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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南开有个张伯苓(1)　　　　　　
【一西南联大的常委】
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如何找钱和用人
194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塾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运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的顾拜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
“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伯苓开始教育救国的历程。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弃武从文，回到天津，执教严修（字范孙，被称为“南开校父”）家馆。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1907年，学堂迁入新址，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终成立。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牵系在了一起。
从盐碱滩建起闻名全国的一所大学，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张伯苓办私立大学，懂得变通，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没有他的变通，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南开。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颇有英雄不问出处之意。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南开聚集了一批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教授的月薪没有清华的高，但张伯苓能聘请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贡献。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不过，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曾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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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南开有个张伯苓(2)　　　　
参加牯岭茶话会
1937年7月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胡适、陈岱孙接到通知，去庐山牯岭参加茶话会。被邀请与会的，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张伯苓一言不发，静听各人讲话，到了最后，才说一句：这件事，还是要听委员长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8月，在牯岭参加完茶话会到南京后，蒋介石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说：南开被日军炸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蒋见状当场表示：“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虽然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但南开的抗日和爱国精神永远不倒。张伯苓在南京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与教育部磋商后决定的。9月10日，教育部下文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教育部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教育部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随后任驻美国大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教育部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委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等事项。
长沙临大文学院宿舍对话
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南岳有三四里。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虽加修缮，底层仍比较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住宿的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当他们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其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南开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就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他希望年青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悲痛欲绝。他痛感我中华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力推进中国与东亚及世界体育交流。
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为副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和训练，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临大文学院男生宿舍成为“四十九标营房”。
1937年12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学生们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提供实际帮助。张伯苓向学生们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根据教务处登记簿的记录，在长沙临时大学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和肄业证明的就有近三百个同学。张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经常通过周恩来把优秀的师生和南开校友推荐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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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南开有个张伯苓(3)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校既联合，又独立，按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说法，三校的状态是这样：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请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只发联大的聘书，三校之一认为这个人很好，另加一份聘书，表示三校分家后，可以继续聘请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独立的地方还在于，都有各自的办事处和研究机构。对于三校的既联合又独立，冯友兰打了个比方：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联大初到昆明，好多联大的学者、“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家里的家具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装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张伯苓去赵元任家，就坐在这种凳子上。张伯苓身高体重，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谈了很久。杨步伟看他很累，就说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往上一抬，说不累，可是身子往后一斜，几乎跌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联大时期，张伯苓虽因政务羁缠，但其教育理想与信念不改，依旧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也时时考虑着南开的复兴和未来图景。1942年，张伯苓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败亡指日可待，南开复校为期不远，故积极开展起人才储备和学术拓展活动。同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责负责人员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希望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达到造福边疆的目的。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2日，张伯苓派时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回天津办理复校工作。
三校联合的基础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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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北大功狗”蒋梦麟(1)　　　　
“北大功狗”蒋梦麟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从北平到昆明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已从北京大学到庐山参加会议，“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1937年7月8日，蒋梦麟吃过午饭在房间休息，忽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来敲门，告诉蒋梦麟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蒋梦麟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
蒋梦麟在庐山和南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惜代价保卫国家，全面抵抗侵略。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睹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难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开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1］［1］蒋梦麟《西潮》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9月20日左右，蒋梦麟到达长沙，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文中描写这时的生活：“我们都各得其所恢复了学校生活，住在每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战时的教育，和北平自然不一样，大家自动地要求吃苦，要求缩减月
薪，共赴国难。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中，决议薪水打七折支付。又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成天算账，累出胃病来，才让旁人帮他的忙。蒋梦麟的胃病大概就是这时落下来，1938年又发作一次。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这次胃病。“弟自去年8月患胃病起，静养4个月，于11月底告痊愈。现则一切如常，精神颇佳，胃口亦好。”
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于是，联合大学准备西迁，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迁到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有利于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
联合大学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的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蒋梦麟为解决校舍问题，亲自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就开会决定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引自浦薛凤《九龙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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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北大功狗”蒋梦麟(2)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办事效率高。1938年8月初，“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又奉教育部名流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高兴不已，说：“真是双喜临门。”此时，已经决定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蒋梦麟代表联大找黄钰生谈话：“校常委会希望黄先生能出来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8月16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任黄钰生为联大师范学院院长。1938年底正式上课。
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跑警报写《西潮》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蒋梦麟跑警报时，反思中国近代为何积贫积弱，“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所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经常席地而坐。他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蒋梦麟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跑警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情来写一部自传。
当我开始写作《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在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天三跳，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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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北大功狗”蒋梦麟(3)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的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一个时代，自然指的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蒋梦麟的居住和饮食
1943年，蒋梦麟在重庆时，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费正清对他留下深刻印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记录下蒋梦麟在昆明的生活状况：“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近来颇安静也。沈茀斋（沈履，之前任联大总务长）赴川大任教务长，联大总务长以郑毅生（郑天挺）继任，樊逵（樊际昌）仍任教务长。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信中提到的“乡间新构茅屋20余间”，是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的房舍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组成的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也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来阻挡风沙。
院子中间也种菜，也栽花，还栽了好多竹子，这些竹子是住在这里的人，有蒋梦麟、章廷谦（即《鲁迅日记》中的作家川岛，时任职北大办事处，蒋梦麟的秘书）等人，从附近一个叫虚凝庵的庙里一株两株地移来的。北大教授宿舍旁边，隔一条山涧，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依山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人。这防空洞，是居住在此的北大教授一起动手挖掘的，章廷谦非常意外地从挖掘的土中捡到了三叶虫的化石。
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迺抟（北大经济系主任）、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大法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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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北大功狗”蒋梦麟(4)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教育部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傅斯年接着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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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国留学期间，梅贻琦不时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作为弟弟的学费，资助他们求学。1914年，梅贻琦自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当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学潮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1］［1］郭晓东《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清华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梅贻琦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会了希腊及西方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各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校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应仅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2］［2］梅祖彦《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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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2)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这可以看作梅贻琦的内心独白，他如此勇敢，又如此谦逊。话语中的真诚足以感动清华同人，感受到他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梅贻琦作为主持校务的常委，在处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梅贻琦与韩咏华
梅贻琦回国后，解除已订婚约，直到31岁才与韩咏华结婚。说起来，梅贻琦和韩咏华颇有缘分。1898年11月，张伯苓在天津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诸西学，梅贻琦是张此时的学生；1902年冬，严修在家设女塾，聘请张伯苓兼授算术、英文等课，韩咏华是张此时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韩咏华说：“我记得他（梅贻琦）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恰好韩咏华这时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人相识。“那时我已经幼师毕业，任教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我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两人订婚的消息被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知道了，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结婚，梅贻琦此时已经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
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在昆明，梅贻琦家住在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楼上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他和儿子梅祖彦同屋住，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韩咏华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住在南面楼上。此时，梅贻琦的三女一子在联大就读。
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在学校和家庭作风一样民主的梅贻琦同意了。
韩咏华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教授夫人为补贴家用，吴有训的夫人王立芬绣围巾，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国盟军，韩咏华做糕点出售，“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后来，韩咏华就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这种上海点心，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梅贻琦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要一个半小时。韩咏华不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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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3)　　　　
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她的坚韧、乐观精神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谓：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韩咏华就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朋友，梅贻琦在家为费正清举办晚宴。联大聘请的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正清对联大教授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1］［1］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梅贻琦的幽默
