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并未倾其全力对华作战,而是保留了相当兵力伺机而动。日军具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战略方向:其一,北进,也就是北上进攻苏联;其二,南进,也就是南下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其三,西进,此即向西进攻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全力侵华。正因为日军具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苏联与美国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就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总括而论,日军在北、南、西三者之间到底如何选择,此即远东国际政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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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从理论上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此项条约无疑是苏联方面损人利己,故而强烈不满。
然而,从苏联的立场看问题,日苏条约保障了其东部的安全,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兵力于西部防备德国,避免东西两面对敌。问题在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为,苏联居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然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为此,中共迅速表态支持该条约。
日苏在远东的实际交界,具体体现为满蒙交界;既然日苏表示中立,必然涉及满蒙在其中的状态,为此,日苏又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双方承诺互不侵犯满、蒙。所谓互不侵犯,等于变相承认满、蒙。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视角看问题,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故而群起抵制。
视角与利益的不同,必然产生立场与观点的差异,日苏条约所以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政治争议,其根源便在于此。两个外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双边条约,却在中国引起强烈而广泛的争议,纵观整个抗战过程,绝无仅有。
就学术研究而论,日苏协定的全部难点便在于,它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搅合在一起,历史的评述往往不易下笔,因为,其中的是非往往掺杂太多的情感,不易超脱。《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样论述:“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这里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也就是说,这段论述完全回避了中共当年的立场与表态。可以设想,作者遇到了一个不易解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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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有关日苏条约在中国的政治争议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一般论著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或者回避,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将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社会舆论三个方面为基点,分别对三方的立场逐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再将多种对立的问题与观点不加遮拦地摆在一起,从中展开互为联系的、有分析的、视野开阔的综合研究。
本文将着重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现实的,民族情绪可以对政治构成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但并不构成最终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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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西行与中国朝野的观察
1941年初,中国政治的焦点集中在皖南事变。尔后,围绕皖南事变的政治解决条件,国共政争转移到二届一次参政会。当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一则外电消息将中国朝野的关注点从国共问题转移出来。
(aIhUaU.COm)3月8日,日本方面宣布,外相松冈洋右将出访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松冈西行,立即引起中国各方高度关注。
3月1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在历史上,日本外交大臣出国,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其例不多。”此即松冈西行所以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松冈西行的意图,社论判断:“松冈一定要对德提出以下几项问题:一、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解决中国战事?二、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在太平洋上作战?”社论的要点有两个:其一,判断松冈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其二,判断松冈的主要意图是要求德国帮助解决日军南进的一系列条件。
3月22日,重庆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松冈洋右访问德义,颇为各国所注视……在日本,以现任外务大臣亲自访问友邦,自属创举。若在欧美,则为极寻常事,丝毫不足惊异。惟松冈此行,适在南进声浪最高时候,不免有相当重要性。”社论就松冈意图提出四种可能,均限于日德之间;同时,社论倾向于认为,松冈主要是为观察德国有无战胜英国的把握,从而决定日军是否立即南进。
松冈出访苏、德、意三国,其中哪一个是主要目的地,此即判断松冈意图的主要依据。《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社论均将主要目的地判定为德国,这样,其观察的范围便只能局限于日德之间。这种观察方式,实际上是把松冈的苏联之行视为借道。其实,松冈的目的地恰恰是苏联,出访德意很大程度上是为搅乱视听,掩护访苏。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可能一时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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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日德之间并未订约。毛电之高明便在于,没有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关系所迷惑,不仅提出日苏签约的可能性,并对其后果做出预判。毛的意思是,如果日苏签订政治条约而相互妥协,日军便将南进与英美开战,“大战即发”就是此意;受此影响,国共两党关系与中苏国家关系亦将恶化。
