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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浅谈李贽的《水浒传》评点 李贽（公元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别署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自古是我国海外贸易的港口，李贽就出生于一个航海经商世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内部的熏陶，使李贽自幼培养起对封建礼教、封建道统的反叛精神。他26岁中举，做过二十多年小官，最后官至云南姚安知府。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得以广泛观察和体验黑暗的社会现实，叛逆思想逐渐成熟。此外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宣扬“本心”、“良知”的王守仁(阳明)学说，也给了他很深的影响。李贽于54岁时辞官，专心著书立说，对当时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激烈的批判。他的学说曾经风行一时，“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瓒《近事丛残》)。这就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极度恐惧与仇恨。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亲自下令，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当时已76岁高龄的李贽下狱治罪。李贽宁死不屈，在狱中自刎而死。
与李贽在哲学、政治方面的异端思想相一致，他在文学理论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标新立异的见解和主张。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按照李贽本人的解释，就是“真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未受封建道学熏染的、反映了某些市民阶层观点情绪的真情实感。他认为只有具备“童心”才是真人，才能写出“天下之至文”。李贽的这一说法，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和阶级地位来抽象地谈论“童心”，固然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他以“童心”来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学相对抗，针对当时“无所不假”的社会现实，要求作家保持“童心”，尊重个性，摆脱束缚，直抒胸臆，反映了市民阶级要求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又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
从其基本文学主张出发，李贽生前曾评点过多种戏曲、小说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长篇小说《水浒传》的评点。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杭州容与堂刊刻了一部《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稍迟一、二年，另有一部袁无涯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问世，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两个版本孰真孰假，一向聚讼纷纭。现在一般认为百回本肯定是叶昼假托，而袁无涯刻百二十回本自称得之于李贽门生杨定见，似属可信，但里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有资料证明李贽确实评点过《水浒传》。这里姑且把百二十回本看作是李贽所评加以考察。此外，李贽还写过一篇《忠义水浒传序》(收入《李氏焚书·卷三》)，一般公认是李贽本人所作，是研究李贽评点《水浒传》的比较可靠的材料。
李贽评点《水浒传》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敢于打破封建统治阶级把《水浒传》斥为“诲盗”之书的传统偏见，对这部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据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李贽曾经说过∶
宇宙内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
他在这里把《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倍受历代文人推崇的文学名著相提并论，表现出非凡的见地与胆识。
在《忠义水浒传序》里，李贽指出∶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
处下， 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
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
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李贽在这里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指出《水浒传》乃是“发愤之所作也”， 揭示了《水浒》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提倡编写小说应该敢于揭露现实、敢于针砭时弊，体现了他反抗现实的斗争精神。但他把《水浒》的主题思想概括为“忠义”二字，认为水浒英雄都是“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说上至封建皇帝、下至文武大臣，都不可不读《水浒》，简直把《水浒》说成是一部有助于封建统治的教科书了。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水浒》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小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传播，但也说明李贽并没有真正跳出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他赞美《水浒》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统治。
对《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的具体评点，在思想内容方面与《序》一样强调忠义、歌颂招安。把忠义、招安看作是《水浒》的根本，也把宋江看作是忠义的化身。评点者从忠义出发，把奸臣、贪官作为对立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对被迫进入水浒的“强人”则寄予同情，加以赞扬。他热情称颂水浒英雄“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同时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各级官吏才是真正的强盗。在第五十七回的批语中，评点者写道∶“一僧读到此处见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叹曰∶'当时强盗直任地多！'余曰∶'当时在朝廷强盗还多些。'”这话出自一个统治阶级出身的人士之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评点者反对贪官、歌颂英雄，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宣扬忠义，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确是肯定了《水浒》揭露社会黑暗、歌颂人民起义的一面，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的具体评点在艺术分析方面虽着墨不多，但也有不少可观之处。比如对《水浒传》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加以摹写的本领，评点者就在多处批语中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九回批语说∶《水浒传》“摩(摹)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身份，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第三回批语说∶《水浒传》描写人物之“妙”，“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划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知某人某人也”。此外，关于情节结构、细节描写、景物点缀、气氛烘托等等的点评，有些也很精到。这些对于正确理解小说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肯定和提高小说的文学价值，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贽曾经说过，小说创作其实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焚书·杂记》）。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是借演说别人故事，来抒发作者心中的郁闷和不平。李贽自己的小说评点，同样具有这个特点。他常常在评论作品的同时，借题发挥，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风气发表议论，借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这就使他的小说评点，不再是以往书商们在出版小说时所作的那种见识浅薄的文字，而带有很强的政论性和哲理性，成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现实斗争意义的文学批评形式。
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李贽的《水浒传》评点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他对《水浒传》所表现的“招安”思想和这种思想的体现者宋江，就作了错误的肯定与颂扬。他把《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归纳为“忠义”、“忠孝”，都是这种局限性的突出表现。这是我们在批判地继承李贽的文学思想遗产时，必须注意剔除的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