梅贻琦有严肃的一面，但也富有幽默感。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不倒翁，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感，有一逸闻趣事。抗战时期，在昆明，梅贻琦和韩咏华到呈贡吴文藻、冰心家中度周末，梅贻琦看到冰心写了一首调侃夫婿吴文藻的宝塔诗，这诗中说吴文藻是一个傻姑爷，“原来教育在清华”。梅贻琦看后，妙笔一挥，续写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交际花。”在座的清华出身的学者们都笑得很得意，而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梅贻琦安步当车
梅贻琦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以身作则，为联大节省每一分经费，不因为自己是联大的领导而搞特殊化待遇。刚到昆明，梅贻琦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他外出公务、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从《梅贻琦日记》中，常看到，他经常和子女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1941年5月11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梅祖芬去梨烟村。梨烟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疏散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三孩步行至十一点一刻始到。因郁文（韩咏华字郁文）在潘家（潘光旦家，住大河埂村），遂同往，留午饭。饭前约十二点敌机来，炸市区。后入城，知为近日楼一带及东门外（被轰炸）。饭后至惠老师（房东）院看新房，尚须三数日始修好。四点与三孩同步行返城内，六点到家。因途中缓缓行来尚不觉倦，三孩则较为高兴矣。郁文乘车五时后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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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4)　　　　
梅贻琦外出，有时以人力车代步。从这一天的行程来看，梅贻琦是步行，一走就是两个小时。
梅贻琦的晚年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京。梅贻琦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1］［1］吴泽霖《在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飞机由北平去南京，后经上海、广州、香港，转道巴黎，于1950年到了美国。1955年，梅贻琦定居中国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附办研究生院。
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
1956年10月，中国台湾新竹清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梅贻琦在中国台湾始终不愿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打开他病中一直随身携带的一个加锁的箱子，里面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去世后，研究所始改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的墓地即在校内，被称为梅园，遍植梅树，芳香飘溢。而一年一度的祭“梅”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人不变的传统，是对梅贻琦永远的纪念。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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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叼着烟斗的傅斯年(1)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
傅斯年压翻了车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奉命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租赁云南大学隔壁的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栋楼房临近翠湖。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史学大师陈寅恪都在这里居住过。此外，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总务长郑天挺等人也曾在此留住。
1938年夏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随着日军空袭昆明，傅斯年和史语所疏散到龙泉镇龙头村。
史语所搬迁，主要就是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
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处”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有一则有趣的逸事。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后，驻昆的研究机关疏散到郊外。史语所的石璋如因考察过龙泉镇瓦窑村的陶瓷烧制情况，认识了棕皮营村的赵崇义村长，看到他家附近有一座佛寺，响应寺，寺内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院，背靠宝台山，面对金汁河，环境清幽。傅斯年实地查看后，史语所全部搬迁到响应寺。由于办公场所拥挤，宝台山上还有两座佛寺，于是，史语所图书馆和部分科研小组，租用两个寺庙。这是一段安静的日子，虽然头顶有敌机飞过，但不必跑警报了。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寺的“观音殿”（善本图书室）内校勘《明实录》，读书，写学术论著。［1］［1］陈立言《傅斯年在昆明》
傅斯年租用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长住，等待抗战胜利。然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镇，傅斯年离开了昆明。
傅斯年离昆后，他建的房子由古琴专家查阜西继住。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棕皮营附近的寺庙安营扎寨期间，金克木访问过他。1939年，金克木获得一个机会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期间，他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金一张名片，介绍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开门见山，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1］［1］金克木，《倒读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傅斯年和蒋梦麟吵架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并不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这个消息由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带回昆明，蒋此举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西南联大的教授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党不官，所以才有郑天挺之语。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脾气火暴，言语耿直，以抨击国民党贪污腐败而闻名。傅斯年对蒋梦麟此举会有何反应，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非常之举。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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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叼着烟斗的傅斯年(2)　　　　
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老朋友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1］［1］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时，梅贻琦召集联大教授会举办茶叙，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一二·一运动”成就了联大“民主堡垒”之美誉，将联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1945年末，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爱国学生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1945年12月1日，5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便衣特务闯进校园，向学生大打出手。中共党员学生潘琰带领同学们与之抗争，凶恶的敌人竟将两颗手榴弹投向人群。潘琰胸部中弹牺牲，与潘琰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于再、李鲁连和张华昌。惨案发生后，西南联大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运动”。“一二·一”惨案是昆明国民党军政首脑李宗黄、关麟征有预谋、有计划挑起的，愤怒的闻一多痛斥国民党是“白色恐怖”！
“一二·一”惨案使联大教授的政治立场分化，“左派”、“右派”、“中间派”泾渭分明，在处理学潮时，联大教授的态度是当时时局的缩影。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但傅斯年毕竟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来处理学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局要求复课，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１］［1］《闻一多年谱长编》
傅斯年从重庆带来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学潮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学联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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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二中文系教授】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被引进了这本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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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2)　　　　
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笔者查阅《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得知这是1942-1943年的篇目。语体文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汪曾祺记忆中的丁西林的剧本《一只马蜂》，实为丁西林的《压迫》（独幕剧）。汪曾祺对这个课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当时的《大一国文》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和辅导教材，16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多，接力棒一样由前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新生。《大一国文》从篇目可见，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的意见占了上风，吸收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1944年，面对教育部复古的倾向，大一国文委员会又选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入选了胡适、鲁迅、冰心、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杨振声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两本大一国文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本校教师的作品，特意“回避”，以免引起误解。
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振声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
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想找个机会瞻仰先生的风采。吴宏聪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扶持学生的创作。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朴实和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
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也作今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
如今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先生们，说起来，仍要感激杨振声先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振声因为和胡适的亲密关系，被北大疏远，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声在北大时曾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杨振声等人的批判文章，作点评。对很多人的批评胡适嗤之以鼻，并对当年的“朋友”重新认识，唯独对杨振声没有做出批驳的点评。想来杨振声的批胡文章，和他的一向的为人一样忠实、厚道。
1956年，这位学者病逝于北京。究其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身体、健康被透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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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1)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了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意味。
唐兰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不知为何汪曾祺说他是“无锡腔调”。笔者查阅了唐兰的生平，192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发奋研究古文字，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是不是在无锡求学的时候，话语中有了“无锡腔调”？
唐兰在联大培养了语言学家朱德熙，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朱德熙与何孔敬相识、相恋，两人订婚宴，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汪曾祺陪客。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条幅，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１］［1］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看来，唐兰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也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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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2)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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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二云居士”刘文典　　　　
“二云居士”刘文典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教育部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刘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的一面。他尝自称“狸豆鸟”；刘文典字“叔雅”，因“狸”、“刘”古读通；“菽”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这位国学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但在何兆武的《上学记》描述中，刘文典的话和他的行动不一致。何兆武回忆：“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据他的学生王彦铭写文章回忆，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回忆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这个回忆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有一张刘文典的照片显示他手夹香烟，一个人的抽烟方式是多年的习惯，不大容易改的。比如，潘光旦就是口含烟斗。《知堂回忆录》中，周作人的记忆，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周作人的记忆，还传达了这样一个细节，刘文典在课堂上是不吸烟的。
刘文典讲“《文选》选读”，有一次，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融融月光之下，学生聆听刘文典像行吟诗人一样朗诵谢庄的《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刘文典每朗诵一句，即引经据典讲解，学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无独有偶，吴宓也曾把课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吴宓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吴宓日记》中记道：“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由战争、时局作讲课的引子和前奏，盖当时吸引学生的一种讲授方法也。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狂人刘文典也以“二云居士”闻名，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遗憾的是，他最终因贪食烟土离校未归被西南联大解聘。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闻一多强烈反对，坚决不再聘请。即使刘文典收到了聘书，也要收回。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确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刘文典贪食鸦片，借此缓解、麻痹丧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贻琦延迟回复刘文典的信中说：“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辩解“自问实无大过”，但犯了联大学者的大忌。联大学者精神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联大学者的精神特征。
据闻黎明的研究，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一层连刘本人都不曾知晓的隐情。“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后，在陈寅恪、吴宓的推荐下，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执教云南大学。1946年5月4日，联大解散北返，刘文典仍在云南大学，终老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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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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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1938年1月，闻一多接到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的邀请，邀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闻一多拒绝，他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在这个问题上，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和他不一致，她要求丈夫做官，在汉口并能照顾家。闻一多离开家时，心情不愉快。2月，当局已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15日，闻一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的，现在也回来一起去了。”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提到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别妻离子的愁肠百转，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这封家书中，我们看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柔情。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简直到了饥饿线上，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教授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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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1)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的家书片段，说的是家事，但和国事紧密相连，实在是时局的一个缩影。
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
由于战争，交通阻隔，有时一封家书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家人手中，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收到千里之外的家书，自然是惊喜的。笔者查阅到几封浦江清写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张企罗和孩子的家信，将联大教授的动态、清华同仁的生活细节，个人的饮食起居，统统写入家书，当然，少不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和牵挂。
浦江清的家书，和他的日记一样，传达出那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浦江清的女儿浦汉明说：“现在，重读他们当年互诉衷肠的两地书时，我感到了家书重抵万金的沉甸甸的分量。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绵绵情思，令我感同身受。他们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竭力贡献着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浦江清写于1943年1月9日的一封家书，非常细致地描述联大教授的经济状况：
