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比周恩来或刘少奇更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龙种收获跳蚤，喷火的毒龙在泥潭中沦为蠕动的蛆虫。
德生是山东沂水人，家庭属于刘少奇的阶级兄弟（小地主家庭）。他们在天下太平的时代，或许会通过科举，上升到康生的阶级（大地主家庭）。他出生前一年，拳乱爆发；开蒙前五年，科举废除。私塾还没有读完，大清皇帝就逊位了。内地乡村小资产阶级看到价值阶梯在他们面前倒塌，很快就丧失了培养和指引下一代的文化自信。土鳖家庭的子弟在农村青年普遍已经结婚的年龄，跌跌撞撞地转入民初小县城的四不像教育，痛苦不下于缠足妇女被革命军将士强迫放足。他天生资质平庸，很快就放弃了出人头地的想法。教育给他带来的唯一信念，就是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劳动。1921年，他接受了野鸡大学“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函授。这样的文凭不可能给他带来官吏或知识分子的准入资格，闯荡江湖的游医又根本用不着支付这种不必要的成本。人生最初的选择泄露了他毕生难改的性格特征，两头落空的小聪明。
hhh李德生既不愿回农村，又无法在城里立足，度过了五年毫无浪漫可言的漂泊生涯，最后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在七道沟的东华大药房安顿下来。这意味着他白白折腾了十年，回到了跟起点完全相同的阶级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他连这条鸡肋都没有保住。浪人还乡，没人为他宰杀牛犊。即使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农，也不会看不出他的多余人和失败者气质。国民党恰好在这时推动华北各省的组织建设，无异于给他这种人送来了一根救命稻草。
hhh国民党在华北各省原本没有任何势力，最初的党部都是共产国际和李大钊同志替他们建立的。自然，大部分华北国民党员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山东的清党流于形式，因为西北军和地方军的将领都很高兴给蒋介石留几根刺。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为了证明对方才是不可救药的分裂分子，热衷于给任何没有支持对方的叛党分子大开回家的方便之门。山东内地各县的党部大多是在清党以后才建立的，新党员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上级其实是潜伏的共产党员。沂水县的国民党指导委员会（相当于建党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28年，不出十年就将该县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主要培养基地。
hhh1931年双十节，国民党沂水县党部组织部长邵德孚（1897-1967，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城里街人，1926年在沂水县立模范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共，1927年成为中共沂水支部成员，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邵等人因此被捕，在狱中仍然坚持发展下线。1937年12月经保释出狱，后长期从事统战活动，1950年后被调往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主持了李德生的入党宣誓仪式。仅仅两年后，邵德孚的地下党身份就曝光了。李德生通过国民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指示，以“李氏私立平民学校”为白手套，负责“培养中共干部”。（日本警视厅特高一课：《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纪录》）“远方”（苏联）在本县的匪运工作以青帮为重点，命令李德生和本地干部加入青帮组织，“先求感情融合，再做共产主义宣传”。李德生因为工作积极，迅速提升为地下党县委军事部常委。他在军事部任内，将青帮模式扩展到红英会和大刀会。地下党的文武干部在所谓白色恐怖高潮的三年时间内，从数十人发展到数千人。他们麾下的群众组织和军事力量，论人数百倍于县府官吏和正规军。（《山东省志资料》1960 年第 1 期）①
1、“李氏私立平民学校”先后有二百余名学生加入八路军。开办学校的同时，李德生还担任了沂水第二区民团团长，部众多达三千余人。
邵德孚
hhh李德生器小易盈，怨恨家乡父老的势利眼，借着国民党的“银桃子”东山再起，自然会利用“打倒土豪劣绅”的政策公报私仇。家乡父老或土豪劣绅见势不妙，纷纷向省城告状。韩复榘迟疑不决，但共产国际急于变现的心态替他做出了决定。1933年，苏、鲁、皖、鄂各省的地下党纷纷举事。李德生撕下国民党的白手套，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县城，几天时间就打破了大清三百年的纪录，将他的私仇和党的阶级敌人屠杀殆尽。韩复榘无法装聋作哑，派兵夺回县城，但他无意改变纵容政策，更不想切断地下党的交通线。暴动者一旦退出战斗，就可以若无其事地做原来的工作。土豪劣绅的幸存者虽然到处上访，却没有任何机会改变家破人亡的命运。示范效应自然极大地鼓励了地下党以后的招募工作，正如1950年代的红河三角洲和1960年代的湄公河三角洲。李德生在满洲国避了一阵风头，就回到老家继续孵育布谷鸟蛋。①小布谷鸟又会产下新的鸟蛋，遍布鲁西南各地。八路军阑入山东以后，立刻得到他们的配合。
