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陪都”是重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迁都重庆，是东部各大城市相继沦陷的无奈之举，但更是以西南为大后方支撑国力，综合考虑之下的最优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波澜壮阔抗战史。但重庆当初并非战时首都的首选地，为何最终会落子在重庆？近日，新华访谈邀请了重庆市档案管档案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揭其中原由。1932年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参谋次长杨杰还撰写了《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但这几个地方都被否定了，重庆成为最终选定的陪都。
重庆市档案管档案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国家的首都是权力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象征，首都的选定、迁移，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孙中山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时候，有一个设想：南京有平原、有水系、有广大的东南地区可以依托，平时作首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战事爆发，南京不是持久可守的城市，孙中山当时想把南京作为“海都”，在陕西西安或西北其他地区建一个“陆都”。其实在整个近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都有对付的方略，第一点就是拖，打持久战。第二点就是将中国的国力向内地转移，空间上转移，时间上拖延，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讲的以时间换空间，集小胜为大胜。在这个过程中，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对南京是直接的威胁，第二天国民政府就发布了政府移往洛阳办公的声明，这实际上也是遵循孙中山海陆都的设想。
到了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的议案，行都、陪都都是相对于首都而言，都是在首都没办法坚守的时候做的准备。国民党中央政府陆续对洛阳和西京进行了一些建设，“一•二八”事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国民政府相继从洛阳迁回了南京，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仁人志士，都在考虑如果中日战争爆发，对外战争爆发，首都究竟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了你刚刚讲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等。
除了这些城市以外，当时还有向株洲、长沙等地迁移的设想，为什么后来都否定了？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战时的首都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首先是要有行省，第二要交通方便，第三点要有经济依托，或者粮食供应的资源，能够承载战时首都的责任。武汉虽然说也具备南京的一些特点，但是武汉是一个平原，也便于日本大部队的军队进犯。洛阳和西安是中华民族的古都，在历史上作首都有取得成功的典范和先例，考虑这两个也是因为1932年中国国内的情形决定的。六大因素决定 准备期达两年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确定了将四川定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这么多城市，究竟选哪一个？后来选了重庆，唐润明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