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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父教子
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是一个儒家学者。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儒家教育。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认为这是父亲的职责。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那年（１９２５年）他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作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
这次“痛打”，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常为父亲捉刀写文章。杨绛回忆：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国学概论》），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１９２９年钱钟书考上清华后，开始与父亲通信。钱基博将钟书的信一页一页地贴在本子上，而且贴了好几本。可惜这些书信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一把火烧掉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钱氏父子的来往信札只有三封，因曾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所以得以保存下来。钱基博在信上告诫钟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并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钟韩为秀出，然钟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他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做父亲的一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芸芸众生，湮没于世俗者无穷。木秀于林，才能经年后仍有灿然光华。人生代代，碌碌无为者众多。钱基博老先生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体罚与鼓励并重，不仅激起了钱钟书发愤读书的志气，更对其立身行事方面帮助甚大。肝胆相照两昆仑，正是钱父的教子有方，才成就了后来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