我们这里（物价）也在高山尖儿上，在内地推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们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贴若干，再加米一石（折价），每月大约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个人用度，每月超了千元。省则也要千元。接下来浦江清用琐碎之笔墨，向妻子汇报昆明的物价，以及他的饮食：
三五牌纸烟在小摊上可得，白锡包等极不稀奇。价钱呢，我所知道的宝剑牌十支装廿元，金字塔廿支装四十元。联大教授们抽本地纸烟，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点心则糕饼平均价四元一个。花生米是两元一两。桔子很好，是廿元一斤。馄饨每客十元。上海汤米团每客八元，四个。除粽子不见外，此地吃的东西，可说是样样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见了口馋，所以用钱便费，到乡下便一切断念。
尽管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在饮食上还想吃得有滋味、有营养：
我们在乡下及城里的包饭是每月五、六百元，城里好些，每顿有肉，牛肉每斤十七元，比猪肉便宜一半，所以常吃红烧牛肉。乡下则每隔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吃一次肉。素菜有红萝卜、洋芋、白菜、菠菜等，营养价值并不坏。不过乡下的佣人，本非厨子，是本地人，不能做菜，又很刚愎，不叫人指导，所以菜不入味。尤其是多放茴香、花椒、辣椒这类，即素菜中亦放入内，说过好几次，都不听。烧木柴费极，我们六七个人一桌饭，每个人要摊到一百廿元的柴费，此地还在乡下，多出木柴的。我除一天三顿饭外，每天早上吃一个或两个煮鸡蛋（每个一元五角），每晚八九点钟吃烤白薯一只（约二元），水果不能常吃，花生米则买生的自己炒，便宜不少。在营养上可以的。
浦江清信中提到的“乡下”，是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离龙泉镇有半里之遥。龙泉镇上，有各色小店，也有邮局。也有公共汽车通昆明，每人票价十八元，“我们如不带重东西，不去请教他的”。附近住着的，有冯友兰、陈梦家、余冠英等，在街子天（赶集日）即可在镇上遇到。浦江清和朱自清等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住在清华文科研究所租的大院里。每星期进城一次，在城里住两三天，上完课，就住在这里。
和昆明的其他阶层相比，联大教授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处在底层：“教授阶级甚穷，至于在此经商者，大商人不说，例如许骏斋有同乡四人在此开一小吃店，每人每月可分得进款四千元。从城至乡，现在时行马车，赶马车的每天可赚百数十元。比较起来，教界人甚苦，而联大毕业生他们找到事情，往往薪水在老师之上。”
1944年，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基本是：三常委的工资为710元，一般教授430-600元不等，教员在140-240元左右，助教在120-200元不等。1944年的昆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了，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购买能力只能相当于战前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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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2)　　　　
教授的薪水少，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怎样糊口呢？
有家眷在此的，都感经济压迫，所以都不用人了，不用人当然还不够，但奇怪的是他们都可以过去，有的原有积蓄，有的在借债。我们系里，……一多最穷，其家尚维持一用人（佣人），乃是北方同出来的老妈子，年纪六十岁了，要推给别人也不容易。佩弦也穷，上次进城，检出一件皮袍、两样瓷器付拍卖行。大概东西带在这里多的，还不要紧，卖去一个毯子，可以贴好几个月。一件皮大衣，要一万元以上，一部《辞海》可卖七八百元。
浦江清在1943年2月20日发出的一封家书中说，教育部在教授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补贴了一点钱：“现薪津依旧，同事都穷得不得了，此月教部为奖励专门以上学校教员服务十年以上者，各发资金千五百元，我已领到，不无小补，所以本来只能汇出二千，现可加汇一千。”
浦江清领的这1500元，以昆明的市价，能买到什么呢？“到此因城乡要两份铺盖，褚士荃恰好多一条被，就借给我，这里一被要千元。到此后除添此一棉絮，并茶壶、茶杯、砚（三件百元）外，不曾添些什么。现在要添二个蚊帐，袜子半打，大概要六七百元。”一床被子就要花费1000元，1500元的补贴，可谓杯水车薪。
幸好清华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了一些钱，补贴给联大的教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师生活稳定，帮他们渡过难关。浦江清在写于1944年5月11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清华校庆纪念日，今年因合作社赚了些钱，所以举行聚餐会。大家嘴有点馋了。到会有四、五百人，三年未有之盛。聚餐费每人一百元，不足都由合作社贴出。有毕业同学经营工业的来送礼，每人得了一块毛巾，四块肥皂，皆大欢喜。饭后又有合作社的便宜东西，及别的厂家廉价东西买，有白布、糖、墨水、纸烟、火柴、套鞋等等。人挤得很，尤其是女太太及小小孩们顶起劲。也有大教授挤在里面，买了许多纸烟和火柴的。那天的盛况不亚于在（清华）园内。可说是一个狂欢日。地址是借了这里的裕滇纱厂的厂址。这狂欢等于一针强心针。到了归途的汽车里，大家又在叽咕这个月薪水不够用了。因为贪着东西便宜，超出了预算。
浦江清家书中折射出联大教授的经济压力，透露出丰富的生活细节。现在的读者，你是否想象到一个大学教授看到普通的点心馋了也不舍得买，不带沉重的行李连公交车也不去坐而感到心酸和苦涩。然而，浦江清对妻子娓娓而谈，温情绵绵，丝毫不见一丝一毫的埋怨和火气，我们仿佛看到他面对艰难的生活，依然微笑，依然乐观。
浦江清的家书还提到很有意思的话题。“（俞）平伯的女儿二人均在此，一人最近与一葡萄牙人结婚了。平伯有一外国女婿，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的。”这好似夫妻之间说的悄悄话。“闻太太能做软饼，其法以面糊作条状，中夹芝麻与糖，油中煎之，非常好吃，初二日，因我们点品，一试，大好。梦家夫人从冯太太学菜一年，稍有成绩，但不出奇。你在松（江），可以学做几个特别菜，但须注意材料是各地都有的。不久在园内重聚时，佩公（朱自清）要点品一两样松江菜。”柴米油盐，请客吃饭，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吧。“吴正之（吴有训）太太及赵凤喈（联大法律系教授）太太等等都问起你的近况，托我问候。”邻里交往，如话家常。
吴宓在云大讲“红楼梦人物评述”，吸引了一千多听众，浦江清也听了，“许多对于人生的体验，我也有些感想”。浦江清在家书中和妻子有真诚的情感交流：“人能永久保存理想主义是好的。在爱情里面，彼此以理想主义相鼓励，结婚以后，接触现实问题，彼此不免互相鼓励着现实方面。男的希望女的多多注意家务，女的要男的多弄一点钱等等。这样愈来愈庸俗，假如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历史，曾经彼此了解过理想主义，彼此倾佩过，还好。否则，最早就以庸俗开始，更容易互相惹厌。假如结婚以后仍旧能保持一点理想，彼此了解，以理想鼓励，那么是最好的。”也可能基于对婚姻深刻而现实的认识，浦江清虽然在战前清华大学任教时有过一次痛苦的失恋经历，但他比其师吴宓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浦江清很欣赏妻子给孩子讲的故事，鼓励妻子，拿起笔，写一些童话。
隔着60多年的时光，看浦江清写的蝇头小楷，这些微微发黄的家书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战争的烽火和民族的苦难隐隐在上面浮现，但我们读到这些温馨的生活絮语，心中有感动，感到温暖和美好。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下的家书，像千回百转的流水一样，流淌到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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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浦江清西行记　　　　
浦江清西行记
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那一代学者，实把坚守教职看作神圣的事业，犹如战士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
浦江清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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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　　　　
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饥一餐，饱一顿，朱自清习惯地多食，导致胃病发作，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我们能想象到朱自清先生清冷而孤寂的身影：胃部感到寒冷不适，夜间坐在那里，不能入睡。令人心酸。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
朱自清的胃病显然是战时恶劣的条件导致，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朱自清经常进食过量，加重胃的负担，长期如此，导致严重的胃疾。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日记中，随处可看到这样的记录。
在乔治家吃晚饭，食物好消化，但我吃得太多，以致胃又难受。（1939年12月1日）
天冷，贪食致胃病复发。（1939年12月10日）吃得太多，肠胃消化不良。（1939年12月31日）沈夫人（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做酒酿鸡蛋，我感到很新鲜，味道也好。（1940年1月25日）
戴太太午饭时给我们吃了馒头，因为一共吃了七个，致胃病发作。（1940年2月22日）
遇孟实（朱光潜），发现他酒量甚大，较我尤能豪饮。我们在盛开的梅花树下用餐，阳光融融，温暖宜人。我们拗不过冯将军盛情，饮酒十余杯，但愿此举于我无害。（1941年2月7日）
午餐、茶会上均食过量。午餐系大学里的人请客。在茶馆吃面条后，胃部立即抽搐。（1941年11月23日）今日两餐皆吃胡豆饭，不觉逾量。（1942年3月21日）
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程，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1942年12月11日）
读朱自清日记中关于饮食和食物的部分，隐约觉得，朱自清多食，是免于饥饿的恐惧。但也有生活习惯的成分。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吃得饱，吃得好，这不仅是每个人的生活本能，更是有精力授课、做学问、写文章的保障。朱自清作为大学教授收入不薄，但抗不住飞涨的物价，朱自清夫妇多病，又出身贫寒之家，子女多，家累，负担重。生活质量无法保证，有时他吃一块又黑又粗的面包，蘸点盐就是一顿。接受宴请时，遇到丰美的菜肴，自然会多吃一点。朱自清总归是一介寒儒，在昆明的几年，辗转流离，箪食瓢饮，弦诵茄吹，潜心向学，孜孜不倦。
日记中关于饮食的真实记录，还原了一个人间的朱自清，多食是导其胃病的主要原因，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样的判断无损朱自清的光辉形象，而是避免将其神话的完美色彩。笔者觉得，日记中的朱自清更让人觉得可亲，他的一饮一啄，喜怒哀乐，清晰地在日记中呈现。
朱自清熬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重的胃病使得健康状况急遽下降。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吴组缃见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
1948年8月1日，朱自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半年来胃病发作三次，骨瘦如柴……”而此前的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1948年8月10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为他的遗言。
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对朱自清的悲惨遭遇发出抗议：举目伤心，此去焉知非幸事。一寒澈骨，再来不作教书人。冯友兰的挽联是：人间哀中国，破碎山河，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心酸论语，应惆怅清华文坛。
朱自清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尊严。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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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1)　　　　
朱自清在胃病日趋严重的状态下工作，奉献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最后的悲惨命运，让人慨叹。“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如此。”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的举荐，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之前，沈从文有过做大学教师的经验和经历。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
《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阻力多么明显：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的引荐慧眼识珠，而沈从文执教联大也是称职的。但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查良铮，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23岁的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写新诗的穆旦，看不起写小说的沈从文，有点让人意外。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
据1945年4月份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426.5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有人写小说影射他；甚至有人瞧不起他，并公开宣布。
写小说影射沈从文的是钱钟书。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影射文化艺术圈的好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猫》写于1945年的上海，钱钟书早已离开联大，《猫》被看作《围城》的雏形。钱钟书1938年10月下旬到昆明，执教联大外文系，1939年暑假离开昆明，一去不复返。钱钟书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也在昆明。1939年3月30日下午，吴宓“同岱（梁宗岱）、济（林同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钟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点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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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2)　　　　
在梁实秋的印象中：“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钱钟书在昆明这段时间和沈从文有交往，估计茶叙中，沈从文也不高谈阔论，只是听朋友聊天，尽管他是茶叙的主人。钱钟书是何等的目光，他觉察到沈从文内心的自卑。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古籍、考据和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巴金，瞧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
刘文典最瞧不起沈从文的证据，当属跑警报时的一段掌故。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中，刘文典对擦肩而过的沈从文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笔者曾在《万象》看到一个沈从文跑警报的掌故。有一次，沈从文和联大的学生一起，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有一位联大的老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瞧不起白话写作，固执地用古文，一直坚持不读任何新文学作品，当然有几分迂腐。这位老教授恰好和沈从文在一起，聊天时，问起沈从文姓名和职业，沈腼腆地告诉对方自己是小说家，写白话小说。老先生一听，连说久仰、久仰，并说读过沈的小说。这虚假的客套话，旁边的学生听了，掩口胡卢而笑。
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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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沈从文如何教书　　　　
沈从文如何教书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记忆里，沈从文教联大学生写作，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地爱学生的心灵。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的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沈从文提携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1］［1］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写到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的近况，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望。
信中写到沈从文的小说英文译本，即将在英美出版：“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二十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从文“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当时联大和美国的各大学，有学术交流，沈从文的好友杨振声已经到美国讲《中国美术史》，这也激起沈从文到美国看看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
沈从文去美国讲学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联大和美国各大学的学术交流，金岳霖、罗常培、冯友兰等联大学者都应邀去了美国，当时的名单还轮不到沈从文。他的这个愿望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实现，这时沈从文已经不是小说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1944年，沈从文给胡适的信在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想起沈从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运浮沉，“不免难过”！
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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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叶公超太懒　　　　
【四外文系教授】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共党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再回到“叶公超太懒”这个话题上来。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1941年叶公超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那一代学者从政，鲜有成功的个案。连王云五也说，
自己从政不过是客串。叶公超的这个转型，很难说成功，倒是接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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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吴宓的严谨与浪漫(1)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
抗战之前，吴宓在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1925年，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制定了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并参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
吴宓本来有一个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陈心一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他却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同学朱君毅的表妹———毛彦文。1929年，吴宓和陈心一结婚7年后协议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出抚养费。离婚之后，吴宓在追求毛彦文的同时，又和清华大学的女生、燕京大学的女生传出绯闻。1935年2月9日，毛彦文嫁给了大自己33岁的熊希龄（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
吴宓天生情种，雅好恋爱，但在这方面屡败屡战。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他的性格是浪漫与严谨的矛盾的统一。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的评价。先来看关于他性格浪漫的评价。
温源宁的《吴宓》文这样评说吴宓：“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再看他的治学之严谨，这从他的教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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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吴宓的严谨与浪漫(2)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1］［1］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2］［2］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追随他的好友陈寅恪，去了成都。据说，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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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吴宓和联大的《红楼梦》热　　　　
吴宓和联大的《红楼梦》热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除了教课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吴宓还推动了联大的《红楼梦》热。
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想要入社的联大学生需提交一篇对这部小说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在这种场合，吴宓如鱼得水。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不要以为吴宓多情，就是好色之徒和轻浮的浪子，事实上他对女性的爱慕和尊重，发乎情，止乎礼。他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1］
