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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十分礼敬孟子，但孟子也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滕文公的弟弟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请教孟子，大概是表现得有些倨傲，孟子对他十分冷淡。事后孟子向弟子们解释了原因。
孟子说，作为师长，我不愿意回答别人向我请教的情形有以下几种，一是凭借自己的地位，二是标榜自己的贤德，三是依赖自己年纪大，四是依仗自己的功劳，五是凭借老关系。而滕文公的弟弟呢？在第一条和第五条上都犯了忌讳。
虽然滕文公对孟子十分敬重，将他们师徒安排在被称为“上宫”的滕国最高级的馆舍下榻，馆舍的工作人员却对他们鄙夷不屑。孟子师徒到达馆舍的当天下午，有一只尚未织成的草鞋放在窗台上不见了，他们竟怀疑是孟子的弟子偷去了，便来询问查找。孟子很不高兴，反问道：“你以为他们是为偷鞋而来的吗？”
由于滕国的政治环境始终满足不了孟子的预期，他在滕国也渐渐心凉下来。听到梁（魏）惠王广纳贤才的消息，他就离开了滕国。
梁惠王用谦卑的诏令和厚重的礼金聘请贤者，这固然是很有号召力的；但他急于求成，想要称王称霸的功利主义心态也着实令孟子不爽。两人之间的摩擦最多，但擦出来火花也最多。
摩擦的焦点，就是义和利的理论交战。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梁惠王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理，就是寻求利己、利国的智慧。
孟子紧紧抓住梁惠王所提到的“利”这个概念，劈头驳论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
孟子这样讲，是为了逐层解构掉在梁惠王心中牢固的那种“利”的信仰，接下来就是“危言耸听”的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必须要渐渐接近对方的要害。其实，孟子在这里是有偷换概念之嫌的，因为梁惠王问的“利”明明是“有利于”的意思，是个动词；而孟子的回答中“利”却变成了“利益”，是个名词。墨子是经常运用这样的小技巧来论辩的。
孟子接着说：“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作为统治者，建构起一个围绕“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会直接危害到自身的安全。安全尚且无力维护，名誉、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
“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这才是孟子最终的目的。那就是把论争引向自己要建构起来的以“义”为核心的焦点中，从“义”有利于君王生发，再去设想它对于老百姓的好处。否则的话，诸侯王正是所有贪欲的终极进攻对象，还哪有好日子过啊。只有施行仁义，才能把所有的善意和美德汇聚到圣王这里，君王才能有最大的安逸和美誉。
等到孟子再次拜见梁惠王，对方就没有那么倨傲了。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此为乐吗？”这多少还有点盛气凌人的架势。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此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周文王开始规划建造灵台的时候，经过了仔细巧妙的设计和安排。天下百姓都积极主动前来帮忙，很快就把灵台建好了。这本来不是一件着急的事儿，但老百姓们干劲十足。文王在灵园中游览，母鹿就趴在草丛中。肥大的母鹿毛色丰润，洁白的小鸟羽翼丰满。文王在灵沼游览，满池塘的鱼儿都欢欣雀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么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暴君同归于尽。即使暴君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孟子最后暗里将无礼的惠王与夏桀这样的暴君类比，充分体现了他“说大人，则藐之”的态度和技巧。
要做到论辩中观点的充分表达，就必须有优于对方的心理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才可以激发出更加活跃的思想。要是自己首先就怯了，是不会说服对方的。因此，地位低下的人就必须忘掉自己卑下的身份。在孟子看来，作为掌握真理的知识分子，是完全可以藐视愚蠢的统治者的。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喜欢听取善言，不把自己的权势放在心上。古代的贤能之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乐于自己的学说，不把权势放在心上。所以，即使是王公贵人，如果不对他恭敬地尽到礼数，也不能够多次和他相见。相见的次数尚且不能够多，何况要他做臣下呢？”
“在与梁惠王、齐宣王的对话之中，孟子似乎宽容了王公们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然而，我猜测孟子考虑到了谈话对象的道德承受能力，采用了说服性的修辞技巧。这两位王宫不会愿意放弃他们规模宏大的苑囿、花费巨大的嫔妃以及豪华的宫殿。尽管孟子无疑相信，一定程度的奢侈是统治者参加活动时必不可少的附属条件，但当他们问他享受这些奢侈品是否合法时，他却坚持认为，只有当人民能够享受大体过得去的生活时，这些奢侈品才是合法的”。[1]后文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他对齐宣王循循善诱的例子。
终于，梁惠王肯安安静静地听教训了，再一次见面，他说：“我很乐意听您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于是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够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该是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偶木偶太像活人而用来陪葬罢了。在上位的，又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孟子巧设圈套，一步步地把梁惠王引入縠中。
