底线贴在墙上，到高中毕业时，已经贴到了天花板。所有同龄人能享受到的东西都没有，倒也罢了，而他们面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活下去，生存和吃饭都是大问题。
章孝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用“自生自灭”来形容当时的状况：“（自生自灭）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很可能发生的。有次我跟孝慈，我们很调皮，在初一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去游泳。也没有办法到游泳池去游泳，我们就跳到灌溉用的很深的一个渠道，跳到里面去游泳，我们以为很浅，可是我们个也不高，初一的时候，踩不到底，水就这么流着，往下面流。我弟弟在岸上，我在下面。我就叫。幸好有个路人过来，一把把我抓上来，还把我痛骂一顿，说你这个坏孩子跑到这里面来游泳。这一幕我一直忘不了。我说万一有一天那种情况‘自生自灭’，可能灭顶呢，台北可能没有人知道。”
虽然，王升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也会接济章氏兄弟。但那只是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小康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但是后来章氏兄弟的二舅舅跟王升闹脾气，没有办法相处，没有办法来往。从此二舅舅也不到台北去，王升过年也不来了。他一不来，章家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辛苦了。提到这些往事，章孝严很是感伤：“我们这一段，父亲晓得或者不晓得我也都不知道。他可能以为我们现在过得还好好的。我是这么想。如果王升不报告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过得不好呢？很多人也不解，既然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怎么会受苦到那个程度？三餐不继啊。要煮饭没有米呀。叫我跟孝慈去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先跟你赊几斤米，钱来了再还你。实际上钱没来，我们米又吃完了。轮到我又去赊米，钱没来，米又吃完了，轮到孝慈。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已经念初中了，高中了。后来我跟孝慈说：“你去你去”。后来最后就猜拳，谁输了谁去赊，去赊米。就这么过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不努力的话，没有人会去谈，经国先生还有两个孩子，叫章孝严、章孝慈。如果我们根本就连考也没考取初中毕业，就说你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在意的，所以你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在高中毕业前，章氏兄弟从没有住过有浴室和抽水马桶的屋子，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简单的竹器。虽然这时台湾经济已经飞速发展，收音机和电扇都已经很普及，但是他们家却没有。
对于章氏兄弟而言，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婆，按照章孝严的说法“她是一位十分倔强而固执的老人，从不向环境低头，再困难的环境都是咬着牙撑过去的。这段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我心中是满怀感激的，没有任何怨恨。因为它虽使我在肉体上受到某些煎熬，精神上却使我比别人成长得更快。……我觉得贫困并不是耻辱。而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这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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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归家路(2)
贫困对于有的人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却是成长的动力。章氏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成蝶了。
1960年，尽管外婆周锦华去世。但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大学毕业后，章孝严服了兵役，1968年，他通过竞争激烈的“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种考试，又在1978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种考试最优等及格（其他两位是宋楚瑜与曾驻南非约翰尼斯堡“总领事”的胡为真）。
章孝严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当然，会有人认为，章孝严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章孝严却曾经坦白：“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时，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他一再表示：“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每次外放，以及每次内部调升，都因为考虑到家世而有所延搁。两年多前，钱复拟调这位次长到华盛顿担任‘副代表’而未成。这一个要求‘平等待遇’的强烈个性正反映出：“我过去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心血换来的。” 惟一令他尴尬的是，他必须在与父亲同时出现的公开场合回避自己的父亲。
1989年，“使韩”一事，更是给章孝严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国际惯例，要调换大使，必须先征求对方同意，尤其在人选方面，对方可以否决。本来，章孝严是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出使韩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韩国的否决，起初台湾方面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国家，而章孝严偏偏是“庶出”，韩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所以予以否决。
当然，章孝严的前途没有得到影响，但他却沉寂了一段日子，毕竟面对这样无法说出的痛苦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惟一能安慰他的是仕途上的顺利。1993年2月，章孝严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在国民党“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常委”，1996年6月，担任“外交部长”。
与哥哥相比，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得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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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font size=2>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成长经历，眉宇间多的是清俊和自信。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后成为该校校长。
章孝慈曾对人说，他不喜欢“倾吐”、“诉苦”的字眼，更厌恶这种行为。他说：“说以前多苦，博取同情既无意义，更没必要；重要的是应该谈未来的希望，以争取尊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刚强性格。而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更是对这位爱将赞赏有加，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此后，章孝慈也开始涉足政治。