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着吴宓教授的一个故事。联大新校舍对面（曾在联大求学的郭冠球回忆说是联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玷辱了冰清玉洁的林黛玉，竟然动粗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强令改名。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笔者猜想，吴宓酷爱《红楼梦》，以此自况也，他时常陷入情感的冲突与矛盾之中。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这是吴宓的拿手好戏。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又有一次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吴宓的性格虽然有一丝古怪，一点迂腐，但他的确是个儒雅的君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酷爱《红楼梦》，发自真性情。正如易社强所说：“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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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吴宓的交际圈　　　　
吴宓的交际圈
《吴宓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吴宓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联大大多数教授的身影，同时，也留下了战时昆明的文化、娱乐、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和社会风情。我们考察一下吴宓的交际圈，可以看到诸多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文化记忆。
吴宓和陈寅恪、刘文典交往甚密，常有诗歌唱和。与贺麟、张荫麟、陈铨、钱钟书等人的谈话、宴请都记录在日记中。
1942年9月的一天，吴宓陪同陈铨去云南大学做《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的演讲。这段时间，吴宓忙于琼、彦的感情纠葛，不像他昔日的学生陈铨，忙着写剧本，办杂志，致力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但两人关系亲密。不经常见面，陈铨偶尔来访，看望老师。他们一起到联大校园外面的新新饭店吃饭，边吃边聊；或者到同记茶馆讨论读陈铨小说《狂飙》的感想。那时，陈铨住在昆明的北门街98号，吴宓有时也去他这里。一起吃午饭，喝杯咖啡，或者去看陈铨编剧的《黄鹤楼》。
吴宓不仅和联大、云大、艺专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交游，他的交际圈里还有不少军人和将领。以军人而论，除了关麟征外，还有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除军人外，如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
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代做谀诗当然要说些吹捧的话，心里未必这样想。吴宓为人代做谀诗，大概是和昆明上层交往的一种手段。想想历史上的诗人，写谀诗，为名人撰墓志铭，似乎不算丢份、失名节的事情。吴宓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生活艰难，做出此举，也无可厚非。
当然，在联大教授中，也有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1945年“12·1”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被闻一多断然拒绝。吴宓为昆明的将领代写谀诗，虽然不能和闻一多凛然退李宗黄治印玉石相比，但可以看出联大学者对权贵的态度。
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举一例：“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1944年3月22日）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教训，此后，吴宓借给别人钱要催人还。他说：“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启发。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当然，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彦文，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灵魂对爱情也有宗教般的执著，他的性格里的偏执和犹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昆明结交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曾了解他灵魂里的孤独和热烈。　　　　
虹桥书吧BOOK.HQDOOR.COM 第33节：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1)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尓许凄凉总未经。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杨绛晚年撰文回忆说：“锺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亲意愿，钱钟书写信给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杨绛说：“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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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2)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想来他将此事向梅贻琦汇报。所以才有了梅贻琦两次电报挽留。叶公超为何没有回信答复，是不屑一顾懒得回，还是得知钱骂自己“太懒”意气难平、故意不回？这是个谜团。1939年9月21日，吴宓的日记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八点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商谈系中他事。”
钱钟书暑假没有收到叶公超的回复，杨绛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十月十日或十一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它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谁知，钱钟书刚走一两天，杨绛就收到沈茀斋（沈履，杨绛的堂姐夫）来电，好像是责问的口气，怪钱钟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没有收到梅贻琦的第一封电报。杨绛立即写信告诉钱钟书梅校长发来过电报，并附去茀斋哥的电报，一起邮寄到蓝田师院。钱钟书从上海去湖南蓝田的这段旅程，走了三十四天，可谓“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12月5日，钱钟书致信梅贻琦和沈履，说明事情的原委，不妨将钱钟书致梅贻琦信抄录如下：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1］［1］钱钟书致沈茀斋信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
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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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陈铨与战国策派　　　　
陈铨与战国策派
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陈铨长期退隐于历史深重的帷幕之后，少人问津。
作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研究尼采和叔本华的专家、《浮士德精神》的作者，1934年，陈铨回国时身怀奥柏林大学硕士和基尔大学博士文凭。因此，他在清华大学同时讲授英国和德国文学。
1937年，陈铨举家随清华大学南迁。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相聚在昆明，为“战国策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战国策派”，得名于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于1940年4月创办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比如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主持人是林同济和何永佶，何当时是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秘书，何说动缪出钱，支持每期刊物的费用。后来，由于日本人空袭频繁，纸张印刷遇到问题，再加上其他问题，这份刊物于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与设在重庆的《大公报》商议，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支持，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一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1943年7月，陈铨又创办了名为《民族文学》的杂志，出版了五期之后，不得不宣布停刊。这几份刊物就是“战国策学派”的主要阵地。
“战国策派”为何一呼百应，得到诸多联大学者的支持？显然和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其初衷是致力战时的文化重建，“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走到一起，因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会对中国的危机有相同的历史感受，“战国策派”所集中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1］［1］季进曾一果著《陈铨：异邦的借镜》
“战国策派”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
“战国策派”的三员主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都曾留学欧美，他们意识到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要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不被灭亡，那就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输入强健的种族观，改变柔弱的民族文化基因。陈铨和雷海宗、林同济的思想有些不同，他宣扬尼采的思想，俨然是尼采在中国的门徒。陈铨的思想激进，尤其是他的“英雄崇拜”和历史观，潜伏着诸多危险的因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的观点，也的确为人诟病。
“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之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之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1］［1］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战国策派”在战时的昆明和重庆，就引起争议，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建国后，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战国策派”的思想连同毒素一起更是被批判和清理。1957年，陈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资料室。“文革”期间，陈铨受到批斗和摧残。陈铨被历史的偏见淹没了。连美国汉学家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也给陈铨贴了一个标签：法西斯主义者。他这样描述陈铨：“作为联大教员中唯一羽翼丰满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陈铨很可疑的特征。”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认为把“战国策派”等同法西斯，或者视为国民党的政治帮凶，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有失公允。“战国策派”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情怀，绝大部分成员并无政治野心，也并不是想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陈铨一生都不愿意做官，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被陈铨婉言拒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到庐山会谈，林同济在在其中，但在临走之前，林同济的父亲告诫他不要加入国民党，父亲的话让林同济终生牢记，一生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团体。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昆明时期，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工作，负责处理文艺部门的稿件，并多次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沈从文当时给人一个错觉，“人们以为他是战国派”。夏衍谈到沈从文为何没能参加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原因据说是周扬认为沈和战国策学派陈铨他们关系密切：“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对编辑《战国策》还心存忌讳。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坚决否认这一段经历，显然是对“文革”心有余悸。［1］［1］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从当时文人对沈从文参加编辑《战国策》的态度，以及沈从文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我们可以感知陈铨的历史处境。
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这是陈铨剧本中引用过的一句台词。曾经“粉墨登场”的陈铨不能不到“后台休息”。1969年1月31日，在时代的风暴中，陈铨孤寂地离开人世，永远地休息了。［2］［2］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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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陈铨与话剧《祖国》　　　　
陈铨与话剧《祖国》
1939年2月20日晚，朱自清看话剧《祖国》，他觉得舞台设计佳。朱自清对话剧《祖国》的表演和剧中人物评论道：“吴伯藻、潘有才取得相当成功。佩玉是个相当可怜又可恨的人物。”
话剧《祖国》是陈铨根据德国剧作家弗雷德里希·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这个剧本上演还得从西南联大的联大剧团说起。1938年11月，联大剧团成立，陈铨被聘为剧团的名誉团长，从1938年开始，陈铨陆续编导了《黄鹤楼》、《无情女》、《蓝蝴蝶》、《野玫瑰》、《金指环》等剧作。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蓝蝴蝶插野玫瑰，无情女戴金指环。”
据参加《祖国》演出的联大女生张定华回忆，这个剧本描写日寇占领的某个城市里，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和他的学生与工人们在一起，向日寇、汉奸进行顽强的斗争，为祖国英勇牺牲的故事。《祖国》由孙毓棠担任导演，闻一多担任舞台设计和制作。剧中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孙毓棠的夫人、著名话剧演员封凤子饰演，其他角色由联大的学生扮演。汪雨演教授，刘雷演教授的学生，高小文演日伪警察局局长，劳元干演打钟的老工人，张定华演教授夫人的婢女小云。［1］［1］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团》
1939年1月，《祖国》在昆明市内的新滇大舞台上演，演出非常成功，当剧中教授英勇就义前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高呼口号，与掌声响成一片。演出结束后，陈铨和闻一多还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祖国》在昆明市引起轰动，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祖国》排练、上演，联大剧团的学生都是利用的课外时间。张定华的回忆文章提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花絮。
演员不分角色轻重，早早化好妆，安静地候场，一时无事的人就抓紧时间准备功课，复习笔记，解答习题和作业。有一天历史系教授皮名举来看戏，到后台看到张定华在一个角落里做他讲授的西洋通史课作业，他笑着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她的作业字迹潦草，我准备考试成绩中扣她十分，原来是这样做的，不扣了。”
演出成功，临近春节，《祖国》剧组成员一起聚餐。闻一多举杯祝愿抗战早日取得胜利，说，到了那一天，他就要剃掉自己的飘然长须。封凤子不善饮酒，难却学生的盛意，只少喝了一点，却已满面通红，有一个同学请她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写了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聚餐会上，大家相约要为抗战演出更多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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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陈铨与《野玫瑰》风波　　　　
话剧《祖国》可能也引起了争论。据朱自清日记记录，1939年3月27日，朱自清参加闻一多倡议的庞薰琴西洋画展览会，地点在原是昆明日本领事馆的罗念生家。朱自清这天的日记写道：“据钱钟书意见，庞之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罗太太甚活泼。”然后，参加画展的联大学者话题转到话剧《祖国》，“林徽因对《祖国》一剧的演出热烈发表意见。陈铨是受害者”。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
陈铨从事话剧活动，从长沙就开始了。陈铨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给学生编导了老同学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个以女间谍为中心的戏，这种戏剧在当时很流行，陈铨后来在昆明创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了《夜光杯》的影响。
《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甚至演变成一场《野玫瑰》风波。
《野玫瑰》脱胎于陈铨的短篇小说《花瓶》，而小说《花瓶》的创作灵感来自在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消息，消息称在伪北平市市长家中发现了窃听器。
建国以后，陈铨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他在未刊的《“文革”交代材料》中回忆当时创作《野玫瑰》的过程：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他说“太象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据余斌著《文人与文坛》（丛书《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之一），1941年5月，《野玫瑰》创作完成。青年剧社和国民剧社都争着要，结果国民剧社占先，马上油印出来排练。地点在翠湖东路9号楼上，条件相当好，“卧室面对翠湖，风景极美，客厅铺花砖，备钢琴，适于作排戏之用”。导演是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孙毓棠副教授。演员除一人外，都是联大的学生。剧本《野玫瑰》共四幕，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杂志》（重庆）正式发表，分三期连载。
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国民剧社以“劝募战债”的名义在昆明大戏院首演，由姜桂侬主演。吴宓在日记里记录了他读《野玫瑰》剧本以及观看话剧时的情形，譬如1941年8月3日，“读陈铨新著《野玫瑰》剧本，甚佳”。8月4日，陈铨送给吴宓两张《野玫瑰》的剧票，吴宓邀请女友前往观看。
《野玫瑰》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剧情吸引人——间谍斗争加三角恋爱。《野玫瑰》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受政府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三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曼丽谈上恋爱，而刘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老情人，于是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随着剧情的发展，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他们不但窃取了敌伪情报，而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致使汉奸头目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最后，夏艳华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
《野玫瑰》昆明上演成功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了排练、演出，由秦怡主演该剧。1942年3月6日到9日《新华日报》打出的演出广告词这样写道：“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日到9日的广告词则是“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当时的重庆，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轰动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成功为陈铨带来巨大的声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见了陈铨，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争议也随之而起。争议的根源在于“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野玫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包含了法西斯思想”。1942年4月17日，国民党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获得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获得二等奖；陈铨的《野玫瑰》、曹禺的《北京人》、常书鸿的《油画》等获三等奖。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渗透到文艺领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和批判。“糖衣毒药”《野玫瑰》获得三等奖后，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国民党迫于压力，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有《野玫瑰》风波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由李安导演、梁朝伟和汤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场女间谍与汉奸的戏。《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时，“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想起陈铨在昆明诞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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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冯至家的文艺沙龙(1)　　　　
冯至家的文艺沙龙
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1939年暑假后，冯至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冯至来联大任教，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特来和他商洽下学期能担任什么课程，并约他为联大一部分教师组织的《今日评论》写稿。”
