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钟曲 屈原问渡
屈原问渡是用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所演奏的曲目之一，是中国古典音乐中编钟演奏类的经典之作。
一九七八年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城西北约一公里名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件一万五千余件，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古代乐器中，以规模巨大、保存最好的打击乐器--编钟最为壮观，这套编钟共六十五件，重2500多公斤，皆为青铜铸造，设计精巧，气势雄伟壮观。于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至今音乐性能良好，能演奏古今各种乐曲。编钟钟架由铜木结构呈现曲尺形，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七根彩绘横梁，两端均有浮雕着盘龙和花瓣纹 屈原的生卒年月为前340年－前278年，而据考古发现推定，曾侯乙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曾侯乙大约比屈原老了至少一百多岁，另有调查表明屈原问渡的内容参见楚辞中《渔父》一文，该文或为屈原弟子宋玉所作，故年代差度应更大。所以说屈原问渡为曾侯乙所作，完全是无稽之谈。具体作者及其出处，本人暂时查阅不到相关资料，望相关能者为其更正补充，不要让历史被刻意曲解，埋没。 一九七八年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城西北约一公里名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件一万五千余件，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屈原问渡参见屈原文“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 独清，众人皆醉 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编钟是中国古代汉族大型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古代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 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 9 枚一组的和 13 枚 一组的，等等。1957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13枚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响太空。 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57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13枚，音乐家随即用此演奏歌颂当代领袖的颂歌《东方红》。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傅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棒撞低音。经声学专家研究，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如今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 曾侯乙编钟用料是铜、锡、铅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它是公元前433年的实物。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成功发掘。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 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 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曾侯乙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编钟虽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等方面，绝不逊色于：排鼓、大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钵等民族打击乐器，也不逊色于：定音鼓、马林巴、铝板琴、大军鼓、小军鼓等西洋打击乐器，更不逊色于架子鼓等爵士打击乐器。其地位已在世界打击乐界中根深蒂固。 曾侯乙编钟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在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或将改变对钟的起源的认识。考古人员在编号墓墓壁二层台发现了1个镈钟和4个编钟，5件为1套。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编钟，此次发现的编钟属于西周早期，预计有5至6个编钟，其数量和规模超过同时期已发现的编钟，在当时属于较高等级，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曾侯乙编钟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3日的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或将改变对钟的起源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