1977年前后，有关章氏兄弟是蒋经国私生子的内幕开始在台湾逐渐传开，但蒋经国在生前从未公开谈到此事。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北病故，蒋家没有人邀请章孝严与章孝慈兄弟参加蒋经国的葬礼。
据台湾方面报道：“据说，章孝严在外交部所设的灵堂上痛哭失声时，全会场的人不禁为之黯然。”“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原本给外界的印象颇佳。虽然父亲辞世，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颇令人同掬辛酸。但是，以章氏兄弟的努力，在正常的实政体制下，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原属当然。或许‘孤臣孽子’当更能体会民主政治的真意。”“他们两人可能是惟一不负蒋氏声名的儿子，但平常极少有父子相见的机会，不仅无法改姓归宗，最后父亲逝世，求做一孝子也不可得。”
漫漫归家路(3)
直到1988年1月14日晚上，蒋孝勇伸出援手，陪着章孝严跟孝慈，避开耳目，在深夜11点20分，到荣总医院的灵堂后面。章氏兄弟看到了躺在冰柜的蒋经国，他跟章孝慈都跪下来，泣不成声地磕头叫“父亲”，这就是他们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在生前，他们从没有叫过一声父亲，从没有和蒋经国私底下见过一次面，除非是公务上的迫不得已。可是，章孝严并不怨恨，他说：“天下很多的事情认为是应该的，或者是认为不困难的，往往反而是不容易实现的。我知道他在政治的环境里面，当然有他的很多的考虑，当然有他的很多困难。所以政治是一种非常奇怪，而且也是可怕的。他可以把亲情疏离掉。 ”
但是作为人子，近在咫尺的父亲却只能远远相望，任谁都无法轻易释然。章孝严曾经坦言自己的痛苦和委屈：“难免有些不平的感受，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我们觉得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不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关怀，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见面，让我们有些话当面告诉他。当我们有些做儿子想跟父亲讲的话，而不是跟别人讲的话，能够有所倾诉。这种机会都没有，当然会有些不平。但是这些过程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但自己有家以后，就比较好一些。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小，有自己家庭要照顾，有自己的工作，要专心。但有的时候晚上会做梦，会有这种情况。但这都过去了，幸好我们都走过来了。”而这一段路走得何其艰难。 章孝严仍然有时会半夜从梦中惊醒，呼唤着父亲。章孝严夫人黄美伦这样描述：“他醒来泪水满颊。这件事情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常有，后来有了家，有了子女就少了很多。”“我可以在白天忍受很多很多事情，但梦里没有办法控制。”章孝严为自己的“软弱”这样解释，令听者无不心酸落泪。
父亲虽然无法相认，但至少还活着、见到过，而那埋在黄土中已经几十年的母亲成为章氏兄弟最大的痛楚。
1989年1月，章孝慈委托台湾《联合报》周玉蔻女士去桂林，代办修葺母亲坟墓，在当地各级政府支持下一切顺利，竣工时重立汉白玉墓碑，镌刻着章孝慈亲笔撰写的碑文：江西南昌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己巳二月男孝严孝慈叩立。
但当时两岸刚刚开始恢复交流，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员，不能回大陆探亲。但由于章家兄弟身份敏感，他们只能托一位到桂林观光的朋友代为拜祭。1993年，情况有了转机。当年的8月20 日，已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率领台湾学术界代表团抵达北京，办完公务后，他飞抵桂林亲自祭扫了母亲的墓冢。###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章孝慈时，还特意提到他到桂林祭扫母亲之墓是中国人伦道德的表现。
1993年9月5日10时40分，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身穿黑色西服，胸前戴白花，在章亚若的大姐所生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桂林市东郊凤凰岭上的章亚若墓前，向躺在墓中51年，冥寿80岁的冤死生母，三拜九叩首，长跪地上祭奠亡灵，放声大哭多时，还不时地呼唤：“妈妈，儿子回来看你了……”老天爷也下起了滂沱大雨，章孝慈竟置浑身湿透于不顾，令陪祭者无不动容落泪。孝慈长跪在母亲墓前，读完了394字的祭母文。在此同日的11时40分，守候在台北家里的章孝严，与妻子和子女们也静坐在母亲遗像前，长达一个小时焚香祭拜，向桂林凤凰岭上的母坟遥寄哀思。不幸的是，1994年11 月14日，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章孝慈突患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急救，不久去世。认祖归宗的重担，从此就落在了章孝严一个人的身上。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人，更多的蒋家人则对此表示冷漠，他们不承认章氏兄弟的身份，所以更不会主动示好。虽然，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梅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童孝严和童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但这毕竟是非正式地将章孝严、章孝慈纳入蒋家第三代。
章孝慈去世后，章孝严独自完成了认祖归宗的任务。2002年12月12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60岁的章孝严第一次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上了父亲蒋经国的名字。他对当时采访的记者说：“当然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本来我是可以在11月27号拿到身份证，我刻意延到12月12号。因为12月12号是我和我内人结婚的周年，周年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当跟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来分享。我把这身份证做了三 份复制品，给我三个孩子，当他们的生日礼物。他们从来没有拿到那么好的生日礼物，我也从来没有给孩子那么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就是说，他们的爷爷是谁，他们的曾祖父是谁，可以很明确了。……各位能很轻易地叫自己的父亲，很轻易地叫自己的爷爷，我却要等到快要60岁，我才能够公开地叫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所能够形容的，是我内心感受的百分之一，也可能只是千分之一。真正能够感受其中一部分的，是我的内人和孝慈的太太；真正能够体会的，是我的孩子们和孝慈的孩子们。我希望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我们未来的亲友当中，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是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漫漫归家路(4)
因为艰苦，所以才会更努力，这是章氏兄弟经常鼓励自己的话。也正是成长中的磨难，他们才凭借自己的实力，走出一条奋斗路。相比而言，他们的物质财富没有蒋家第三代那么多，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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