任教西南联大后，冯至在城内住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但为了躲避空袭，8月20日，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介绍冯至参观他父亲经营的距昆明l5里的杨家山林场，说遇空袭时可到那里小住。冯至在林场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周末便去住两三天，也常邀朋友们到那里去玩。
冯至在联大任教，如鱼得水，这里朋友和诗友很多，经常在一起雅集和聚会。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李、卞、冯三人都治外国文学，都是三十多岁，是诗友。在冯至的女儿冯姚平的记忆中，李、卞常到冯家里来。“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1］［1］冯姚平《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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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冯至家的文艺沙龙(2)　　　　
1940年10月19日，冯至应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等人的邀请，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讲演。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冯至也时常应邀参加新诗社组织的讨论会和朗诵会，并和联大同学闻山、秦泥等人交往，后成为朋友。
1941年春，冯至在杨家山茅屋里开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是年11月4日，迁入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有时也到林场茅屋小住。据冯姚平的回忆，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冯至家的文艺沙龙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冯至的创作，例如《伍子胥》。
上述冯至家的文人聚会，很有可能是联大的“十一学会”。1943年上半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该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常以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最初参加的多为教授、副教授，除前述诸人外，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陈铨等人，后来一些学生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亦加入进来。因为冯至的家位置比较适中，故聚会常常在他家举行。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后镌刻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却担当了“比欢悦还大的信托来担当我们的悲哀”；从纵的方面看，他把时间、历史看作一道永远向前的洪流，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诗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生命，而时间与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即宇宙人生的本体。
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下编联大风度：师生生活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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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联大学者的饭局　　　　
【三联大师生的饮食】
联大学者的饭局
从联大学者的日记来看他们的饭局和应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西行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那样厚重，“但囊括了友朋社交，孝悌亲情，学府风光，恋爱结婚等等，丰富多彩；它更是一个人几十年活生生、信得过的生活实录，不假修饰，婴儿般赤裸袒露”。
学者钱定平在读《浦江清日记》时发现，当时大学文、理各科同仁鸡犬相闻，不存芥蒂，经常往来，没有樊篱，常常聚在一起把酒欢谈。根据钱的粗略统计，这种的大宴小酌，日记中记载竟有七十次之多。
他们的聚会，不是酒囊饭袋的麇集，而是睿智雅怀的聚合，大有植、白古风。其中有说过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校长，还有陈寅恪、冯友兰、吴雨僧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音容笑貌，也可一睹熊庆来、赵忠尧、沈有鼎、杨武之等大匠的格致风采。即使在抗战中的昆明，虽然极端艰苦，有机会也要聚一次。这是一种心灵契合，山水交汇，岂俗人所能攀附？［1］［1］钱定平《浦江清日记的境界》
《吴宓日记》中记录的联大教授的宴饮、聚餐就更详细了，吴宓习惯性地把每次宴饮的菜品、菜金都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和谁在一起宴饮，谈的什么话题，座中女性着装、打扮，自然也会收录笔端。1939年9月3日，是吴宓46岁生日。早在8月16日，吴宓的弟子周珏良等人（多为椒花诗社成员）要做诗庆贺其生日，吴宓闻知，先作一首《赋谢诗》。吴宓生日这一天，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各作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这天晚上，吴宓请客，客人有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艺专校长滕固、联大同仁毛子水等人，以及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等人。
《朱自清日记》中，也会对菜的味道、好坏做简单评价，席间谈论的话题，如果是学术性的，对朱自清有启发，就会详细地记录下来。以1939年12月为例，朱自清多次参加聚餐会。12月17日，应妻子陈竹隐的建议，和联大吴达元夫妇、余冠英等人去妙高寺野餐。旅途愉快，寺庙内有两株参天古杉，驻军已撤走，环境整洁幽静。他们野餐后，玩桥牌助兴。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方桂应罗常培邀请，为联大中文系教授讲课，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道：“着重讲了语言学与语音学的不同……他提醒我们汉语中‘老婆’一词在英美语言中就没有相等的词……”晚上，朱自清参加了答谢李方桂的晚宴。30日，朱自清邀请雷海宗夫妇晚餐，“交谈甚有趣，并暴露余甚无知”。
日记中记录的学者的饭局，多是穿衣吃饭、交流谈天，但也折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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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好在编者有注释。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同时，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或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忙完公务，一次老舍邀请他听京戏；一次，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1］［1］方一戈《梅师原来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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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看到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显然，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运动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可能。
学者的饯行宴
联大的学者非常重视友情，以聚餐、宴饮的方式，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或者为出国远行者饯行，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师友弦歌在春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开，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属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笔者查阅《吴宓日记》，未找到这次请客的记录。有一个注释：1939年4月10日至6月28日的日记，在“文革”被抄没，未归还。
1944年春，联大历史系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到其师闻一多，此时何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有一间宿舍。闻一多想在昆华中学兼课，希望获得两间宿舍，以免城里、乡下奔波之苦，何炳棣将闻先生的这个意愿告诉给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李埏和昆华中学校长徐天祥喜出望外，慷慨地给予闻一多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并将楼上两间医务室腾出，安置闻一多一家住宿。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回忆：
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
何炳棣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学生，不久即将出国（后成为海外著名的历史学家），“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火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何炳棣终身难忘。闻先生告何炳棣：“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何炳棣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何炳棣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3年他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成都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何炳棣请教闻先生，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学人的饮食、宴饮，也和常人不一样，笔者喜欢看这样在席间琐屑的谈资，人在放松的时刻，三五师友，天南地北地聊天，总会无意间流露出他们的才情和性情。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家宴请联大的同事莫泮芹夫妇、陈梦家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这天晚上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因为患痢疾，未能陪坐。梅贻琦这次请客，是饯行宴，为陈梦家夫妇和吴宓送行。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对于这个决定，其师闻一多并不赞成，认为这是抗战最关键的时刻，应该留在昆明，但去美国留学是陈梦家梦寐以求的事，有了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吴宓还有亲属在成都，也是他去成都的原因。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由此可见，梅贻琦宅心仁厚，有儒家君子仁爱之风。
潘光旦吃鼠肉真相
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写到潘光旦烹煮老鼠肉以飨宾客。这位美国汉学家在采访中获得的资料，可能被被访者添油加醋，演绎为故事：
潘光旦从来不会因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知所措。老鼠吃人们做的任何东西，而安然无恙，还有，当地的老鼠又肥又大，于是他开始张夹设笼捕捉，把它们吃掉，还把它们的皮像战利品一样挂在房间里。潘家的日常饮食一旦众所周知以后，被他邀请去吃饭的朋友都不免战战兢兢。
这样的描述与史实相差甚远，由于潘光旦鼠肉宴客的逸事被传得离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撰文《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披露事情真相。
1939年，潘光旦家住在昆明青莲街学士巷1号（翠湖东边，俗称的逼死坡之下）。从外地迁居昆明的人都感到当地的老鼠特别多，特别大。有的人家养猫，有的人家则设老鼠夹子捕鼠。潘乃穆文章写道：“一天我家的老鼠夹子夹到一只比较大的老鼠。我父亲生性不拘泥于常规，遇有机会，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去尝试或探讨，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吃鼠肉。”
听到潘家要吃捕捉到的这只老鼠，同院住的沈履、庄前鼎、赵世昌（均清华大学教职员）三家邻居反应都不积极，其中以庄前鼎教授夫人周撷清负面反应最强烈。她听说后惊呼起来，表示她绝对不要尝一口，逃回自己家去了。
潘光旦平时教育子女，吃饭不要挑剔，在饭桌上什么都得吃。孩子们对吃老鼠肉没有什么意见。潘乃穆文章说：“我的老保姆温闰珍平日煮饭烧菜，这次也毫无怨言。她处理了这只鼠，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我们全家人分而食之。我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
潘家只吃了这一次鼠肉，但传闻非常多。有一个版本这样描述：
1939年，潘光旦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一次他捕杀了十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抄，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以后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后来听说有位教授夫人因其吃了潘家老鼠肉，威胁要和他离婚，不知确否。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提及这件事：“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看来还是冯友兰了解潘光旦。
潘乃穆也在文章中辟谣：“至于有人说什么捕得硕鼠十多只、邀来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分享，为了学术研究、夫人勉为其难等等情节，就全属于传闻，失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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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潘光旦太太请客　　　　
潘光旦太太请客
清华大学图书馆“活字典”唐贯方在三校联合后，曾负责搬运清华大学珍贵古籍南迁。在昆明时，他们一家疏散到离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梨园村）。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另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在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贯方经潘光旦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在唐贯方之子唐绍明的记忆中，清华大学的家属非常团结，谁家有好吃的，送给同事分享，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场面非常温馨：“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1］［1］唐绍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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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教授种菜　　　　
教授种菜
陈达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从事过中国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口学调查研究。1938年秋，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陈达参与了该所的筹划并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据陈达的记载，该所原址设在昆明青云街169号，“临翠湖，颇幽静”。学校和研究所重视人口研究。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每年拨款四万元支持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呈贡县进行开展，得到当地的支持。于是，该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陈达教授一家也随之疏散到呈贡。
战时生活困难，陈达教授为养家糊口，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回忆录《浪迹十年》中写道：
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每块不过宽一丈，长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厨房后种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陈达之子）下籽，成绩不佳，白薯尚好，谅可收七成。（二）西门内种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种籽由李悦立县长送来，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开花即已结实者仅二棵。（三）西门内往东，种刀豆、包谷、洋芋，成绩不如去年。（四）李福昌旧种烟草地，今年余改种萝卜、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结实，辣子不到三成，萝卜仅出十五棵。（五）往东，种刀豆，成绩甚佳。（六）往北，种黄豆，被马吃过两次，今虽又长，但恐收成不佳。（七）北墙边，每年余种西红柿……今年由莫刚老师增秧五十，种后先由松鼠偷食其茎，结实后松鼠又食其果……（八）屋东，种西红柿及南瓜，西红柿今年有黑病……南瓜为毛虫所食……（九）屋南即崇圣祠前，种西红柿及冬苋菜……几乎全军复没。（十）屋东南，雨季中，函高逸鸿兄买冬苋菜籽，寄到后即在此下籽，无出者……
陈达教授种的蔬菜，不是不出，就是被动物偷吃。教授为了生计种菜，收成不好。食物匮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种菜种粮，自力更生，不仅陈达教授一家，还有更专业的。
从1941年开始，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中国的上空作战数百次，成为令日军胆寒的“空中猛虎”。1943年的秋天，昆明的空袭威胁解除了。此后，联大教师陆续搬回到城里居住，但是中国战场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1944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大批外来人口又一次涌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导致了昆明物价的再次飞涨。
即便是住在唐家花园的终生未娶的单身教授陈岱孙、金岳霖，和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陈福田、朱自清，也为生计发愁。由于物价上涨，买菜的钱也不够了。于是，他们在唐家花园废弃的苗圃开辟菜园子。陈福田写信给檀香山的美国亲属，从美国邮寄来菜子。大家推举李继侗作为负责人和指导，种菜自给。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这是最佳选择，生物系有个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浇水，施肥。昆明的天气非常温和，一种，菜长势喜人。菜丰收了，自己动手，大伙开伙做菜，吃起来格外香。
除去唐家菜园，那时，联大的许多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小菜园，用来解决部分的食物。而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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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1938年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周培源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
这里一提任之恭、陶葆柽的特殊婚礼，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于7月28日在北平结婚，冯友兰为其主婚。就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城门关闭了，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北平就沦陷了。喜庆与惊恐相伴随。这个特殊的婚礼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将这个情节写入她的小说《南渡记》。
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旋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他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1］［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还遇到一次比失窃更糟糕的经历，从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抢劫。
那时，清华特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上课主要靠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有危险。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了，任之恭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游国恩（泽承）应好友罗常培邀请，到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执教。游国恩是《楚辞》研究专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专著《楚辞概论》。游国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
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住在离城二十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
住在乡间时，游国恩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他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住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先生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他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
游先生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1］［1］游宝琼《游国恩先生在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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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姜立夫、叶楷碾米　　　　