松冈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3月12日由东京启程,经中国东北到莫斯科,再到柏林、罗马,最后,以经苏返国为名,4月7日再抵莫斯科。松冈二度到苏,这一回引起了重庆舆论些许不安。
4月9日,《大公报》再发社论:“松冈在莫斯科有何企图……我们愿凭常识,加以判断。”社论判断,松冈“企图取得苏联中立的保证”。为此,社论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企图如此,苏联是否能教日本满足其欲望呢?我们的常识判断,是不能。”
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判断:松冈与苏方“甚或更进一步而谈及互不侵犯条约问题,难保不是松冈此行的企图。但是,我们相信在现状之下,这些问题,都不易解决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松冈此行必无结果,但至少可说结果甚小,等于没有。”
《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的两篇社论,就日苏会谈可能涉及的议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研判,此即WWw.aIhUaU.COM双方可能商谈中立和互不侵犯两个条约,但结论都是否定的。
4月13日,松冈与莫洛托夫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依约遵守中立。”与此同时,双方又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这里,所谓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之间互不侵犯。因此,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具有中立与互不侵犯两种性质。
显然,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的签署,相当程度上超出了重庆舆论的“常识”。至此,备受各方关注的松冈西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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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舆论的反应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苏共同宣言的签署,等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因此极大地刺激了重庆舆论的民族情绪。另外,日苏条约还引出了一个是否有违中苏条约的问题。
1937年8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代表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换句话,就是苏联不得与侵略中国的国家签署任何协定。日本肯定是对中国的侵略国,因此,苏联与日本签约,被重庆舆论视为有违中苏条约。
归纳起来,南进问题,满、蒙问题,有违中苏条约问题,以此三点为中心,引发了重庆舆论对苏联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4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向苏联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日苏宣布中立,“这WWW.aIhUaU.coM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其二,依据1937年的中苏条约,认为“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其三,满、蒙问题侵犯了中国主权。
最后,社评以一种极为失望的情绪表示:“以上三点,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不论苏联的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的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
aIhUaU.cOM常可憾可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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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所提三点,实际上就是指苏联出卖了中国。
对苏联的失望所引出的直接后果之一,表现为对苏联的政治信任的动摇。4月16日《大公报》再发社评,内称:“中国一般智识分子,对苏联多年特别重视,这不仅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因为相信列宁扶助东方被压迫民族政策有重量有前途之故。日本是东方压迫弱小民族的最强国,而中国当其侵略之冲……因此中国人易于判断苏联在理论上不应与日本妥协。今天证明苏日的确妥协了,中国智识界可由此证明过去二十年观察的错误,同时严格证明支配国际关系的要素,绝对是一元,就是国家本位的利害关系。”
通过日苏条约,证明列宁理论失效,证明苏联不可信,这的确是日苏条约在一部分人群当中产生的负作用。
社评中还有一些颇具情绪化的文字:“今天证明幸而我国抗战的决策不是依靠某友邦或某某友邦,换句话,假若我们是依靠苏联,今天岂不大失面目吗?”
《大公报》的这种失落情绪,被军令部长徐永昌记录下来。徐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们数年来政治完全受着苏联支配,学者与青年更是彻底受着麻醉,还讲什么不依赖苏联,即大公报本身亦是六七分以上被麻醉者,今日社评无宁说是自供或是一种弃妇怨。”
徐是国民党内的右翼,将《大公报》的几句牢骚话称作弃妇怨,既是讥讽,更含快感。
因日苏条约而产生的冲击波同样体现在左翼人士身上。4月19日,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联名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
公开信向斯大林提出三个问题:“(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最后表示:“其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以上九人以救国会为主体。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超出一般舆论的范围,但九人均为著名左翼人士,而出自左翼人士的质疑,则是日苏条约负作用的更为深刻的反aIhUaU.COM映。
公开信一式两份,一份送交苏联大使潘友新,另一份则送宣传部长王世杰转交中央通讯社。王世杰日记载:“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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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左翼人士的“责问”,其中所反映的政治动向,正是国民党所关注的。
对右翼而言,左翼的此一态度肯定更具利用价值,因为苏联可与中共相联系,从而将对苏联的情绪导向中共。国民党理论刊物《中央周刊》载文称:“共党靠了它的宣传,一时颇能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但在表面化之后,就不免失望。王造时氏等九人一向是中共的朋友,但苏日协定成立后,他们致史达林的书信,其所取的立场和延安方面可说完全相反。”
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将人们对苏联的失望转换为对中共的失望,这是右翼舆论普遍采用的方式。
关于中间派这一回的表现,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总结:“四月间苏日中立条约订立,顽固派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此时各党派态度都很好,并无反苏言论……但也有部分进步分子上了当,如救国会曾对苏联表示怀疑。”