1、1933年4月，中共山东沂水县委组织暴动。韩复榘派兵镇压，很快将暴动的人马打散。李德生避往安东七道沟东华大药房。次年冬，李德生潜回家乡。1936年春，“土豪劣绅”通过县长张里元向韩复榘告发，说他仍在为中共活动。同年3月9日，上海党组织来信，通知李德生赶赴上海，接受新任务。
hhh远东局高度评价李德生的成绩，认为他完全配得上更重要的岗位。1936年3月9日，李德生奉命赶赴上海。3月14日，他入住爱多亚路中南饭店，两天后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上海情报科干部“老金”①。组织为李德生提供了资金、铺面和“女主人”（张鸣先，由组织安排与李德生先结为夫妻），在南市王医马弄八号开办“国医李德生诊所”，为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提供掩护。李德生老家最大的地主和最阔的老板如果来到物价排名世界第四的大上海，肯定不可能住得起这样的酒店、买得起这样的店面、娶得起这样的女人。他对组织感激淋漓，自然不言而喻。
1、老金，即舒某，李德生抵沪时的联系人，上海情报科负责人。李德生后来供认，上海情报科名义上由刘亭负责，实际由“老金”“执牛耳”。
上海滩
hhh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强调云数据，使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间谍相形见绌。他们平时就对所有社会闻人和社区凝结核了如指掌，把他们的秘书、洗衣妇和接线员变成自己的下线，宁可积累海量貌似无用的档案，绝不冒临时抱佛脚的危险。他们知道社会党领袖江亢虎在什么时间地点搞过什么女人，警备司令杨虎的姨太太喜欢哪种小说。①大小官员婆媳不和，他们比男主人知道得更早。土豪、大哥在谁手里存了多少私房钱，他们比女主人知道得更清楚。他们捕捉猎物的耐心和细致，后者即使死到临头都无法理解。许多从不涉及政治的小老板直到三反五反才发现，妻子早就将他做假账的秘密交给了组织，因为十五年前寻花问柳的纪录，已经在伙计积极分子学习小组内部传阅了多时。张作霖之流老派人物搞情报，就只能临时抱佛脚，找到几个关键政治人物，试图用钱和私交影响他们。这样花的钱更多，效果却差得多。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适合做地下活动，因为将军的理发师总是比将军本人知道得更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相当于科学家和小白鼠，从信息落差的角度讲确实没错。
1、李德生等人搜集的情报包罗万有。他后来供认，1941年春“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强奸某办事员”，“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之妾左倾思想非常浓厚，和小说《花溅泪》作者于伶（原注：进步分子）交往密切”，“内政部长陈群的六姨太和日本某要人私通”，某官员与某官员交密或不协等等，都在搜集的范围之内。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
hhh战争爆发后，潘汉年、柳绍文接管了上海情报科。1939年，李德生调任南京情报站主管。①他故技重演，以洪武路长治里中医诊所为掩护。沪宁两地情报站的联络，依靠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电讯社的内线。上海和延安的联系，依靠孙殿英和孙连仲的军队。他们都是西北军的余部，骨干都是共产国际培训的人员。共产国际在香港的分部，通过电台为上海总部传递信息。情报员不得发展横向联系，除上线外不接触任何同僚。除共产国际的经费外，情报站还接受满铁事务所情报社的资助。②原因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对日本的渗透，就是日本怀有三国演义的隐秘动机。
1、1939年3月上海情报科成立南京组，由李德生负责，4月移住南京。
2、中西功，1910-1973，出生于日本三重县，1931年4月就读同文书院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再次赴华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1934年加入“满铁”总社，1938年任满铁上海办事处主任，加入了中共上海情报组织，化名为“大王”。1939年，中西功又参加了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他配合另一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1907-1987，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政府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情报）部顾问），把大量战略情报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1942年6月被捕，1945年 9月被判死刑，一个月后根据美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被释放出狱。1947年4月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1958年至1963年，中西功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发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活动被捕。1973年病死。