姜立夫、叶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南下，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份，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他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联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陆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空气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渐成气候，条件成熟。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文中写道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的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把米领到手，却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的，碾米的人，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刷刷地开动，你就得张开口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就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等不到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不得不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花费许多精力，可是，等把米弄回家，往往只有半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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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听到唐兰先生讲的古文字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朱德熙和汪曾祺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生的友情，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情也洋溢着干巴菌的清香滋味儿。
在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关于昆明干巴菌的记忆片段。朱德熙的老师唐兰先生是美食家，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恐怕只有唐先生家知道如何拣除干巴菌的松毛，松毛拣不干净，吃到口里如同针扎。朱德熙第一次吃干巴菌，就是在唐兰先生家吃用干巴菌做的打卤面，味道非常鲜美。
一天，朱德熙到唐先生家里去。见到唐先生和师母在屋檐下聚精会神地挑拣干巴菌中夹杂的一根根烂了的松毛。唐兰看到朱德熙来了，故意问他见过这东西没有。朱德熙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的古物，看着朱德熙大惑不解的模样，唐先生很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估计你也不会知道，这就是昆明野生菌子干巴菌，样子很不好看，吃起来非常好吃。”唐先生留下朱德熙吃师母做的面。朱德熙吃过，大饱口福，意犹未尽地对当时的未婚妻何孔敬说：“奇怪，唐师母做的打卤面真鲜，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香味，味很鲜，很好吃。孔敬，等我们结了婚，把汪曾祺、施松卿叫来，你给我们做回干巴菌吃，好不好。”
结婚后，何孔敬真的给恋爱中的汪曾祺、施松卿做了肉丝炒干巴菌，以飨好友。汪曾祺吃了赞不绝口。认为干巴菌是菌子中味道最深刻的。他曾写下过这样的顺口溜：“……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何孔敬在她的晚年回忆录中特意详细说明了干巴菌菜谱。干巴菌里不但藏有松毛，且有红泥沙土。先把干巴菌里的烂松毛一根一根地剔除出来，然后撕成一丝一丝的。在汪曾祺的印象中，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放在清水中浸泡，泡到没有红泥沙土为止。“配料肥瘦肉丝各半，红绿辣椒丝少许，猪油、素油皆可。先把油炝热了炒肉丝，放少许好酱油，炒到光了油，
再放上干巴菌、辣椒丝，一同炒一炒，就好起锅上盘了。”
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回忆初次品尝干巴菌：“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话真妙，可以想见干巴菌之美。汪曾祺还说：“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昆明出差归来，带回一大包干巴菌，从机场送到朱德熙家。朱德熙正在北大上课，何孔敬接过这包菌子，由衷地说道：“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如果说西南联大那一代人的友情清淡时如水，浓烈时如酒，那干巴菌的味道中隐藏着多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蕴藏着多少代表着情谊的“意思”。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昆明，干巴菌成为他们战时清贫生活最好的犒赏，成为风云激荡之中美好生活瞬间的一个符号标志，干巴菌上，留存西南联大学人的逝水年华和青春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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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冯至在联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疏散到昆明杨家山林场，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一篇题为《一个消逝的山村》的散文中，写采菌子：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即变成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
汪曾祺也在文章中多次写云南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野生菌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人间美食，联大师生对各种各样的菌子感情很深，面对摆上餐桌的大自然的馈赠，心生感激之情。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三种菌子是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先来看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这种菌子是联大食堂里的一道菜。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可能是大蒜放少了。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牛肝菌滑，嫩，鲜，香，很好吃。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
牛肝菌价极廉，而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折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就不好看了。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今人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1］文中这样描述青头菌：“青头菌也长得漂亮，美丽的绿斑如一幅染出来的水彩画，浅一块深一块很诗意地印在凹凸有致的菌盖上，活像一位头戴瓦帕的彝族妇女。想不到野生菌也有绿色的！我每次见到这种带点绿色的青头菌，就会想到那墨绿可爱的新鲜蔬菜，就有了想吃这种菌子的欲望。”
鸡枞，野生菌中名贵者。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在汪曾祺看来，鸡枞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子的特殊香气。
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鸡枞的做法：“放点腊肉或火腿肉片炒一下，放水煮出来，那汤汁白白的，浓浓的，味道与鸡汤一模一样，又鲜又甜。就算不放火腿肉，鸡枞炒出来照样像鸡肉一样鲜美可口。更高级的吃法是油炸鸡枞，吃起来香味扑鼻。炸时放点花椒，把鸡枞用油炸到七八成干后浸泡在香油中，可贮藏一年不坏。这种油鸡枞我们只舍得用来做佐料，煮面条、米线时放一点点，早餐就变得十分可口了。但这种山中美味，数量极有限，你就是翻几座山头有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窝鸡枞。”
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描述可知，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这种菌子在云南并不难得。汪曾祺讲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岁月沧桑，菌味依然。只是，西南联大那个时期的精神和风流，永远消逝在历史水云间了。时空转换，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大学生，如今健在的，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更加怀念云南的人间草木。
汪曾祺擅饮酒，微醺时，爱画几笔。他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跋曰：“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菌中岁月，纸上滋味，味中风云。笔者为写这篇小文，多次查阅汪曾祺的著作，每次沉浸其中掩卷之时，恍惚之间，想到这样一位极品的老头儿，已经仙逝十余年，思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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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费孝通品烤茶　　　　
费孝通品烤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这些学者是：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张文渊。另有《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还有清华大学近期毕业生王俊陶。28日，一行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
这些教师中的费、罗、潘、曾、孙5人，由宋希濂陪同，于2月5日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睡在洱海边的船上。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第二节“洱海船底的黄昏”中，可知当时的情形。“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潘光旦和费孝通坐在船上，两人闭眼静坐，享受这半个黄昏。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是烟和茶打破两人的沉默。费孝通写道：“潘公常备着土质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两人对着一船风声吞云吐雾，为增加兴致，问船家要茶。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什么呀，为何不去拿茶壶？费孝通感到纳闷，又有点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弥漫，满船春色。潘光旦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何为烤茶？费孝通以简洁而不失雅致之笔墨娓娓道来。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决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会，香味就萦绕。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稍等片刻，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烤茶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饮；是用来止渴，不是用来增加身体水分的。
费孝通在云南呈贡有名的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品了烤茶之后，“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费孝通对洱海船头的烤茶很满意，并发感慨：“可惜的是西洋人学会了喝茶，偏偏要加白糖。近来同胞中也有非糖不成茶的，那才是玷污了东方文化。”是呀，茶，原本极接近天然的滋味，得天地精华之原味，茶生在中国，自然是和中国的琴棋书画连在一起的，是经过儒释道之水浸泡过的，这滋味西方人难得其妙处。
汪曾祺对云南的饮食描写细腻，美食之中有悠长的文化韵味。查其《寻常茶话》一文，有对烤茶的描绘，但语焉不详。“我在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大理的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若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感觉别扭，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饮烤茶，讲究的是情境和氛围，要么像潘光旦和费孝通两位先生，在风生水起的船头，听欸乃声声，看暮色四合，苍山洱海渐渐被水汽和雾霭氤氲。要么像汪曾祺和知己二三子，在昆明淅淅沥沥的雨季，泡在茶馆，闲敲棋子，或者谈一谈联大的文艺演出……。此情此景，品烤茶，可暂时从抗战的硝烟和炮火中解脱出来，浮生偷闲，可抵一枕黄粱美梦。
联大学者鸡足山之游之后，收获了三种学人游记。罗常培的《鸡足巡礼》、《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收入《苍洱之间》一书；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上；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是年5月在《生活导报》连载后受读者欢迎，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出版单行本，4个月后再版。这书有潘光旦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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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联大学子的“八宝饭”　　　　
联大学子的“八宝饭”
联大的厨房当年由学生们轮流兼职。上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对此记忆犹新：“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公米”是劣质米，多年的陈米，非常粗糙，且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联大的学生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勺，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旋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一位不愿意披露真实姓名的中科院院士C在回忆西南联大时，提到当年他写给在重庆的恋人丽芸的信中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勺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正是如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坚强、乐观、感恩之心，促使着联大学子发愤
图强。八宝饭填不饱青年学子的肚子，却养育了坚韧忠贞的灵魂，后来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大多有过吃“八宝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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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四联大学者的住所】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战时物质匮乏，汽油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
1938年5月30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已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来到昆明已将一个月了，学校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了，学校搬来昆明后，诸事较前振作，功课虽然是在刚开学的几天，已很显出忙来了。尤其我们工学院的，今年每星期竟有三十五小时的课。”接下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了汽油箱：“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教室是在农业学校，两下竟距离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但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用汽油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汽油箱。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汽油箱改造的。汽油箱的功用，在联大正显出了伟大。”
汽油箱的确在联大显示出“伟大”，战前生活比较优渥的教授，对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里离不开汽油箱，而且箱箱计较。
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写到汽油箱：“闻昆明工学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只作床铺，盖既便且廉，向航空学校包购，国币一角一只。予遂效法购到三只。蒙自已涨价，每只索一角五分，叠至床前，聊当小柜，顶上可置盥洗杯具，内可置些衣袜。”看来，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为紧俏商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记道：“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五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
吴宓教授的满腹牢骚，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联大师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组合出多种家具使用。
用汽油箱还可以分割房间，形成独立的“自由王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室曾设在位于昆明崇仁街四十六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办事处都在这里。北大办事处是三层楼上的一间统的三开间的屋子，只南北有墙，东西两面都是板门，假使门全开了，外面还有廊，栏杆，就很像一个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两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间小房，放下床铺后，余下的空间恰好能摆上一张办公桌、椅和一个衣箱，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秘书章廷谦一人一间，章廷谦的那间是在南首，靠楼梯。后来，杨振声搬进来，在东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垒起来，和蒋梦麟的那间并排隔了一间。三人像下围棋似的，每人各占一角。
章廷谦的《在昆明》文中写到汽油箱的价钱和广泛的用途：“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个一角钱的代价向航空委员会买来的，除公用的外，就转让给同仁。因之不但同仁们的书箱，衣箱，柜子……果然都是它，还往往用三个箱子叠起来当作茶几，横摆着铺上一块椅垫便当沙发。还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样，犹如七巧板，一拼凑就凑出一个花样。八年来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离开昆明之前，我们也没有舍得离开它们。”
1940年，赵瑞蕻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和女友杨苡结婚了。两人的新居就在离翠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子里。两人用空汽油箱做书架，用空汽油箱搭成床。在此才安顿了一个多月，遭到了日寇飞机的空袭。1940年9月30日，两人跑警报归来，一进门，就被院子里一片惨相震惊了：围墙塌了一面，满地是折断的树枝。“打开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的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汽油箱，空空如也，但盛着联大师生们生活的艰辛、悲喜与哀惧。汽油箱见证了他们饱满充实、同仇敌忾的每一个日子。汽油箱伴随他们读书、写作、治学和休憩，珍藏了他们弦歌不绝的昆明岁月。
吴宓钱穆合租“天南精舍”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蒙自城墙外面，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这座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被称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
“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吴宓在这里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此时，文法学院已迁回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贺麟于4月21日与房主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间：“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室友之间有亲有疏，吴宓与贺麟过从甚密。不久，贺麟离开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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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何妨一下楼主人”(1)　　　　
“何妨一下楼主人”
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１９３８年初，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他却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
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为何不下楼，有一段隐情。后来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抗战已经到了1938年的春天，直到这个时候，联大教授中仍然有主和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在散步时，有时在饭桌上。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有详细描述：
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大体说来，不外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盖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战争，必有其准备，开始与其结束，亦必有其主和与主战两派，更必有其胜败之判别。此实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者。今兹所谓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只就笼统而言，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屈谋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逆料。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为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诸友偶或谓专研政治者当有所见。予辄谓苟向一般民众谈话，自应采取甲方立场，若关起门来，私相推测，尤其是为整个国家前途打算，则允宜力求客观，参考史例，而长期打算。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大概就是蒲薛凤《蒙自百日》文中说的“主和派”。当时陈寅恪和吴宓对抗战时局持悲观态度，哀伤的情绪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蒲薛凤文中的观点比较公允、客观。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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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何妨一下楼主人”(2)　　　　
