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化缘校长莫振高的事迹太感人了。
为了能让贫困孩子能读上书，他千辛万苦划回三千多万，不仅全免除贫困学子的一切费用，还每月发给伍佰元生活费。看到那绵延数公里的送葬队伍和那一双双从各地赶来的泪水长流的学生们，即使再硬的心肠，也禁不住那强烈的感染。由此我想到我的一个同学，也是一所省重点高中的校长，他大肆向学生敛财，被市纪委书记亲自坐阵查处。
由此我还想到，现在学校的老师，不向学生收取这样那钱的人很难找。他们把学生当摇钱树，掏空心思打学生的主意。还好在我的教书生涯里，我敢拍着胸脯说，没多收过学生一分钱，也没为任何一个学生买过一份资料，反而还给极穷的学生买凉鞋、买钢笔（我妻子教学前班也给极穷的孩子买凉鞋、铅笔），垫钱为学生报名中考，上高中。不仅这样，我还为抵制学校多收乱收费而被扣押工资达一年之久（万般无奈之下，在媒体的曝光下，才要回了我的工资）。
我省成都7中历史老师叶德元的活动教育的事迹让我想起了我在80年代初常带学生逛市场，“游山玩水”，课堂自学为主而被认为不务正业差点被开除的往事。每每想起这点，心里就隐隐的痛。
学生眼里心里的“谭妈妈”谭兰霞更是把每一个贫困至极的孩子记挂于心。
特教音乐老师张龙走进盲人孩子的心里的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动不已。
他们都是在用他们那颗滚烫而善良的”心“去教每一个孩子。他们才真正配得上教师这光荣而神圣的称号。
回忆我近40年的老师生涯，再与他们比起来，我真是感到羞愧。
我1976年，被推荐为我家住大队学校民师。挂了个名，但什么教学设施都没有（没有教室、没有桌子板凳、没有黑板）只有我们3、4、9三个大队和邻近公社一个队的共六十五个学生。当时我的心都凉了，想不干。但看见那一双双望着我的眼睛，再看看那一张张花猫般的脸和沾满污垢和泥土的手，我的心软了。再想到当时大队村社干部会上是我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邻居老党员为我据理力争才被选为了民校老师。我不干有愧于那双双眼睛，对不起我那“最可爱的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绝不能让这些孩子因这里没初中（因没老师）而大多读不成初中。
为了办起这个班，我让学生把家里不论什么样的桌子板凳，尽量从家里匀抽（因为很多家庭没有多余的桌凳）带来。第二天，高低、宽窄 、长短的各样凳子带来了，没有教室（一年后，两个大队合力修了一间土墙教室），我们就设在过厅里。过厅的下边是教室，过厅的上边是一个乒乓台，台的后面是学校伙食团。我在学校找了一块废旧的黑板，斜立在伙食团的墙边。这样，我的初中班正式开学了。
记得那一年9月9号，是毛泽东主席离我们而去的日子，我就在伙食团的墙上办起了一块有十来个平方的墙报，墙报上边是：挥泪继承主席遗志，誓将我们初中办好。两边是用毛主席的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其间的所有内容都是我用毛笔一篇篇写成。有转抄报上的，也有我自己写的，也有学生的简短话语。
我正是利用这悲恸的事情，给孩子们讲起了为什么要好好读书的道理。他们听得很认真，不少学生还伤心地掉起了眼泪。
为了让每个孩子每天都能来学校，我允许他们带着弟妹来上学。好些学生早上来，没有洗脸，我就带他们到校门外的田边给他们洗脸洗手。
记得77年上年，四大四小何贵菊两天没来上课。我去家访时，见她刚和母亲从田里拉谷草回来，脚上的泥还没洗，又要去挑水。我从她手里抢过扁担水桶，从数百米远的水井里挑了 五挑水把缸灌满。可她妈还是不让她读了。原来是她爸爸病了。了解这一情况，我后来就带学生常到她家帮忙，这样她才得以读书。四大二小李英同学，因爸爸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作，家里没有劳力，母亲强留她在家干活。我去家访的时候，她正在帮母亲应（浇的意思）粪（母亲挑）。我给她母亲说，希望她让女儿继续读书，可她却指着粪桶说，你看嘛，哪里走得倒（哪里能去读书），以后顶她爸爸的班，读不读都没得啥子。我从她妈的手里抢过尿桶给她挑粪，便做边和她母亲谈，终于同意让她继续读。
为了减轻学生二块四角钱的学费负担，每学期的书本都是我一个人从十里多远的完小挑回（扁担曾经都挑断两根），不让他们出一分钱运费，我还发动他们捡狗屎卖给生产队来减轻家里的负担。
那时我们两个老师包班。我教数化政治音乐兼班主任。虽然辛苦且待遇也低（我和我曾经的初中数学老师被定全公社民师工资最高，28块一个月-，其他都是22至27.那时，国家每月给14块，另外14块由大队年终算工分补发),但心里却由使不完的劲。有3、4次遇到学生生病，我飞叉叉地北汽她们就一口气跑向大队3里远的合作医疗。一年后我被评为区先进教师（那是自文革以来我区规格最高的一次表彰大会：白天交流先进事迹，晚上看电影，整整3天3夜）。
那时初中学制是两年，只有一个学期我就可以把他们送毕业，可是我77年高考后，于78年3月离开他们而去了师范学校。我的民师生涯就此结束。
回忆起那一年多的风风雨雨，现在还历历在目。
79年下年，我从师范分到 区中心校带班实习，直到后来正式分到这个学校。在最初的十来年，尽管当时被社会冷眼蔑视（全社会都这样）、且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连工资都领不上，我还是像教民中一样卖力。可是后来我渐渐变了，不再像原来那样，把每个学生放在心里，特别是因我的教学理念与官方冲突比较大后，我再也提不起神去专注教育教学。除了课堂认真教以外，基本不在课外给任何学生以任何辅导。一放学，就走进茶馆，与那些质朴到家的农民朋友有说有笑，享受快乐！
我曾经多次被要求在教师节大会上发言：我总是说，教书是良心事业，只有用一颗真心去爱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对差生和调皮生更应如此，这才是做老师的基本职业道德。
看着眼前这些最美教师，我除了动容就是羞愧。
在今天上午学生的声声祝福里，我更感到曾经有愧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