中西功
hhh李德生论级别不过中级干部，但共产党的任何高级干部都会在政治保卫局的小官面前发抖。他在宁沪工作不过几年时间，接触的隐秘已经相当惊人。他毫不犹豫地利用知识就是力量的原理，揭发了最初的上线老金。李德生指控后者贪污了福建盐务总办刘树梅秘密接济八路军的款项，组织很快将他们夫妇押回延安。①此后，他们再也不曾出现过。老金的妻子遭到连坐以前，曾经是宋庆龄的上线。宋庆龄虽然对无产阶级的保姆一往情深，对革命同志的命运却始终讳莫如深。无疑，这些都是革命纪律的一部分。
1、1938年末，“老金”因私用福建盐务总办刘树梅给八路军的军费捐款五千元，被李德生与已去新四军的“老亓”通过时兼八路军驻沪代表的上海党负责人柳绍文向延安参劾，于1939年夏与妻子同时被延安招回。“据闻夫妻在延安都遭到监禁”。
毛与康生在延安
hhh李德生知道康生是上海情报站的顶头上司①，执行过许多人不知鬼不觉的使命。他们通过天津的下线，散布日本人给劳工下毒的谣言。许多诸如此类的谣言，最终变成了中学历史课本的组成部分。北大教授孙全②也是康生的部下，负责搜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情报。他的名气比李大钊小得多，但历史地位却不见得更不重要。莫斯科和延安了解北平前线的信息，总是比南京更迅速和准确。莫斯科通过内线操纵西北军的小动作，精确地调节战争爆发的节奏。李德生还知道汪兆铭的私人顾问汪锦元和龙云的亲信季仲夏③都是自己人，南京和昆明在莫斯科眼中完全是透明的。
1、李德生误以康的化名“赵蓉”为本名，他被捕后供认，康为上海情报科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政治保卫局”时已改为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李德生这样说当是内部沿用的说法）
2、据李德生被捕后供认，孙全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联络人，后去了重庆。孙全曾传来如下情报：1936年夏报告，地方军阀孙殿英秘密准备利用华北民团反蒋抗日，受孙之委派，孙全来沪与宋庆龄会面，“老金”也曾面谈。1936年冬报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对中共没有丝毫好感，常对部下说“扑灭共产党，打倒日本人”。1936年冬报告：北平“蓝衣社分子”不满宋哲元的压迫，蒋介石和宋的关系日益恶化。因蓝衣社宣传“宋哲元和日本签定卖国协定”，宋威信扫地。
3、据李德生被捕后供认，季仲夏为昆明大学学生，昆明联系人。季仲夏曾传来如下情报：1936年冬报告：龙云和日本方面秘密联络，日本人常去省公署和龙会谈。1937年夏报告：昆明大学国共两党学生纷争，龙云“乘机”对两方“破坏”。
hhh李德生对付浑身长满匪谍窝的国民党，已经驾轻就熟，但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他的厄运就开始了。理查德·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上海情报站的日本特工中西功随之暴露。特高课在中西功的联系人当中，发现了李德生。李德生在东京受审后，承认自己“罪孽深重”。他表示日本人如果宽恕他，他愿意以毕生精力“为大东亚圣战奋斗”。大多数被捕的共产党员都会写悔过书，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打杂的外围。组织在审查干部时，通常会把这样的纪录当做斗争策略的一部分。只有在故意整人的时候，才会小题大做。然而，政治保卫局另当别论。他们有可以泄露的秘密，不能视为啦啦队员。
hhh无论因为李德生的悔过态度，还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利用价值，他都得到了宽大处理，关押在著名的南京老虎桥监狱里。1944年，饶漱石派扬帆访问南京。日本人保证维护上海到延安的交通线，新四军保证维护南京到天津的交通线。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表示和谈诚意，派三名代表护送李德生，交给六合的新四军代表。（《南京党史大事记》）①李德生回到同志们的怀抱以后，就从所有的历史纪录当中消失了。政治保卫局演化为社会部，然后分化出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在外交部、教育部和几个工业部安插了底盘。李德生的同事和部下遍布这些部门，今天仍然盘根错节。文革前后许多貌似不可理解的现象，都是他们暗中操作的结果。