梁惠王最终道出了自己的苦恼：“魏国曾一度在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这时候，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都死掉了；西边丧失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受楚国的侮辱。我为这些事感到非常羞耻，希望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我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说：“只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使天下归服。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身强力壮的人抽出时间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上级。这样就是让他们制作木棒也可以打击那些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
“因为那些秦国、楚国的执政者剥夺了他们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够深耕细作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离西散。他们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大王去征伐他们，有谁来和您抵抗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王请不要疑虑！”
孟子倡导的是王道，即对百姓施以仁政；而梁惠王崇尚的是霸道，即以暴力征服天下，道不同，不相为谋。尽管梁惠王一次次被孟子说得无言以对，但最终没有信任孟子，没有让孟子执政。在历史上，梁惠王有行政权，但却没有话语权，话语权始终被孟子掌握着。但在一次次畅快淋漓的驳论背后，孟子得到的却都是一些无言的结局。孟子的快乐，只是口头上的。
梁惠王是贪婪帝王的代表，在5段对话之中，梁惠王的态度由傲慢到轻蔑，再到困惑到求教，最后至于恳切，他的态度变化本身也是孟子一种自我的话语欢欣。
处在与孟子对话另一端的诸侯们，往往被描述成非常不堪的形象，这肯定是孟子有意的建构，是一种文学目的的追求。这一思路影响深远，在今天，学者们谈起国家领导人，无意识中还是喜欢把他们描述成这样的形象，而事实上以学者和文人们领导的国家并不一定比政治家们领导的国家会强大，事实上往往相反。
对孟子的理念，梁惠王以“迂阔”视之。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孟子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太高远了，而是有点拘谨，“荀子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无名指摘树之以桑，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已。由孟子此说，乃与龚遂之法相似，为郡太守固有余，治国家则不足，以其不知大体，仅有农家之术也”。[2]确实，荀子言性恶，崇尚礼治，尽管有令人骨冷之处，但却把政治从“家天下”扩展到了“公天下”，循此才有了韩非子的大国法治观念，这些，都是对儒家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
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所以说，对时代的认知是首要的。
王业的建立，要采取教育的方法。霸业的建立则采取的是威慑的手段，比如大秦帝国的一统天下。不管是王业还是霸业，都要面对共同的守成任务。在这个时候，强迫的手段对于形成良好的秩序就非常重要。
比方说把我们的身体看成是国家，怎么对待它？首先要认知保健的常识，这是王道；其次要让他认知疾病的危害，这是霸道。要是弄乱了，不是正常人被吓死，就是害病人充耳不闻。而通过一些强迫的手段让它在正确的饮食和运动中获得健康和长寿，则是“守成”，这又是仅仅靠说教和恐吓实现不了的。
对待事业的道理也是如此，而且还要看事业所处的不同阶段。水势浩荡的时候不去疏导，而举火来攻，只能自取灭亡；大火冲天的时候不断开周围的茅草，只能愈演愈烈；水火互不相犯的时候，去水中燃火，或者火中护水，只能是凤凰涅槃。
由于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实际的运用中，王道、霸道其实都是一种混杂不清的哲学。而适合于创业初期的霸道，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值得警惕的是，天下以霸道取，但不可以霸道持，五霸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历史演出，只证明了霸道的短寿。所以，在荀子看来，天下还是要以王道来统治，方能长久。霸道与王道配合，事业才能成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纵观历史上开国两代帝王之间的角色分工，大体都是这样，打江山的老子用霸道，而坐江山的小子用仁术，何谓仁术，仁德之术，即以对最广大人民利益负责的方式获得最广大的拥护。
梁惠王死后，襄王即位，孟子和他互相瞧不上。
孟子见了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说：“远看不像个国君，到了跟前也看不出威严的样子，他突然愣头愣脑地问我：‘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要统一才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又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他又问：‘有谁愿意跟随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我又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意跟随他的。大王知道禾苗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天旱的时候，禾苗就干枯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禾苗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得住呢？如今各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着他来解救了。真像这样，老百姓归服他，就像雨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啦地谁能阻挡得住呢？”