关于日苏条约在重庆的各式反应,周恩来4月19日报告延安: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总之,由于日苏条约可以理解为苏联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可以理解为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为此,在重庆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而各派势力则利用此一争议,力图将中国政局导入各自的轨道。
面对重庆的各式争议,毛泽东又是如何观察并回答问题的呢?4月20日毛复电周:“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
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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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电是从国际战略关系的视角,对国内政治关系所做的清理。毛的核心意思是,日苏条约对苏联是有利的,只要时局对苏联有利,英美与国内各派都将靠拢苏联。此言隐含的另一意思就是,只对苏联有利,必然对中共有利,因此,毛的语气颇为从容。
重庆高层的反应
4月13日,宣传部长王世杰记载:“晚十时接到报告,谓松冈已与莫洛托夫于今日下午二时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协定'及关于满蒙之共同声明者……予当即以电话报告蒋先生。&rdqWWW.aIhUaU.coMuo;根据这个记载,王世杰可能是第一个将此消息报告蒋介石的。
与一般社会舆论形成明显区别,国民党决策层在日苏条约问题上基本避免了情绪化,尤其蒋的态度较为冷静,主要是以该条约作为依据,据以观察东西方战略动向。
4月14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研讨日苏条约。王世杰记载:“今晨予于中常会席上,报告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予亦主张慎重。”
中常会的基本精神有两点:其一,避免刺激苏联;其二,满、蒙问题需明确表态。
当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
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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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声明有两个要点:仅限共同宣言,不涉及中立条约;仅限满、蒙,不谈其他。这正是中常会的两点精神。
4月15日,官方《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重点指责苏联,尤其是满、蒙问题。内称:外蒙“既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则未得中国同意,不能擅称为一国,而中国的友邦亦不能承认其为一国,彰彰明甚。”“伪满是暴日所操纵的傀儡组织……苏联当局屡次发表外交政策,皆曾郑重提及苏联政府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决不承认伪满,言犹在耳,事岂忘心。”
社论所提问题并未超出《大公报》的范围,但因两报身份不同,《中央日报》的言论势必助长反苏情绪。为防止此类言论失控,王世杰立即对相关单位采取控制措施。4月15日王记载:“今日予召集政治部、青年团及中央通讯社与新闻检查局等机关负责人员谈话,坚嘱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予言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
王世杰的反复“坚嘱”,对于重庆的反苏言论多少有所控制。
14日上午的中常会蒋本人并未出席。当日中午,蒋在官邸召集军方高层人士,就日苏条约所传递的国际战略动向展开研讨,显然,蒋所召集的这个WWw.aIhUaU.COM会议较之中常会更为务实。
徐永昌记载:“午饭在蒋先生处,有程、白、张、贺、刘、卫、顾、熊等,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是集中力量防备德国。这种看法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德军是否进攻苏联?蒋之官邸会议主要就是研讨这个问题。
徐永昌认为:德国近来挑衅苏联,目的是以外交手段迫使苏联就范,并非真要进攻苏联。而苏联所以与日签约,“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亟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徐的核心意思是,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双方只不过是以各种姿态做给对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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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的意见未能得到蒋的认同。徐记载:“蒋先生以为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 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蒋的意思是,德国往往以政治而不是军事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判断今夏德 必攻苏,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在防备德国进攻。蒋所以关注苏德战争,其根本考虑便在于,德军一旦攻苏,重庆政府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共问题,便将随之而解。
总之,14日的官邸会议表明,蒋以及军方高层所关注的问题是,通过日苏条约而观察国际战略动向,而满、蒙等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恰恰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日苏条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苏联对日妥协,苏联通过这一妥协,将日军这一祸水引向他方。显然是受苏联此举的启发,重庆高层随即有人向蒋提出“和日”之策,试图通过“和日”而谋取重庆的利益。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头一个向蒋提出“和日”的,是军令部次长刘斐。
4月18日,在蒋召集的军方高层会议上,刘斐向蒋建议:“今日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宜以和日 要挟之。”美苏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一旦中国“和日”,从理论上讲,日军便可从中国战场脱身,而日军一旦脱身,肯定将对美苏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所谓“皆惧”,此即要挟的条件,“以和日要挟之”,就是要挟美苏加WWw.aIhUaU.COM强援华。
刘斐的意见随即被蒋否决:“蒋先生谓,我国民及军队智识太低,行之碍难。”蒋的意思是,和 日之策难以为国民理解,可能弄巧成拙。蒋之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但制止的态度则十分迅速。
《大公报》刊载了这样一篇长文,作者称:“记得有位同学和我谈天,他歌颂苏联,他崇拜史达林。”“这一类的同学们都很自负,以为只有信仰马列主义才叫思想前进,我不能说服他们……但是,在今天我知道了除了学识和口才能说服人外,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事实。四月十五日〔按:应为13日〕苏日成立了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松冈是什么东西?日本帝国主义的小代表,史达林是何等人物?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我可不
知当年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学现在作何感想?”