1、《扬帆自述：日本投降前夕二去南京的特殊使命》：有一天，饶漱石来找我，要我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叫纪纲（即李德生）的人。他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这次是南京日军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那里派他来的，说有重要信息要向我们传达。饶漱石要我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我和纪纲谈话，并从多方面查证中了解，纪纲确是我们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为职业作掩护。在他领导下有二个重要的情报干部，一位是汪锦元，原是留日学生，布置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合地带”等重要机密材料。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陈汝周），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这位日本记者后来被日方发觉逮捕了，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等同志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郑文道同志在被捕后不久牺牲。(一九八二年已追认为烈士)。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后因陈璧君等的交涉，纪、汪、陈三人改判无期徒刑，这次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从监狱中将纪纲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确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一九四五年六月间，纪纲从南京带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我们事先的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
hhh李德生如果没有被秘密处决，很可能已经改名换姓，担任不比扬帆（上海公安局长）和顾准（上海财政局长）更次要的职务①。早期共产党人剪辑和交换生平、身份、妻子和家庭，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如果早已葬身在六合的江水中，当然更加不值得惊讶。华中局索取他的各种可能理由当中，最明显的一种就是杀人灭口。斯大林从国外交换回来的共产党员，经常落到同样的下场。他已经泄露了很多，但没有人知道他还有多少可以泄露的东西。他的才具和他的名字一样平庸，但尽管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如此，他比周恩来或刘少奇更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共产国际不惜血本，用贵族家中抄来的珠宝和钻石，用俄罗斯人民口中夺来的鲜奶油和白面包，俄罗斯为东亚培养了第一代精英恐怖分子。他们正在像落入水中的粗盐，缓慢但无法逆转地消磨殆尽。新一代土鳖干部渐渐取代了他们，李德生就是后者的最大公约数。列宁主义的在东亚的本土化，真正的意思就是：愚钝的残忍和卑贱的邪恶首先玷污、最后替换了疯狂的骄傲和冷酷的仇恨。龙种收获跳蚤，喷火的毒龙在泥潭中沦为蠕动的蛆虫。
1、西里龙夫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昭和25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住址，李（德生）夫妻从平壤和京城发来过两封信，从那以后联络就断绝了。”
学者程兆奇在2005年第5期《史林》发表“《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一文，认为“以后李德生的去向不见于中文著述”。他后来收到几封来信。来信表示：“纪纲（李德生）是1955年被关押的，文革期间关押在山东聊城城关的一个院子。”“纪纲的女儿李美德（原静安区委副书记，原上海中级法院院长楼家庭夫人）住上海北京西路××弄×号×楼，电话6217××××，现在不知是否还能联系上。纪纲的儿子原是昆明建工局的局长，也是一位老干部，纪纲平反后和儿子一起住到昆明。纪纲是我父亲的舅舅，80年代我见过一次，是一位十分高大(约185cm高)，讲话声音洪亮，性格十分开朗乐观的老人。”“纪纲一生非常坎坷，坐了两年日本人的牢，又做了二十年自己人的牢。纪纲是在潘汉年杨帆事件中被捕的。纪纲曾在上海大学与瞿秋白共过事是老资格的革命者，我只见过纪纲一面，是在他平反后到上海来，当时他到我家看我父亲，还看了住在我家楼下的扬帆，当时陪他来的是原市公安局二处的齐姓处长（也是原特科的潘杨事件的受害人）。纪纲来时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是有如此波折经历的人，纪纲还去看了李云（原宋庆龄秘书、地下党员）。纪纲在家乡就是一颗火种，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参加了革命。我父亲王涛从小住在外婆家，也在舅舅的学校读书，因此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关于纪纲的情况。”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