对于孟子这样深情渲染的仁政图景，梁襄王是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
出于对梁襄王的不屑，孟子离开魏国，到齐宣王那里去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周游，孟子的名气已经积累得很大了。这次到齐国，追随者人数众多，弄得新即位的齐宣王都感到好奇，甚至派人私下打探孟子有什么异禀。孟子得知后，叹道：“我有什么不同常人的呢？尧、舜的形貌也和常人没什么不同啊。”
齐宣王壮大了稷下学宫的声势，吸引了包括邹衍、荀子在内的很多知名学者。他给学者很高的待遇，礼贤下士，但本质上他还是政治家的立场，希望学者们帮助自己迅速富国强兵而已。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有关公卿的问题。
孟子说：“大王问哪一种公卿呢？”
宣王问：“公卿还有不同的吗？”
孟子说：“不同。有和国君同宗的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宣王说：“请问贵戚之卿应该怎样？”
孟子说：“作为贵戚之卿，国君有了重大错误，就要劝谏，反复劝谏还不听，就另立国君！”宣王一下子变了脸色。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挑战国君世袭的尊严，是要具有极大勇气的。
孟子又把语锋转圜回来说：“大王不要奇怪。大王问我，我不敢不直接回答您。”
宣王脸色恢复了正常，然后问：“异姓之卿应该怎样？”
孟子说：“作为异姓之臣，国君有过错，就要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就离开。”
尽管理论上来讲，孟子的理念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但在宗法社会，换掉不称职的国君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好的想法罢了。真正能落实的，也就是异性之卿（比如孟子）的黯然离开而已。
齐宣王礼敬孟子，孟子对齐宣王的态度要比梁惠王好得多。他对齐宣王付出了很大的耐心，但最终齐宣王还是难以执行孟子的“仁政”。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待了三个晚上，有人误解孟子是后悔了，留恋富贵。有个士人尹士甚至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就是不明智；知道齐王不可能，然而还是到齐国来，那就是为了期求好处；不远千里地来见齐王，不相投合而离开，却在昼地住了三夜才走，为什么这样滞留迟缓呢？”
这又是个两难的命题，两种假定必定有一个是真的。不管哪个是真，都对孟子的形象有损。孟子是怎样回应的呢？
孟子说：“那尹士哪会懂得我呢？千里迢迢来见齐王，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相投合而离开，难道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是不得已罢了。我住了三夜才离开昼邑，在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了，或许齐王会改变态度的。齐王如果改变了态度，一定会召我回去。离开了昼邑，齐王没有追我回去，我这才毅然下定决心回老家去。我虽然这么做了，难道肯舍弃齐王吗？齐王还是完全可以行仁政的。齐王如果任用我，岂只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安宁，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宁。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期望着他能改变！我难道像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吗？向君主进谏不被接受，就怒气冲冲，脸上显露出不满的表情，离开时就非得拼尽一天的气力赶路，然后才歇宿吗？”
孟子反击了说他“不智”或者“不廉”的指责，申明了自己“从道不从君”的立场。尹士听了这话，慨叹道：“我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在归邹后，门人感觉孟子心情不太愉快。孟子说：“每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也必定会有闻名于世的贤才。从周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年数说，已经超过了；按时势来考察，该出现圣君贤臣了。上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罢了，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
尽管嘴上不服软，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孟子对于自己终生不遇圣王的遗憾，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德担当之气，也只能浮动于自己晚年与弟子合作的著述中了。
这是一个注重个体的年代。作为一个普通人，人们纠缠于应该做孔子还是做庄子；作为一个领袖，人们纠缠于是做老子还是做孟子。老子是很功利的，他告诉我们一切谦下的行为都是为了对自然之道的模仿，为了获得群众的拥戴。孟子用以说服人主的其实也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只可惜，孟子生不得其时。当他说服梁惠王的时候，法家的商鞅在秦，兵家的吴起在齐，富民强国的变革收到了迅速的成效，统治者不可能有那份耐心来执行孟子的王道之策。
[1]（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2]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