1938年8月底，闻一多去贵阳接家眷抵昆明，住在福寿巷三号，这是陈梦家帮助闻一多租的。院子约三十平方米，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结构楼房，宽敞豁亮。闻一多一家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此时，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已经接到联大外文系聘书，教授法文。闻家驷一家住在楼上另一厢房。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
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那是怎样的居住条件呢？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如此相依为命的，又岂止是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呢？后来，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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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　　　　
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为昆师所在的西北城厢区，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均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不幸的是，有两位挤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飞机空袭，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空袭不仅使他们寝住难安，更给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古庙安家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一千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仁，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三十五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园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因其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位于云南呈贡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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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朱自清的住所　　　　
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陈竹隐去梨烟村看房子，在外语系教授吴达元家用丰盛的午餐。然后，朱陈夫妇访房东魏先生，他分给朱自清楼下三间房子，带一个厨房及一个女仆用的小房间。13日，朱自清将家搬到梨烟村。搬家共用了七个牛车和五个搬运工。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朱自清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从事早已酝酿成熟的对中国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但昆明物价高得惊人，身为知名教授，亦难养家糊口。计议再三，终于决定迁家到夫人陈竹隐的故乡成都。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昆明，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
朱自清在成都休假这一年，编写了两本国文教学的教材。
叶圣陶说：“1940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八九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两个人合作。因为1940年夏天到1941年夏天佩弦轮着休假，在成都家里住，可以逼着他做。去信说明之后，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1941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在东门外，我家在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完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
1941年4月30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办《文史教学》，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钱穆担任编委。
朱自清休假返回联大任教，仍然住在梨烟村，但妻与子留在成都。过了不久，朱自清由梨烟村迁居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和几个同事一起，住清华大学单身宿舍。此时，朱自清已经辞去联大和清华大学的行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沈从文多次到朱自清的单身宿舍，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这位严谨而清寒的学者，缺食少衣，除参与联大和同事的活动，生活有点寂寞：“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1］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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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　　　　
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租居于翠湖边巡津街尽头的昆明前市长寓宅“止园”。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硬化症复发，病倒约半年。
2月，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就读于“恩光小学”。后转进许地山办的“两广小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家庭生活：“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林徽因还给费慰梅描述了孩子们的情况：梁再冰常常带着一幅女孩子娴静的笑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待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1939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迁居昆明郊外麦地村的“兴国庵”，庵里的尼姑已经走空了。由于兴国庵里入住了营造学社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同仁，房子非常紧张，梁思成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半房子里。1940年5月林徽因迁居离麦地村两里的龙头镇龙头村，并在龙头村设计、监制了自己和钱端升两家比邻的住房。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介绍：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8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用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能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70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李济、钱端升），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罗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不久，金岳霖又在龙头村建房与梁思成林徽因比邻。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果然，刚刚安居了几个月，教育部的调令来了。中国营造学社再次随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迁到四川。11月29日，梁思成一家和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告别昆明的大批朋友，搬到一个远离大城市、环境完全陌生的小镇——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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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王力的“龙虫并雕斋”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从1938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对于联大师生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是，西南联大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越南、缅甸，原来是大后方的昆明成为前方。不过，由于美国卷入二战，成为同盟国，美军的空军飞虎队驻扎昆明，和来犯敌机空中作战，日军的空袭渐渐消失了。
日军刚开空袭时，有些人过分夸大空袭的危险，说像昆明这样大的城，用五百磅的炸弹，四角各扔一个，这座城就全完了。冯友兰回忆，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疏散”。
1940年秋，昆明城常遭敌机空袭，联大的教授都搬到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王力休假从越南回来，近郊的民房都被租完了，他只好到东北郊龙泉镇龙头村租一间民房。这是一间很矮小的破房子。当地农民习惯人畜同居，小小的房子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猪牛。这房子的主人搬了家，房子空了，楼上楼下的面积算起来还不到20平方米。楼下是关牲畜的，又脏又臭，四壁发黄，斑斑驳驳。王力觉得在这战争时期，有个安身之所就行。他稍事修葺，买点石灰粉刷了一下，就搬进来，住下了。房子的门低得能碰头，屋顶的瓦片能见日光，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王力和妻子夏蔚霞刚开始很不适应，时间长了，安之若素。王力在大门两边贴了副春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他进门时，总爱念一遍字迹漫漶的春联，道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自慰。
龙头村离昆明十多公里。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
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这个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战时学者的居住条件急遽下降，清贫至此——装一盏电灯，对教授来说，是经济上的难以承受之重。省吃俭用装上电灯后，欣喜若狂。
1943年，广东人在昆明办的粤秀中学聘请王力兼任该校校长。王力把家搬到这所学校。居住条件较之以前大为改善。他的住所前面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两颗挺拔的棕榈树。此时，王力经费孝通介绍，一面为《生活导报》开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一面又应《中央日报》增刊之约，为该刊写小品文。这个专栏叫“棕榈轩詹言”。詹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指的是小言，以示自谦。
王力在龙头村居住时，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那时，他为《星期评论》撰写小品文，专栏名为“瓮牖剩墨”。“瓮牖”指他在农村居住的陋室；“剩墨”指业余之作。
王力业余时间致力写小品文，闻一多曾直言提出批评。认为王力作为语言学家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斗志。王力并不认为轻松有趣的小品是无聊乃至堕落。“龙虫并雕斋”是说，他在书斋既“雕龙”也“雕虫”——“龙”指他的学术著作，“虫”指非学术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普及性的文章。
笔者曾阅读过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仅仅看题目就可略知一二，既有直切时弊、关注民生的文章（《路有冻死骨》《战时的物价》《疏散》等），也有描摹个人见闻、世情百态的小品文（《辣椒》《劝菜》《西餐》等）。王力的小品文，题材广泛，涉及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教化，人情世态，新亭之痛，黍离之思。掀起了战时昆明社会画卷的一角，亦可折射战时联大学者的生活窘况。
王力为何写了大量的小品文，他在文中自嘲地说“完全为了稿费”，为了补贴生活，让饥寒的生活窘况稍有缓解，这是一方面。更大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隐讽，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和发言。从“满纸荒唐言”中可看出“一把辛酸泪”。
1983年8月，王力重返昆明，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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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费孝通为孩子出生找房子　　　　
费孝通为孩子出生找房子
位于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曾是费孝通《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重要著作的诞生地，他的大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
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毁坏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的住所，14日他便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李保长家租住，一住就是5年。李保长家正屋四开间楼房，已经有一半租给同济大学的周先生等三家人。费孝通只好租住了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它们的猪圈，楼板的材料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法拼得太紧密，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可以上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壁还没有起，只用草席挡着风。他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交涉了半天，只是把板壁这一件事做到半件，至于猪圈，则没有任何进展。房东说猪的收入比全部租金大好几倍，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点救济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费孝通对房东心怀感激：“他给我这炸弹不会炸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生命的威胁。”
费孝通更大的麻烦是住了不久以后，费孝通夫人怀孕了，房东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个警告：他的孩子决不能在这里出世。房东决不是有意为难他，仅仅是为了遵照当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的血光一冲，则殃及这家人的子子孙孙。
费孝通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政府虽有明令，郊外房东不得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保护孕妇，但是乡下人碍于风俗，不准在他家生育也有他们的道理。费孝通转而求助于卫生院，不巧的是卫生院设在该县的圣地文庙，在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当地人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此事真是急得费孝通团团转，最后不得已找到县城的一位广东太太，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黑得看不清楚钞票数字的房间，孩子总算可以在屋内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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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华罗庚：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华罗庚：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西南联大有“数学三杰”，就是指华罗庚、陈省身和许宝马录。虽然他们当时都只有三十多岁，但都已成为名教授。
1938年秋，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他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与陈省身、王信忠同居一室。后来，华罗庚的房子被日机空袭炸毁。华罗庚逃过死亡的劫难，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了援手。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这位数学家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当时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的。而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几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罗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华罗庚不仅感慨万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
在当时的联大学生徐利治的印象中，“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常常乐于谈到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他喜欢在饭桌上做研究，因为他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1］
天气热的时候，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数学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几年以前，华罗庚在大洋彼岸追随他的英国导师研究“华陵——哥德巴赫”这一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为了纪念自己取得的成就，他给女儿起名字：华陵。从华陵到华光，两个名字包含了这位中国数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辉煌和所有的辛酸！
英国学者李约瑟到昆明进行学术交流时，曾这样评论当时的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得到两个鸡蛋，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望着桌上剩下的那4瓣鸡蛋，眼泪不由得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梅贻琦日记》中也提到此事。《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大病一场，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1944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昆明附近很少再听到空袭的警报声，华罗庚这才告别了在大河埂村整整住了3年的牛圈，回到城里，住在一间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破平房里，继续他的研究。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它的创始人，便是在牛圈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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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教授的“荤段子”　　　　
【五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教授的“荤段子”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清华在战前曾在长沙开始建筑部分校舍，此时还没有完工，因此长沙临大主要租用长沙圣经学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
潘光旦任教清华大学时，沈茀斋（沈履）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长沙临大在湖南岳麓山建校舍，他们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对沈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笑得喷饭。
现存的潘光旦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大教授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很人性化，也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趣盎然，常常说些既谑又雅的“荤段子”。随手举几例如下：
其一：余与海宗（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其二：之迈（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其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其一中的“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巨的一层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其二，陈之迈和黎锦熙的女儿黎宪初长沙结婚一事，可参见《吴宓日记》，黎宪初是和吴宓一行由北平到长沙，吴宓对黎宪初曾有短暂朦胧爱意。“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隐喻“自慰”，十分明显。其三的“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这明显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说“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这样的玩笑对于发掘古典文献注释《性心理学》的潘光旦来说，是自然的，没有广博和雅致，也不会有学者意气相通的灵犀一点。
当年鲁迅作《中秋二愿》，其中之一是“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即使战争期间，恐怕也不容易。谁也无法把“性”和“人性”完全脱离。教授的“荤段子”，如果没有佛学、陶诗和史记的背景知识，听者准一头雾水，哪里笑得出来？今天的“荤段子”，娱乐就是“愚乐”，低俗，直白，真是围绕“脐下三寸”，没有一点文化含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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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师生都爱泡茶馆　　　　
师生都爱泡茶馆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曾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20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赵瑞蕻说，“泡茶馆”已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联大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
