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我1962年参高考时的准考证，可以看到，考试时间是7月20日。印刷用纸是一种极其粗糙的浅黄色牛皮纸，相片是用钉书器钉上去的。
1962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的高中三年都是在饥荒年中度过的，挨了不少饿。
那时的教育宗旨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然教育培养的是劳动者（那时的“劳动者”的概念与现在也不同，专指体力劳动），我们参加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每学期都得去农村劳动。但时逢灾荒年，劳动的时间和强度都少了不少。但是在教学上并没有重视多少，因为还要“又红又专”，要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政治。
当时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为每月30斤（其他居民为27斤），再加上食油只有三两，蔬菜几乎没有，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讲根本不够吃。为了减轻体力消耗，教育部规定，中学减少课时，可以不上体育课，我们学校规定下午可以不上自习，下课即可回家。所以学习和高考准备的是时间是很少的。
当时没有什么课余活动，放学回家我就喜欢看书，并把书上没做的练习题都做一遍。
那时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考大学热，人们认为考大学和不考大学没多大区别，大学毕业到工厂里拿的工资和工人差不多，还要多付不少学费，还要耽误几年拿工资的时间，不合算，不如早工作早拿工资。所以当时我们班参加高考的的人还不到班上的一半。
高考复习开始了，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复习资料，除了原来的课本，只有老师自己编的复习资料，油印在原来用来写标语的彩色纸上，很难看清楚。
1962年7月20日，考试开始了，我们既没有紧张情绪，也没有兴奋感。不同的是家里给我带了一个纯玉米面的窝窝头和几块咸菜（平时吃的窝窝头里掺了不少野菜）。学校派了几辆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考场。
那年考题不难，都是些基本概念，比平时小考都容易。那年的作文题是两道：《雨后》和《说不怕鬼》？后者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我选择了后者，议论是我的长项。在理科方面我没感到哪道题不会做，也没发现那道题做错了。
高考结束了，好像没几个人去讨论考题和考得怎样，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去哪弄点吃的。我和几个同学去了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的菜地，义务干一天活，可以买100斤皎瓜回来。这样我们干了几天，当我母亲看着我嗤牙咧嘴地地背着100斤重皎瓜回来的时候，心痛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当我们正为吃的而费尽心机，差点忘了还有考大学这一回事的时候，突然一天一个佩戴海军上尉军衔的军官来到我家，说我已被哈军工录取，但是档案被北大拿去了，如果他们给你发通知的话你不要去。原来，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但同时学校又为我报了一所很有名气军事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军校不占报考志愿名额，提前录取，考不上不影响你原来报的志愿的录取。这个消息让我惊喜万分：我父亲、母亲、姨和叔都曾是解放军，我也渴望当解放军，能同时上大学，给家里解决不少经济压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啊！
1962年，哈军工招生简章上的宣传照片，这三位学长现在何处？
没几天就接到了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
过了两天，那位上尉军官通知我们到沈阳集中，并把我们带到了学院，于是我就开始了五年的解放军大学生生活。 哈军工给了我们良好的生活待遇，但是多重死的教育思想和繁重的学习任务让我们苦不堪言，但是这严酷的训练也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时代变了，现在大多数人们再也不用为吃发愁了。家长、学校、社会都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希望他们成才，希望他们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羡慕他们，祝福他们！但我依然无悔于我的高考之路。
高考——终于考完了！(图片来自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