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还需要一个三步走战略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在农村实现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3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有目共睹，遗憾与失误也毋庸讳言。回顾这段历程，总结其间的成败得失，对于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殊为必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最开始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远景规划，通俗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到1987年党的13大召开时，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厘清了当时人们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并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制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2年党的14大召开，党中央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彻底扫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障碍。1997年，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二个目标都已提前完成，党的15大又及时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具体化，制定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重点发展经济向全面推进社会进步转变。2007年，党的17大召开，系统地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理论，民生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经过这么一梳理，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发展脉络就清晰可见了。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些伟大理论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理论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足以指导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实现经济上的强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美利坚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不仅是世界最强的经济，也不仅是数不清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更是比较健康的文化与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这套制度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同样，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复兴，就不能满足于做世界的工厂或者是经济引擎，而必须贡献出能够与美国文化相媲美的中国现代文化，贡献出能够比美式民主更优越的中式民主，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华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伟大复兴，中国也才算是“基本实现现代化”。
思想家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经过四个阶段：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李先生认为这四个目标既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各自独立完成，而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依次成为不同阶段的核心目标。当今中国已基本上实现前两个目标，正处于实现第三个目标的关键时期。关于这点，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是这么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正如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紧密相连一样，实现社会正义与民主政治也难以分割。众所周知，中国当前正用渐进的方式向实现社会正义努力，但是也应看到，要真正全面地实现社会正义，必须对当前的行政体制进行比较深入的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代表执政党表达了坚定的信心：“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但是政治体制怎样改革，目标是什么，分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任务是什么，温总理没有说，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缺少这样的规划。
由此看来，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改革的理论，作为一个体系，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就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清晰战略。从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将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发展经济的任务过于艰巨，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分几步来完成等重要问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和明确阐述，导致三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现在更是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瓶颈。
事有缓急先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经济突破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侧重于发展经济，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一个科学的决策。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对发展民主政治还停留于抽象的原则而不着手具体的规划，就有可能与最佳的民主建设时机失之交臂。
从当前来看，仅管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一矛盾从整体上呈现出逐渐缓和的趋势。而随着收入差距的加大，围绕着社会财富社会的分配问题，社会各阶层之间新的矛盾开始出现。针对这种变化，胡总书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是生产与消费科学决策；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是社会财富公平公正地分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则是权力与资源被垄断。打破这种垄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民主行政。可见，民主政治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艰巨性不言自明。当前要做的是，我们要抓住机遇制定出一个发展民主政治的清晰规划。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中国人都有深切的感受。它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民气民心。虽然现在我们回头去看这个战略，它无疑带有唯GDP论的局限，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制定一个政治发展三步走战略呢？制定这样一个战略，一方面可以满足民生问题逐渐解决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民主需求，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有了这样一个战略，就可以以之作为反击国内外民运分子及标榜民主人权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有力武器，掌握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话语权，极大地改善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制定政治发展三步走战略，关键是确定一个可以量化的核心指标，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核心指标是GDP，那么政治发展三步走战略的核心指标是什么呢？这就要做到普遍价值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所谓普遍价值，是指超越意识形态符合人的普遍愿望的标尺性的形式，比如直选，比如公决，比如权力制衡等；所谓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她的领导下形成的有别于西方竞选民主的协商民主体制。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对政治改革失误的承受力要远低于对经济改革失误的承受力。在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点点失误都可能使数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鉴于此，我们在制定政治发展战略时，必须慎之又慎。纵观世界历史，近几十年来，数以十计的国家为了进行激进式民主改革，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然而鲜有成功者。“治大国如烹小鲜” ，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反民主的封建残余思想特别深厚，民主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任何急躁冒进的想法都是有害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继续拖延下去。
当前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民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由物质匮乏带来的社会对立已相对缓和，新的社会矛盾还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总体稳定，国际环境也相对友好，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来社会矛盾最缓和的时期，是制定和系统实施政治发展规划的最佳时期。否则，一旦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或者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矛盾加剧，就有可能错失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机会。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一百年来，虽然几经周折，但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衰与到兴的转折。现在距鸦片战争二百周年还有三十年，距建国一百周年还
有约四十年时间。应该说，用三到四十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培育民主政治是比较可行的。
历史证明，由执政党自上而下发动的社会改革，绝大多数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成功，其前提就是这种改革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此外还要求执政党有极宽广的胸怀，有极强大的自信，有百折不回的坚韧，有无坚不摧的执行力，关于这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并不缺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会迎来一个比十六大报告里描绘的更美好的明天。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