联大的师生为何爱“泡茶馆”？原因有二。其一，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宿舍里光线太暗，阴冷，潮湿，同样没有书桌，而且也嘈杂。所以昆明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其二，有一段时期，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呢？进茶馆。
吴铭绩的《联大生活追忆》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联大学生进茶馆读书的情形：
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
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学生吃过晚饭，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的地区的茶馆。四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的茶馆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馆老板看到学生占茶桌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我们这些穷学生，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不再提壶来给你冲水罢了。不冲开水倒也不在乎，反正茶客之意不在水，而在借电灯之一缕微微光也。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联大学生泡茶馆读书、复习。“到了考试时，图书馆经常要很早就去占位子，后来者就每每向隅，茶馆里的生意自然就更兴隆了。”
读完书，温习完功课，娱乐就在茶馆，在茶馆聊天，打桥牌，或者下棋。
玩桥牌是最普通的娱乐，就只有茶馆里最适宜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泡上几杯茶，一包花生米，任你高兴的时候吵闹，牌坏的时候叫倒霉，都没有人来管你。有客人来要招待或是几个熟朋友要聊聊天，也只有在茶馆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教授们的怪脾气，学校里前几年的轶闻琐事，某个女同学又如何，你都能在茶馆里不劳而获。
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1］［1］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联大学生泡茶馆，还把这一风气带到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叙永分校缺少图书馆和阅览室这些基础设施，茶馆仍是学生读书的地方。四川的茶馆有个规矩，茶客临时走开，只要把茶杯的盖子斜扣在茶杯上，茶座就被保留下来，回来可再继续喝茶。学生们就这样花一杯茶的钱，坐上一整天。有时有的学生连茶钱也付不起，就只得来碗“玻璃”（即白开水），用它来占座位，那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茶客了。大多数的学生宁愿选择城中的一座小公园或河滩空地作为他们温习功课和切磋学问的场所。
和学生相比，联大的教授泡茶馆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回忆：“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师生聊天的场所不限于茶馆，刚走出小茶馆，又在小吃摊相逢。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
泡茶馆泡久了上瘾。汪曾祺的《泡茶馆》文中写到了一个“泡茶馆的冠军”。这个同学姓陆，一怪人，还是研究生，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个陆同学，和今天泡网吧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相似，同样的痴迷，当年的陆同学是读书，今天的大学生是游戏，沉迷不知归途。
汪曾祺的记忆中，还有一个“茶仙”——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昆明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致被尿憋死。
人分三六九等，茶馆也有大小之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
李政道把昆明的茶馆比作巴黎的咖啡馆，是文人雅集之处，也是激发创作的地方。联大学生在茶馆写论文和读书报告，而汪曾祺在茶馆写过小说，答过考卷。有一次，汪曾祺于茶馆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有点类似古诗人，题诗于壁。这使汪曾祺大为惊异，他纳闷，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大茶馆有文艺演出，多是民间曲艺，有时唱围鼓，吸引茶客，这叫“吃围鼓茶”。茶馆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汪曾祺泡茶馆，丰富了人生阅历，在茶馆读世阅人，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没有泡茶馆的经历，恐怕不会写出汪氏独特的小说，也不会有《沙家浜》“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样脍炙人口的唱段。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总结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还有一首诗，回忆当年泡茶馆的时光：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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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　　　　
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
当年昆明有一条佛（福）照街，夜幕降临自成夜市，大约摆有五六十个旧货地摊，每一个地摊上都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施蛰存说，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这些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有五金、电料、零件、衣服和日用品之类，一般不会引起联大学者的兴趣，往往看一眼就走过，但偶然也会有意外发现。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1939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雕塑家江小鹣，也经常逛福照街夜市的古董摊。几个古董摊子都是古籍旧书、文房用品、古瓷玉饰、漆器绣品，还有象牙、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来的人都拥挤在这样的摊子前，使摊主索价日益见涨。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收得最多的是一种缅甸漆器，叫缅盒。有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沈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1942年，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缅盒）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
沈从文买来的小件古董，并不独赏，常和朋友、学生一起分享。看到朋友喜欢时，沈从文就慷慨地送人。
沈从文淘古董，有时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并谎报价格“骗”老婆。
文人爱书，尽管手头拮据，却又爱光顾旧书店。沈从文除了淘古董，也买旧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施蛰存在昆明夜市买过两方古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是沈从文劝他买下，花了四元中央币。后来，施送给了林同济的美国籍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施蛰存也热衷于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他早先在清人诗集以及笔记里读到，云南人在缅甸经商一般都要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赠妇女。施还买过一个有三格的小缅盒，朱漆细花，与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相仿。
1940年3月，施蛰存离开了昆明。福照街，这一联大学者淘古董的好去处，也没有逃脱被日寇轰炸的命运。1941年2月3日沈从文自昆明复函施氏，还提及福照街，其中写道：“金碧路毁去三分之一，小东门、平政街、螺峰街尾各毁去一部分，正义路上半段炸毁约二三十铺面，佛照街损失相差不多。文化巷大半毁去，钱局街情形约同。文林街近大西门一段毁去，云大、联大各毁一部分。”
1988年，沈从文遽归道山，施蛰存闻讯连夜写了一幅挽联，托老友包谦六先生书好，寄给张兆和女士，以示哀情。挽联曰：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滇云”指两人在昆明的交游。施蛰存写这挽联时，会想起两人一起淘古董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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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在抗战前的北平，多数学者爱收藏。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史家张子高喜欢收藏古墨，是著名的古墨收藏家、鉴定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古墨研究和考证文章，他同叶恭绰、张綗伯、尹润生三位收藏家合编了《四家藏墨图录》一书。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蜇（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作鉴定。这两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搜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有一个小故事，令人莞尔，可以看出那时学者搜旧书的癖好。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回去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北大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在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迺抟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作风和装束。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他经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赵迺抟能够信手拈来古诗，和他喜欢旧诗有关。
赵迺抟以藏书丰富自傲，收藏线装书已到很高的境界。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方殷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佩剑情结”，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抒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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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联大教授爱昆曲　　　　
联大教授爱昆曲
在战时的昆明，联大的教授爱好昆曲。笔者收集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先来了解一下昆曲。昆曲原称昆山腔，简称昆腔，最初是江苏昆山一带民间流行的南戏（宋、元时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戏曲，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的清唱腔调，数百年来对许多地方戏曲都有深而且广的影响，是我国最古老的声腔之一。因此，一般文人学士都喜欢把昆曲作为古代戏曲音乐的活化石来欣赏、品味。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马录、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叁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去了重庆，从《梅贻琦日记》可知，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来拜访，有时，为梅校长清唱昆曲。
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秦泥执笔的《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纪实》文中提到，当时娱乐活动极端缺乏，1941年春节，学校放假唱了几天京戏，戏班子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自己组织的。在叙永分校就读的张之良在《我的大学生活》文中也写道：
春节到了，由杨振声教授支持唱了五天京戏。记得有一个剧目是《苏三起解》，是工学院姓王的同学主演，他在北平时，从小在家请家庭教师教戏，所以表演唱腔均好。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参加中印空运工作，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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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　　　　
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1942年下学期，杨毓珉和汪曾祺同时听《中国文学史概论》，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杨毓珉回忆：“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记得最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
汪曾祺最喜爱的课外活动是演戏和唱昆曲，特别是唱昆曲。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汪曾祺不仅闻讯参加，而且很快成为这个曲社的积极分子。几乎每次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学生唱昆曲的主要教师是陶光，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每次做“同期”（昆曲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同期），吸引了联大、云大的许多师生。特别是一些驰名学术界的教授、学者也来曲社参加活动。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昆曲大家，不只会唱一般的曲子，如数论专家许宝马录，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许宝驯的弟弟。有一次，许宝马录听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为欣赏，主动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当然高兴。那天，汪曾祺按时去了，许先生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汪曾祺觉得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这印象几十年也没有忘记。［1］［1］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也是非常喜欢昆曲。读联大时，朱德熙与何孔敬谈恋爱，两人带着干粮，在大观楼茶馆，朱德熙教何孔敬唱昆曲，一唱就是一天。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
1941年朱德熙住在文林街地藏寺巷2号，那里成了他和师友的文化沙龙。联大的老师杨周翰、王还夫妇、单身教师李赋宁、大络腮胡子沈有鼎是常客。李赋宁会拉琴，随时拎一把胡琴唱京戏。汪曾祺来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的好友郑侨（郑孝胥的孙子）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油光光的，毫不在乎，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联大师生多半生活清贫，但在百物飞涨、人心浮躁之际，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算得上是浊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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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苦中作乐打桥牌　　　　
苦中作乐打桥牌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
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吴大猷在其著《回忆》中写到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的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的“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做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都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打桥牌在学生中也盛行，有时，师生同乐。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约陈省身、许宝马录两位教授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3NT）’改打‘四红心（4H）’，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打桥牌本是一种消遣，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对牌战就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住玉龙堆宿舍的大多是单身教授，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1：00，喧闹特甚。
联大外文系美籍教授温德热爱中国，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情形相当了解。似乎对教授打桥牌颇有微词。某日，吴宓去云瑞中学看望温德：“又谈国事。Wingter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温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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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看电影　　　　
看电影
不论任何时代，大学生最喜欢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联大的学生爱看电影，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除了玩桥牌之外，电影也是联大同学最普通的娱乐。因为物价的高涨，音乐活动在这里仅限于唱唱歌，或是到美国领事馆及附近的学生服务处、文林堂听听唱片音乐；而运动方面，打打球还要考虑到鞋子的“损耗”，其它就更不必道了。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道：“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当时放电影，也有国民党的思想教育渗透。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很快就公映了。
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30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在何兆武的记忆中，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
文艺片很受联大师生的欢迎。《简·爱》、《乱世佳人》，都在昆明上映。还有音乐片，像讲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有联大学生看了五六遍，里边的插曲大学生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的是Paul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还有MerleOberon和LaurenceOlivier合演的《呼啸山庄》，LaurenceOlivier和Joan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看电影的一大乐趣是品评、欣赏电影明星。1945年、1946年，昆明上映的影片中，IngridBergman、ClaudetteColbert、SpencerTracy、PaulMuni、GreerGarson、VivienLeigh是联大同学最欣赏的明星，也有人欣赏BettyGrale一流人物，但决没有人欣赏CarmenMirenda，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联大同学的爱好。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名著的名字非常相似。何兆武说：“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
联大理工学院靠近拓东路。拓东路是昆明繁华区的东南边缘，西端是南门外的金马碧鸡牌坊，东端则建有一个大体育场，其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可自由使用。马路可通行双向的大卡车，街道两旁有不少商店饭店等，附近有两个电影院，院内设有同声翻译设备，观众可直听原声和当地较土的“官话”口译。
汪曾祺刚到昆明时，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那时的电影院都有包厢）的一角以意为之的加以译解，叫做“演讲”。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看电影“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点打起群架。
看电影，本是娱乐，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1945年4月，联大学生准备隆重纪念“五四”的计划一经宣布，国民党云南党部就紧张了。他们一面通过昆明市政府密令各学校阻止学生参加，一面严令各报刊不得刊登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同时还让昆明3家电影院赠送5月3日、4日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地下党组织立即在训导处门边墙上贴出“大字报”，抵制这个活动。“大字报”称，免费票计划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阴谋诡计，其实是国民党省党部利用公款买的票。看到领电影票这个告示，有学生当场把票撕掉，并把票根贴在墙上；工学院学生决定全体拒绝赠票，并用数学公式说明其原因：“电影票钱=一斤猪肉=大学生的灵魂？！”联大的学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原想拒绝领票，后来，有人建议把电影票转给难得看上电影的伤兵、居民和流浪儿，于是，由学生自治会一起领票，并照此办理。
关于电影票斗争最后的话是联大的历史系吴晗教授说的。他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捕捉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抗战时期的昆明，看电影，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没有空袭，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电影是稀奇的。杨振宁就读西南联大，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声光电影七十载，那青春的印记和影像，封存在经典电影之中，那里面有联大学人的泪水和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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