通过日苏条约和共同宣言,据以提出苏联、斯大林乃至马列aIhUaU.COM主义等等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动摇左翼青年的思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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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论所指与其意,中共方面当然读懂了。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吴克坚的文章,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吴文写道:“近来有些刊物,例如最近五一国际劳动节某些报纸的作者,都对'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加以非难,根据下面一种逻辑说'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也是主张不爱自己祖国的。”
吴克坚着重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保卫祖国”的论述,强调:“'保卫祖国'的口号如应用于不正义的战争就是不正确的,反之应用于正义的战争就是正确的。”吴文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重申中共拥护抗战,表示:“抗战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站在保卫祖国最前线的哨位上。”
吴克坚的答辩被王世杰记录下来。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新华日报主笔吴克坚今日著论辟'工人无祖国'之说。盖近自日苏中立条约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辄为苏联辩护,即对该约承认满蒙两傀儡之声明亦然,一般舆论群以共党不要祖国为言也。”王世杰的兴趣并不在于“工人无祖国”的确切含义,而在于这场争论的由来---日苏条约。
将“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对立起来,就是要将中共置于国家民族的对立面,这场争论既是理论问题,更含政治问题。6月15日与2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代论,进一步解释并回答这些问题。
中共的民族性所以被质疑,很大程度上出自中共对苏联的立场态度。为此,周恩来首先依据孙中山关于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点,由此展开对苏联的解释。周说:“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以平等待(aIhUaU.COm)我的民族,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合乎这种条件的,当然是苏联。”
把苏联的国家性质界定为“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共的对苏立场也就具有充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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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无祖国”的论题既然被提出,也就必须回答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条件下应当“保护祖国”。对此,周恩来依据马列主义有关原理,对两个问题做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论述。
周恩来以国家性质作为切入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如何能心悦诚服的热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呢?!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说法,便是指他们而言。”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代表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因此,“'保护祖国'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他严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这与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并无矛盾。”
关于两个口号的具体实用范围,周这样举例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国是拥护抗战,'保护祖国',而在日本则是反对战争,则是'工人无祖国'。”
周恩来等人的辩论文字,其核心在于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和战争的性质,决定“工人无祖国”这个论点的前提和条件,从而对其具体适用范围加以限制和区别。一般而论,可以认为周的解释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具体而论,这场争论毕竟是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不可能接受日苏条约尤其是共同宣言,因此,这个解释也很难说获得了广泛的接受。
结束语
日苏条约签署第二天,蒋随即据此判断:德军“今夏必对苏作战&rdquoaIhUaU.COM;。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在此条件下,日军是否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重新成为一种可能。而随着日军北进可能性的再度展现,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又随之减弱,为此,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各式争议,在中国戛然而止。
日苏中立条约及其附属的共同宣言,具有鲜明的双重或多重性质,一方面有利于苏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本。反映在中国,其利弊则呈现为更加复杂的多元性质。中共所以称其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因为它“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国民党所以强烈不满,因为它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而一般社会舆论所以群起抵制,因为它变相承认满、蒙。视角与利益不同,立场与观点必然各异。
自日苏条约成立以来,在中国先后引发两轮政治冲击波,首先是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尔后则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掺杂起来,其中的是非往往很难严格界定,因为,民族问题往往最具刺激性,民族情绪即使是狭隘民族情绪,往往最具民众基础。但是,就政治的取舍而论,其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任何情绪,而是取决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什么是主导,什么是从属。
在今天看来,日苏条约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与观点,做出完全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集多种利弊于一身,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