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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图为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于是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政府，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连德来到疫区后即进行了解剖尸体的工作。经过化验，他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而且是能够人际传播的新型“肺鼠疫”，但这一发现遭到多方强烈质疑。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最终在伍连德的不懈努力，和清廷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战胜了这罕见的大瘟疫，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