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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追逐美色，在男权社会中屡见不鲜。
现代社会，官员的绯闻亦不断见诸媒体，让人想起清朝官员的性丑闻。1、清初严厉禁娼清初，统治者吸取明朝荒淫亡国的教训，下令京城之内严禁各级官员嫖娼狎妓、侑酒行欢，违者削职问罪。《大清律例》规定，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的要打六十大棍，拉皮条的打三十大棍。 清末明信片“名妓花”此政策在咸丰之前贯彻得比较彻底，京城的妓院几致关门停业。平康北里的官妓几乎绝迹，即使有些私窑暗娼，一般官员也不敢问津。但官员们另辟了蹊径，玩同性恋，狎相公、逛相公堂子（男娼馆），狎伶之风在官员中盛行一时，巨商富贾、达官贵人纷纷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当男宠。2、清中叶流行男风乾隆之后，男风盛行，以至于公卿大夫竟以狎妓为耻。野史说，乾隆帝与和珅就有段同性恋秘史。只活了19岁的同治帝，18岁微服私访，在小酒馆结识了一个河南书生，两人相好了一场。广东东莞一花甲老头酷好男风，死后，其宠男竟以命殉死。《品花宝鉴》中的狎伶老手、乾隆状元毕秋帆，当其妻子称男娼还不如老妈子时，他说：“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清朝官员还流行狎伶。戏院粉墨登场的男旦尤擅长以眉目传情，特别是演潘金莲、纺棉花、钉缸等“黄戏”，很吸引男人。这些男旦，红极一时的被称为“红相公”，门庭冷落的则是“黑相公”。如清初入京的王紫稼，红极一时，成为豪门权贵、文人雅士追捧的对象。
据说，在清朝男风盛行的时候，伶人见了妓女，还要相互行礼请安。理由是妓女虽然沦落风尘，一旦从良，还有受诰封的希望，而伶人绝没这个资格。3、咸丰后狎妓成风咸丰年间，嫖娼禁令日渐松弛，京城八大胡同中的“清吟小班”和“茶室”经常有官员悄悄出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狎妓之风就变得堂而皇之了。1900年，庚子之乱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解体，道德堕落到了极点，百姓对“妓”和“烟”普遍认同，逛窑子和进大烟馆成为当时的时尚。官场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欢。《京华春梦》说，京城的韩家潭、陕西巷（八大胡同地名）等地，妓院林立。南方的美女，纷纷“北漂”淘金，长安街满是从浙江、江苏来的佳人。1905年，妓院获得了官方的营业执照，妓捐成了警察部门的财源。逛窑子成为京官的主要娱乐方式，一些官僚还纳妓为妾。一些候补官员，也借来官服，摆出官架，坐着官轿，由男仆打着灯笼去妓院嫖娼。当时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京里这么一住，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得这样来去不太方便，便邀请我到他们府里，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载勋）、庆王府（奕匡）我都是常去的。”4 、载振的性丑闻晚清，段芝贵把杨翠喜送给庆亲王之子载振之事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段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袁世凯野心勃勃，段就拼命为他拉拢满清王公，也为自己找升官发财的捷径。杨翠喜为河北通州人，幼年家贫被卖给乐户习艺，豆蔻年华出落得秀眉慧眼，琼鼻樱唇，肌肤如玉，婀娜多姿。一副金嗓子，更以演花旦戏见长。
当时，对她追求最猛烈的是风流才子李叔同，他每晚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她回家。他为杨翠喜解说戏文的历史背景，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1906年，庆亲王奕匡之子载振赴天津，袁世凯和段芝贵宴会后选天津名伶演出以娱载振。杨翠喜珠喉婉转，娇态盈盈，将风月之情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更令载振赞不绝口。袁、段会意，即叫人奔走说合，以10万大洋（约今1200万元）的身价，换得杨翠喜允诺，在次日夜送入载振新馆。接着，段芝贵升为黑龙江巡抚。5 、清末的花国选美清末一些官绅，还每年张罗起“花国选美”。李伯元主笔的《游戏报》、吴趼人主持的《笑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在1895年至1897年，连续三年张榜评点花魁。因此，他们得了“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的称号。有些花榜主持人，如二爱仙人李芋仙、柘湖渔郎、痴情醉眼生等，平时也把青楼当做消遣之地，以品花狎妓为乐事，以填词吟诗为风流。不少妓女，经过他们的包装、炒作，名声大噪、红得发紫。清末世风侈靡，官员们于红灯区醉生梦死，一掷千金，清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渐渐流失，草民恨官如仇。待孙中山等人振臂一呼，这个腐朽王朝即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