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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经典发言评莫言【图
10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承志、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以及莫言在艺术研究院的同事——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出席了座谈会。图为莫言在座谈会上。
座谈会低调举行不少学生未能入场
在过去一周里，人们在谈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却发现莫言在高密开完第二场发布会后，人就不见了。对于网上的诸多话题，也不见莫言回应。不过有网友前天透露，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了莫言，他应该是要来北京。
昨天上午9点，一身浅灰色西服、粉红条衬衣的莫言出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楼里。稍后，“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就要在四楼的第五会议室举行。至于这次回京首次亮相为何选择在艺术研究院，莫言笑着说，自己是艺术研究院文学院的工作人员（其实是文学院院长），档案还在这呢。交谈虽简短，但记者能感觉到莫言心情很不错。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座谈会举行之前曾向莫言征求意见，莫言不希望对这场研讨会进行大规模宣传，因此只邀请了少数媒体到场。座谈会举行时，会议室外围着不少艺术研究院的学生，因为场地太小，他们未被允许进入会场。
座谈会结束后，莫言匆匆离去，或许正如他之前说的，希望大家把对他个人的关注转移到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关注上去。
>>余秋雨
莫言关注的是生命本体
文化学者余秋雨透露，20多年前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他就对莫言的《红高粱》很感兴趣，甚至把《红高粱》本身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从其他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中来观察教授本身的水平。
余秋雨认为，莫言的作品核心有三点：一是莫言只写生命本体；第二是莫言在边缘状态下写的生命本体非常好；第三是莫言描述的生命状态包含着集体记忆。他以《红高粱》为例说：“电影开始讲我爷爷、我奶奶，没有名字、没有地名，我想一切观众都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从生命的边缘，从土匪、从日本人各种各样的血腥当中走出了生命，构成了遗传，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余秋雨认为，虽然“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奶奶”故事不一样，但这里面有一种生命基因，一开始好像是扭曲的，但扭曲之后变得很强大。余秋雨称这一点当时是改变了他对艺术的很多看法，“我个人觉得比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是更新的创造，所以当时感到很震撼”。不经意间做出历史贡献
余秋雨还说，他前些年在北大授课的时候，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历来中国文学只讲《红楼梦》，外国只讲莎士比亚。“我说不要忘记上世纪80年代起，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得，包括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家作品都值得细读，像贾平凹、余华、张炜、张贤亮等人的作品。
余秋雨表示，近些天他特别观察了中国媒体的态度，认为媒体之前报道文学的篇章太少了，幸好这次有非常正面的东西，同时也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他说：“普通媒体对严肃文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整体上大家慢慢地在一个平台上。看着这样一个平静、从容、朴实的背影，文学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对文学感觉的整体提升非常好。”他希望趁着这个机会，大家都好好读一下中国的当代文学。
余秋雨认为，莫言可能没想到自己会改变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信心。他说：“我要感谢莫言，尽管你未必是有意的，但对我们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不小心地进入到这个支点，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